标题 | 野天鹅(threedaughtersofchina)(41) |
正文 | (承上) to my grandmother and my father who did not live to see this book---jungchang jungchang作品 归田园居翻译 13.“千金小姐”-----在特权的保护罩里(1958----1965) 1958年,当我母亲带着我到一所小学登记入学的时候,我上穿一件灯芯绒夹克,下穿一条法兰绒裤子。我的头上戴着粉色的发带。我们径直走进女校长的办公室,女校长和督学,还有一名教师正在等我们。他们都在朝我们微笑,他们尊敬地管我母亲叫“夏主任,”他们待她就像待vip。之后,我了解到,学校处在我母亲部的管辖之下。 这次会面很特别,因为我才六岁,通常,他们只收七岁以上的孩子,因为没有那么多学校。但是,这次,甚至连我父亲也不在乎违反规定,因为他和我母亲两个人都想让我早点儿入学。我流利的背诵经典诗词,还有我漂亮的书法,让学校相信我确实很棒。在标准化的入学测试中,我令女校长和她的同事非常满意,我做为个案被接收入学。我父母为我骄傲得不得了。很多他们同事的孩子都被学校谢绝入学。 每个人都想把他们的孩子弄进这所学校,因为这是成都最好的学校,是全省顶级的“重点”学校,要进重点中小学和重点大学非常难。入学严格执行择优录取的原则,官员家庭出身的孩子没有优先权。 无论什么时候,我被介绍给一个新老师,他们总是以“常主任和夏主任的女儿”的身份介绍我。作为她的一项工作,我母亲经常骑车来学校,检查学校运行得怎么样。一天,天气突然变冷了,她给我带来了一件厚的绿色的灯芯绒上衣,上衣的前襟绣着花朵。女校长亲自来到教室,把上衣递给我。全班同学都盯着我看,我窘迫急了。像大多数孩子一样,我只属于同龄的伙伴,我只想被同龄伙伴接受为他们当中的一员。 每周,我们都要考试,结果被贴在通知板上。我总是班上的尖子生,这让在我后面的那些学生很是不忿。有时,他们在我身上撒气,管我叫“千金小姐,”他们会在我书桌的抽屉里放一只青蛙,会把我的小辫绑在椅背上。他们说我没有“集体精神,”说我看不起别人。但是,我知道,我只是喜欢什么事都靠自己。 课程就像西方学校的课程一样,除去我们必须得去炼钢的那段时间。没有政治教育,但是,我们得做很多体育锻炼:跑步,跳高和跳远,还有强制的体育活动和游泳。我们每人都有一项放学后的体育运动;我被挑选出来打网球。起初,我父亲表示反对,他不愿意我成为一名女运动员,成为女运动员需要意志的磨练,但是,那个网球教练,一个非常漂亮的年轻女人,来看我父亲了。她穿着迷你短裤。在我父亲的其他工作当中,他还负责全省的体育运动。教练送给他最迷人的微笑,并且告诉他,因为,网球,一项最精致的体育运动,在当时,在中国开展得不够广泛,要是他的女儿能够“为国家”做个榜样,那就太好了。正像她说得那样,为了国家,我父亲只能让步。 我爱我的老师们,他们非常出色,非常有才能,能把他们的科目教得既刺激又令人着迷。我还记得一个物理老师,一个叫大力的先生,他教我们把一颗人造卫星送入轨道的原理,还教我们人类拜访其他行星的可能性。在他的课堂上,即使是最不守纪律的男孩也被粘在了他们的座位上。我无意中听到一些学生说,他曾经是个右派,但是,我们谁都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对我们来说没什么不同。 若干年之后,我母亲告诉我,大力先生是一位作家,他写儿童科幻小说。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因为他写了一篇关于米老鼠偷粮食,从而肥了自己的文章,这篇文章被断言是在暗中攻击党的官员。他被禁止写作,他正要被遣送到农村的时候,我母亲设法把他调到了我们学校。几乎没有什么官员有足够的勇气重新雇佣一个右派。 我母亲是足够勇敢的,这也正好是她负责管理我们学校的原因。按照地理位置,学校应该处在成都西城区的管辖范围之内,但是,城市的权威部门却把学校分配到东面的我母亲的城区,因为他们要让这所学校得到最好的老师,尽管这些教师有“不良”的家庭背景。我们学校的督学就是一个国民党官员的妻子,这个国民党官员还在劳改营里。通常,有她这样背景的人,就不能再占有这样的工作,但是,我母亲拒绝调走他们,甚至还给他们评定荣誉等级。我母亲的优越感准许她这样做,但是,他们要她对这个不正统的行为负责。她不在乎。有另一层没有明说的保护,这层保护是我父亲的职位带给她的,她觉得,她比她的同事更安全一些。 1962年,我父亲被邀请把他的孩子送到一所新学校,新学校刚刚建立起来,就挨着我们住的大院。学校的名字叫“悬铃树”,是以操场上构成林荫道的大树命名的。学校是由西城区建立起来的,西城区要表达这样的意图,把学校建成一所重点学校,因为在这个城区的辖区内还没有重点学校。好老师被从西城的其他学校调到悬铃树。这所学校不久就获得了“贵族学校”的名声,因为在这里上学的都是省政府vips的孩子。 悬铃树建立起来之前,在成都曾经有一所寄宿制学校,顶级军官的孩子在这里上学。几个高级的行政官员也把他们的孩子送到了这里。学校的教学水平很低,学校得到了一个势利的坏名声,因为孩子们在父母的身份上展开激烈的攀比。他们经常可以听到有人这样说:“我父亲是分区司令,你父亲不过是个旅长。”周末的时候,学校外面,小汽车排起长队,保姆,警卫,和司机在等着接孩子回家。很多人认为,这种气氛在毒害着孩子。我父母一直都很厌恶这个学校。 悬铃树不是以高档学校的标准建立起来的。在见了校长和一些老师后,我父母觉得,学校享有很高的道德准则和纪律。学校大约每年只招进大约二十五名小学生,即使是在我先前的学校,在我们班上也有五十名小学生。悬铃树的长处当然是,部分地是要刻意照顾比邻而居的高级官员。但是,我的那个才开始老练起来的父亲却忽视了这个事实。 我的新同学大部分是省政府官员的孩子。他们有的和我一起住在大院里。除了学校,大院就是我的整个世界。花园里长满了花朵和茂盛的植物。有棕榈树,剑麻,夹竹桃,木兰,山茶花,玫瑰,木槿,甚至还有一双中国大齿杨树,两棵树相向弯曲着生长,枝丫就像胳膊缠抱在一起,真如一对恋人。这对恋人还非常敏感,要是我轻触其中一棵树的树干,即使动作非常非常轻,两棵树就都会颤动。树叶就开始打哆嗦。在夏日中午饭的间歇时间,我会坐在形状如鼓的石凳上,石凳在紫藤架的下面,我把胳膊肘架在石桌上,看书或者下棋。我四周的大地上是一片烂漫的花朵的颜色,不远处,一颗稀有的椰子树傲慢地径直刺向天空。然而,我最喜欢的,是香气很重的茉莉花,茉莉花藤也爬上了一个大花架,茉莉花开的时候,我的房间弥漫着芳香。我喜欢坐在窗前,看着花开,浸泡在芳香的花气里。 我最初搬进大院的时候,住在一个温馨的单层平房里,平房有自己独立的院落。院落是以传统的中国风格建成的,没有现代化设施:房间里没有自来水,没有冲水马桶,没有贴瓷砖的浴室。1962年的时候,一些现代化西式公寓在大院的一角建立起来,公寓里安装了所有这些现代化生活设施。我家分到了这样一套公寓。在搬进去之前,我拜访了这个奇妙的地方,检查了所有新奇和魔幻的东西:自来水龙头,冲水马桶,带镜子的壁橱。在浴室,我用手划拉闪亮的白色瓷砖,感觉瓷砖很凉爽,摸着非常舒服。 在我们的大院,一共有十三个楼区。四个是给部长住的,其余的是给局长住的。我们的公寓占据了整个一个楼层,而局长要两家分享一个楼层。我们的房间要更宽敞一些。在我们的窗户里面有一层防蚊纱窗,而他们的却没有。我们有两个浴室,他们只有一个。我们每周三天有热水,他们没有热水。我们有一台电话,电话在中国极其稀少,而他们没有。低级一些的官员住在街对面小一点儿的院落的楼区里,他们的生活设施也要低一个等级。六个党的书记在我们的大院里有自己独立的内院。六个书记构成全省的领导核心。这个内部私室在两座大门的里面。大门由部队警卫持枪二十四小时轮班把守,只有被特别授权的人员才准许通过。大门的里面是一些独立的两层小楼,每个书记都占据一座小楼。在第一书记,李井泉家的台阶上还站着另外一名警卫。我是在接受等级和特权的过程中长大的。 在主大院工作的所有成年人在通过主门时都得出示通行证。我们孩子们没有通行证,但是警卫认识我们。要是我们有客人,事情就复杂了。他们得填表格,然后,传达室会给我们的公寓打电话,有人得一直走到前门去接客人。工作人员不喜欢其他的孩子。他们说,他们不喜欢让这块地方乱起来。这实际上阻止了我们把朋友带进家来。我在顶级重点学校的全部四年时间里,仅仅有很少几次把女朋友邀请到家里。 除了上学,我很少到大院外面去。有几次我和我姥姥一起去部里开的商店,但是,我从来不觉得我有什么需要买的东西,购物对我来说是一个陌生的概念,我父母只是在特殊的情况下才给我零花钱。我们的食堂就像一个饭馆,提供精致的饭菜。除了在大饥馑期间,总是有七道或八道菜供我们选择。厨师都是挑来的高手,都是或者“一级”,或者“特级”的厨师。就像教师一样,好厨师也是定级的。我们家里也总是有糖果和水果。除了冰棍以外,我什么都不想吃。一次,在六一儿童节,当我得到一些零钱后,我一口气吃了二十六根冰棍。 大院里的生活是自足的。大院里有自己的商店,理发店,电影院,和舞厅,大院里还有自己的管子工和工程师。跳舞非常受欢迎。周末的时候,省政府不同级别的员工举办不同级别的舞会。在前美国军人舞厅举办的舞会是招待局长级别和局长级别以上的家庭的。舞会上总是有乐队,有从省歌舞团来的男演员和女演员,他们使舞会办得更加雅致,更加丰富多彩。一些女演员曾经来我们家和我父母聊天,然后,他们会带上我在大院里散步,被人看到我有他们陪伴着散步,我骄傲极了,因为,在中国,男演员和女演员被赋予了极大地魅力。他们享受着特殊的别人对他们的容忍,他们被准许穿着比别人更夸张,甚至容忍他们有风流韵事。因为歌舞团在我父亲部的管辖之下,我父亲就是他们的上司。但是,他们向其他人一样不服从我父亲。他们曾经逗他,叫他“舞星”,我父亲只是笑笑,显得很腼腆。跳的舞都是不太正式的舞厅舞,一双双舞伴在抛得很光的地板上滑来滑去。我父亲确实是一个好的舞者,并且,他显然也很是自我欣赏。我母亲不擅长跳舞,-----她赶不上节拍,所以她不喜欢跳舞。两支舞的间歇期间,孩子们被准许跑到舞池的地板上,我们彼此手拉着手,做一种地板滑行动作。那种氛围,那种热度,那种香水的味道,那些着装妩媚的女士,和那些挺拔的绅士为我构造了一个梦幻魔力的世界。 每周六晚上都有电影。1962年的时候,因为气氛更宽松了,甚至会有一些香港电影,大多数演得都是爱情故事。这些电影给国人一个瞥一眼外部世界的机会,电影非常受欢迎。当然还有令人鼓舞的革命电影。按照身份的不同,电影在两个不同的地方放映。精英电影院是一个宽敞的大厅,里面有很大、很舒适的座位。另一个放电影的地方是一个坐落在独立院落里的大礼堂,大礼堂里很拥挤。我去过那一次,因为那正放一部我想看的电影。电影开始之前,座位就都占满了。晚来的人得带上自己的板凳,很多人都站在那里。要是你被挤在后面,你想看什么都得站在椅子上。我不知道情况会这样,所以没有带板凳。我被挤在后面的人群里,什么都看不到。我瞥见一个我认识的厨师,他正站在一个短板凳上,短板凳可以坐两个人。当他看见我挤过来,他请我和他一起站到板凳上。板凳很窄,我感到非常不稳。人们不断地挤过来,不久,一个人就把我挤得掉了下来。我摔得很惨,眉骨磕在板凳的边沿上。到今天,那里还有一块疤。 在我们的精英影厅,有一些控制更严的电影,这些电影不放给任何其他人看,甚至不让大礼堂的工作人员看。这些电影被叫做“参考电影,”主要由来自西方的电影资料构成。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迷你裙----或者披头士。我还记得一个电影,演得是偷窥者汤姆,汤姆一直在偷窥的那名妇女将一桶水浇在他身上。另一段镜头来自一部记录电影,电影演得是,一个抽象派画家用一个黑猩猩将墨水涂在一张纸上,还有就是,一个男人用屁股弹钢琴。 (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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