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野天鹅（threedaughtersofchina）(39) |
| 正文 | （承上） to my grandmother and my father who did not live to see this book---jungchang jungchang作品 归田园居翻译 1958年底，大跃进进入高潮的时候，一个巨大的建设工程开始启动：首都北京十大建筑，工程得在十个月内完成，以纪念1959年10月1号共和国建立十周年。 人民大会堂是十大建筑之一，是苏联式的廊柱式建筑，坐落在天安门广场的西侧。大会堂的正面由大理石建城，足足有四分之一英里长。大会堂的主宴会厅装有枝形吊灯，宴会厅可以容纳几千人。这是开重要会议的地方，也是领导人接见外宾的地方。所有的会议厅都非常宽敞，以中国各省的名字命名。我父亲负责四川厅的装修工作。装修工作完成后，他邀请与四川关系密切的党的领导来视察。邓小平来了，他是四川人，还有贺龙元帅，他是著名的罗宾汉式的人物，是红军的创始人之一，也是邓小平的亲密朋友。 在一个地点，我父亲被叫走了，留下这两个人和另一位他们的老同事-----实际上是邓小平的兄弟-----他们在那里聊天。当他回来走进会议厅的时候，他听到贺元帅对邓的兄弟说，“实际上应该是他坐在那个位子上，”边说边指向邓小平。在那一刻，他们看见了我父亲并立即停止了谈话。 在这之后，我父亲处在极度的恐惧状态之中。他知道，他无意间听到了国家领导层之间不和的暗示。可以想见，任何作为，或者不作为都可能使他陷入极度的麻烦之中。实际上，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但是，当他在差不多十年后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时，他说，自那以后，他活得非常害怕，害怕有灾难发生。“就听到一点叛乱的话，”他说，它使用了一个短语，意思是“一个砍头的罪过。” 我父亲无意间听到的不是别的，只是对毛泽东失望的一种表示。很多顶层领导人都有这种情绪，不只是新的国家主席，刘少奇。 1959年秋，刘少奇来到成都视察一个叫“red splendor”“红丽”的公社。去年，毛泽东对这个公社的天文数字的稻米产量给予热情表扬。在刘少奇到来之前，当地官员把他们认为可能让他们露馅的人都聚拢起来，把他们锁在一座庙里面。但是，刘少奇有一个“mole”“内线，”当他走过这座庙的时候，他停下来，要求进里面看看。官员们找了各种各样的借口，甚至声称庙快要塌了，但是，刘少奇就是不说不进去了。最终，那把生锈的大锁被打开了，一群穿着破烂的农民磕磕绊绊的走了出来，走进日光之下。窘迫的地方官员试图向刘少奇解释，说这些都是“麻烦制造者，”他们被锁在这里，是因为他们可能会伤害到尊贵的客人。农民沉默不语。公社的官员，尽管无能，不理解政策，却掌握着令人敬畏的生杀大权。要是他们想惩罚某人，他们就会让他干最累的活儿，吃最少的食物，还会编造借口欺负他，批斗他，甚至逮捕他。 刘主席问了一些问题，但是，农民只是微笑，只是嘟哝。依照他们的观点，得罪刘主席比得罪地方的老板境况要好一些。几分钟之后，主席就要离开去北京了，而公社的老板会伴随他们的余生。 在这之后不久，另一位高级领导也来到成都----朱德元帅----由毛泽东的一位私人秘书陪同。朱德出生在四川，曾经是红军的司令员，是共产党胜利事业的军事缔造者。从1949年起，他就开始保持低调。他视察了成都附近的几个公社。之后，他在丝河岸边散步，欣赏河岸上的亭子、竹林和柳树掩映下的茶馆，他兴致勃勃地说：“四川确实是天府之国------。”他是以诗歌的风范来讲这些话的，毛泽东的秘书以传统的诗人的做派接上了诗歌的下一句：“很可惜，该死的浮夸风和伪共产主义毁掉了这一却。”我母亲和他们在一起，她心里想：我完全同意他们这样说。 怀疑他的同事，并且，对在庐山遭到攻击仍然感到愤怒，毛泽东顽固地坚持他的疯狂的经济政策。尽管他不是不知道由这些政策造成的灾难，他谨慎地准许对一些最不切实际的政策做修改，他的“脸面”不准许他完全放弃。与此同时，因为开始进入六十年代，大饥馑在全国范围内蔓延开来。 在成都，每个成年人的月口粮被减到19磅米，3.5盎司食用油，3.5盎司肉，当然得是在这些都有的情况之下。任何其他的东西都很难搞到，甚至圆白菜也很难搞到。很多人都被水肿折磨着，状况是这样的，因为缺乏营养，液体沉积在皮肤之下，病人皮肤变黄，身体肿胀。最流行的治疗方法是吃chlorella小球藻，小球藻被认为富含蛋白质。小球藻靠吸收人尿生长，所以，人们不去厕所了，而是把尿撒在痰盂里，然后把小球藻的种子丢进痰盂里，过不了几天，他们就会长成像绿色鱼卵样的东西，再把它们从尿中舀出来，洗净，再和大米一起蒸熟。这东西吃起来真的很恶心，但是，确实可以消肿。 像每个其他的人一样，我父亲只能享受有限的口粮，但是，作为高级官员，他享有一些特权。在我们的大院，有两个食堂，小食堂是为部主任和他们的妻子孩子服务的，大食堂为其他所有人服务，包括像我姥姥，俊英姑姑，和女仆这样的人。大多数时间里，我们在食堂打饭，然后把饭带回家里吃。食堂里食物品种比在街上卖得多。省政府有自己的农田，另外还有县政府送来的“礼物，”这些宝贵的供应在两个食堂之间分配，小食堂得到了更多的实惠。 作为党的官员，我父母还拥有特别的食品票证。我曾经和我姥姥一起到大院外面的一个特供商店买食品。我母亲的票证是蓝色的，每个月，她有权利买五个鸡蛋，差不多一盎司黄豆，和同样重量的糖。我父亲的票证是黄色的，他有权利买两倍于我母亲的食品，因为他的级别更高。我的家人把从食堂买来的饭菜和从其它来源弄来的饭菜放在一起，大家一起享用。大人总是让着孩子，让他们多吃一些，所以我不会感觉饥饿。但是，大人都出现了营养不良的状况，我姥姥染上了轻微的浮肿。她在家里种小球藻，我知道大人在吃小球藻，尽管他们没有告诉我那是干什么用的。有一次，我尝了一点儿，我立刻把它啐出来，因为忒恶心了。我从来没有再吃过它。 我一点儿也不知道，饥馑已蔓延到我的身边。一天，在我上学的路上，我正在吃一个小花卷，一个人冲上来从我手里把花卷抢走了。我很震惊，当我醒过味来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又黑又瘦的背影，穿着短裤，光着脚丫，沿着泥泞的街巷跑去，边跑，边把手送向嘴边，吞食着花卷。当我把发生的事告诉我父母，我父亲的眼神非常悲凉。他拍着我的头说，“你是幸运的，其他像你一样的孩子正在挨饿。” 那时候，我经常得去医院看牙齿。无论什么时候我去那，看到令人恐怖的景象：很多人的四肢肿得闪闪发亮、几乎透明，和水桶一样粗，我就想吐。病人是被用手推车送到医院的，那停着好多手推车.。当我问我的牙医他们怎么了，她叹息着说，“水肿，”我问她水肿是怎么回事，她嘟哝着说了些什么，我模糊的理解为与食物有关。 得水肿的人大多数是农民。因为没有口粮作保证，饥饿在农村更为严重。政府的政策是粮食首先供给城市，并且，公社的官员用强迫手段从农民那里抢粮食。在很多地区，那些企图隐藏粮食的农民被逮捕，或者被殴打，被用刑。那些不愿意从饥饿的农民手里弄粮食的公社官员就自己解职了，有的遭到了身体上的虐待。结果是，在全中国，那些实际上种粮食的农民成百万的死亡。 我之后了解到，在这次大饥馑中，我的几个亲戚，他们有的在四川，有的在满洲里，都死掉了。他们当中有我父亲智障的弟弟。他的母亲1958年就去世了，饥馑来临时，他没有能力应对，因为他不听任何人的建议。口粮以月为基础发放，他在几天之内就把口粮吃完了，剩下的那些天就没有吃的了。不久，他就被饿死了。我姥姥的妹妹，兰，和她的丈夫，“忠实”裴五也都死了。因为他们和国民党情报机关旧有的关系，他们曾被下放到满洲里北部很远的并不友好的农村。因为粮食要吃光了，村子依据自己的不成文的优先政策发放供给，裴五的被摒弃的身份意味着，他和他的妻子在第一批被拒绝发放粮食的人群当中。他们的孩子活下来了，因为他们的父母把他们的粮食给他们吃了。玉林的媳妇也死了。末了儿的时候，玉林把他枕头里的填充物都吃了，还吃了大蒜的蒜辫。 我八岁的时候，一天夜里，一个小个子、长相非常老、脸上布满皱纹的女人走进我家。她看上去那么瘦，那么虚弱，似乎一阵风就能把她吹倒。就在我母亲跟前，她倒在了地上，前额磕在地板上。他管我母亲叫“我女儿的救星，”她是我们女仆的母亲。“要不是你，”她说，“我女儿活不下来------”我没有理解这句话的全部含义，直到一个月之后，我们的女仆收到一封来信，信上说，她母亲在来访我家之后不久就死了。当时，她来我家是来送信儿的，她的丈夫和小儿子都死了。我永远忘不了我们女仆那撕心裂肺的哭泣声，他站在凉台上，背靠一根木柱，用手帕捂住她的呻吟声。我姥姥双腿交叉坐在床上，也在那哭泣。我听见我姥姥自言自语地说：“共产党是好，但是，这些人都死了-----”几年之后，我听说，在这之后不久，我们女仆的另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夫也死了。在饥饿的公社，在领粮食的单子中，地主家庭被列在单子的最底部。 1989年，一位一直从事饥饿救济工作的官员告诉我说，他相信，四川被饿死的人的总数字是七百万。这个数字占这个富裕省份总人口的10%。在全国，一个被接受的死亡估计总数字是约三千万。 1960年的一天，在宜宾，俊英姑姑挨门邻居的三岁女儿失踪了。几周之后，这位邻居看见一个小女孩在街上玩，她穿的衣服很像是她女儿的。她把这件事报告给警察。调查证明，那个小女孩的父母在卖风干的肉食。他们诱拐和谋杀了一些小孩，以高价把人肉当兔肉卖。那对夫妇被镇压了，案子被按了下来没有声张，但是大家都知道，那时有杀害小孩的事件发生。 若干年之后，我碰到我父亲的一位老同事，他是一个善良、有能力，不装腔作势的人。他充满感情的对我谈起大饥馑期间他在一个公社看到的事情。35%的农民都死了。在一个地区，粮食是丰收了-----然而，却几乎没有收上来，因为男人们都被拽去炼钢了，公社食堂又浪费了储藏的大部分粮食。一天，一个男人闯进他的屋里，跪倒在地上，嘶叫着说，他犯下了一个可怕的罪行，并央求惩罚他。最终，事实弄清楚了，他杀了自己的孩子并把孩子吃掉了。饥饿就像一股难以控制的魔力驱使他操起了屠刀。眼泪流淌在官员的脸颊上，他命令，逮捕那个农民，做为对儿童杀手的警告，那个农民被枪毙了。 一个官员对饥馑原因的解释是，赫鲁晓夫突然强迫中国偿还大笔借款，这些借款是在朝鲜战争期间为援助北朝鲜而借贷的。国家利用了广大人民曾经的经历。他们曾经是无地的农民，他们还记得，狠心的债主朝他们狂吠着强迫他们还租或还贷。通过把苏联当成一个狠心的债主，毛泽东树起了一个外部敌人，让他来承受谴责，从而重振广大人民的士气。 另一个被提到的原因是“前所未有的自然灾害。”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每年，坏天气总会在一些地方造成粮食短缺。除了最高级的官员，没有人能了解全国范围的天气信息。实际上，因为人口是不流动的，几乎没有人知道，毗邻的地区发生了什么，或者，甚至不知道山的那边发生了什么。当时，很多人认为，今天也还这样认为，饥馑是由自然灾害引起的。我没有全景的构图，但是，我认识所有那些人，他们来自中国不同地区，他们都和我谈过话。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人了解他们地区的自然灾害，他们只有要讲的关于饥饿致死的故事。 1962年初，在7000人顶级官员大会上，毛泽东说，饥馑70%是由自然灾害引起的，30%是由人为失误引起的，刘少奇主席显然是一时心血来潮，他插话说，饥馑30%是由自然灾害引起的，70%是由人为失误引起的。我父亲在大会上，当他回来的时候，他对我母亲说：“我担心少奇同志会遇到麻烦。” 当讲话被传达到像我母亲这样的低级官员时，刘主席的评估已经被删除了，普通民众甚至连毛泽东的评估数字也没被告知，这种对信息的隐瞒有助于使人民保持安静。更不用说还有这样的事实，在过去几年之内，大多数持不同政见者已经被杀掉了，或者是被镇压了。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他们很难搞清楚共产党是否应该受到谴责。就官员来说，他们没有腐败，没有囤积粮食。党的官员的境况仅比普通民众强一点点。事实上，在一些村庄，他们最先挨饿-----并且最先饿死。这次饥馑比国民党统治下的任何饥饿事件来得更加严重，但是，不同的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与饥饿同时来临的是明目张胆、不受约束的铺张浪费。 （待续） 译者建议：读jungchang的书要采取批判的态度，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对毛泽东的评价要以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文件为准；其次，关于书中的一些爆料，爆料也许可能是真的，但是写在书里，却不太符合社会审美意识。老羊曾考虑删节，但却很纠结，不知如何着手，最后还是和盘托出，请文友定夺。毕竟，尽信书，不如无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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