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野天鹅（threedaughtersofchina）(37) |
| 正文 | (承上) to my grandmother and my father who did not live to see this book---jungchang jungchang作品 归田园居翻译 12 “巧妇能为无米之炊”-----饥馑（1958----1962） 1958年秋，我六岁的时候，就开始上小学了。每天从家里到学校要走二十分钟的路程，大部分路程是走在泥泞的用鹅卵石铺成的小巷里。每天在上学和放学的路上，我都眯起眼睛搜寻每一寸土地来找废钉子，锈蚀的齿轮，和任何其他金属的东西，这些废旧金属已经被踩进鹅卵石之间的缝隙的泥土里。废金属是用来填进熔炉生产钢材的，这是我的一项主要工作。是的，在我六岁的时候，我被卷入到钢铁生产的运动之中，还得和我的同学竞争，交出最多的碎钢铁。我所能到的地方，到处都有大喇叭，亢奋的音乐从大喇叭里咆哮而出，另外，还有旗帜，海报，还有刷在墙上的巨幅标语，标语喊出的是，“大跃进万岁，”和“大家行动起来，大炼钢铁。”尽管我不能完全懂得为什么会这样，我知道，毛泽东命令全国人民大炼钢铁。在我的学校，在厨房里，熔炉一样的大缸取代我们做饭用的铁锅安放在巨大的火炉之上。所有我们捡来的碎铁被填进熔炉里，包括旧铁锅，旧铁锅被砸成碎片。炉子永远都燃着火，-----直到它们也被融化掉。我们的老师二十四小时轮班往炉子里填劈柴，轮班用一只巨大的勺子搅动大缸里面的碎铁片。我们不怎么上课，因为，老师一门心思都扑在了大缸上。那些大一点的，十几岁的孩子也是一样。我们这些剩下来的孩子被组织起来为老师打扫公寓，照看孩子。 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和其他几个孩子一起到医院去看一个老师，熔化的铁水溅到老师的胳膊上，老师被严重烧伤。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护士步履匆匆，忙做一团。医院的地上也有一个熔炉，他们一直都得往炉子里填木块，即使是在他们做手术的时候，夜里，情况也是一样。 我刚刚上学后不久，我家就从那座老的基督教牧师的宅邸搬到了一处特殊的院子，这是省政府的中心办公区。大院有高墙和外界隔开，院子里有几条街道，几个公寓楼区和办公区，还有几个宅邸。正门的里面有一座建筑，二战期间，这座建筑曾经是美国军人俱乐部。俄尼斯特海明威1941年的时候曾经住在这里，俱乐部的建筑以传统的中国风格建成，朱红的立柱，黄色的瓦片，屋顶的四角向上翘起。现在，它是四川省政府秘书处的办公室。 一个巨大的熔炉在停车位树立了起来，司机通常在这里等待官员坐车。夜晚，天空被火焰照得通红。熔炉的四周，人声鼎沸，在三百码之外我的家里都可以听到闹哄哄的声音，我家的铁锅和所有其他鉄铸的炊具都进了熔炉。失去这些，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我们也不再需要它们了。现在，又不准许在家里做饭了，大家都得在食堂吃饭。熔炉没有吃饱的时候。我父母的床没了，一张又软，又舒服有铁质弹簧的床。城市步行道上的铁质护栏也没了，任何带铁的东西都不见了。我有好几个月几乎都没见过我父母了，经常地，他们根本就不回家，因为，他们得保证，在他们办公的地方的熔炉温度永远也不能降下来。 就在这时，毛泽东把他半熟的梦想大张旗鼓的抛了出来，要把中国变成头等现代化强国。他把钢称作工业的“元帅”，命令钢产量要在一年内翻一番-----从1957年的535万吨升到1958年的1070万吨。但是，他不是努力通过扩充技术工人队伍来扩张现有钢铁工业，而是决定让所有人口都参与炼钢运动。每个单位都有钢的生产指标，有好几个月的时间，人们得停下平常的工作来完成钢的生产指标。国家经济的发展缩减成一个简单化的问题，那就是有多少吨钢能够生产出来，全国人民都被卷入这个单一的行动中来。据官方估计，有近一亿的农民被从农业生产中拽出来从事钢生产。他们曾经是为国家生产出大部分粮食的劳动大军。因为需要燃料，树被砍倒了，山被剥光了。但是，这种大量生产的产品只配被人们称作“牛屎”（牛屎疙瘩），意思是没用的铁块。 这种荒唐的局面不仅反映了毛泽东对经济运行的无知，也几乎就是形而上学，对现实的漠视，对一位诗人来说，这样也许很有趣，但是，对于一位掌握绝对权力的政治领导人来说，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其中，一个主要的因素就是对人命的根深蒂固的蔑视。在这之前不久，他曾经对芬兰大使说，“即使美国有再多的原子弹，并且在中国使用原子弹，在地球上炸一个洞，或者把它炸成碎片，然而，这对太阳系来说，也许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但是，就整个宇宙来说，这依然是一件没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毛泽东的即兴发挥被他最近在俄国的经历所点燃。1956年，赫鲁晓夫诋毁斯大林之后，毛泽东对他更加失望，1957年底，毛泽东去莫斯科参加世界共产主义峰会，他回来后确信，俄国和它的同盟者们正在放弃社会主义，正在变成“修正主义者。”他把中国看成是真正的信徒。必须得开辟一条新的道路。自大和即兴在毛泽东的心中轻松地咬合在一起。 毛泽东对钢的癖好大体上没有遭到什么怀疑，就像他的其他癖好没有遭到怀疑一样。他讨厌麻雀----他们吞食谷物。所以每家都被动员起来对付麻雀。我们坐在外面，猛敲任何金属物件，从钹到锅，以吓飞树上的麻雀，麻雀不停地飞，最终会因疲劳落下来死掉。甚至今天，我仿佛还能清楚的听到我们弄出的吵闹声，我和我的兄弟姐妹，还有政府官员坐在大树底下，弄出嘈杂的吵闹声。 再有就是不切实际的经济目标。毛泽东声称，中国的工业产量在十五年内就能超过美国和英国。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些国家代表着资本主义世界。超过他们被看做是战胜了他们的敌人。这唤起了人民的自豪感，极大地激励起他们的热情。对美国和西方主要国家在外交上拒绝承认中国，他们感到羞辱。他们以如此之大的热情向世界证明，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他们也可以实现目标，以致他们需要相信奇迹的发生。毛泽东提供了灵感，众多人口积聚的能量急着要找一个发泄的出口。狂热超越了谨慎，正如无知战胜理性。 1958年初，毛泽东从莫斯科回来后不久，他来到成都视察，在成都呆了大约一个月时间。他被这样的想法点燃了，中国可以做任何事情，特别是从俄国人手里抢到社会主义的领导权。就是在成都，他勾勒出他的“大跃进。”的蓝图。城市为他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游行活动，但是，参加游行的人不知道，毛泽东也在那里，他呆在人们看不到他的地方，在这次游行活动中，一个口号被喊了出来，“巧妇能为无米之炊，”这是一句实用的古代中文说法的反话,“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大话变成了具体的要求，不可能实现的幻想被认为会变成现实。 那年的春天，春色宜人。一天，毛泽东到一个叫“杜甫草堂”的公园游览，杜甫是八世纪的唐代诗人。我母亲的东城区办公室负责公园一部分区域的安全保卫工作。她和她的同事装成游客摸样在那里巡逻。毛泽东很少守时，或者让人们知道他的明确的行动。所以，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我母亲坐在茶馆里，一边喝着茶，一边全力保持警觉状态。最终，她有点坐不住了，她告诉她的同事，她要散散步。她走错了路，误入西城区的安保区域，西城的安保人员不认识她，她立马被盯上了。西城区的党委书记在收到关于一个“可疑女人”的报告后，就亲自来看，他笑着说：“怎么会这样呢，这是东城区的老夏同志。”之后，我母亲被她的老板郭区长批了一顿，说她“不守纪律四处乱跑。” 毛泽东还视察了成都平原的一些农田。到目前为止，农民的合作社还很小。就是在这里，毛泽东命令他们大家合并到更大一些的机构，这个机构后来被称作“人民公社。” 那年夏天，所有中国人都被组织加入到这些新的单位，每个单位包括2000到个家庭不等。这个运动的一个先驱者是河北省的一个叫徐水的地区，毛泽东一眼就看上了这个地方。当地的老板急着要证明，他们得到毛泽东的青睐是他们应得的荣誉，他声称，他们要生产出十倍于以前的粮食。毛泽东笑得很洪亮，反问道：“用所有这些粮食，你们会干什么？换一种想法，粮食多了也确实不是坏事。国家不要这些粮食，每个其他人自己都有很多粮食。但是，这儿的农民就是吃呀吃。你们一天可以吃五顿饭。”毛泽东陶醉了，沉浸在中国农民恒久的梦想里----剩余的粮食。在这些议论之后，村民进一步挑动伟大领袖的欲望，他们声称，他们每亩要生产出一百多万磅土豆（一亩相当于六分之一英亩），每亩要生产出多磅小麦，每个圆白菜的重量要达到500磅。 这是一个对自己也是对别人讲述幻想的时刻。相信这些幻想实际上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农民从几块地里把庄稼移过来，移栽到一块地里，让党的官员看到，他们获得了奇迹般的丰收。类似的“波特金”（potemkin)高产田被展示给容易轻信的人-----或者是自欺欺人-----农业科学家，记者，从别处来的参观者，和外国人。尽管这些庄稼因为不合时宜的移植和有害的密度在几天之内就都死了，但是，参观者不知道这事，或者不想知道这事。很大一部分人口被卷入这个困惑的疯狂的世界。"自欺欺人"控制着这个国家。很多人----包括农业科学家和党的高级干部----说他们亲自看到了奇迹。和别人比赛喊出疯狂的高产声明，那些在比赛中失败的人开始怀疑和责备自己。在毛泽东那样的专制统治之下，信息被控制，被编造。对于普通人来说，要对自己的经验或者知识有信心非常困难，更不用说他们面对着一个全国性的狂热潮流，这股潮流誓将湮灭任何个人的清醒头脑。忽视现实，仅仅信赖毛泽东，这很容易做到。跟风是最轻松的路径，停下来想一想和谨慎从事意味着麻烦。 一部官方卡通描绘了一个科学家，科学家长得和老鼠一样，他哀鸣说：“一个像你们这样的火炉只能用来煮水沏茶。”挨着他站着的是一位巨人工人，他提起一个巨型闸门，熔化的钢水如洪水一样倾泻下来，他反驳道：“你能喝多少？”大多数看过这种荒诞场面的人都非常害怕，不敢讲出心里话，特别是在1957年反右斗争之后。那些非要讲出怀疑的人立马儿就被压制住了，或者遭到解职。这还意味着，他们的家人遭到歧视，他们的孩子前程暗淡。 在很多地方，那些拒绝吹牛高产的人遭到毒打，直到他们做出让步。在宜宾，一些生产单位的领导，胳膊被绑在身后，站在村子的广场上，有人向他们咆哮着提问： “你一亩地能产多少斤小麦？” “四百斤”（约450磅，很现实的数量） 于是，打他：“你一亩地能产多少斤小麦？” “八百斤。” 即使这个根本不可能的数字也没有达到要求。这个倒霉的人还得挨打，或者就吊在那没人管，直到他最后说：“一万斤。”有时，那个人会吊在那里死去，因为他拒绝增加产量数字，或者就是在他抬数字抬到足够高之前就死掉了。 很多像这样被卷入到现场的基层官员和农民不相信这些滑稽地吹牛行为，但是，他们又害怕自己也遭到谴责。他们在执行党的命令，只要跟着毛泽东走，他们就是安全的。他们一直深陷在集权制度之中，集权制度削弱和扭曲了他们的责任感。甚至医生也会吹牛，说他们治愈了不可治愈的疾病。 （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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