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野天鹅（threedaughtersofchina）(34) |
| 正文 | （承上） to my grandmother and my father who did not live to see this book---jungchang junchang作品 归田园居翻译 11 反右斗争之后，没人开口说话了-----平静的中国（1956----1958） 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奶妈了，我母亲每天晚上都得写她的“假释”汇报，我们孩子们只得继续呆在我们的托儿所。我母亲无论如何都不能照顾我们了。就像一首歌曲唱的那样，-----她太忙着和大家一起“奔向社会主义”了。 在她被拘留期间，毛泽东加速了他改变中国面貌的尝试。1955年7月，他要求加速农业合作化的步伐，11月的时候，他突然宣布那些目前还掌握在私人手里的工业和商业全部国有化。 我母亲也被直接卷入到这场运动当中。从理论上讲，国家与前所有者共同拥有企业。前所有者抽取企业5%的红利，抽取二十年。因为，据官方公布的说法，不存在通货膨胀的因素，这被认为是代表了对企业全部价值的赔偿。前所有者做为经理继续呆在企业里，并被付给很高的工资，但是，在他们上面，会有一位党的老板。 上面让我母亲负责一支工作队，工作队监督在她的城区里的一百多家食品厂、面包房和饭馆的国有化工作。尽管她还在“假释”，每天晚上还得汇报情况，甚至不能在自己的床上睡觉，上面还是托付给她这项重要的工作。 党给她贴了羞辱的标签-----控制使用，意思是“在控制和监视下使用。”没有公开这样说，但是，她自己知道，负责她案子的人也知道。她的工作队成员都知道，她曾经被拘留六个月，但是，不知道她依然在被监视。 我母亲被拘留期间，她写信给我姥姥，请她暂时呆在满洲里，她编造了一个借口，因为她不想让我姥姥知道她正在被拘留，这会令她非常担忧。 国有化项目开始的时候，我姥姥还在锦州，并且，她发现她被卷入这场运动当中。1951年，她和夏医生一起离开锦州之后，他的医药生意就由她的兄弟——玉林，来打理了。1952年，夏医生死的时候，药店的所有权传给了我姥姥。现在，国家正计划把药店买走。在每一桩生意中，一个由工作队成员、企业员工和经营单位的代表组成的小组会着手对企业的资产进行评估，这样，国家就能付给企业一个“公平的价格。”他们经常会建议给出一个很低的价格-----以取悦政府。评估出来的夏医生药店的价值低得滑稽，但是，对我姥姥来说，她占到了便宜，这意味着她只能被划成分为“小资本家”，这使她可以更加轻松的低调做人。财产被半侵占，她不高兴，但是，她并不流露出她的情绪。 做为国有化运动的一部分，政府组织了敲锣打鼓的游行队伍-----还有没完没了的会议，一些活动是为欢迎资本家而进行的。我姥姥看到，所有资本家都表达了他们的意愿，他们愿意企业被国家买走，他们甚至非常感激。很多人都说，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比原来他们担心的好多了。在苏联，他们听说，企业被直接没收了。在这儿，在中国，企业主得到了补偿，更重要的是，国家不是仅仅命令他们交出他们的企业。他们得自愿。当然了，大家都是自愿的。 我姥姥感觉很困惑，她不知该如何是好----怨恨她女儿所从事的事业，还是对她的命运而感到高兴，就像人们告诉她的那样，她应该感到高兴。医药生意是靠夏医生艰辛的劳动而建立起来的，她的生计和她女儿的生计都得依靠这份生意。她不愿意看到生意就这样没了。 四年前，朝鲜战争期间，政府鼓励人民捐出他们的值钱的东西以帮助购买战斗机。我姥姥不想放弃她的首饰，首饰是薛将军和夏医生留给她的，首饰不时地会是她收入的唯一来源。首饰还有很浓的情感价值。但是，我母亲说话的口径和政府的口径一致。她觉得首饰与不再时尚的过去相联系，她和政府持同样观点，首饰是“剥削人民”得来的成果，-----所以应该还给人民。她还引出权威的说法，保卫中国不受“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这对我姥来说意义不大。她的雄辩的论据是：“妈妈，你还要这些干什么？现在已经没有人戴这种东西了，你不用非得靠它们生活了。现在我们有共产党，中国不会再变穷了。你有什么可担忧的？无论如何，你还有我。我会照顾你的。你不用再担心了。我还得劝说别人捐助。这是我工作的一部分。要是我的母亲不捐，我怎能要求别人？”我姥姥被说服了。为她女儿，她可以做任何事。她交出了所有她的首饰，除了一副手镯，一副耳坠，和一个金戒指，这些是夏医生送给她的结婚礼物。她从政府那里得到一张收据，还得到了很多表扬，说她有“爱国热情。” 但是，失去了她的首饰，她永远也高兴不起来，尽管她隐藏了她的感情。除了情感上的记挂，还有一个非常实际的考虑。我姥姥度过了很多不安全的岁月。人们真的可以相信共产党会照顾好每一个人吗？永远照顾好？ 现在，四年之后，她又处在这样的境况之中，必须得把她想保存的东西交给国家，事实上，这是她拥有的最后的财产。这次，她真的没有任何选择。但是，她还是积极地配合。她不想让她的女儿失望，她要确信，她的女儿不能因为她而有哪怕一丝的难堪。 药店的国有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国有化进行的时候，我姥姥继续呆在满洲里。我母亲无论如何不让她回到四川，直到她彻底恢复行动自由，并能住在自己的宿舍里。直到1956年夏天，我母亲才恢复行动自由，她的“假释”限制也解除了。然而，即使在那时，关于她的案子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 那年的年底，最终有了一个结论。裁决是由成都党的权力机关做出的，裁决说，实际上，他们相信她的陈述，她和国民党没有政治上的关系。这是一个清楚的结论，结论彻底宣布她无罪。她深深地感到宽慰。因为，她知道，她的案子和许多其它的案子一样，会“因为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而被晾在那里。然后，一个污点会与她终生相伴。现在，这一篇翻过去了，她认为。她非常感激调查队的头——邝先生。通常，官员们趋向于为了保全自己太过热情而出差错。就邝先生这方面来说，他需要勇气接受我母亲的陈述。 在十八个月的极度焦虑之后，我母亲的心情又晴朗起来了。她是幸运的。因为这场运动有超过的男人和女人被贴上了“反革命”的标签。他们的生活被毁了，毁掉了三十年。在这些人当中，有我母亲在锦州的朋友，他们曾经是国民党青年团的干部。他们被草率地贴上了“反革命”的标签，被解雇了工作，被送去做体力劳动。 拔掉过去国民党的最后残余的运动把家庭背景和亲戚推到了最前面。纵观中国历史，当一个人受到谴责，有时他的整个家族-----男人，女人，孩子，甚至是新生婴儿----都要被正法，正法会涉及除掉包括堂兄妹在内的九个家族（株连九族）。一个被控有罪的人会危害到他所有邻居的生命。 曾几何时，共产党曾经容许有“不良”背景的人加入到他们的行列当中。很多他们的敌人的儿女升到高位。实际上，大多数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自己都来自“坏”的家庭背景。但是，1955年之后，家庭出身变得愈发重要。随着年月的积累，毛泽东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搜捕行动，受害者的人数滚了雪球，一个受害者又把很多其他人带进沟里，包括重要的和首要的，他的或她的直系家人。 尽管有这些个人悲剧，或者部分是因为钢一样坚硬的统治，中国在1956年比这个世纪的任何时期都更加稳定。外国占领，国内战争，饥饿致死，土匪，通货膨胀-----所有这一切似乎都已成过去。稳定，中国人的梦想，支撑着像我母亲这样的人的信念，尽管他们身处苦难之中。 1956年夏天的时候，我姥姥回到成都。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冲进托儿所把我们接到我母亲住的地方。我姥姥压根儿就不喜欢托儿所。她说，孩子是不能完全被成群照料的。我姐姐和我看上去都挺好的。但是，当我们一认出我姥姥，我们就尖叫起来，并且要求回家。两个男孩就是另一回事了：金明的老师抱怨说，他太内向了，不让任何成年人碰他。他只是安静地，但却很固执地要他过去的奶妈。看见小黑的时候，我姥姥刷的一下流出了眼泪。他看上去像个木偶，挂在脸上的笑容没有任何意义。不管他被放在哪，坐着或站着，他只是呆在那，一动不动。他不知道怎样要求去厕所，甚至似乎都不会哭。我姥姥一下把他搂在怀里，他立马就成了她的最爱。 回到我母亲的公寓，我姥姥将她的愤怒和不理解一股脑地发泄出来。她一边流着泪，一边把我父亲和母亲叫到身边，“没人心的父母。”她不知道我母亲别无选择。 因为我姥姥不能照料所有我们四个人，两个大一点儿的，我姐姐和我，每周还得去托儿所。每个周一的早上，我父亲和他的警卫就会把我们扛到肩膀上，把我们扛走，我们嚎呀，踢呀，并用手揪他们的头发。 这种情况持续了一段时间。然后，下意识地，我养成了一种抗议的方法。在托儿所，我开始生病，发高烧，惊动了医生。我一回到家里，病就神奇的蒸发掉了，最终，我姐姐和我被准许呆在家里。 对我姥姥来说，所有的花和树，云和雨都是活物，都有心，有眼泪，有灵性。对孩子，我们只要遵循中国古老的规矩，我们就会很安全。听话（“留心听说话，”驯服）。要不然的话，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当我们吃桔子的时候，我姥姥会警告我们别把籽吞下去。“要是你不听我的，有一天，你会进不了家的。每一粒小籽都是一颗小桔子树，像你一样，它要长大。他会在你的肚子里悄悄的长大，越长越大，然后，有一天，哎呀，他在那，从你的头顶上长出来了。它会长叶子，结更多的桔子，它会长得比我们的门还高。。。。。。” 头上顶着一颗桔子树的想法让我如此着迷，所以，有一天，我刻意吞了一颗桔子籽-----就一颗，不能多吞。我不想在我的头顶上长一个果园：果园忒重了。整整一天，每隔一分钟，我都要着急地摸我的头骨看看头骨是否还是一整块。有那么几次，我都要问我姥姥，我是否被准许吃我头上的桔子。但是，我忍住了，所以，她就不会知道我没有听话。我决定，当她看到树的时候，我就假装那是一次意外。那天夜里，我很难入眠。我觉得什么东西在向上拱我的头骨。 但是，我姥姥的故事会陪伴我快乐的入眠。她有一大箩筐故事，故事来自经典的中国戏剧。我还有一大堆关于动物，鸟，神话和童话的书籍。我还有外国儿童书籍，包括汉斯 克里斯蒂安 安德森和Aesop的寓言。Little red riding hood，斯诺 怀特和七个小矮人，和Cinderella,这些书都是我童年的伙伴。 喜欢故事的同时，我还喜欢托儿所的歌谣，喜欢歌谣实际上是我最早与诗歌的接触。因为，中国语言基于音调，中国诗歌有着特别的音乐品质。我姥姥吟唱经典诗歌的声音总让我着迷，我不懂诗歌的意义。她用传统的方式吟诵诗歌，吟唱，抒情，升调降调抑扬顿挫。一天，我母亲无意中听到她在背诵诗歌给我们听，诗歌写于公元前500年。我母亲认为这些诗歌对我们来说太难了，想阻止她背诗。但是我姥姥坚持说，我们没有必要非得懂得意思，能感受到声音的乐感就成了。她经常说，他非常后悔，二十年前，在离开义县时，她把她的琴弄丢了。 我的两个兄弟对睡前故事不怎么感兴趣，或者不喜欢读诗给他们听。但是，我姐姐，她和我住一个房间，就像我一样：她喜欢这些故事。她的记忆力格外地好。她背诵普希金的长歌谣“渔夫与金鱼，”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三岁的时候，她的背诵无懈可击。 （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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