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 野天鹅(threedaughtersofchina)(33) |
正文 | (承上) to my grandmother and my father who did not live to see this book---jungchang jungchang作品 归田园居翻译 一支工作队负责调查仆人和省政府的工作人员-----司机,园丁,女服务员,厨师,和看门人。我的奶妈的丈夫因为赌博和走私鸦片而蹲了监狱,这使她成了“不良分子。”金明的奶妈嫁到一个地主家里,她的丈夫是一名国民党小官员。因为奶妈不在重要的位置上,党也就没有花很大的力量来深究她们的案子。但是,她们得停止为我家工作。 在被拘留前在家里逗留的短暂时间里,我母亲被告知了这件事情。当她把消息透漏给两位奶妈时,他们都很烦恼。她们爱金明和我,我的奶妈还担心,要是她回到宜宾的话,她会失去她的收入。所以,我母亲写信给那儿的区长,请求他给她找份工作,区长给她找了工作。她到一家茶叶种植园工作,她还可以和她的小女儿住在一起。 金明的奶妈不想回到她丈夫身边。她在成都新搞了一个男朋友,是一个看门人,她想嫁给他。她泪如泉涌,央求我母亲帮她离婚,这样她就可以嫁给看门人。离婚格外艰难,但是,她知道,我父母的一句话,特别是我父亲的,会给她极大的帮助。要是她能离婚嫁给看门人,她就会自动地脱离“地主”类别而进入劳动人民阶层-----然后,她也就不必离开我家了。我母亲跟我父亲讲了这件事,但是他表示反对:“你怎能安排一场离婚?人们会说,共产党在破坏人家家庭。”“但是,我们的孩子怎么办?”我母亲说。“要是两个奶妈都走了,谁来照看他们?”对此,我父亲也有应答:“送他们到托儿所。” 当我母亲告诉金明的奶妈她得走的时候,她几乎瘫倒。金明生平的第一项记忆就是与奶妈的离别。一天,黄昏的时候,有人把他抱到前门。他的奶妈正站在那儿,她穿一身农村妇女的套装,套装的一边有棉布打成的蝴蝶结纽扣,她手里拿着一个棉布包裹。金明想让奶妈抱他,但是,当他向她伸出双手的时候,她站在那儿不动,他正好够不到她。她的脸上挂满了泪水。然后,她走下台阶,走向远端的院门。一个金明不认识的人和她在一起。正要走过门口的时候,她停下来回头看。金明嘶嚎着,两脚乱蹬乱踹,但是他还是没有被抱到离奶妈更近的地方。她站在院子的拱门里,站了好长时间,一直盯着金明看。然后,她突然转身消失了。金明再没见到过她。 我姥姥还在满洲里,我的祖姥姥去世了,她死于肺结核。在被“监禁到军营”之前,我母亲只得把我们四个孩子都送到托儿所,因为事情来得忒突然了,没有一个政府的托儿所可以把四个孩子都收下,所以,我们得被分开,住进不同的托儿所。 因为我母亲要去拘留点,我父亲建议她:“对党要绝对诚实,要绝对信任党,党会给你公正的裁决。”一波厌恶的情绪掠过她的心头。她想得到一种东西,一种更温暖、更人性的东西。在一个雾气抄抄的夏日,依然怀着对我父亲的怨愤,我母亲来到拘留点报到,来度过她的第二次拘留期,-----这一次是被她自己的党拘留。 被调查本身并不是什么罪恶的耻辱的事。它只意味着一个人的个人背景里有一些得去澄清的事情。而且,她很悲伤,她忠诚党的事业,在为党的事业做出那么多的牺牲之后,她还得遭受如此耻辱的经历。但是,在她的部分思想里,她还是充满乐观的,笼罩在她头上差不多七年的怀疑的黑云最终将被永远清除。她没做什么羞辱的事情,也没有什么可隐瞒的。她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人,并且,她敢肯定,党会认识到这一点的。 一个由三人组成的特殊的工作队共同对她进行调查。工作队的队长是邝先生,他负责成都城市的公共事务,这意味着,他的职务在我父亲之下,在我母亲之上。他们家和我们家很熟。现在,尽管他依然很善意的对待我母亲,他的态度却更加正式,更加有所保留。 像其他的被拘留者一样,我母亲被分配了各式各样的女“陪伴”,不管去哪,陪伴都跟着她,即使是去厕所,并且陪伴和她睡同一张床。她被告知,这是为了保护她。她私下里明白,她被保护,是为了防止她自杀,或者试图与其他人勾结。 几个妇女轮流做她的陪伴。其中一名妇女被解除执勤,因为她自己也得到拘留点接受调查。每名陪伴每天都得就我母亲的表现写一份汇报文件。她们都是我母亲认识的人,因为她们都在区政府办公室工作,尽管不在她的部门。他们都很友好,并且,除了没有自由,我母亲被招待得挺好。 审问者,再加上她的陪伴,安排了一系列的会议,会议就像友好的谈话一样,尽管这些谈话的话题极端不愉快。推测不是严格意义的罪行,但也不是完全没那回事。并且,因为没有完善的法律程序,一个人面对影射,就很少有机会为自己辩护。 我母亲的档案包含了她生平每一个阶段的详细报告----做为一名学生为地下党工作,在锦州的妇女联合会,在宜宾的工作。这些都是由她当时的老板写就的。第一个出现的问题是,1948年在国民党统治之下,她从监狱里被释放出来。考虑到她的罪行如此严重,她的家人怎么能够把她弄出来?她甚至没有被用刑。逮捕实际上会不会是一场骗局?设计骗局是为了建立她在共产党人当中的资历,这样,她就可以做为国民党的代理人爬到令人信任的位置上。 然后是她与辉哥的友谊。很明显,锦州妇联的她的老板就这件事对她做了贬损的评语,并把评语放进了她的档案。因为辉哥一直想通过她从共产党那里买保险,他们断言,要不是因为她,辉哥也许会试图从国民党那里买同样的保险,没准国民党会取得胜利。 同样的疑问是关于她的国民党求婚者。她会不会怂恿他们这样做以为她自己买保险?然后又回到那个同样严重的怀疑:他们当中有没有人指使她潜藏在共产党内而为国民党工作。 我母亲被置于令人难以想象的位置上,她得证明她是无辜的。她被问到的所有那些人或者被镇压了,或者在台湾,或者她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在哪。无论如何,他们是国民党人士-----他们的话是不能令人相信的。我怎样才能让你们相信,她很愤怒,她有时会这样想,当她一次又一次的经历同样的事情之后。 她还被问及她的叔叔的国民党亲戚,问及她与她的每个学友之间的关系。这些学友,在共产党夺取锦州之前的那段时间里,才十几岁,他们加入了国民党青年团。运动的原则是将那些在日本投降后被任命为国民党青年团小头目的人归类为“反革命。”我母亲据理力争说,满洲里情况特殊:在日本占领之后,国民党被视为代表中国,代表祖国。毛泽东自己就曾经是国民党的高级官员,尽管她没敢提这个。除此之外,她的朋友在几年之内就改变立场忠诚共产党了。但是,她被告知,她的这些老朋友现在都被指定为反革命了。我母亲不属于任何被谴责的类别,但是,她被问及令人难以置信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你和那么多国民党人士有关系? 她被拘留了六个月。在这期间,她参加了几个群众集会。在集会上,“敌人”在雷鸣般的口号声中,在成千上万的人举起的拳头当中被游行,被批斗,被判刑,被戴上手铐,并被带走送进监狱。也有一些“反革命”“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他们因此被“宽大处理”-----宽大处理意味着不被送进监狱。在这样的人当中,有一位是我母亲的朋友。集会之后,她自杀了,因为,在审问之下,由于绝望,她错误地承认了罪行。七年之后,党承认,她一直都是清白的。 我母亲被带到这些集会上去“接受教训。”但是,因为坚强的性格,她像很多人一样,没有被吓垮,或者被骗人的逻辑和审问的哄骗所蛊惑。她保持清醒的头脑,真实地写下了她生活的故事。 漫漫长夜,她醒着躺在那,难以抑制受到不公正对待的痛苦。当她在没有一丝风的炎热夏夜听到床上蚊帐外蚊子的嗡嗡叫声的时候,在秋夜听到雨点啪嗒啪嗒的打在窗户上的时候,还有在潮湿的冬夜万籁俱寂的时候,她细细地思考着她遭遇的怀疑,她遭遇的不公,特别是对她遭国民党逮捕的怀疑。她对她当时的表现而感到骄傲。她从没有想到过,这竟成了她变得与革命疏远的原因。 但是,然后她又开始自己劝慰自己,她不应该怨恨党,党在努力保持自己的纯洁性。在中国,人们习惯了某种程度的不公正。现在,至少,这是为了一项值得献身的事业。她还一遍一遍地对自己重复着党的话语,当党要求它的成员为其牺牲的时候:“你在经历考验,历经苦难会使你成为更优秀的共产党人。” 她在思考着被划成“反革命”的可能性。要是那样的话,她的孩子也会受到毒害,我们的整个生活就都毁了。避免这些的唯一方法是与我父亲离婚,并且放弃她自己做我们母亲的权力。在夜里,想到这些严峻的可能性,她学会了不去掉眼泪。她甚至不能来回翻身,因为她的“陪伴”和她睡在一张床上,不管她们对她多么友好,她们都得就她如何表现做汇报,汇报关于她的每一片信息。眼泪会被解释为意味着她觉得被党伤害了,或者她对党失去了信心。这两样都是不能被接受的,会对最终的裁决产生消极的影响。 我母亲紧咬牙关,并且告诉自己要坚守对党的信念。即使这样,她发现,要彻底切断与家人的联系非常困难,她惦念她的孩子,惦念地了不得。我父亲没有写信或者探望过她一次-----写信和会面都被禁止。那个时候,与其他事情相比,她最需要的是一个肩膀,她可以把她的头靠在肩膀上,或者听到一句充满爱意的话语。 但是,她确实接到了电话。从电话线的另一头传来笑话和信任的话语。笑话和话语对她作用极大,总能令她高兴起来。整个部门只有一台电话,电话装在一位妇女的办公桌上,这位妇女负责管理秘密文件。我母亲的电话来的时候,我母亲接电话,她的“陪伴”会站在房间里,但是,她们都喜欢她,想让她感觉舒服,她们会表现出没有在听的样子。负责秘密文件的妇女不是调查我母亲的工作队成员,所以,她没被赋予权力监听我母亲或者对她打汇报。我母亲的陪伴确信,我母亲在接这些电话的时候没有产生什么麻烦。他们会简单的汇报说:“常主任电话,讨论家务事。”赞美的话传开了,说我父亲有多么多么地体贴,多么多么关心我母亲,多么多么地关爱。我母亲的一位陪伴告诉她,她要找一位和我父亲一样好的丈夫。 没有人知道,打电话的人不是我父亲,而是另一位高级官员。抗日期间,这位官员从国民党那边跑到共产党这边。因为曾经是国民党官员,他遭到怀疑,1947年的时候,他被共产党投进监狱,但是,最终,他还是得到了澄清。他援引他自己的经历,设法让我母亲安心,实际上,他是她终极一生的朋友。在六个月的时间里,我父亲从未打过一次电话,因为是多年的老共产党员,他知道,党更喜欢被调查的人与外界没有任何联系,甚至与自己的配偶也没有联系。正如他理解的那样,安慰我母亲就意味着对党的某种不信任。我母亲永远都不能原谅他,在我母亲需要爱,需要支持胜过任何事情的时候,他却弃她不管。又一次,他证实了他把党放在第一位。 一月的一个早晨,她正在茉莉花架下盯着一簇小草出神,小草被从花架上落下的冷雨浇得直打哆嗦。花架上,绿色的茉莉花枝条交错着纠结在一起。有人召唤我母亲,要她去见邝先生,调查队的队长。他告诉她,她被准许回去工作了-----并且,也可以到外面去了,但是,每天晚上,她都得汇报她的情况。党还没有达成关于她的最后结论。 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我母亲意识到,让调查无法继续进行。大多数的疑问既没有说有,也没有说无。尽管,这不能令我母亲满意,她把这个抛到了脑后,想到六个月来,她将第一次见到她的孩子,她非常兴奋。 我们在不同的寄宿制托儿所,我们也很少见到我们的父亲。他总是不在家,总在农村逗留。屈指可数,有那么几回,他回到成都,他会派警卫把我姐姐和我接回家里过礼拜六。他从来不把两个男孩同时接回家里,因为他觉得他对付不了他们,他们忒小了。“家”是他的办公室。我们到他那的时候,他总是得出去开会,所以,他的警卫就会把我们锁在他的办公室里。在办公室,除了比赛吹肥皂泡,我们无事可做。有一次,我忒烦了,喝了好多肥皂水,病了好几天。 当我母亲被告知她可以出来了,第一件她想做的事情就是跳上自行车,飞一样地骑到我们的托儿所去。她特别担心金明,金明现在两岁半了,对于金明,她几乎还从来没有时间亲近过他。但是,自行车放在那不用已经有六个月了,车胎是瘪的,她刚骑到门口,就不得不停下来为车胎打气。一生当中,她还从来没有这样着急过,修车师傅为她车胎打气的时候,她来回踱着步子,师傅打气的样子在她看来就是在磨洋工。 她第一个去看的就是金明。她到托儿所的时候,老师冷冷地看着她。金明,老师说,是少数几个周末被剩在这儿的孩子当中的一个。我父亲很少来看他,从来没把她接回家过。起初,金明要见“陈妈,”老师说。“陈妈不是你,对吧?”她问。我母亲承认“陈妈”是他的奶妈。之后,一到其他的父母来接他们的子女的时间,金明就会藏到房间的角落里。“你一定是个后妈,”那位老师带着谴责的语气说。对此,我母亲没法做出解释。 当金明被领进来的时候,他站在屋子的远端不动,不肯走近我的母亲。他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愤恨地拒绝看我母亲。我母亲掏出几个桃,一边削皮,一边请他过来吃,但是,金明就是不肯动弹。她只得把桃放在手帕上,在桌子上把桃推向他。他等她把手刚一缩回去,就抓起一只桃,狼吞虎咽的吃了下去。然后,他又拿起另一只桃。没多大会儿,三只桃子就都不见了踪影。自从她被拘留以后,第一次,我母亲让她的眼泪落了下来.。 我还记得她来看我的那天晚上。我快四岁了,我躺在小木床上,小木床四周有木杆拦着,像个小鸟笼。床的一边围栏比较低,所以她可以坐下来,在我睡着了的时候握着我的手。但是,我想告诉她所有我冒险和淘气的经历。我担心,一旦我睡着了,她就又会消失,我再也见不到她。每当他认为我睡着了,试图悄悄地把手拿开,我就抓住她的手开始哭嚎。她一直呆到半夜。她一要离开,我就开始嘶嚎。但是,她还是抽身离开了。我不知道“假释”时间已经结束。 (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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