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野天鹅（threedaughtersofchina）(32) |
| 正文 | (承上) to my grandmother and my father who did not live to see this book---jungchang jungchang作品 归田园居翻译 10“遭难会使你成为更棒的共产党人”-----我母亲遭到怀疑（1953----1956） 我父亲在车站接我们。空气没有流动，非常沉闷。我母亲和我姥姥都给累坏了。昨夜的汽车车程非常颠簸，坐火车时，他们一路上都要忍受车厢内闷热的空气。我们被带进一间客房，客房属于四川省政府，客房是我们的临时住所。我母亲的调动来得忒快了，她还没被安排工作。并且，也还没有时间为我们安排合适的住处让我们居住。 成都是四川的首府，四川是中国人口最稠密的省份，当时有六千五百万人口。成都是一座大城市，有人口五十多万。成都建于公元前五世纪。十三世纪的时候，马可波罗曾游览成都，成都的繁华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成都是按北京的标准严格设计的，在南北中轴线上有古代宫殿和主城门。中轴线将城市均匀地分成东西两部分。到1953年的时候，城市的发展超出了原来的设计，城市被划分成三个行政区，-----东城、西城和郊区。 在我母亲到达后的几周内，她被分配了一项工作。但是，按照古老的好的传统，就这项工作，人们征询我父亲的意见。而不是我母亲自己的意见，我父亲说，什么工作都成，只要不直接在他手下工作就成，所以，她被任命为东城区公共事务部的部长。因为一个人的单位负责这个人的住宿，她被分配了住房，住房在一个传统院落里，住房所有权属于她所在的公共事务部。我们搬进了这些住房里，而我父亲住在他的办公室的套间里。 我们的宿舍和东城区政府办公地在同一个大院。政府办公室大多都设在大的宅邸里，这些宅地都是从国民党官员和富有地主那里没收来的。所有政府员工，甚至是高级官员都住在他们的办公室里，不准许他们在家里做饭，大家都得在食堂吃饭。食堂也是大家打开水的地方，人们用暖瓶打开水。 星期六是唯一的一天已婚夫妇可以在一起过。在官员当中，做爱的好听的说法是“过礼拜六。”渐渐地，这种死板的生活方式有了一点松动，已婚夫妇一起过活的时间更长了一些。但是，大家几乎都住在政府大院里，绝大部分时间也都在政府大院里度过。 我母亲的公共事务部开展的活动非常广泛，包括基础教育、健康、娱乐，还要征询公众建议。在二十二岁的时候，我母亲要负责所有这些活动，活动涉及二十五万人口。她太忙了，我们很难见到她。政府要建立对基本生活必需品的贸易垄断，（被称作统购统销）-----粮食，棉花，食用油，和肉类。垄断的意图是让农民把这些基本生活用品只卖给政府，政府再把这些定量分配给城市人口，也分配给部分物资供应短缺的农村地区。 当中国共产党启动一项新政策，伴随新的政策，他们会启动宣传攻势来帮助推广新的政策。我母亲的部分工作就是努力使人们确信变化是有益处的，这次要传递的信息的核心内容是中国人口众多，众多人口的吃饭和穿衣问题还没有解决；现在，政府要确信，基本的生活必需品被公平分配，不能出现有人被饿死，而其他人却囤积粮食或其他生活必需品。我母亲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工作，每天都骑着自行车四处奔波，在没完没了的会议上发表讲话。即使是在怀着她的第四个孩子的最后一个月，她还在享受她的工作，她信仰她的工作。 到最后一分钟，她才去医院生她的下一个孩子，是一个儿子，生于1954年9月15号。这又是一次非常危险的生产。医生正准备下班回家的时候，我母亲叫住了他。她正在出血，出血很不正常，她知道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她坚持让医生留下来给她做一个检查。她的一块胎盘不见了，做手术主要是找到那块胎盘，所以，医生对她做了全身麻醉，再次在子宫里寻找。他们找到了那块胎盘，找到那块胎盘几乎等于救了她的命。 我父亲正在农村，他激励人们支持政府的垄断政策。他刚被晋升到10级，被提拔为四川全省的公共事务部副主任。公共事务部的一项主要功能就是不断的查验公众的意见；人民对一项具体政策的反应如何？他们有什么不满？因为农民构成了人口的绝大部分，我父亲经常深入农村，发现农民的观点和农民的感觉。像我母亲一样，他信仰他的工作，对工作充满热情，他的工作是保持党和政府与人民联系的纽带。 我母亲生产后的第七天，她的一个同事派一辆小汽车到医院把她接回家。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是，要是丈夫不在家，党组织有责任照顾他的妻子。我母亲很感激的接受了汽车的接送，因为家离医院走着有半个小时的路程。几天之后，我父亲回来了，他训斥了他的同事。制度规定，只有当我父亲在车里的时候，我母亲才可以坐官车。要是他不在的时候我母亲使用汽车则被视为是裙带关系，我父亲说。我父亲的同事说，是他授权使用汽车的，因为我母亲刚刚经历了一次大手术，手术让她非常虚弱。但是，规定就是规定，我父亲回答说。我母亲发现，她很难接受这项清教徒似的僵死的规定。这是第二次我父亲在她经历艰难的生产之后马上就对她发起攻击。他为什么不在那接她回家，她问，这样他们就不会非得破坏规定了？他被工作纠缠着，他说，工作是重要的。我母亲理解他的奉献，她自己也在奉献。但是，她还是非常地失望。 我的新生的兄弟，小黑，在出生两天后就染上了湿疹。我母亲认为，这是因为她在夏天的时候没有吃煮过的绿橄榄，当时她太忙于工作了。中国人相信，橄榄可以清除体内的积热，要不然的话，积热会让身上长出肿块。有几个月的时间，小黑的手都得被绑在婴儿床的护栏上，以防止他用手抓自己。他六个月的时候被送进了一家皮肤病医院。在这个裉节上，我姥姥得赶回锦州，因为她的母亲病了。 小黑的奶妈是一个从宜宾来的姑娘，长着一头浓厚的黑发和一双很色情的眼睛。一次意外，她杀了她自己的孩子-----他躺在那让孩子吃奶，她睡着了，把孩子给闷死了。她通过家里的亲戚来见俊英姑姑，央求她把她推荐到我的家里。她要到大城市去，在那里寻求乐趣。尽管遭到了当地妇女的反对，我姑姑还是推荐了她，当地妇女说，她去成都就是为了摆脱她的丈夫。俊英，尽管还没有结婚，却从不嫉妒别人享乐，特别是性方面的乐子；事实上，她经常为他们而感到高兴。她完全能够理解别人的小缺点，能够忍受别人的小缺点，她不肯对别人评头品足。 仅仅几个月之内，就有传言说，奶妈与住在大院里的一个殡葬承办人有了破事。我父母认为，这种事属于私事，他们对此睁半拉眼合半拉眼。 我弟弟住进医院的时候，奶妈也陪他住进了医院。共产党已经基本上根除了梅毒，但是，医院的一间病房里，依然住着一些梅毒病人，一天，在那间病房，奶妈被人看见与一个病人睡在一张床上，医院把这件事告诉了我母亲，并建议说，奶妈继续为小黑喂奶是不安全的。我母亲要求她走人。在这之后，小黑由我的奶妈和照顾我另一个弟弟，金明的奶妈照料，金明的奶妈已经从宜宾过来和我们在一起了。 1954年底，金明的奶妈写信给我母亲说，她想过来和我们住在一起，因为她和她丈夫之间产生了麻烦，她丈夫变成了酒鬼，经常打她。从金明满月时候起，我母亲有十八个月没有见到他了。但是，他的到来却令人非常郁闷。有很长一段时间，金明不让我母亲碰他，他只管一个人叫妈妈，那就是他的奶妈。 我父亲也发现和金明建立亲近关系非常困难，但是，父亲和我很亲近，他会趴在地板上，让我骑在他的背上，他在地板上爬动。通常，他会把一些花夹在他的后脖领上让我闻。要是他忘记了，我就会用手指着花园弄出很多命令他的噪音，意思是，他应该马上弄一些花来。他会经常吻我的脸颊。有一次，他没有刮脸，我都起小脸，扯着嗓子报怨地嚷嚷，“老胡子，老胡子。”我叫他老胡子叫了好几个月。在这之后，他更乐意吻我了。我喜欢蹒跚着进出办公室，喜欢和官员们一起玩。我经常追在他们后面，嘴里叫着我给他们起的特殊的名字，我还给他们背诵童谣。我还不满三岁，就被称为“小外交家。” 我认为，我之所以受欢迎，真的是由于这样的事实，官员们都喜欢打个中歇儿，都喜欢来一点乐趣。我用我孩子气的贫嘴给他们提供了中歇儿和乐趣。而且，我长得胖嘟嘟的，他们都喜欢把我放在大腿上，爱抚的拧我，挤我。 当我刚过三岁的时候，我和我的兄弟姐妹就都被送进了不同的寄宿制托儿所。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被从家里弄出来。我踹腿闹事，撕扯头上的发带，以示抗议。在托儿所，我刻意地给老师制造麻烦，每天我都会把牛奶倒在桌子上，然后把胶囊里的鳕鱼肝油抹在桌子上。吃完中午饭后，我们得睡一个很长的午觉。午休时间，我在大宿舍里给其他孩子讲吓人的故事，故事都是我自己编的。不久我就被发现了并遭到了惩罚，被强迫坐在门口的台阶上。 我们住进托儿所的原因是，没有人再来照看我们了。1955年7月的一天，我母亲和东城区的800名员工都被告知，他们得待在住所内等待进一步的通知。一个新的政治运动已经开始了-----这次是挖出“隐藏的反革命分子。”每个人都要被彻底调查。 我母亲和她的同事毫无疑问地接受了这项命令。无论如何，他们一直都在过着呆板的生活。除此之外，对于党来说，调查它的成员，以确保新社会的稳定，这似乎很自然。像大多数她的同志一样，我母亲既有忠诚事业的愿望，也有对措施过于严厉的抱怨的想法，但是，对事业忠诚的愿望已经超越了对措施严厉的抱怨的想法。 过了一周之后，几乎所有她的同事都得到了澄清并被准许自由外出。我母亲是少数几个例外当中的一个。她被告知，她过去的某些事情还没有得到澄清。她得从她自己的卧室搬出，得在办公楼的另一部分的一个房间睡觉。在这之前，她被准许在家里呆几天，以安排好她的家人，因为，她被告知，她可能被监禁相当长一段时间。 这场运动由毛泽东发动，是毛泽东对一些共产党作家行为的反应，尤其是针对著名作家胡风的。作家们未必真的在思想上不赞成毛泽东，但是，他们流露出为他们自己着想的独立因素和能力，毛泽东发现，他不能接受这种独立的因素和能力，他担心，任何独立思想都可能导致对他绝对服从的削弱。他坚持，新中国在行动上和思想上都得像一个人，因此，就需要有严厉的措施把全国团结在一起，要不然的话，国家就可能分裂。他逮捕了一些一流的作家，给他们贴上了“阴谋反革命”的标签，这是一项非常可怕的指控，因为，与“反革命”活动相伴随的是严厉的惩罚，包括死刑判决。 这是一个信号，标志着，在中国，个人思想表达的开始结束。共产党掌权后，所有媒体都被党接管了。从现在开始，全国人民的思想都被更加紧密的控制起来。 毛泽东断言，他要挖出来的人包括为帝国主义国家和国民党效劳的特务，托洛斯基分子，前国民党官员，和共产党中的叛徒。他声称，他们在为国民党和美帝国主义的反攻而工作，美帝拒绝承认北京，并用敌对的包围圈包围中国。因此，以前的运动是镇压反革命，在运动当中，我母亲的朋友，辉哥，被镇压了。运动针对的是真正的国民党分子，现在，运动的目标针对的是党内的人士，或在政府内工作的人士，这些人在个人背景里与国民党有关系。 即使是在共产党掌握政权之前，就个人背景编写详细的档案就是共产党统治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党员的档案由党的组织部收存，为国家工作，却不是党员的人的档案由工作单位收集，并由单位的人事部门管理。每年，老板都要就员工的表现写一份报告，报告被放进档案内，任何人都不被准许阅读自己的档案，只有被特殊授权的人才可以阅读其他人的档案。 只要一个人的过去与国民党有某种关系，这种关系就足以使其被这场新的运动锁定目标，不管这种关系有多么飘渺和模糊。调查由工作队执行，工作队由众所周知没有国民党关系的官员组成。我母亲成为首要的嫌疑犯。我们的奶妈也因为她们的家庭关系成为调查的目标。 （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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