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野天鹅（ThreeDaughtersofChina）（22） |
| 正文 | （承上） jungchang作品 归田园居翻译 7 过五道关口-----我母亲的长征（1949----1950） 就是在我父母离开锦州前，我母亲被接纳为预备党员。负责监管妇联工作的副市长持这样的主张，我母亲在去一个新地方前理应成为预备党员。这个决定意味着，再过一年，要是我母亲被认为表现积极，她就将成为一名正式党员。 我父母得加入一个去大西南的旅行组团，旅行组团由五百多人组成，他们中的大部分是四川人。组团的主体是出生在西南的男性共产党干部，组团里的几位女人是满洲人，她们嫁给了四川人。为旅行方便，他们被组成编队并发放了军队制服。在他们的旅途上，国内战争还在激烈地进行着。 1949年7月27号，我姥姥、夏医生还有我母亲最好的朋友来到火车站去送我父母，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受到共产党的怀疑。当他们站在站台上跟他们说再见时，我母亲感觉她被矛盾的情感折磨着，一方面，她觉着自己像一只小鸟，就要冲破牢笼飞向天空；另一方面，她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否能够再见到这些她深爱的人，特别是她的母亲。旅途充满危险，四川还在国民党手里，而且四川在1000英里以外的地方，遥远得令人难以想象。而且她不知道她是否还能再回到锦州。她强烈地感到她想哭，但是，她忍住了眼泪，因为，她不想让她的母亲更加悲伤，她本来就已经很悲伤了。当站台滑出他们的视野的时候，我父亲努力安慰我母亲，他告诉她，她必须得坚强，作为一名“加入革命”的青年学生，她需要“通过五道关口”，意思是，要采取全新的态度来对待家庭，职业，爱情，生活方式和体力劳动，要拥抱艰辛和磨难。党的理论是，像她这样的受过教育的人需要停止做“资产阶级”，他们要更接近农民，农民占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我母亲听这些理论听了有一百遍。她接受为了新中国需要自我改造的观点，事实上，她刚刚写了一首诗，在诗中她表示，未来的生活中会出现“沙暴”，她将迎接沙暴的挑战。但是，她也要求再多一点温柔，再多一些对个人的体贴。令她愤愤不平的是，她不能从我父亲那里得到这些温柔和体贴。 当火车到达天津，他们不得不停下来，因为这里是铁道线的终点。天津在锦州西南250英里的地方。我父亲说，他要带我母亲在城里转转。天津是一个巨大的港口，在这个大港口，美国、日本和一些欧洲国家直到此时还设有租界，国中之国（薛将军就死在天津的法租界里，尽管我母亲不知道这件事）。在城市里，有很多地方，整片城区都是风格迥异的外国建筑，建筑格调堂皇张扬，有世纪之交的精致的法国宫殿；浅色的意大利宫殿；浮夸的、洛可可晚期的奥匈城市洋房。八个国家的建筑浓缩在这座城市，在这里集中展示，每一个国家的建筑都想压倒其他国家的建筑、压到中国的建筑，从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城市里不仅有在满洲里就熟悉的敦实、笨拙、灰色的日本银行，还有绿色屋顶的俄国银行，俄国银行的围墙是粉红和黄色相间的颜色，我母亲还是第一次见到诸如此类的建筑。我父亲曾经读过很多外国文学，那些关于欧式建筑的描述总是令他心驰神往，这是他第一次亲眼见到这些建筑。我母亲可以看出，他颇费周折、试图调动她来配合他的激情。但是，她在沿着两侧是杨树的大街散步的时候，心情依然很沉重。她这会儿已经在惦念她的母亲，而且，她还在生我父亲的气，怨他从不说同情的话，怨他太过僵硬。她知道，他一直在努力，尽管看上去很笨拙，帮她走出坏心情。 瘫痪的铁路线仅仅是艰难旅程的开始。他们得步行继续他们的行程。在前进的途中不断会遭到地主武装、土匪和国民党残匪的袭击，共产党在向南挺进的时候，这些国民党残匪被留在了后面。整个旅行团仅有三条步枪，我父亲掌握其中的一只步枪。但是，旅行团每行进一段路线，当地政权都会派出一队士兵来护送他们。士兵装备了机关枪。 每天，他们都要走很长的路程，他们背上背着铺盖卷和其他行李，经常得在崎岖的道路上行走。那些在游击队呆过的人习惯这样的行军，但是在经历了一天的行军之后，我母亲的脚心起满了水泡，她又没办法停下来休息，在一天的行军结束后，她的同事建议她在热水里泡脚，并用针把水泡挑开，让里面的液体流出来。疼痛暂时得到了缓解。但是，第二天，当她又得开始行军的时候，疼痛会更加剧烈。每天早晨她都得咬着牙挣扎着继续前进。 在很多行进路线中，其实都无路可走，艰难的跋涉很是可怕，特别是在下雨的时候。道路变得光滑泥泞，我母亲总是跌倒，她也数不清到底跌倒了多少次，一天走下来，她浑身上下都沾满了泥巴。晚上，当他们到达目的地的时候，我母亲就会瘫倒在地上，就躺在那，不能动弹。 有一天，他们得在大雨中行军三十多英里。气温高过90华氏度，我母亲浑身上下都被雨水和汗水浸透。他们得翻越一座大山，山并不太高，大约3000英尺，但是我母亲被累得精疲力竭。她感觉她背上的铺盖卷就像一块大石头压在身上。汗水从她的额头涌下来遮盖了她的视线。她张嘴喘气，感觉不能把足够的空气吸入肺里以供呼吸，她两眼冒金星，步履艰难，抬不起脚来，当她到达山顶时，她想，她的苦难结束了。但是下山几乎和上山一样艰难。荒郊野外，沿悬崖蜿蜒的道路又陡又窄，脚下就是百丈深渊。她的腿在发抖，她觉得她就要掉进深渊了。有好几次，她都得抱住大树，以防止从崖上掉落下去。 他们刚刚翻过大山，几条湍急的河流又挡在了他们的去路。河水涨到齐腰深，我母亲在水里几乎不能站住脚，在一条河的中心，她跌倒了，她感觉她就要被河水冲走了，这时一个男人猫腰抓住了她，她几乎崩溃，她哭了起来，特别是当她看见了她的一个女友，她的丈夫正背着她过河。尽管这位丈夫是一位高级官员，有权使用汽车，但是，他放弃了他的待遇，和他的妻子一块儿步行。 我父亲没有带上我母亲，他和他的警卫坐在吉普里行军，他的级别赋予他权力坐吉普或骑马行军，有吉普时坐吉普，有马时就骑马。我母亲总是希望我父亲能帮她一把，或者至少能把她的铺盖卷放在他的吉普车里，可是，他从来不肯帮她。她差点儿被淹死的那天晚上，她决定直接和他说出她的请求。她过了可怕的一天，更可怕的是，她一直都在呕吐。他不能让她偶尔地坐他的吉普行军吗，他说他不能，因为，这会被认为他在偏袒他的妻子，因为我母亲没权利享用汽车。他觉得他得和中国传统的裙带关系作斗争。更重要的是，我母亲被认为需要经历艰辛磨难。当她提到，她的朋友享受被她的丈夫背着，我父亲回答说，这是完全不同的一回事，那位朋友是一位共产党老战士，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候，她曾经和金日成一起指挥着一支游击队，在东北极为可怕的条件下抗击日本，金日成后来成为北朝鲜的总统。在她的革命生涯中，她经历了很多苦难，其中之一就是失去了她的第一任丈夫，斯大林下令处死了她的丈夫。我母亲不能和这个女人比，我父亲说，她仅仅是个青年学生。要是别人认为她被惯着，她就麻烦大了。“这全是为你好”，他又说，她在申请成为正式党员，她还在预备期。“你面临一个选择，或者进入车内，或者进入党内，两者不可兼得”。 他持这样的观点，中国革命基本上是农民的革命，农民过着没有尽头的苦难生活，对别人享受和追求舒适生活，他们会非常敏感，任何参加革命的人都被认为得锤炼自己，得变得坚强，坚强到对艰苦生活习以为常。我的父亲在延安、在游击队已经做到了这一点。 我母亲懂得这个理论，但是这阻止不了她这样想，在她背着行李，艰苦跋涉，流汗，呕吐，又累又病，腿如灌铅的时候，我父亲没有对她表示同情。 一天夜里，她再也忍不下去了，她哭了起来，这是她第一次哭出声来。旅行团通常是在空的库房和教室这样的地方过夜。那天他们睡在一座庙宇里，他们一个挨一个的挤着躺在地上。我父亲挨着她躺着，她扭过脸，背对着他，开始哭泣。她用衣袖捂住嘴，试图捂住抽泣声，她一哭，我父亲立马就醒了，他匆忙用手捂住她的嘴。她哭的时候听见他对她耳语说，“别哭出声来，要是别人听见你哭，人家会批评你的”。被批评是很严重的事情，这意味着她的同志会说，她不配做一个“革命者”，甚至说她是胆小鬼。她感到他急切地把一个手帕塞到她手里，这样，她就可以用手帕堵住抽泣声。 第二天，我母亲编队的领导把她拉到一边，告诉她，他已经听到别人对她的抱怨，抱怨她夜里哭泣，这位领导就是那位把她从河里救起的人。人们在说，她的表现就像一位“出身资产阶级的娇贵小姐”，他不是不同情她，但是，他也得考虑别人反映的情况，才走了几步道就哭泣，很丢脸，他说，她的表现不像一位真正的革命者。从那时起，尽管我母亲还经常想哭，她却从未再哭过一次。 她艰难前行。他们要经过的最危险的地区是山东省，几个月前，共产党刚刚解放山东。有一次，他们正走在一个深谷里，子弹突然像雨点一样从山上打下来。我母亲躲到一块大石头的后面。射击持续了大约十分钟。当射击停下来的时候，他们发现，他们组团中的一员被打死了，他是在试图绕到攻击者的背后时被打死的。攻击者是土匪。还有其他几个人也受伤了。他们把死者埋在路旁，我父亲和其他几位高官把他们的马让给了伤员。 在经历了四十天的长征和更多小规模的战斗之后，他们到达了南京，南京位于锦州正南700英里的地方，南京曾是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它以“中国火炉”而闻名，九月中旬的时候，天气热得仍像一个烤箱。旅行组团被安置在一座军营里。我母亲床上的竹凉席上有一个深色的人影，在我母亲之前曾有人睡在这张凉席上，她的汗水印在了上面。天气热得要命，组团还得进行军事训练，学习打铺盖卷，打绑腿，打背包，练习携带装备急速行军。作为军队的一部分，组团得严格遵守纪律。他们穿黄褐色制服，里面穿粗布衬衫和内衣，制服的扣子都得扣上，包括脖子部位的扣子也必须扣上，绝不准许解开领扣，我母亲发现，扣着领扣喘气费劲。像其他人一样，她的后背衣服上总有一大片汗水。他们还戴一顶双层的棉布帽子，帽子得戴正戴严，不能漏出一点头发，这让我母亲大量出汗，汗水浸透了帽子的四周边沿。 偶尔地，他们也被准许外出。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贪婪的吃上几根冰棍，除了短暂地在天津逗留以外，旅行团的大多数人还从未到过大城市，对他们来说，吃冰棒很是刺激。他们买了一些想带回军营送给同志，他们把冰棍用白色手巾仔细包好，然后再放进包里。回到军营的时候，他们惊奇的发现，冰棍已经化成了一摊水。 在南京，他们得听政治讲座，一些讲座是邓小平和陈毅做的。邓小平是中国未来的领袖，陈毅是未来的外交部长。我母亲和她的同事坐在中央大学的草坪上，他们在树荫下听讲座，而在同时，演讲者却站在没有任何遮拦的骄阳下，一讲就是两、三个小时。尽管天气炙热，演讲者的风采却令听众着迷。 （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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