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父亲 |
| 正文 | 父亲 父亲曾永发，民国壬午年（1932）11月出生。一生喜穿灰旧中山装，脸上有胡子，接近五尺高。父亲是个农民，靠在生产队记工分维持一家人的日子。解放刚过来时，他参加过共产党的土改队，在四邻八乡参加打土豪分田地。1958年后，他还当过几年生产队长，带领过村民学大寨。可是这些都是过去的事情，我没有亲眼见过。我对周围的事情有记忆是在上小学（1975）以后。那时父亲四十五六岁，正处于壮年，在一个人的一生中是干大事情的时候。这时期，父亲在游加坊大队做代销员。在历史上又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农村到处都在搞“斗资批修”运动和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在那时，公社和大队干部都要到农村支农，和农民一起劳动学习。我就见过下村干部来到我家吃饭的情形，在开会前一定要先念毛主席语录，吃饭毕也要背毛主席指示。农忙时节，天上烈日炎炎，田野上到处却是红旗飘飘。田坎小路上常见父亲用箩筐挑着一担日用商品，口里不停地喊：卖油盐火柴针线。 从我家田村到游加坊代销店有三里路，我兄弟俩下午放学后，常代父亲到店里卖货。早早吃过晚饭，我们就带上弹弓之类的玩具上路了。沿着溪边的小路边走边玩，看看西山的太阳还没有落山，我就用弹子射路边樟树上或电线杆上的鸟雀。代销店设在大队礼堂内，晚上，大队干部都回家或下村劳动了，在空旷黑暗的大礼堂内，每到半夜就能听到老鼠打架和鬼敲门的声音。把人吓得气不敢出，浑身像遭了恶魔的诅咒。我家一共有9口人，全靠父亲一个人在外挣工分，他一年只能挣三千多工分，用这点粮票到生产队换粮食，只能称到4、5百斤稻谷。虽然到了上世纪70年代，但中国农村的现状和旧社会没有两样，农民照样吃不饱，穿不暖。有些地方甚至到了卖儿卖女的地步。那时，我家算是田村最苦的家庭，我和老二都在上小学，除了姐姐其余的妹妹都还小。家庭缺少劳力，所以生产队里的工分少得可怜，常受人歧视克扣应分的粮食。家里长期苦不堪言，比如，看见别人家的小孩穿上了新鲜时髦的衣服鞋袜，我想要甚至连晚上做梦都在想要就是不能实现。一件衣服或鞋袜夏天穿了冬天还得照样穿，就是没有多余的衣物用来换洗。而且穿衣常老少不分，兄妹不分。既由分享玉液香肉，那只是听说而已。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省城读农业大学，每月能补给伙食费18元多钱，虽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救了我的贫急，但是这点费用对于我的开销还是杯水车薪和无济于事的。这样的苦日子直到我大学毕业才终止。在农村，没有劳动力的家庭是注定很苦的。在那时，许多农村孩子为了帮助父母过上好日子，都早早地离开了学堂，回家参加了农业生产。唯独我家越苦越想读书。 在农村，种田人一生都要做很多大事，他们除了种田，还要生育很多子女，还要为子女娶室安家。种田活儿用农民的话说是“卖力气”，一个家庭如果没有劳动力就意味着挣不到工分，不能从山上田里搞到更多的生活物资，就意味着香火不旺，没有人养老送终，这就要受人歧视。千百年来，农村人都有“多子多福”这样根深蒂固的思想，原因就在这里。在农村，左邻右舍的乡亲们在暗里明里都在竟斗。比如现在，农村谁有能力做房子，谁就是高人一等，谁没有能力置房产，他在路上走着脸上就无光。在上世纪7、8十年代，江背村的老百姓必做什么大事呢？比谁家挣的工分多，谁家的人口多，谁家的生活过得富裕。而我家在这些方面刚好是短处。因为穷，大人小孩走到哪里都抬不起头来。穷到不但外人看不起，就连亲戚邻舍也看不起。甚至穷到要到亲戚家借把刀柄都成困难，这就是当地人说的“穷到连狗都嫌弃”。 在那个年代，我们家面对贫穷，父亲却选择了一项谁都看不起的大事做－－－教育子女。六个子女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相继上了学，我们兄妹几人分别初中高中毕了业，我则大学毕了业。然而，在极度落后的偏远山区，父亲选择这样一个事业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这在田村是谁都看不起也不理解的。父亲就像一头老牛，整年脖子上套着一根横杖不得休息。更像一个斋公，整年吃斋没有企求。教育子女有什么作用呢？这在田村没有文化的人是很难预料的。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农村人有了文化，大脑变得机巧了，就会精打细算，就能养猪种菜致富。关于这一点在十几年后，到了90年代中后期，等到我们兄妹都成家立业了才看得比较清楚。我们在当地个个都小有出息，不但大家都做了新房，孩子也在学校上校。 父亲一生没有离开农村，且一生过得默默无闻，他经常连春空带到头上也不知觉，更多时过得像一棵歪脖子树只好让人取笑。他平时只能凭自己的口齿在众乡亲中讨点喜气，所以有人说他傻。左邻右舍多半的家庭子女都在身边，所以生活还过得去。只有我的父亲苦了一辈子，挣扎了一辈子，但又没有受到别人的尊重。同辈人都说他一生过得窝囊，没有气争。可是父亲有他自己的想法。他每每和别人坐在一起闲聊，总觉得自己要受到别人的压抑，但口里对众乡亲却是甜言蜜语，不敢伤害人。别人两眼盯着他跟他开玩笑，意在要他有个交代明白，可他就是不交代，至于父亲心里想什么谁也不懂。比如说，有人听说我是搞什么理论研究的，成天见我在家里转悠不去上班，于是觉得好笑，认为我不是懒人才怪。父亲却从不这样认为，他对我的行为从来没有说一句难听的话，甚至连半个不字都没有说过，无论碰到什么事情他都哈哼了之。直到父亲2000年大寿过世，村里也没有人真正理解这个人一生的品行，只从言谈中直觉得他是一个能言善辩的人。 其实，父亲是一个能吃大苦的人，他一生经历丰富，所以他也是一个很有见识的人。他虽然只有小学文化，但他对社会对事理有非常深远的看法，他的见识甚至到了一般人不能理解的地步。举例说，他对社会不良现象如腐败，似乎有先天遗传的憎恨基因，从他身上碰发出来的正义感可谓感天动地。这也是乡亲们无法理解甚至把他奉为神明。 父亲到了老年走不动了，虽然由于饮食不良造成高血压病，心里还是很想吃，身上还是很想穿。孩子们也长大成人已经不在身边，生活条件虽然可以稍微改变一下，但他没有这样做。他一个人却和子女们分灶吃饭。油盐米我们兄弟共给，至于菜蔬因我们不在他身边，就全靠左邻右舍搭济了。因为这样，所以他在生活上从来没有伸手向我们要这要那。有一年，我从镇政府回家过春节，手里还带回一条分的鱼。我到他住处看他，只见他手拄拐杖，两眼失明，头发花白，口角也有些歪斜，只是思维非常清晰。见我站在门口，他不住地向我问好，又用手去模那雪白的东西，发觉是一条鱼，口水都流出来了。我知道他想吃鱼，但因分灶吃饭，后来又没有吃成。 农村人想做大事如盖房子和供子女上学等，在一年的收入有限情况下，唯一的办法就是节俭。除了吃点自己种的蔬菜，很少买鱼肉吃。出门能走路绝不坐车，平日里花钱恨不得一张票子撕做两张用。我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在1990年代以前，当我们兄妹都出门在外，他一人在家里生活，他平时吃菜只见几点油珠。点灯为了节省电，他大都在太阳刚下山就吃完了饭，所以一月下来只需要2、3度电费。 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父亲的这些行为，只有等我到了中年功成名就了，我才慢慢对它有了理解。然而，这些在田村的乡亲们看来却是永远不能理解，所以父亲在村里背了一辈子的黑锅。这个最终正确的结论就是：父亲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也是一个能做大事的人。写完这篇文章时已是黄昏了，我清楚地听到窗外隐隐的雷声，我就知道一个伟人一生中该结束的已经结束了。 2004.8.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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