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论失政 |
| 正文 | 论失政 经济或哲学理论被大师研发出来了，把成果写成著作公之于天下，而天下之人又仅皆读其书，谙其事理。唯独遗憾事情是：这些人人皆知的学问，若能运用了实践，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必大裨益于世界。然而，世人却不能觉之用之，听凭束之高阁，而百姓兆民一如既往尽在苦水中挣扎。 在经济学中，就有这样一种理论，它发轫于西方古典经济学，又最终在马克思那里日臻成熟，它就是关于“生产性劳动”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在我们这个物质财富极端稀缺的社会，尽管每个人的工作岗位不同，但是，不是任何人的劳动都有价值，不是任何人都会为国家为家庭带来财富。 只有从事工农业和商业等物质生产部门之生产者，他们之劳动才会创造利润财富。而对于上层建筑中之无形服务生产者，他们诸如官吏、教师、演员、军人和律师等的工作，却不能为国家为个人创造任何价值和财富。相反，他们之消费活动，只会减少国家所积累之现有物质财富。可想而知，只要对经济学或马克思经济学，有肤浅知识之人，以上经济学规律对他都会有振聋发聩之效应。 因为，无论西方还是东方国家，就是这样好的经济规律，不曾被人类运用到治国实践之中，不曾用来制订国家之经济制度和政策。所以说，这个知识资源是被人类非常无情地浪费掉了，因为它没有为任何国家带来经济利益或社会效益。然而，在社会制度建设方面，我们正因为不按照马克思之“生产性劳动”理论办事，所以世界各国在社会发展上走了弯路，甚至付出了惨痛之代价。 为什说，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理论永远是真理？尽管数百年来，世界各国有很多理论精英，企图推翻马克思苦心经营之理论大厦。他们虽然打造了自己五光十色的理论帆船，但当现实政治风暴来临时，真正能起到“挽狂澜于既倒”之理论，惟有马克思的“生产性劳动”学说，而其他理论帆船则统统在风浪中全部沉没了。 应当看到，马克思创立他的“生产性劳动”学说，是有他的历史渊源和实践依据的。无论西方还是中国，在19世纪以前，甚至在19世纪以后，人类为了发展，都必须做一件事，这就是为了使国家的物质财富尽快增长，任何人都必须关心物质生产，甚至任何人都必须参加物质生产。因为人类社会从古至今，都属于物质财富极端稀缺之社会。所以，我们必须重视物质生产，不仅如此，人类必须鄙视靠“奇巧末技”生活之人。 在古代，我们的祖先走过“重农轻商”之路，这就是重视农业生产，禁止和阻断靠手工和经商谋生。这样的道理，就连4、5千年前，我们最早的祖先黄帝轩辕氏也懂得。 在今天，我们的社会依然属于物质财富匮乏的时代，因此，为了生存，为了社会上有更多的人早日过上“丰衣足食”之生活。我们依然要采取“重本轻末”之政策，必须把第一第二之工农业作为重要的“本业”来抓。而把从事演艺、游戏、走私、著作、僧道和嫖赌等服务色情业，当作“末业”来对待。 不仅如此，我们必须运用马克思理论进行“重本轻末”，使一切“末技”游食之民仅归于“本业”。只有这样，社会财富才会日渐增多，而那些需要救济的贫民才会得到更多的物质补助。 目前，我国的现实却不容乐观，由于受各种妖怪理论之误导，认为上层建筑的工作者，他们之劳动也是生产性的，也能创造价值。于是，把上层建筑也推向市场改革，让无数从事服务业之人也可当资本家，也可剥削劳动人民。于是，演员、官员、教师和僧侣等，尽皆一夜暴富，尽行腰缠万贯。 令人担忧者更在：现在从事“末技”之人日益隆多。他们就像蚂蚁，数量正在一天天集合。他们如洪水一样，正在冲向劳动人民。他们每个人都张着血盆大口，正在啃吃百姓的血汗钱。可以肯定，如果中国之产业结构失衡，“末技之民”甚嚣而上，则社会中国不亡即蹶。不出十年，中国之穷人全在少数物质生产者，而大批富人却是那些贯操“末技”之游食者。 不出十年，中国将成为贫富悬殊的恶浊之地，富人和穷人在街上走着，就像老虎和猪在相互仇恨争斗。到那时，天下再没有一处安静祥和之地。 今后，为了让科学理论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我们必须按照马克思理论，在中国乃至世界建立更多的半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个美好的国度里，凡是上层建筑内的劳动者，都过着社会主义有计划的集体生活。他们不再从单位机关领取工资，而是吃住穿在政府。只有下层物质生产部门才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允许个人从事投资办厂和做资本家，并允许他们发家致富。（2020.2.17） 论发展 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每个人都关心的大事。还是老话题，在历史进入20世纪，当世界各地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建立以后，但不到半个世纪，它们又都纷纷垮台。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说明了什么？说明了，贫穷落后总是和社会主义为伴。社会主义国家要摆脱“百年孤独”，唯有走改革之路。这就是砍到社会主义大旗，重新踏进资本主义大门。在西方，社会主义国家大都进行了“休克疗法”的私有化改革，而在中国，则进行了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历史的后退，但不是失败，后退是为了进步。 因为在物质财富极端稀缺的社会，也就是社会公民普遍贫穷落后的社会，要加快经济发展，唯有实行经济私有化制度。因为经济私有制度比公有制度，更能调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更能发挥他们的创造性。不仅如此，市场调节资源分配总比计划调节更有效率，更能充分利用时间，并把藏于时间背后的财富挖掘出来。 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反之，超前的生产关系一定会破坏生产力的发展。从世界社会主义国家近百年的运动史可知，那种认为可在经济落后国家，首先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是错误的。因为生产力落后，建立超前的生产关系并不能促进这些国家发展。我国在上世纪6、7十年代，大搞人民公社化运动，实行高度计划经济，就是典型的生产关系超前发展案例。所以，这样的社会主义运动是注定要失败的，它给后人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私有经济所以比公有经济发展快，除了它更能发挥人的致富潜能以外，还有更大的原因是：在私有制社会，财富分配制度更为丰富多样。除了有“按劳分配”的制度，还有“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制度。而在公有制国家，分配制度单一，一般只允许“按劳分配”制度通行。 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分配制度多样性，这就能够极大地调动各种生产要素，参与到社会生产中，从而使资本、土地、科学技术和管理知识等不可或缺的现代资源，一并加入社会财富的大生产中。 在社会主义国家的集体企业中，只有人类劳动创造财富，但在资本主义私有企业中，除了人类劳动，还有资本、土地、科学技术和品牌等非人类因素也成为财富的创造者。这就大大拓宽了财富创造的渠道和源泉，致使资本主义企业中的财富能够以成百上千的速度增加。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据我国当代经济学家卫兴华的研究发现，中国是世界上人口和劳动力最多的国家。在2000年，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尽管突破了1万亿美元，但也只及美国的1/9。不仅如此，中国所耗费的劳动力和人类劳动量却比美国多几倍。在2000年，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800多美元，而美国却约为3万美元，相当于中国的37倍。 以上数据说明了什么？说明了，美国虽然是劳动力缺少的国家，但它创造的社会财富却远远多于劳动力丰富的中国。这个深层原因是：美国是一个完全私有制的国家，而中国却只是半社会主义国家。因为在我国还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私有制经济仅是补充成分。所以说，在中国，社会财富创造的渠道还没有完全拓宽，人的生产积极性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在将来，社会财富创造的渠道，不但要拓宽，还要挖深。社会生产力不仅要向横向发展，更要向纵向挺进。这个历史赋予人类的伟大使命就是：我们不仅要让各种生产要素会创造财富（使用价值），更要让它们会创造价值。比如，工厂中的机器人，它虽然会帮助人类生产产品，但在商品市场上，机器人生产的产品却没有价值。机器人只能从市场上空手而归。尽管机器人付出了“劳动”，但它却没有报酬。 正因此，机器人的占有者资本家或科学家，他们要生存，只有剥削工厂中的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这就是只能靠剥削为生。由于这是不光彩的事情，因此会大大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因此说，社会生产力要加快发展，我们必须依靠科学。必须用科学论证机器人等非人类生产要素也会创造价值。只有这样，社会生产力才能大踏步地向前挺进，社会财富才能像江河水一样源源不断地涌出。（2020.3.13） 论官俸禄 从历朝官俸制度可知，即使一品高管宰相和最高管皇帝，他们每年的工资也只够支付，他们一家人的生活开支。如做府宅和皇宫，造舟车，制衣服，以及支付家庭雇佣人员如嫔妃、宦官、洗衣做饭工和保镖等工人的工资。最后，古代官吏的工资还能满足子女上大学请先生的经费开支。 如果一个皇帝只临朝3、4年就退位了。他就可能连自己的生活开支和子女上大学的经费已没有赚到。总之，古代官吏的工资，其领取原则是遵守“按劳分配”的制度。 从这个分配制度出发可知，社会上的每个人都得劳动，都得过自食其力的生活才是正道。如果有人过不劳而获的生活，不管他是剥削父母还是剥削别人，他都是剥削者，都是不能被人称道的。 在当今社会，有人想把财产留给子女，想让子女过不劳而获的生活，其实这是不正确的。正确的观点是，父母只能让子女接受文化教育，即只能“授之以渔，而不能授之以鱼”。决不能让子女躺下身子吃“五保户”，子女的生活还得要靠他们自己的劳动来维持。 论工资 马克思关于雇佣工人的工资理论，直接继承了古典经济学家的观点。英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塞米尔-贝利（Samuel Bailey 1791-1870）在其《对价值的本质、尺度和原因的批判研究》第50页指出：“李嘉图用了一个巧妙的手法，使劳动的价值取决于生产工资所需要的劳动量；或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劳动的价值应当由生产工资所必需的劳动量来估量。”为此马克思也认为，劳动力的价值“也就是生产出工人每天平均的生活资料量所需要的劳动量”。（《资本论》第1卷215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由此可见，工资是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所耗费的劳动量。所谓“维持劳动力”包括劳动者每天的生活资料开支，还有劳动者接受文化教育，技能培训所耗费的物质开支。 恩格斯指出：“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这句话阐明了从事上层建筑工作者的工资决定问题。他们工资的最低标准就是能够维持他们的最低生存条件，即保证有饭吃，有房住和有衣服穿。 在实际经济工作中，各级政府在对待文化工作者的生活待遇上，往往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强迫文化人不吃不住不穿衣服也要“革命”，这是违背客观规律的做法，对工作是非常有害的。因为它只会妨碍各项文化事业的发展。 论平均 如果每个人都拿平均工资，那么全社会的财富就实现了平均分配，也就不再存在贫富两极分化。于是改革开放的伟大目标就实现了。 论反腐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没有反过腐败，尤其农村基层没有反过腐败。在过去，中国只知反经济贪污腐败，却从来不反政治和文化腐败。从不反党风政风腐败，也不反教育腐败。现在终于轮到腐败反人民了，它要叫百姓吃二边苦。甚至到了亡国之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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