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高处不胜寒 |
| 正文 | 要不是那条在低矮的丛林中隐约向上、昭示人迹的弯弯曲曲的小路，我无论如何不会想到那上面竟然住有人家，还是一个行政村！整个村大多数是苗族。因为历史的原因，不知何年何月，他们逃到这高高的山上。他们以为从此以后，远离官匪，就能清清静静地高卧山上，所以取名为高卧村。也许他们没有想到，他们跳出一个困境，又陷入另一个困境。这样高的山，这样贫瘠的土地，注定他们祖祖辈辈与高山相伴的愁闷。虽然现在通了电，但水和路的问题还是难以解决。特别是山顶凹处遥遥相望的两个村民组。 高卧作为我们单位扶贫挂钩村，每年局里都要组织干部职工去几趟。每次到山脚下，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看一眼那条七弯八拐、陡峭狭窄的路，都想打退堂鼓！2004年春节，我们组织去这个村慰问贫困户，一行二十几人到了山脚，乡政府已派人在那等候，并安排这个村的人背慰问品。有好多看上去已五六十岁，腰弯背驼的。我们给乡政府的人提议，找年青点的来背。回答说这些人本来就年轻，最大的才四十多岁！这不得不令人吃惊！他们的外貌年龄为什么与实际年龄出入这么大？五十斤一袋的米，他们搬放在背上，绳子一套，就一步一步向山上艰难地跋涉。我走在前面，调头看一眼弯弯曲曲的路上，呈现出一道生机独特的风景。扛绵被的，提着各种颜色的毯子的，背着米的，扛着书包文具的，男男女女，穿着各色补巴衣服，低头弯腰，呼出浓浓的雾气，心存感激地一步、一步向上，向上，向着他们虽然贫穷、孤独，但却宁静、和睦的家园攀爬。我边走边和他们闲谈起来。我问他们，到现在为止，走过这个村的最大的领导有多大？一位在我前面扛着绵被的中年妇妇抹了抹满头汗水的花白头发说，最大的是一个副县长，乡长、书记到经常来，还有你们的局长也来过几次。她说听老辈人讲，解放前从来没有哪个当官的上去过。我说，上面的人家是否和外面的开亲兑眷？她说，自古以来都是一个村里，东家女嫁西家郎的。没得哪家和外面开亲兑眷。并说，最近这些年，年轻小伙出去打工，找得钱就不愿回来，哪怕做小生意都在外面混。姑娘些都往外跑，长大一个跑一个，都不愿嫁在村里。我问她这村里还没有结婚的男人怎么办？她说，打光棍！连小学都没有读过的、三、四十岁的男的多，在外又找不到工打。在家又穷，村里的姑娘都想往外找好点的日子过，外面的姑娘又不得哪个愿嫁进来。她长长地叹了口气说，就是这个命了，有哪样办法？我说，你们这村，怕还用不着搞计划生育？这位妇女说，有几家结了婚的，生下来都怕养不活，哪敢多生？多生了找不到钱罚！现在政府常有人上去宣传，还发了一些东西，结婚后生了孩子的都会用。我想了想又问这个村最长寿的能活到多少岁？她说八十多岁，不过特别少。现在只有村主任的母亲一个，不过已耳聋眼睡的了。 我之所以问这个，是因为一路上，在这个村挂职（副主任）锻炼的小苗说，这个村大多数人，能活到五十几、六十来岁的人就算长寿了。因为这个村，温饱问题从来离不开政府。三病两痛是过挨，挨得一天算一天。最多找村里董点草药的，找点药吃。医得了医不了，也不管。并说他亲自看到一个男的，49岁就病死了。村里的人听到后，各家吃了饭就来帮忙。他家里的人，很麻木似的，没有悲哀，没有哭声。没放落气炮，没有望山钱。没有点香，更没有燃蜡。只是在家中搜些薄板，请村主任做一口薄薄的棺材，在没有垫盖的情况下，将死者放入其中，随便在山上找一穴地，挖个坑，埋了就算。这里的人，不少赤裸裸地来，没有享受到人间一点有滋有味的烟火，心底还没有留下多少幸福感觉，甚至没留下一男半女，也没有给这世上哪一个人或多或少留下一点难忘，就匆匆地、光溜溜地去了。不过，听说这里的人，那怕穷得连命都保不住，也不会随便拿别人家一片黄菜叶子。这是他们千古的朴实与本份。也是令知情的人们感动得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 我调头看到一位皱皮葫芦似的苗家汉子喘着粗气，很艰难地跟在我后面，我于是对他说：“这样背上山太吃力、太辛苦了！”他边走边笑着说：“太谢谢你们喽，要是天天都能这样辛苦就好了。”我指着山下公路边上那两排房子问这位苗家汉子：“政府出钱给你们建了那么些房子，听说你们有的不想搬下来，有的搬下来又搬回去了，是咋想的？”他抬手用破旧的衣袖擦了擦如黄豆般滚滚而下的汗珠，吞了吞口水，清了清嗓子，平静地说：“下了山受人欺很，人家看你的样了都会害怕。特别是去年，多承你们，买得那十七头牛来，老实困难的人家一家一头。下来在这路边，晚上睡都睡不着，有哪样风吹草动，生怕人家来偷去了，抢去了。一家人最值钱的就是这一头牛，要是不在了，实在可惜得很！有媳妇、姑娘的人容貌更不敢下来......”我正想问为什么，突然想起一位乡干部曾经给我说过的一个故事。说是这个村的村主任，会做木匠，独自在山垴上，建了三间七个头的沙墙房和一间相房。儿子出外打工回来，和村里的一个姑娘结了婚。把年过出来又出外打工。就在那年春天，一个不知从哪里上山挖药的四十多岁、穿得伸伸展展的男人，少午时候，太阳恍恍的，从村主任家房前过，见村主任儿媳正在院前凉衣服。她红毛衣钱套着件紫色滑雪衫，脸映桃花，胸如荷蕾。个子虽小，轮廊分明。于是，淫念顿起。那人说他想在她家找点热水喝。她信以为真，就放下手中的活，回家为那人倒开水。因为结婚后有个温瓶，政府又低价给了些民用煤，一背一背地搬上山，堆在院坝头。所以烧得有开水。那人见床上摆设，便知她新婚不久。于是问道：“你家男的不在家？”她老打老实地说出去打工去了。谁知她一进家，那人就色迷迷地看着她笑。她说，你要搞那样？那人什么也不说就将她抱到床上，强行脱去她的裤子。把被子盖上。又三下五除二地将自己的裤子半退下，扑上去就象饿狗扑食似地耸来耸去。村主任的媳妇忍不住哭叫起来。虽然她也是过来人，但那人高大壮实，来势汹涌，加上家伙粗大，让她有些撕心裂肺地屈辱与痛苦。在院子一侧正在打造一张饭桌的村主任，手握利斧，居然不敢挪动半步，让那人在儿媳的痛哭叫喊中发泄贻尽。她的婆婆正在剁猪草，听到儿媳的哭喊声也居然连刀都捏不稳，只会流泪叹息说这是作哪样孽！正提着薅刀拌煤的十七、八岁的小儿子，也伸腰吓呆了似的，一动不动。那人完事后，边缠裤子，边顺着小路，大摇大摆地离去。几个手中都有武器的亲人，居然象着了定根法似的！几双眼睛敢怒而不敢言。胆怯之中透着挥之不去的无奈。直到离他家一个山头的村民办老师听到，跑过来问是怎么回事后，一家人还闷声闷气地不好说出口。这位老师见那女泪痕斑斑，猜得八九不离十地问，是不是被外来的男人欺负？那女的小鸡捡米似地点了几下头。这位老师明白真想，才叫村主任赶紧去乡派出所报案。但村主任还有点犹犹豫豫的。有家丑不可外扬，打落牙龄外肚里吞的神态。这位老师深深地叹了口气说，好歹他是个村主任，报个案都不敢，还当哪样村主任？别人家有哪样三长两短的矛盾还要找他，自家的事居然都是这样揽不上前、推不向后的！说来说去，村主任才极不情愿地到乡派出所去报了案。派出所的人问，发生这事，他家有没有人在家？材主任沉默着，什么也不说。反复问了几次，民警生气地一拍桌子，村主任惊出一身冷汗。然后听到：“我问你的话你听到没有？嗅老是不回道！”他老老实实地把事情发生的情况吞吞吐吐地说了出来。民警一听非常生气，几个大活人在家，居然让一个外人欺负自己的儿媳而不敢声张？真是岂有此理！更让人悲叹的是派出所到村主任家取证后，问到作案人的相貌特征，一家人子人，没哪个说得出个子丑寅卯来。派出所的两位民警不得不为这样的悲哀深深叹息。一位女警察单独问了一下村主任儿媳，说是她那东西还来没有？她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没有。女警又问没来多久了？她说个把月。女警笑了，悄悄凑在她耳边不知说了些啥，让她脸红到脖子根。从此以后，小村又恢复的宁静，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其实，这里的人仿佛最耐得住寂寞，最能忍受天灾人祸似的。好象天大的事情，也都象一块石头落进岁月的深潭一样，时过境迁，什么痕迹也没有留下似的。因为他们不善于东家长、西家短的是非口舌，他们最善于的只是沉默。 回想起我们来到高卧村所在的山下，一个个仰头望一眼小路，又互相地看了看。有的悄悄摇头瘪嘴。局长说，有几句话，值得大家听听。他说，一个不愁温饱的人，如果没有到过这三个地方，就等于不懂人生。一是到监狱，看看犯人的生活，就会懂得珍惜自由；二是到火葬场，看看人生最后的归宿，就会把世间一切看淡，泰然处事；三是到贫困山区，看看他们连生存都很艰难的生活，你就会知足而乐。我对局长说，原来他带大家到这个村来还是有目的的。他点头说，是呀。我们有工作的人，有不少人，嫌职位低，嫌工资少，嫌工作太累，成天怨声载道，多做一点都怕吃了亏。到了这三个地方，再想想自己，反思反思，看看该怎样才能正确看待自己？我们一年之中，多的就来这里三次（当然除了挂职的），有的就次把，一听说上山的路难，都不想来，人家长年古月不知要背多少东西，上多少趟，都没有象我们有的人一样叫苦。来这一趟，大家好好体验一下，也趁机锻炼一下身体。我想，这其实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参观，是对我们这些埋头任劳任怨者一种精神安慰的愚弄，是对一种不公道的掩盖。可是，谁都没有说什么，有的甚至想，我们的领导为了教育我们，用心良苦哦。 为了鼓励大家上山，局长决定来个蹬山比赛。先让我们几位五十岁以上的上去，我们是夹杂在背扛队伍中一路攀爬而上的。说是以山垴上第一户人家为终点，用手机上下联系比赛。取一、二、三名，分别给予100元、80元、60元的奖励。这样一来，四十多岁的人都跃跃欲试。结果，还是一位来自农村，天天起来跑步的39岁的国辉拿了第一。他只花了45分钟时间，就完成了3公里的攀爬。但在雾气腾腾的凌厉的寒风中，他的身上、头上像一个热腾腾的蒸笼一样！他敞开外衣，撸起毛衣，看到他的内衣已湿透。他大张着口，象烟囱一样，喘着粗气。他摇了摇头，叹道：“要是慢慢地爬，起码一个半小时才到得了”。先到山上的老余说：“这个村，到这点才算得一半路程，据统计，这个名叫高卧的村，解放前有110来户人家，400多人口中。而如今却只有50几户人家，170多人口。而且最突出的是年过三十还未婚的男子居多”。 据说这村里大多是苗族，他们的祖先为逃避官匪侵扰，不知何年何月搬到山上。好在山上还有山，还有一片谷地，有几十亩薄田。几个山凹间还有高大茂密的森林。山有多高，水有多高。虽然我们去的时候还是冬末，但还有一条沟水孱孱而流。加上细雨纷纷，除了我们单位花了两万元修的这条上山的蛇行道外，到了山垴上之后，都是田埂地脚的泥滑烂路。我们不得不小心下脚，按预先安排，西斜而上，朝村小学走去。任凭怎样小心，还是有人跌得泥郎糊带的。好在人都爱脸面，跌倒了还下意识地护着脸，特别是女同胞更是如此。 小苗按照事先了解准备的名单，在高音喇叭里，一家一户的通知村里的人来领东西。一会儿，东面几条山路上便三三五五地走来了些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杵着棒棒的，有背着小孩的。一个个都朝着学校的方向赶来。来到操场上，成年男人们都不约而同地带着这样那样的烟斗，或站或蹲，默默地抽着自种的叶子烟。有好几个女人背着幼小孩子，用破旧的小毯子随便地包裹着。在寒气逼人的细雨中，几个孩子流首鼻涕，居然睡得很香甜的样子。也许，这里的人，幸福的只是童年吧！有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一只裤管撕成两片，象旗帜一样飘着。脸上还糊着鼻涕锅巴。眼神呆滞。一问才知是近亲结婚的结果。有两个半大姑娘，穿着空大的旧绵袄，用不同的布带束着腰，显得极不自然地站在操场边那棵驼背弯腰的冬青树下。 小苗见人们基本到齐，要大家站上前。局长例行公事地作了一番讲话之后，就叫大家排好队，一家一户地开始发东西。没有拥挤，人们缓缓地排成队，不紧不慢地向前移动着，领着属于自己的那份东西站到一侧。很多人象领成习惯了似的，没有听到谢谢的声音。发完之后，人们又三三五五地散去。山路在朦胧的雾中，曲折地延伸着古老的无奈。山路，承受不住凄凉的身影似的喘息着。我的心底有一种说不出的楚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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