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韩非、庄子与杨朱 |
| 正文 | 把韩非、庄子与杨朱放到一起，是想说说他们的不同。比较他们的差异，或许也能给我们一些启示。 我上学时学过韩非和庄子的文章，至于杨朱，因为文章没有流传下来，只见过他的一些只言片语。 按照历史书的说法，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读韩非的文章，会有冷箭袭来的感觉。在韩非冷峻的文字下，我们看到的是赤裸裸的宣扬和揭露，人类最隐秘的心理角落，会像智子疑邻一样，有它病态、自私的一面，没有人能够避免，人是带着病和私生活着，人一旦被病和私算计和猜忌，就会像邻居老父那样，处于一种尴尬中，很少有人能被真正理解和公正对待。 也许正是从对人性现实和实际需要出发，韩非讲究法势术，讲以法治国，法家人物都重视功利，商鞅说服秦孝公的历史，就是个人追求成功的历史。人性中温情默默的一面被戳得粉碎，法家对此不屑一顾，也许他们根本不信那有什么作用。理想的社会不是一个多姿多彩的社会，而像一个布满规则红线的社团，法网严密得如同一堵不透风的墙，刑罚的严厉像高压线一样不可触碰。商鞅变法后的秦国，个人只有生存而没有生活。社会，不复有温情和关照。从重视国家（君主）和社会这一点来看，法家思想很像现代社会的国家主义和集体主义，不过现代国家主义和集体主义是通过鼓吹国家和集体的伟大意义，从而在精神层面里迷失了个人。法家则是通过赤裸裸地鼓吹功利，使人性之恶在追名逐利中发挥到最大价值，从而沦为蚂蚁王国的蚁民。二者的共同点都是无视个人本身的存在意义和价值。 以法治国，听起来是很现代的词汇，似乎应该没有什么不好，然而韩非的法治思想与现代西方的法治、契约，完全是两码事。统治权的获得不是来源于民意，不是基于与人民达成的某种契约。因此，在法家的法治里，丝毫没有平等和民主可言。法家用法维护的是君主的绝对权威。私权，哪怕是人最重要的权利—生命，也是微不足道。个人，只有工具性的存在意义，个人不能成为目的。因此，法家的以法治国，徒具现代词汇的形式，完全没有现代的精神。 庄子文章里，我很喜欢匠石之齐一段，庄子用寓言的形式为我们呈现了匠石看人看事的标准—功利，工具性的价值存在，抨击了奈何哉其相物的世俗，表达了一种对物物平等的追求。庄子有很多力言无用之用的文字。自然生万物，并非要有所用而生。庄子认为即便没有什么用，又有什么关系呢，自然本来是无功利的呀。庄子的声音是极具个人化的，但在那个时代无疑是向空而论。杨朱，孟子说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李商隐说，庾信生多感，杨朱死有情。很难想象，持这样一个主张的人会是多情之人。然而，或许杨朱是对的，因为他最早关注到了人的权利，人不仅仅是义务性地存在，而是有着天赋人权。历史上，多少人打着国家、社会的旗号，抛弃了最基本的人道主义，只是让人奉献、牺牲。却从未真正以人的悲悯和爱去关怀作为个体的人。 任何思想的产生既有时代、环境的因素，也有人的因素，群雄争霸的时代，思想家有理由把目光更多地投向君主和国家，但这不能成为我们漠视个人存在的理由。相比于韩非，我们从庄子和杨朱那里，已经能够看到对于个人的关怀和关注，这很接近于现代意识，一个现代公民社会无不具有这种现代意识，这是一种普世价值，是一切民主国家的精神种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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