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百年恩怨评说 |
| 正文 | “辜鸿铭先生赞小脚，郑孝胥先生讲王道，林语堂先生谈性灵。”这是鲁迅讥讽林语堂等人的一段话。不过这段话很多人未必能知道。在我的青年时代，林语堂在中国的出名，更多地是拜鲁迅所赐。他的一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使一般的中学生得以知道有林语堂这么个人，不过林是被批评的对象罢了。 其实，林语堂和鲁迅曾经是朋友。和周作人一起，都曾经是语丝派的成员，一度曾经很亲密，不过后来却走向了对立。鲁迅曾经说，论语社（林语堂编辑的刊物）所提倡的，都是我不喜欢的。可见思想意识的差异，导致了二人的分离和鲁迅对林的怨恨。林语堂曾经一度提倡性灵，后来又提倡幽默。和周作人一起翻印明代小品文，特别推崇明代袁中郎的小品文。周作人呢，据说钻进苦雨斋，陶醉于文学无用论里。这是鲁迅等人无法接受的。因为那个时代往前看才是重要的，才是有用的。林的所作所为，无疑是复古。这也许是鲁迅的看法，鲁迅说林语堂是“抬出死人来说法。”据说在一次集会上，鲁迅劝林语堂，翻译一些英国名著。因为林语堂的英文呱呱叫，翻译名著不仅对今天有用，对以后也有用。心地坦然的林语堂说等老了再说。这引起了鲁迅的不满，以为林语堂把他的良言当成了暮气，从此二人最终分道扬镳。 林语堂是自由主义者，不会强迫别人做什么或不做什么，自由主义者本质上有宽容的美德，但这却无法要求鲁迅。鲁迅是不主张宽容的，至死也不宽容。鲁迅有一篇文章叫《拿来主义》，大意是说好的拿来，不好的像鸦片什么的当然不能拿来。不过问题是什么是文艺上的鸦片呢。你是否炼就了一双火眼金睛，一眼就能认出白骨精来。既然不能，还是自由主义一点好。毕竟人人都有说话的权利，无论是对还是错。 对于幽默文章，我还弄不清，没读过。但对于以袁中郎为代表的明代小品文，我却有兴趣读一些，感觉很喜欢。对于不喜欢读古代散文的我来说，却能读一些明代小品文。因为此，对于鲁迅的批评林语堂谈性灵，自然也就不以为然了。即便以鲁迅和那些极不喜欢林语堂的普罗作家的功利标准有用还是无用来看待性灵文学，我也不认为性灵的文字完全没有价值。至少它解放了人的心灵，让人说自己的话。看过安徒生《皇帝的新装》的人都知道，有时说自己的话很难，却很重要。石破天惊，需要点傻气。 林语堂在《四十自序》里说，生来原喜老百姓，偏憎人家说普罗。这里有林语堂与普罗作家的一段互不所喜的过去。林语堂对普罗作家很不屑，曾经说“他们连一篇像样的批评让我接受的也没有。”如果说鲁迅对林还算是一种批评，普罗作家在林语堂眼里则太多的谩骂。文革时，红卫兵对知识分子凌辱、暴打，登峰造极。这里头有没有联系我不知道，但历史上却有这么一段故实、公案。 这里顺便说一下作家沈从文的事。抗战时期，据说有一次，警报响起，西南联大的师生都往外跑。逃跑中的沈从文恰遇也正在逃跑的刘文典教授 。这位刘教授此时还没忘记教训一下沈从文:“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为学生讲《庄子》；学生跑是为了保存文化火种，可你这个该死的，你什么用都没有，跑什么跑啊！”这个叫刘文典的说话可谓霸气。不过他若知道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还有大学生喜欢沈从文的作品，西方的汉学家们也非常推崇沈从文的话，不知他该做何想，大概会摇头叹气后辈这些人还是不识人才吧。 说来说去，还是自由主义一点好。人可以没有一双慧眼，但却不可以不给别人点自由和空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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