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我的大姐 |
| 正文 | 我们姊妹共有五个，大姐为老大，我是老小，中间是我的三个哥哥。大姐生于1931年，因为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姊妹五个中唯有大姐没有上过一天学，这就注定了她一生艰苦曲折的命运；然而，又因为父亲给她找了一个好婆家，一个很受人们尊敬，在当地很有威望的婆家，又使得她艰难曲折的生活罩上了一个很荣耀的光环。 在两个革命家庭中磨练成长 大姐的公公魏佑民 原名魏希真 1908年生于陕西省子长县玉家湾村。1925年在山西太原山佑大学上学时，经李子洲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毕业后回到家乡秘密进行革命活动。1932年4月，刘志丹、谢子长、魏佑民带领游击队在富县吉子现与国民党的警卫团孙苍狼不幸遭遇，由于敌众我寡，装备悬殊，战斗失利。为了保护刘志丹、谢子长和部队安全转移，当时担任红军26军骑兵大队大队长的魏佑民率领骑兵阻击敌人，三进两出敌阵，使部队安全转移，自己却壮烈牺牲，年仅25岁。 大姐婆家的爷爷魏民选，支持儿子革命，变卖了全部家产，筹资3000余元银元用于发展武装革命；曾冒着生命危险营救刘志丹出狱。在儿子牺牲之后，他仍然坚强而矢志不移地支持革命工作。1946年新华社记者张铁夫在《解放日报》报道了他的情况：“他，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年人，含着眼泪回到家里。但是，他对革命一点也没灰心。……1934年7月，谢子长同志带着队伍回到安定，魏老先生便主动参加了当时红军组织的秘密办事处的工作，担任办事处主任。……今年，在魏民选先生身上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件，在子长县的选举中，他被选为副县长；第二件，他又被全县人民选为边区的参议员。”因此，大姐的婆家在当地是很受尊敬的一个家庭。 大姐的亲事，是由父亲和姐夫的爷爷定的。当时父亲和姐夫的爷爷都在子长县（当时的安定县）上工作，互相了解，既很看得上对方的人品又很投缘，于是就定下了这门亲事。1947年，虚岁十七的大姐就出嫁了。 大姐的婆婆是个严厉而且规矩很多的人，她二十多岁守寡将儿子养大，也是极不容易的。娶过儿媳妇后，她就将家里、地里所有的活儿全部落在了我大姐一个人的肩上了，她也许是觉得“当年的媳妇熬成了婆”，自己该好好松口气，歇歇了。十七岁的姐姐只有默默地接受了一切，开始了她艰苦的日子。 大姐在娘家时，从她记事起就是母亲的好帮手了，小小身影整天忙个不停。1934年，姐姐三岁时，父亲就参加革命离开了家。家里地里的活儿让母亲忙得不可开交，所以，大姐从小就刷锅洗碗、做饭、喂猪、纺线织布，经常是背上背着弟弟，手里还在干着别的活儿，因此，她从小就练就了一身吃苦耐劳干活儿的本事和刚毅坚强的性格。 婆家家里人口虽然不算太多，但是做饭、种地、喂猪、碾米、磨面、做针线活儿让姐姐一天到晚忙得象陀螺似的。而且，第二年就有了第一个孩子，我的大外甥女。 大姐的婆家离我们的老家有70里路，出嫁的头几年，她每年最少还是可以回一次娘家的。可是，解放初期，自从父亲因工作关系，带着我们一家人离开了家乡后，她与娘家人就天各一方，多少年都很难见面了。 只有付出没有享受的人生路 要强的大姐1954年在婆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当选为村委会主任；1958年当选为村党支部副书记兼村委会主任，一干就是17年。在这17年中，她脚踏实地带领着村民们战天斗地，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她不但是村里的带头人，而且是当地十里八乡孝顺贤惠的好孙媳、好儿媳妇。她伺候了婆家的爷爷、奶奶，婆婆两代老人，直到给他们养老送终后。 1970年大姐随姐夫的工作调动离开了家乡。1970年到了富县，1983年到了延安。她走到哪里，就把党组织关系转到哪里，把政治生命视同自己的生命，并且积极参加当地居委会的工作，先后担任过居委会的副主任、主任。其间她勤奋工作，为解决居民生活问题做出了贡献，受到了政府的表彰，其先进事迹延安报做过报道。 我们随父亲的工作调动从陕西到青海，又从青海到天津，从天津到宝鸡，十几年间，大姐从来没有来过一次。可是，让我记忆深刻的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一天，大姐突然拖儿带女，领着4个未成年的孩子来到了宝鸡。当时正是“文革”时期，时任公社书记的姐夫被批斗，停职了。大姐和孩子们受歧视和欺负不说，孩子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吃不饱饭是个大问题。 可是，大姐那次来，没住多长时间也就回去了。因为娘家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当时的粮食限量供应，家里一下增加了大姐家5口人，吃饭也成了大问题。没办法，除了粗粮，只得将少有的面粉定量想办法买成了一斤能买2斤的面。这种面里参了一半的麸皮，除了数量多了外，不仅不好吃，充饥连杂粮也不如。也就是说，一家老小连一顿白面都很难吃上。姐姐看着60多岁的父母，不忍连累，默默地带着孩子们离开了。我至今记得大姐走出大门时的情景，她背影消瘦，手里提着包裹，为了让父母放心，态度坚决地招呼着4个不懂事的孩子，头也不回地走出了院门。大姐在富县无亲无靠，回去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呢？我常常能听到父母亲在闲暇时牵挂大姐的话语……。 姐姐有六个孩子，两男四女。1985年五十多岁的姐夫突发脑溢血去世了。那时，六个子女有的还没成家，最小的女儿还在上学，姐夫走了，家里不但少了“顶梁柱”，而且经济状况也直线下降了。大姐，一个没有工作的家庭妇女，又当爹又当妈，为孩子们操劳着一切。她虽然没文化，但是她坚强，她得把几个孩子一个个抚养成人，好让姐夫放心，让姐夫不要牵挂。她勤俭持家，缝补浆洗，精打细算地过着日子，一分钱都要用在“刀刃上”。用炉子做饭的年月，路上见到一根能烧火的柴草都要捡回家。姐姐是腌咸菜的好手，她腌的咸菜咸淡适宜，酸脆爽口，是一家人一个冬天主要的就饭菜。尽管这样，她从来都没向娘家人开过口。当时娘家的情况是，我们的父亲早在1975年就去世了，母亲每月只有几十元的老干部遗属生活费，我们姊妹几个都忙于各自的工作，孩子们也都还小，情况不是太好。但是，我们的情况再不行，也比大姐的情况要强得多，可是，大姐宁愿自己苦一些，也不愿连累娘家的人，她含辛茹苦地将孩子们一个个培养成人。 乡亲们感叹：她这一辈子的人活好了 2006年5月，姐姐因脑溢血去世，永远离开了我们，时年75岁。 听到消息，我们姊妹就立刻赶了回去。她离开家乡已经有三十多年了，但是，姐姐婆家村里的人都来送别姐姐了，村党支部书记亲自主持了追悼会，姐姐在村上时的为人做事给乡亲们就留下了好印象，在乡亲们中很有威信。他们说，在村上时，她是大家的带头人，给咱村里出了大力了，是功臣啊！住到延安后，她的家成了咱家乡人的落脚处，去办事的、看病的，经常不断去人，大姐都是热情地接待，给他们做饭，安排他们住下，从来不嫌弃他们这些乡下人。家乡老年人感叹地说：“她一辈子的人活好了！” “她这一辈子的人活好了！”这是家乡人对大姐一生的评价，这句话听起来很平常，很简单，但是我感到了它的分量。她不愧是党的好村干部，革命烈士家的好儿媳，革命家庭的好女儿。宋代范仲淹在《岳阳楼记》里的有句名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我想，这句话用在大姐身上是不为过的， 大姐的一生既没有因为从小没上过学而自卑，也没有因婆家的荣誉而固步自封，她有信仰，有精神追求，走出的是一条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人生之路，受到人们的赞誉和尊敬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姐姐的一生是平凡的，她是我的亲姐姐，但是，在我的心目中，她更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我敬佩我的大姐，我真为有这样的大姐感到骄傲和自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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