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劝耕急农 |
| 正文 | 上大学时，读吴晗先生所著《朱元璋传》，有一段文字引起我的注意，今查阅原文，摘录如下： 又设置老人击鼓劝农，每村置鼓一面，凡遇农种时月，五更擂鼓，众人闻鼓下田，该管老人点闸(名)。若有懒惰不下田的，许老人责决，务要严切督并，见丁著业(每人都得干活)，毋容惰夫游食。若是老人不肯劝督，农民穷窘，为非犯法到官，本乡老人有罪。平时老人每月六次手持木铎，游行宣讲劝农务本的道理。朱元璋还颁发教民榜文说： 今天下太平，百姓除粮差之外，别无差遣。各宜用心生理，以足衣食，如法栽种桑、麻、枣、柿、棉花，每岁养蚕，所得丝绵，可供衣服，枣、柿丰年可以卖钞，俭年可当粮食。里老尝督，违者治罪。 这里提到两件事，一是“里老劝农”，二是明太祖颁教民榜文。吴晗先生剪裁得法，上述文字我初读的时候就有些感动，20多年过去了，依然印象深刻。 曹操也曾属文劝农。建安元年(196年)，曹操颁布《置屯田令》：“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曹操选派合适的官员主持屯田，制度上也筹划得宜，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当年就取得了大丰收。据裴松之注引《魏书》载：“是岁，乃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有人换算了一下，“百万斛”折合1.5亿斤。 我很欣赏曹操的《置屯田令》，风格鲜明，堪称劝农文学之翘楚。篇制虽短，内容却丰富，驰骋秦汉，信息量很大，遣词造句也讲究。通读全文，给人一种峭拔矫健、游刃有余的感觉。意思斩截，文字上却追求规范，气势劲健，表达上又挥洒自如。把这则令文跟历代的《劝农诏书》放在一起看，以雅洁晓畅论，明显是鹤立鸡群。有学者把曹操的散文风格总结为清峻，鲁迅先生曾赞誉曹操为“改造文章的祖师”，由《置屯田令》可一窥曹操的文风。文中“急农”二字用得甚好，强调了农业在国计民生中的重要地位。这两个字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劝导、教化、督促百姓从事农业生产的做法，在中国由来已久。劝农官员的设置，秦汉时期就有。嗣后，迭经损益，尤以北宋所行劝农使制度为得力。 有文献表明，北宋时期一些著名的历史人物都曾担任劝农使。比如，范仲淹“知邠州军州事及管内劝农使兼陕西四路沿边安抚使”，欧阳修“知青州军州事兼管内劝农使”，文彦博“判河南府事西京留守司公事兼畿内劝农使”，苏轼“知杭州军州事兼管内劝农使”。 范仲淹屡有重农之举。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上《答手诏条陈十事》，第六条就是“厚农桑”。庆历年间，朝廷讨论是否放开茶盐禁令并减轻商人的赋税，范仲淹表示反对。他说，现在国家正急着用钱，如果不向盐池、茶山和商贩收税，就必然要从农民那里获得，“与其害农，孰若取之于商贾?”这项议案于是被否决。这件事见于《梦溪笔谈?官政二》。 北宋劝耕重农的成效是空前的。北宋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经济、文化最繁荣的时期。有材料说，北宋时期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经济总量的60%，是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占据世界比重的最高峰，鼎盛时期东京(开封)的人口高达150万，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这些都与农业经济的高度发达是分不开的。 湖南省郴州市西南有一处摩崖石刻，篆额曰：“坦山岩劝农记”。碑文中有“建炎天子即位之十九年”及“左朝奉郎权知郴州军州主管学事兼管内劝农事提点坑冶事务借紫金鱼袋赵不退”等句，说明南宋时期劝农使还是有的。 金承宋制，置劝农使如故。1991年，黑龙江省海林市出土一枚古代官印，印文为篆书“北京劝农使印”，印背左面刻有楷书“天泰二年六月”款。“天泰”是金朝末年(1215年)，金国辽东统帅蒲鲜万奴叛金自立后所设的年号。这枚官印为金朝时期劝农使制度的研究提供了实物资料。 元朝分设劝农司、司农司，主管全国农业。按《元史?食货一》记载：“(中统)二年(1261年)，立劝农司，以陈邃、崔斌等八人为使。至元七年(1270年)， 立司农司， 以左丞张文谦为卿。司农司之设，专掌农桑水利。” 这让我不禁生出一些感慨，想不到北方渔猎、游牧民族的统治者也如此重视农业。当然，评价劝农使制度宜深入分析，不能以制度存废论高下，那属于刻舟求剑。 明朝建立后不再设置劝农使，可劝农精神和劝农事业被很好地继承了下来，明太祖挂帅，各级官员直至里老都在做劝农工作。因此，明初的农业生产恢复发展得很快。据统计，洪武元年全国耕地面积(登记在册的)约180万顷，至洪武二十六年为850万顷，增长近4倍，增速惊人。 反观金、元，虽设有劝农使，但成效乏善可陈。事实上，由于土地兼并造成大批农民破产，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最终导致元朝覆亡。金、元统治阶级死死抓住劝农使不放，大概是因为被宋朝高度发达的农业经济所震撼，并把其原因归结为实行劝农使制度的缘故。而其效果不彰，说明仅靠组建一套班子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做具体细致的工作。 农业生产不仅关乎衣食，还影响人们的价值取向。 陶渊明有《劝农》诗六首传世。这些诗四言为体，古朴庄重。“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就是宣讲重农务本的道理。“舜既躬耕，禹亦稼穑”，是通过歌颂圣贤，称扬躬耕力田的美德。 苏东坡谪居儋州，有感于当地农事不修、民生艰苦，乃效仿陶渊明作诗劝励。同一时期，苏辙被贬到雷州，遇到相同的情况——“予居海康，农亦甚惰”，读了兄长寄来的诗，亦次韵以酬。 《劝农六首》虽为苏氏昆仲所激赏，可算不上有太大的影响。陶渊明在劝农方面所作的贡献，更多的是从精神的层面对人们看待农事的态度进行启迪与引导。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陶渊明对农事是熟悉的，也是热爱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欢会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在他眼里，春种秋收的田园生活充满了乐趣。“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己忘言。”陶渊明认为，人在田野里劳作、休息，就如同鸟儿在天空中自由地飞翔。他把亲近农桑的生活方式视为人生理想、精神追求。 陶渊明“亲近农桑”的理念，对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我以为，陶渊明的诗才是最好的劝农读本。陶诗鲜有什么大道理，也不讲农业技术，可是拉近了读者与农业生产的心理距离。辛弃疾词云：“须信采菊东篱，高情千载，只有陶彭泽。”陶渊明所倡导的精神理念，不仅影响了后代诗人，也哺育了我们这个民族。 劝农文化的本质，就是提醒人们必须时时保持与农业生产的血脉联系。从政治角度看，重农务本是中国人的治国之道;从道德角度看，躬耕力田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从精神角度看，亲近农桑是中国人的生活乐趣。劝农文化的成果，就是在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中树立了“重农事乐种作”的精神理念。这种理念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塑造了中国人坚定、平和的精神气质。 目下，农村青壮年大都出门打工去了，在家种地的多是老弱妇孺。年轻人与农事隔膜了，对土地的感情淡薄了，体验耕作、亲近农桑的文化传统被搁置了，这种状况令人担忧。 在当前社会环境下，如何继承弘扬劝耕急农的文化传统，是个需要认真思考的课题。 作者：王建功 新闻来源：许昌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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