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老师 |
| 正文 | 记得那年初秋的一个夜晚，我家刚熄灯入睡，忽然破房门被哐哐地敲响了，随后挟带一股秋风闯进几个查夜的，领头的先是借着昏暗的灯光用长电筒随意地将我家并排躺在土炕上的六张惊疑的面孔挨个晃了一遍，停顿片刻后，对规规矩矩站在地下的父亲喝问道：“来了生人没有？”在听完早就知道的答案后，又命令：“你跟我们走！” 直到第二天天大亮时，父亲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来。母亲立即询问：“昨晚乍地了？为什么带你走？”父亲也一脸疑惑：“也不知道乍回事，只是让我们几位在李家坟挖了一宿粪。” 正当我们一家疑惑不定时，在上午九时左右，前山的大喇叭忽然响了，先是播放了很长一段哀乐，随后播音员悲伤地宣布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去世了。 怪不得昨晚有此举动。打我记事起，家里曾多次被查夜，父亲也多次被批斗，倒也见怪不怪了。而今发生了如此大事，将这些“四类分子”隔离在坟地里，避免其参与人间的事情是最恰当不过的了。至于这些被捆妖绳捆住的牛鬼蛇神是否会恐惧，或者是否会打扰地下那些安睡的灵魂，可不是那些在地上的齐天大圣们所要担心的问题。 父亲被戴上如此重得让我们全家都抬不起头的帽子的原因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父亲在伪满洲国时做过看守警，而在辽沈战役时，被国民党抓去当过几天兵。据父亲自己说，在本溪拉锯战时，本来已答应参加解放军的，但未等走时，中央军就来了，被裹了进去，于是命运被定了格。 受父亲的拖累，我小学唯一读到的是耻辱和辛酸，非但没有学到什么知识，反而使心灵受到了污染。孩子们欺负我，老师也不例外。每当父亲被批斗时，我虽坐在台下，可仿佛也在台上挨批，脖子上也似乎挂着个大牌子，坠得抬不起头。因此我辍学了，在五年级的春夏秋，都在家里放猪。如今主席去世了，要开追悼会，是必须回校参加的，于是我回到了学校，一打听，才知道我们的班主任换了，新班主任是从十几公里外的南芬转来的。回家后对母亲说及此事，母亲说：“你还是上学吧！外地人或许能对你好点，总呆在家里也不是回事。”于是，我惴惴不安地又开始读书了。 新来的老师叫张殿双，个不高，黑瘦黑瘦的，脸上宽下窄，大喉结，眼睛不大，嘴向前努着，门牙呲出了嘴外。不知是从南芬带来的，还是本地谁起的，校内外多呼其为张大牙，虽不雅，但很形象。他教数学，讲课时，声调很高，眉飞色舞抑扬顿挫的，只是吐沫四溅。 按如今的学制，我当时的六年级应为现在的初一，可我们连二十六个英语字母都不认得，于是他开始教字母的读音，当然，就此简单的事也有教错的，比如字母C，至今我仍难掌握正确的发音。在此情况下竟开始学方程，可能是受了他讲课时的情绪影响，或者上课时注意听讲了，以我只会加减乘除的浅薄基础，竟然霎时开了窍，会做了几道题。于是在一次课前，他竟当着全班同学表扬了我，读了我小考的分数，并让我上台去演示做对的题。 难道是我听错了么？或者是在做梦？像我这样的人怎能上台去给别人讲题呢？当时我的脑袋一片空白，是怎样上台去歪歪扭扭地写的，现在已记不清楚，只是从此我爱上了数学，从而爱上了学习。那个时刻，改变了我今后的人生。 尽管只会作那么几道数学题，我竟成了班里的学习尖子，但受欺辱的命运并未完全改变，下课时得赶紧往外跑，否则就会挨打，放学后更是如此。即便这样，书被扯，人被打的事还是时有发生。最严重的一次，我的眼睛被打得淤血，视力模糊，在去大队卫生所的途中，在桥上被这些同学截住了，扒了裤子，推搡着声称要把我推到河里去。而在这时，张老师出现了，一声断喝，那些混混们一哄而散。 有两个同学被张老师开除了，这在村里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个老师竟偏袒“四类分子”的儿子，而把根红苗正的贫下中农子弟开除，这是什么性质？可当时毕竟环境有些改变，张老师仍旧教书，我便越发勤奋，在晚上夜深人静时，我竟能把白天不会作的几何题的图形靠想象印在带网格的窗户纸上，借着月光去连辅助线，去构思怎样证明。 我的头痛得厉害，有一个月左右竟无法上学，母亲先是请公社的关大夫为我针灸，症状有点减轻，但不能根除。邻居吴家在桥头有亲属，见我痛苦之状，便在那里觅了个偏方，有黄豆粒大小的一小团若烟土般黑色胶泥状中药，按医嘱分成小米粒般大的小团，用黏布贴到我的额头与太阳穴上，不久那里就鼓起了水泡。那天张老师来了，最初他认为我是受了挫折不想去读书，但看我满头水泡，便也伤心地感叹，嘱咐我母亲几句，便走了。 我又开始上学了，只是从此不再挨打。放学后仍旧不是打柴就是放猪，日子过得平静起来。开始允许考学了，我们这些七年级生要考在公社集中学习的初三，对我来说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况且除了数学，其它科基本不会。于是懵懵懂懂地考完，即便这样，竟考上了初三甲班。 走两公里公路就到了邻村的学校，一进门就看见新班主任正虎着脸，坐在教室的前面，盯着每个进来的人，于是我们都溜溜地，赶紧找个位置坐下。班主任叫房国志，是从隔两个村的三台子转来的，个较高，很魁梧，方脸，脸色黝黑，总是很阴沉，眼睛瞪得溜圆，不常笑，偶尔笑时也隐藏着讽刺挖苦，没有人敢给其取外号。他教语文，课讲得很有条理，很风趣，深入浅出的，异常有吸引力。 可能是本次筛选得较成功的缘故吧，班里纪律出奇地好，每个人都在拼命地努力，学校也下了翻功夫。先是让一个新毕业的女师范毕业生教我们物理，可能是由于我们基础太不好，她怎样努力也不能让我们明白，于是，教导主任刘春山亲自执教。学校有一个带着眼睛的瘦瘦的上海老师，据说水平较高，因此想让他教我们数学，可他死活不肯，坚持要调走，无奈，由另一位教导主任于忠勇代劳，后来，改由房老师的弟弟房国佩执教。 我当时是什么基础啊，竟连汉语拼音都不会。刚入学时我是班里的第四十八名。一次考试，物理和语文都是班里的倒第一。我被罚站了，房老师把我损得无地自容，但我没哭，我知道了什么叫做羞耻，知耻而后勇，我开始加倍努力了。 语文不会就开始背，不管老师让背还是没让背，只要能找到的好文章和诗词，我都开始背，就这样，每天早晨到学校时仍异常惶恐，因为房老师不定什么时候就要提问，回答不出来的后果是很严重的。 他总是第一个到学校，又总是虎着脸，像门神般坐在前面批作业，我们便鸦雀无声地开始学习。冷不丁地他叫道：“张平，背《捕蛇者说》第三段》。”如果我或其他人背诵得不流利，他就会说：“袁俊秋，你背给他听。”当袁俊秋流利地背完后，他就会开始挖苦讽刺你：“你是死人啊？人家能背，你为什么不能？站在墙角把它背会！” 我突然会写作文了！尽管以今天的角度，其水平甚至不如现在高年组的小学生，不惟有许多错别字，语法也有许多错误，且空洞肤浅。但以当时的功底，毕竟能连字成文了，且开始使用起华丽的排比和拟人等语法。房老师对我的作文批得很仔细，哪处有语法错误，哪个字写错了都一一改正，他认为好的段落也在下方圈了一串优美的红圈，作为范文的，还要在班里读，并要挂在教室后面的墙上。 我在班里的名次快速地上升，经常在课间操时上台去领本或笔之类的奖励，而台下就有多名曾打过我的同学。到初中毕业时，我稳进学校前三名。 后来，我考上了高中，上了中专，又读了大学。受张老师的影响，我读的是工科，成了高级工程师。而受房老师的影响，我喜欢上了文学，出了诗文集。按他们的治学态度，我教育女儿，女儿竟成了清华大学博士。 总思念两位老师，但因多种原因迟迟未去看望。前些年，听说已当校长的房老师退休了，便与朋友带了茅台酒和中华烟匆匆前去拜访，而此时房老师已得了肝癌，病入膏肓，脸色更黑了，更阴沉了，很消瘦，烟酒已对他无任何意义，但见我到来仍很高兴，唠起了许多往事，此后不久，他即去世。张老师在我读高中时就已调走，现难以查找其住处。人说“结草衔环”，但我却未报其恩，“大恩不言谢”，不知他仍健在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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