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批判性不是杂文的灵魂 |
| 正文 | 关于杂文的灵魂，现代杂文界论者多把它定位于思想性、批判性上，更有甚者还进一步强调杂文灵魂的战斗性甚至攻击性。杂文的思想性无可非议，批判性我不敢苟同。 杂文历史悠久，但批判性不是它的传统。早在先秦散文兴起之时，杂文也已随之出现。秦诸子百家的文章，如《邹忌讽齐王纳谏》、荀子《劝学篇》、韩非《说难》，实际上就是杂文，少有批判性。刘勰的《文心雕龙·杂文》以两汉、魏晋的杂文名家名篇为据，最早对杂文体裁作了系统的总结论述。论及杂文的特征，刘勰主要提及的是诙谐的戏嘲，辨析事理，杂文以长于“讽谏”而有别于当时已经大行其道的以“劝诱”为主的汉赋。 我们以杂文研究者引据最多的历代著名杂文，如唐代韩愈的《杂说》、柳宗元的《桐叶封弟辨》、明代刘基的《卖柑者言》等名篇来看，其文意及语言表现形式也并不以批判性为要，相信彼时更没有硝烟浓烈的“战斗性”。 请注意，刘勰讲的是“讽谏”。“讽谏”虽比“劝诱”更进一层，但还达不到批评的程度，更不要说批判。“讽谏”是什么意思？不直指其事,而用委婉曲折的言语，暗示、比喻的方法规劝,使其改正错误。这是杂文灵魂的历史源流。 事实也正是如此。即使鲁迅以来中国现代较有代表性的杂文作家，如周作人、林语堂、瞿秋白、郭沫若、茅盾、徐懋庸、唐弢、夏衍、巴人、邓拓、林放等人的杂文，极少有鲁迅少部分杂文那样的批判性、战斗性和攻击性，也很难得出“批判性是杂文的灵魂”这样的结论。现代杂文研究不能撇开这个时期的作家群体，而以某个人、某个人某些篇章臆断杂文的灵魂。 本次“东华杯”全国杂文“家风国风纵横谈”主题征文活动，可以看做是杂文与时俱进的实践。令人欣慰的是，从主题预设到已公开的获奖杂文篇目看，已经少有尖刻、辛辣、刻毒、充满“火药味”的“批判精神”，重拾起杂文传统的讽刺、幽默、诙谐、戏谑、调侃的“讽谏”健康文风。这也正是当代社会文明和政治文明所需要的，也是杂文生命力之所在。 将批判性奉为杂文的灵魂，是鲁迅以来的事，这样的结论也与鲁迅部分杂文有密切关系。在现代杂文研究论著中，几乎全部以选定的鲁迅杂文中少部分“匕首与投枪”篇章为范例，缺乏客观地、全面地对其杂文进行系统的研究，往往是政治先行、论点先行，以典型代替一般。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经过别人定义的“政治鲁迅”，是一个“预设”的杂文灵魂。正是这一谬误增添了杂文的时代局限性，使之在和平盛世时期不受人“待见”，让人“讨嫌”，杂文也走进了磨道里。令人更为痛心的是杂文业界同仁对此不自知、不自省，有一种走偏的觉醒，怨妇一样地指向对杂文的政治实用性；面对杂文的衰落，一方面痛心疾首；另一方面却依然尊奉“批判性”为杂文灵魂。 我认为，批判性、战斗性甚至攻击性充其量只是鲁迅个人杂文的特点之一，是整个杂文特点之一的之一。就这个“之一”，全面、系统看鲁迅全部杂文还值得商榷。研究者有必要全面研读《鲁迅全集》。由于鲁迅杂文的成就，更由于他的部分杂文适应了那个时代某种社会政治的需要，按需选取了他杂文中几篇特别有战斗性、攻击性的杂文，一手造就了对鲁迅犀利到“刻毒”的文风的“神化”，并将其奉为杂文“灵魂”毫不奇怪。这一观点还有时代背景作支撑，即批判性、战斗性文风适合于革命时期；而纵观人类社会，和平建设时期远远长于革命时期。 我们不可否认鲁迅是“五四”运动以后杂文的领军人物，开创了一代杂文新风，也不可否认鲁迅对当代杂文的至伟贡献；但是，把鲁迅个人文风中一个突出特质当作杂文整个文学体裁的特征，而且强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鲁迅即杂文，杂文即鲁迅；杂文就是“匕首与投枪”，显然是大谬之极。 当然，也无可否认，批判性是杂文的一个重要功能，针砭时弊仍然是杂文的一个取向，但绝不是全部。换用“批评”、“讽谏”或更为恰当。纵观杂文史，古今杂文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只不过“五四”运动以后的三十年，由于多种政治背景因素，历史地促成了“怒骂”独导杂文文风的局面，杂文只突出一个“怒”字一个“骂”字。而导致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今杂文的渐趋衰落，究其原因也盖出于此。 将批判性奉为杂文的灵魂，实在是杂文自缚手脚的愚昧之举，无异于自己断自己的路。杂文要与时俱进，重回传统，才能得以繁荣；也只有重回传统，杂文才可以走得更远。 （本文是作者4月11日在“河南杂文30年洛阳论坛”上的发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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