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 在同济医院住院的日子里 |
正文 | 生老病死,乃人生必须经历的四大变奏曲,其中之病,要么不得愈而撒手人寰,要么病抽丝而枯木逢春,决定这两种命运的走向,也许是天意,也许是机会,当然更重要的是病情。回顾自己的人生,转眼几十载风霜,不知经历了多少次病痛,可能因大多是小病小恙,所以不会留下什么感概或记忆,唯有曾经在武汉同济医院那次治病,让我永远难忘。 记得是在2012年的4月的某一天,妻子在不经意间发现我的颈部有一个肿块,触之可以滑动,我自己也用手触摸了一下,感觉在甲状腺部位有一明显的肿块。当天,我立即到县医院做B超影像检查,再将检查报告送医生确诊。医生看看报告,再检查肿块状况,只看见一脸的疑问写在医生的脸上,好半天,医生才从嘴里吐出五个字:到大医院复查。其时,我感到有些紧张,是良性的甲状腺肿瘤,还是恶性的甲头腺癌,一切真是个未知数。 当天夜晚,我,妻子和儿子乘上了英山去武汉的夜班车,客车驶出车站大门,穿行在县城大街上,望着窗外的街灯和夜市,让我仿佛有种陌生感,这是我人生第一次以一种沉重的心理负担,带着家人走出家门,其情形分明就是为我一同去赴难,为我一同去寻找再生的机会,想到此,真有种苦楚、凄凉的味道。没一会儿,夜班车沉没在浓浓的夜色中,这时,我感觉自己命运好象是处在一个不可捉摸的变数中。 第二天早晨,一家人就来到了武汉同济医院,妻子赶着去挂号,儿子陪我一起在门诊大厅候着。上午十时,我们在门诊接到就诊的通知,在接诊的大夫面前,医生简单向我寻问了病情,检查了病变部位,看过当地医院给予的初诊报告,前后没两分钟时间,大夫也不说啥结果,就开出了住院通知。我迟疑的问着医生,要住院吗?医生果断的说:要住院。此时,我才知道病情的严重性,我望着妻子说,要住院,妻子说,到这儿来,就是住院治病的。一刹那,我的下肢好象灌满了铅一样,在儿子的搀扶下,才从坐椅上站了起来。 这是同济医院新盖的外科大楼,我住在17楼的甲乳外科。这时,远在北京的女儿又来了电话,一再告诫我不能紧张,也告诫我的妻子不能太着急,还记得女儿说的那句宽慰之言:“只要是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就不叫问题;什么都可以跨,但精神不能跨,体力不能跨。”在女儿给力的宽慰之下,我的心情轻松了好多。望着这超高的外科大楼,看着这整洁漂亮且舒适的病房,如果不是看到忙碌的穿着洁白工作服的医生护士身影,我还以为是住在大酒店里。 骤然而至的身体变故,让自己一下子变得苍老、憔悴了许多,花白的胡子一夜间就缀满了脸颊,俨然已成年逾古稀的样子。入病房前,按着护士的要求,好好的洗了澡,刮了胡子,修了指甲,再穿上了医院条格子的病号服。我也是从事卫生工作的,但在这儿,我不得不佩服同济医院管理的细致化,服务的人性化,对一个病员的整洁要求,不光是疾病治疗的需要,也是对人性的尊重。我听说过有的医院,呼叫病人,都象监狱号子里叫唤犯人一样,在这儿不是这样,听那些漂亮的小护士,每天称我为爷爷,感觉特别的舒服,把生命交到这儿,我放心! 经过一系列的术前检查,终于到了手术前的准备了。尽管住院开始一段时间心情比较轻松,可一到术前,不免有些紧张,其实妻子的心情更焦急,因为医生对亲属的术前谈话,让她提前知道有些检查结果,已经将病情指向了不好的一面。那夜,妻子一夜未眠,还往老家亲人打了电话,并将在武汉工作的侄女和侄女婿叫到跟前,女儿也在当天从北京赶往武汉同济医院。要这么多人知道我做手术的消息,还要这么多人服侍在我的身边,我也不知道为了什么,我只知道有了至爱亲情的关怀,也许会分担些我的紧张和忧虑。 手术时间到了,这天的早晨,我什么也没吃,上午八点多,医生为我插过尿管,放过胃管,随后让我躺在一辆担架车上,由专门的护工将我送往手术室。因为规定家属不能陪同到手术室,当担架车一推出病房,我感到妻子站在病房门口,已经流出了耽心的泪水。一路上,担架车发出吱吱哑哑的声音,躺在担架车上的我,此时,心情反而平静了好多。路上的行人,一边为担架车让步,一边平静注视着担架车上的病人,仿佛也在祈祷这个病人能立马手到病除。 躺卧在手术床上,手术室护士一边有话没活的与我交谈着,一边做着手术前的准备,我知道这是一种术前的心理安慰。九点整,手术医生准时来到手术床边,其中有一个医生将我手臂碰了一下并发问:病人姓名!我回答了自己的姓名,医生又问:你需要做什么手术!我回答,甲状腺手术。我感到好笑,这怎么好象刑场上的验明正身啊!我知道这也是一种术前校对,同时也为检查受术者术前状态所采取的必要的询问。此时,只见主刀医生朝麻醉医生点了点头,也不知道麻醉医生作了什么样的技术操作,那一瞬间,我基本上失去了意识。执行过全身麻醉后,人还是有一点点感觉,感觉好象有几只小老鼠在扒拉自己的颈部,感觉手术室空间有股难以名状的味道,那是死亡的味道吗?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手术结束的,冥冥之中,又听见担架车吱吱哑哑的声音,不一会儿,听到儿子喊妈妈的声音:妈!妈!爸爸回来了,爸爸回来了!接着又听到一阵跑步声,一个穿着红色上衣的女孩子来到担架车边,轻轻的喊着:爸爸,爸爸!浅意识中已经感到我女儿来到我身边了。由担架车转到病床上后,人,格外的疲惫,格外的想睡,这时,女儿一边用湿棉签擦拭着我干燥的嘴唇,一边喊着不能让我再睡着了。术后十几小时,因甲状腺手术引起喉部吞咽非常的不适,因还插着胃管,时常有恶心的感觉,熬着,熬着,总有让我放松的时候。术后的第一夜,尽管有很大的难受,但我睡的很安然。 第二天清晨,是病房大楼外花园里鸟的叫声惊醒了我,睁开朦胧的睡眼,透过落地的南窗,可以看到近处的绿树和远处的高楼。早班护士带着甜甜的笑,忙碌的进出着病房,一个姓汪的主管护士走到我的面前问:爷爷,感觉好吗?我轻轻的点着头,那意思就是表达好啊,很好!尽管病床边放有监护仪,但这个护士还是很负责的测着血压,量着体温,听着心率,在这一刻,我完全忘记了术后依存的疼痛,深深的感到这美好的早晨,周到的服务,还有术后一天天的康复,应该属于我。 不一会儿,病房开始热闹了起来,打扫卫生的清洁工,送早餐的配餐员,还有探视病人的家属等从病房进进出出。开始住院时,我很烦燥这种喧闹,现在不了,我感觉哪处最热闹,哪处就有更多的鲜活的生命力,应该是这样啊!术后的第一天上午,为我主刀的教授带着一大帮子学生进到我的病房,围到我的床边,教授问我,感觉还行吧,妻子代我回答,感谢刘教授为我老公做了手术,病人现在状况还算好的。教授接着说,应该好呀,根据手术中切出的病变组织看,这个肿块,最大的可能是良性的。教授将这番话说的轻松自然,可对我一家人而言,却是天大的好消息,妻子凑到我的耳边说,教授说你的肿瘤是良性的。我有些口语不清的问道,真是良性的,在旁的女儿说,真是良性的。我伸出一只手,紧紧的握住妻子的手,激动的只说出两个字:真好!这时,望着脸上带满笑意的教授,我感觉他不是治病救人的医生,而是象帮我脱出苦难的上帝。 和我同一个病房的另外两个病友,都是和我一样的病情,都是同一天做的手术,且都是同一年出生的人,这真是天凑其缘,是疾病的磨难让我们相聚到一起。在术后治疗的日子里,我们彼此交流着各自病情的诊治经过,因为都是术后初诊为良性肿瘤,彼此心情都很愉快。真是三个女人一台戏,受到病者心情的影响,三个病友的妻子心情也不错,在照顾病人的过程中,彼此相互帮助着,交谈着各自家中的生活情况。一个病房,三个病号,这是一个特别的社会小单位,就象是一个临时的家,在此融洽着特别的友爱和关怀。 我知道教堂婚礼中有一个仪程,神父手捧着圣经,以庄严的口气问新郎、新娘说:在至高至圣至洁的上帝面前问你们,无论安乐困苦、富贵贫穷、或顺或逆、或健康病弱、你都尊重他(她)、帮助他(她)、关怀他(她)、爱他(她)吗?这时男女双方都得用一种语言表达:我愿意!我愿意,这简单的三个字,其实就是一种特别的承诺。我和妻子虽不是耶酥教徒,没参加过教堂婚礼,但在几十年的婚姻生活中,却一直坚守着这样的承诺。在我这次住院十几个日日夜夜里,妻子无时不守在身边,观察着我,照顾着我,妻子因操守所受的折磨,不亚于疾病对我的折磨。 经过两个多星期的治疗,身体得到了很好的康复,终于要出院了。出院的那一天,妹夫特地从老家来接我,侄女婿特来帮助出院一应事项,出院前,医生开了些出院后服用的药品,并告诫出院后康复护理事项。那是一个春夏交替的时日,阳光明媚,风高气爽,去除了病情,迎来了回家之日,让我真的好高兴,激动之余产生了感激之情,真得感激同济医院高超的技术治疗,感激白衣天使的精心护理,感激病友间的相互照顾,感激家人的尽心守候。坐在回家的客车上,望着前面笔直、宽敞的武英高速公路,不由我感概万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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