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伤害 |
| 正文 | 伤害（小说） 1. 我那时是我们生产队的政治理论辅导员，担负着辅导全生产队的贫下中农和广大群众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重任。每周星期三的晚上，等社员们（那时不叫村民，叫人民公社社员）吃了晚饭，我总是提前来到生产队的政治学习室，向着散布在四面八方的住房吆喝几声：“社员同志们，快到学习室来学习了！早学完早结束哦！”学习室修筑在生产队中间的小山包上，听到我吆喝的社员们很快就提着马灯、家庭条件好一点的打着手电筒来到了小山包上的学习室。他们不敢怠慢，因为这政治学习是和“工资奖金”挂起钩来的。劳动一天辛辛苦苦才挣到十个工分，一次学习不到就至少扣掉两分，点名时迟到了也要扣掉一分。再加上我和记分员是铁哥们，我开出的“罚款单”是马上就执行的，没有任何理由可讲。包括生产队的队长以及大小干部，我都敢一视同仁地给他们“开罚单”，牛吧？ 看着社员们陆续来了，我也就拨亮我面前的马灯，准备今晚的学习内容：读报纸上的文章。那时的报纸是“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所谓“梁效”，后来知道，就是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简称的谐音“两校”。中央的决策部署、方针政策一般都是通过“梁效”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传达下来的，下面的报纸又都转载出来。因此，每个生产队只需要订一份四川日报就足够了，那份四川日报自然就直接送到我的手上了。 学习室里没有凳子，社员来学习时就要求自带小独凳，后来生产队买来点木材做了几根长条凳，解决了坐的问题；上级还要求每个社员学习时要对重要的内容记笔记，生产队就找来修房子筑墙的工具，在宽大的学习室里筑了一道道墙，当筑到桌子高的时候，把上面用泥掌子掌平，桌子的问题就解决了；在我的多次要求下，生产队还真找了一些木板，做了一块比小黑板大，比大黑板小的黑板，推平了，买了瓶墨汁，刷黑，挂在墙上。这样，学习室还真有了那么一点学校里教室的味道了。 故事就是从那年的一次政治学习开始的。 队长告诉我，那天晚上的学习时间有大队干部要来，要讲一些其他的事情，叫我就不要准备学习材料了。我乐得清闲，因此也就迟到了一会儿。 我到会场的时候，大队民兵连长王连长正在教社员唱歌，教的是革命老歌《军民大生产》。唱唱歌，活跃一下会场气氛，本来是件很好的事，我也经常教社员唱歌。虽然不是为了要社员们学会了唱歌去参加什么表演，比赛，去拿什么名次，去为生产队争光，但至少要唱得能够听，不至于伤害听众的耳朵，不至于要人的命。可谁都知道王连长斗大的字认不了几箩筐，唱歌更是五音不全。凭着他当年被国民党抓了壮丁，被共产党俘虏后又当了解放军，解放后转业回来当了民兵连长的走南闯北的经历，也敢扛起教歌这文艺活？ 王连长教的第一句“解放区呀嘛嚯嘿”还稍微靠点谱，可第二句“大生产呀嘛嚯嘿”就唱得和第一句一模一样了，一个韵律，一个腔调。第三句以后除了歌词是对的，其旋律就根本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的旋律了，完全是随心所欲地唱到哪里黑就到哪里歇，恐怕连他自己教第二遍的时候也不知道第一遍是怎么唱的。淳朴的社员们也跟着他哼哼，有时候教的句子长了听不清无法跟着哼哼，他就重新教，并把句子压短，每次两三个字两三个字地教，挺耐心的。我当然无法跟着哼哼，只听得我背皮子发麻，浑身起了一层又一层的鸡皮疙瘩，脸上也许不知不觉地显出鄙夷、厌恶、焦虑的神情，我害怕他把社员教坏了，我难以纠正过来。 支部书记也姓王，他也许看出了我的表情，也许是看王连长教得太吃力。他止住了王连长，说：“既然理论教员来了，就让他来教吧！你歇歇吧！” 我是谁呀？在县城里读高中时我就是班上的文艺积极分子，并且和学校宣传队的同学一起在县川剧团的舞台上表演过这首歌。即便没有他唱得那么烂，稍微有一点瑕疵我也会容忍不了的。书记一“指示”，我马上披挂上阵，没有作任何解释，更没有半句谦逊的言辞，我完全按照我的路数教了下去。从男女老少社员们歌声的力度里，我听出了大家对我的肯定和对王连长的否定。我根本没有顾及王连长当时的感受，我根本不知道他当时的窘态，没有考虑他当时是如何的尴尬。我感到一种隐隐的快意，仿佛是一种复仇的快意。我丝毫没有觉得我伤害了一个人。我甚至很天然地觉得，要说伤害的话，也应该是支部书记伤害了他，因为是支部书记对他叫停的。好在那是在夜晚，在没有电灯的农村，任何窘境都是可以在黑暗里隐藏起来的。 2. 不久以后发生的一件事让我领略到了被人报复的滋味。 那是1975年的麦收季节。 那是一个非常繁忙的季节。小春的农作物如小麦、胡豆、豌豆、油菜等要忙着抢收回来，并分别打场、晒干、入库，更重要的是把上交国家的公粮交完以后其余的全部分到各家各户，那可是社员们的救命粮啊；大春的作物要抢着种下去，水田里，是犁田、耙田、插秧，旱地里挖地、打厢、栽苕。一切都必须抢在季节前面，那才叫做不违农时，那才能期望下年的好收成。因此这个季节叫“双抢”，即抢种抢收。 那一年，老百姓等待粮食成熟，等待“双抢”的到来实在等待得太久了。从春荒三月到五月，那日子都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我不想过多地描写人们吃糠咽菜都难以填饱肚子的苦度光阴的细节，只想说当生产队的第一场麦子打下来以后，不少人像狼盯着羊一样的盯着麦子那贪婪的目光。 那一天晚上，还没来得及分到各家各户的麦子就堆放在生产队的学习室里，那是因为刚打下的麦子还没有晒干，并且是要很快分下去的，学习室离晒场又近，就把麦子堆放在那里了。那一天晚上，就出事了。 这里还得先交代一下我们生产队中间的那座小山包，那基本上是全生产队的中心点，是生产队的人们便于集中的地方。于是，生产队的晒场修在了那里，生产队的库房修在了那里，生产队的学习室也修在了那里。这些社员们聚集的地方有一个当时通用的名字叫公棚。公棚里保管着全生产队所有的集体财产，因此，晚上是要加以保卫的。通常，全生产队的青壮男社员排着班，轮流到公棚守夜。在收获的季节更是派了双岗。 那一天晚上，天黑了不久，家家户户大约都正在吃晚饭，第一个守夜人就已经扛着棉被到了公棚。照例，放下棉被以后他要到公棚四面巡视一番。当他来到学习室门外的时候，发现门好像开着一条缝，责任心驱使他一定要看看门是否锁上的，就朝门口走去。刚要伸手去推门，忽然，一个赤条条的黑影倐地一声从屋里蹿出来，不要命地向远处跑去了。 守夜人受了这突然的惊吓，一个激灵，一个趔趄，差点没有倒下去，手中的煤油灯也被那黑影跑过的风刮灭了；等他慢慢缓过神来，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才扯开喉咙大声喊叫：“有贼！抓贼哟！有贼娃子哦！”这时候，那黑影早已跑得无影无踪。 被守夜人喊声惊动的社员们先后陆陆续续赶到了公棚，等生产队干部简短的商议之后，决定先勘察现场。人们点亮了马灯，打开了手电筒，甚至燃起了火把，一齐涌向了学习室。 学习室门开着，麦堆很乱。人们看见麦堆里有一条裤子，两只裤脚头上打了结，两只裤腿里装满了麦子。看来，贼想把装满麦子的裤子扛走，可是还没来得及收拾好，守夜人已经来到了门前，所以不但没能偷到麦子，连裤子也来不及拿走了，脱身要紧哪。 我爸爸是生产队的粮食保管员，因为一直被所有人公认的为人老实，诚恳厚道，所以大家放心地选他当粮食保管员。由于年事已高，又有哮喘病，那段时间正发作得厉害，走路都很困难，所以是在母亲的搀扶下最后一个赶到现场的。学习室门的钥匙本来是我保管的，但是里面装了粮食以后我就交给了爸爸。本来我也是有重大嫌疑的，但那天晚上恰好大队召集各生产队的理论辅导员开会，我和大队干部们在一起，。等我们开完会回来得知学习室粮食被盗的消息，已经是大半夜了。社员们已经陆续散去，我爸爸从学习室门后找出了门锁，是一把已经撬坏了的锁。干部们找来一把好锁，叫爸爸把门锁好，事情的调查处理只有等明天天亮了再说。 第二天请来了大队干部，指导调查抓贼的事。奇怪的是，当爸爸打开门，要对那条贼留下的裤子进行验证时，那条裤子却不知什么时候不翼而飞。 那条裤子应该不难找。因为当天晚上很多人去接触过那条裤子。大家都认定了那是一条用化肥口袋经过清洗、印染、加工、缝制而成的裤子。在当时，穿上这样的裤子应该是有身份的人。原因是：第一，这种化肥是从日本进口的化肥，这种化肥口袋的材料国内没有，而我们当地就使用的这种化肥。用它的包装口袋来合理利用，作出裤子，那是又凉快，又耐磨，又风光得让人羡慕有加；第二，这种裤子是当时社会的高层才配穿的，因为从选料（至少要四条口袋布才能缝成一条裤子，而当时的化肥控制之严是常人无法想象的，常人到哪去找那么多的化肥口袋呀）；第三，我们生产队能穿上这种裤子的人就更少了。有两家，他们的家长都是供销社的办事人员，他们家的人都早就穿上了这种料子的裤子，至于他们会不会对他们有“恩”的人提供这种裤子或原料，那就需待调查了。 以王连长为首的大队调查组没有按照上面的推理去追查裤子的下落，却认定了我爸爸的嫌疑最大，当场就把他扣押到生产队的知青点，开始进行审讯。知青们都不用干活了，全部充当陪审的角色。 王连长问：“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找你吗？” 爸爸说：“我哪里知道你们找我干啥！” 王连长说：“你不要装糊涂，老老实实地交代你昨天晚上偷麦子的全过程，如果拒不交代，我们有权对你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爸爸反问：“你凭啥子说昨天晚上那个贼是我？” “学习室钥匙是不是在你那里？” “是在我那里，但是那个贼是撬门进去的，我到了以后捡来的是一把烂锁。” “你狡辩！好吧，那么是换了好锁你才锁门的是吧？那么裤子呢？到哪里去了？你还不老实交代！”王连长咆哮了，我爸爸无言了。 爸爸明白自己为什么被审问的原因了。他确实无法解释裤子为什么不见了，但他知道那个贼是混在人群里进入了学习室，在人们一片“保留现场”的呼声里，背着人悄悄倒掉了裤腿里的麦子，把作为罪证的裤子拿走了。可是现在，谁会相信你的这个推断呢？ 爸爸沉默、无语，“拒不交代”。 王连长恨得咬牙，又无奈。看看这几个平时火火爆爆、一有机会就想出手打人的知青，这时候也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就想激发一下他们的阶级感情。王连长声音一下子高了八度：“好你个老狐狸，人人都说你是老实人，人人都说你老实。我看你一点都不老实，你太狡猾了，狡猾得就像栾平（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里的土匪）一样。你以为你不开口我们就拿你没办法了，我叫你不开口！我叫你不开口！”一边说着，一边恶狠狠地上前左右开弓，扇了我爸爸几记耳光，把爸爸头上的帽子都打掉了。王连长打完，向知青们挥挥手，意思是接着上，自己则借故离开了。知青们帮爸爸捡起帽子戴在头上，没有一个人动手打爸爸。他们倒是不明白，王连长平白无故地哪来那么大的火气。 3. 本来是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我爸爸头上，即便是作为嫌疑人进行调查也不该有那么过火的举动。要知道，我爸爸可是正宗的贫下中农啊！ 我那天是作为乡政府培训理论辅导员的中心发言人之一早早到了乡上，根本就不知道家里发生了这样的事。等我回到家听娘讲起了此事，我犹如遭受了晴天霹雳，火急火燎地赶到知青点。干部们已经撤离了，只是叫知青们守住我爸爸。 知青们向我讲述了今天的一切经过，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不可理解的。虽然他们生活在重庆，是大城市里长出来的孩子，但我们都是年轻人，本来有很多共同语言，再加上我是高中毕业生，他们是初中毕业生，有一些问题在交流的时候他们还挺服我。相处时间长了，他们对我爸爸的为人也非常了解，因此，他们是无论如何不会相信我爸爸是贼的，更是无论如何不会对我爸爸下手的。 我对爸爸说：“爸爸，走，我们回家！” 爸爸说：“他们没有说叫我回家。“ “他们也没有对我说为什么敢把你抓来审问！”我的牛脾气又上来了。在知青们的帮助搀扶下，我把爸爸接回了家。 爸爸说：“我一看那阵势就知道王连长是来报复来了。你得罪过他，他恨。我已经作了准备了，我在知青点里偷偷找了一根绳子，他如果继续冤枉我，我就吊死给他看。” 听了爸爸的话，我很震撼。我安慰爸爸说：“我们不怕！” 他们也就没有再来找我们的麻烦，反正麦子又没有被偷走。但起了一天云，不下一点雨是不行的，抓了一天的贼却没有审出个任何结果，他们的大面上也说不过去。于是干部们合计之后，得出的结论是不给我们其他任何处罚，只是要我们家陪生产队二十斤麦子。那天晚上的社员会上，队长宣布了这个决定，会计就写好了一张我们欠生产队二十斤麦子的欠条，并交到我爸爸手上。我没想到结果会是这样，我气愤地从爸爸手中抢过那张所谓的欠条，当着大家的面撕得粉碎。我说：“你们凭啥子要我们陪麦子？我们承认了这欠条，我们就承认了我们是真正的贼。你们叫我家陪二十斤我们就陪二十斤，你们写个欠条叫我家陪两千斤我们就欠生产队两千斤。你们是依照的哪家的法律？依据呢？证据呢？你们还要不要人活了？” 我这一闹一问，干部们哑口无言，队长见此事只能不了了之，于是无奈地宣布：“散会！” 我撕了那张欠条以后，我爸爸的粮食保管员的职务被撤换了；但由于生产队一时找不到更合适的政治辅导员人选，所以我仍然没有被撤换。 那后果是，我们家被人暗中指点为贼了。 也许是“玉皇老爷卖谷子——天仓满了”，说得文一点是多行不义必自毙，我爸爸那看似无法洗雪的沉冤竟然有了真相大白的一天。 1976年，我被抽调到“一打三反”工作团在我们大队组成的专案组里，主要做文字记录的工作。在审理我们生产队的一个犯偷盗案的地富子女的时候，他目睹了前面那些抗拒交代问题的人所受的酷刑，怕自己挨打，轮到他时，没等用刑，就开始抖包包地交代他所经历的偷窃案件。我看他交代得那么顺溜，无意间问了一句：“那年学习室偷麦子的是不是你？”他大概以为我已经知道了真相，于是毫不掩饰地说：“是我。”我心里一惊，顺势叫他交代详细经过。他说：“那天晚上我没有偷到麦子。我撬开锁进去，还没来得及收拾好，守夜的就已经到门口了。我只好赶紧跑了出去，也没有回家，就藏在那个没人去的坟坪里。后来和其他看热闹的人一起到了学习室。大家都在议论那条裤子，可是没有一个人注意我只穿了一条窑裤。我是最后离开学习室的几个人中间的一个。大家都准备离开了，也没有人提出要把裤子拿走，我就悄悄把裤子捏在手里，顺利地走了出来。裤子很薄，根本没有被人发现。真的，那天晚上我一颗麦子都没偷走。”我问：“你那条裤子是哪里来的？”他说：“那是王姨给我的，是他们穿了说不合身，就送给我了。你知道他们家没有主要劳动力，我经常给他们家做事，他们家的重活都是我在帮他们，所以就给了我这条裤子。” 我拿起审讯犯人时使用的绳鞭，真想狠狠地抽他一顿。是他，毁了我们一家人的清白，使我爸爸成了人们眼中的贼，使我成了贼儿子。但我一看到他那无助的悲悯的眼神，吓得浑身发抖缩成一团的身体，我的鞭子便没有抽下去。 我仰天长叹一声，对这件事没做任何记录。这充其量算是一个盗窃未遂的案子，犯不了多大的罪。都是一个生产队的人，以后还会天天见面的。我清楚他的家境，我相信，如果不是为生活所逼，他可能是不会做贼的。 4. 后来，我参加了高考，成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大学毕业以后分配到了师范学校任教，就没有多少时间和村里人接触了。 我没有把那个地富子女偷盗的事公之于众，只在小范围内有人问起时稍有透露。改革开放了，地主、富农都不再是被专政的对象，没有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大家都是平等相处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又何必在人家的旧伤口上撒把盐，让人家受到二次伤害呢？ 倒是那个王连长，当年制造了我爸爸的冤案，似乎并没有完全消除掉心中的恶气。就在我接到录取通知书后已经进了学校，还伙同一些人把关于我的控告信寄到了我所在的学校。他们编造了我的外祖父是解放时被镇压了的反革命的谎言，说我的政审不合格，欺骗了党和国家，希望学校能把我退回原籍。学校领导把我叫去，让我看了那份“黑材料”，然后当着我的面销毁了它，说：“都什么时候了，还搞这一套。你好好学习吧，没事了。” 十多年以后，我受学校委派，到地区去招收师范新生，在最后的那一天，我发现邻县师范学校录取掉了的一份考生档案竟然是我们村的人。我把那份档案拿到手里，仔细看了看，我发现那是王连长的小儿子王波。王波那孩子我见过几面，给我的印象不错。我仔细审查了档案，发现王波是符合我们学校的招生条件的，而新生录取恰好还有一个名额。我毫不犹豫地录取了王波，给这年的我校的招生工作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据说，王波的爸爸从一开始就四处打听，托人说情，希望找点关系，以使儿子不致于脱榜。当一打听到我是师范学校招生组的成员时，他于是有些绝望，填报志愿时叫儿子不要填报我们学校，而填报了邻县的师范学校。这样做了以后仍然不放心，因为他又听说了在地区招生时各个师范学校的招生人员是在一起办公的。我如果要报复的话，邻县师范学校也不可能录取王波。权衡之再三，已经不当连长了的王连长终于决定拼了一张老脸不要，也要找到我，向我求情。只可惜，当他找到我们学校，问到我家门前时，我妻子告诉他，我已经到地区招生去了。因为妻子不认识他，就没有接受他带来的任何礼物，甚至没有把他让进门。王连长这才彻底地绝望了，接下来就只有听天由命的等待。 我听别人讲起他的这些故事时，不禁付之一笑，并且，我也没有向任何人讲起我录取王波的经过。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 2016年7月于日兴老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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