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陨落在短暂里永远的绝唱（何忠华） |
| 正文 | 文/何忠华 我有时不敢去想象，因为这总是过于凄凉，因为这是命运对文学划出的一道深深的悲殇。 纵观整个文学史，在我们对几千年的文学长河的一瞥中，一个现象让我们为之震惊----文学史上那些耀眼的巨星，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刚刚在文学的天地里树起一座座丰碑，便早早的陨落了。这是文学的必然，也是千年文字的悲伤。文字失去了他们的知音，人间也便少了千年的传唱，也埋没了那些尚未绽放便永远沉寂在地下的遥远的绝响。 让时间回到从前：从民国到清明，清明到宋唐，宋唐到晋魏，晋魏到汉秦，即使上溯到战国春秋，也是一样。不论是乱世的金戈铁马，还是盛世的国泰民安，似乎都改变不了那些文学巨匠短暂一生的命运。鲁迅，徐念慈，龚自珍，徐渭，唐寅，秦观，李煜，杜甫，萧统，贾谊……这些，一颗颗璀璨的星星，不到花甲之年，便静静的在遥远的夜空中睡去。 的确，这不是偶然。总的来说，有这么几类。 第一，这是知识分子民族责任的负担和正义使命的结局。这一类文坛巨星，在民族大难临头之时，大义凛然，为民族的命运而斗争，在斗争的失败中成为牺牲品，黯然逝去。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这里的匹夫，很多时候，中坚力量往往会变成知识分子。说到知识分子，就还必须澄清一下，我所说的知识分子，不仅仅是学识的渊博，更重要的是在于有责任感和良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宋代大儒张载的名言，一个学识渊博者，如果连以上四点中的任何一点都不具备，甚至，连这样的情怀和胸襟都没有，一切的努力，只是为了自己的私欲的话，那么在我看来，还不是知识分子，而只能称其为“知道分子”。这样的人，仅仅是比一般人多有一些知识罢了，从良知的角度说，还配不上“知识分子”，假如这样的人也成了其中的一员，那么无疑是给历史上的知识分子抹黑。无论是近代的屈辱史，还是古代混乱的封建史，国难当头，首先站出来的，就是这些有良知的读书人。在他们的心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已经成为深深地烙印，民族的危机来临之时，他们会挺身而出，即使抛头颅，洒热血也在所不惜，因为在他们内心深处，这是他们学习圣人之道的使命和责任。 岳飞，虽为武将，然而说它是文人，想必也不为过，在南宋危急之时，毅然率领岳家军北上抗敌，男儿壮志，豪情满胸，挥笔写下《满江红?怒发冲冠》，即使最后落得“莫须有”而含冤而死的结局，也要在沙场上战至最后一刻。文天祥豪情万丈，在民族千钧一发之时，依然在最后的抗争中写下“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的千古传诵的名句。在高官厚禄的诱惑和严酷刑罚的威逼之下，波澜不惊，从容赴死。一代文坛领袖陈子龙，领导文人做最后的斗争，在明朝灭亡之后，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像岳飞、文天祥以及陈子龙这样的文人，都是在挽救民族之中早早的便逝去了。然而，这样的精神并没有因为他们的早逝而吓到后来者因而被他们带进坟墓，反而激励了更多的文人在民族的危急之时担负起自己的责任，从而促使他们的后继者多如牛毛。谭嗣同，秋瑾，邹容，陈天华，闻一多等等一大批知识分子，为争取国人的自由和利益英勇就义，永垂青史。 第二，还有一类人，也是心系天下，他们出口成章，吟咏成诵，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为天下人的福祉而操劳，为天下的百姓担忧，终忧劳成疾，最终结束他们短暂而光辉的一生。 不问苍生问鬼神，贾谊为大汉天下担忧，终撒手人寰。杜甫处在大唐王朝走向衰落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却不是自己。“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他想到的，还是那些为衣食住行发愁的穷苦人。他们心怀天下，诗情由心而发，吟成千古绝唱。苏轼一生为大宋的繁荣努力，直至到死。一生历经多少磨难，凤翔求雨，西湖筑堤，抗西夏，奔南海，身心俱疲，忧劳成疾，虽不是早逝，但其一生颠簸，所受之磨难，亘古少有，实属罕见。若非东坡超俗旷达的人生态度和弟弟苏辙的帮忙，恐怕也逃脱不了早逝的命运。像他们这样的人，一生多为人民的利益而努力，奔走呼号，最终身心疲惫，轰然倒下。这样的人，翻开中国文学史，绝不在少数。 第三，为自己效忠的朝代和君主殉葬。这类文人，他们中的很多和第一类人是重复的，但是要区分的是，前一类人往往是在战斗中牺牲，一般都是参加直接的战争的，而后一类人，一般不会直接参与前线战斗，在自己效忠的朝代或君主灭亡后，随着政治力量的改变，统治权利的更替，便也跟着自尽了。这一类人，不好怎么去评判。有的是对新的政治的厌恶，有的是对旧的故主的不舍，有的是愚忠，有的是在两种政治思想的激烈碰撞中在思想上受到极大的打击和摧残，致使他们放弃了自己的生命。 这一类人中，典型的便是清末的一代文学巨将王国维。他一生都认定了自己是清王朝的人，受到溥仪的请召进宫，却被和溥仪一起赶出紫禁城，这对王国维来说是莫大的耻辱。后来清华大学邀请他在大学任教，他也是征得溥仪同意后方才上任的。致使后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胜利、北伐军逼近华北之时，王国维留下“经此事变，义无再辱”的一纸遗书，拖着标志清王朝的长辫，投昆明湖而尽，时年五十一岁。王国维是“忠清”，他忠于清朝，而又不为其充当鹰犬和走狗，也不为其宣走哀号，坚守着自己作为读书人固有的气节。他感谢宣统皇帝对自己的知遇之恩----王国维一介秀才，宣统帝任命他为“南书房行走”，享有“食五品俸”和“赐紫禁城骑马”的待遇，这对古代科举之下的读书人来说，无疑是天高地厚之恩，光宗耀祖之事。故在清王朝兵败之际，他羞愤交集，从容的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说王国维倾向于忠于朝代，那么方孝孺则是更倾向于君主。当明成祖朱棣挥军南下，发动“靖难之役”，一举夺了建文帝朱允炆的皇权而自己做皇帝的时候，他绝望了，写下“建文五年，永乐篡权”八字，把自己的亲朋家族也一起带进了坟墓。在这里，我并希望把方孝孺这样悲惨的过多的归结于他的“孤高自傲，意气太盛”之上，当然，这是主要的原因之一。但似乎说这是明成祖朱棣的暴君的使然，似乎更合理。 在统治权力的更替之中，像方孝孺和王国维这样的人亦比比皆是，几乎每个新的统治力量上台的时候，都会有一批遗臣为自己效忠的朝代和君主殉葬。而这样的遗臣情节，虽不是文人所独有，却是在文人尤其是古代的读书人中是比较突出和根深蒂固的，即便是那些投靠新的统治的人，内心多半也是无比矛盾和愧疚，这一点，也许钱谦益倒是最典型的代表。 第四，对于文人来讲，虽然不都是“自古文人相轻”者，但几乎所有人都会陷入无休止的文坛斗争的漩涡中，古代如此，今人更甚，比起习武之人的相互切磋和打斗较量，文人的争斗似乎更加令人难以捉摸，也显得更为繁杂。很少有人愿意，并且能从这个斗争中脱身，洒脱在九霄云外。而很多人在这样的斗争中耗费了大量的精力，有的甚至一生都在这样那样的就都中无法脱身，损耗过度而丧命。 文坛上的斗争，我并不去评价，因为这虽有糟糕的一面，但是我们也因该看到积极的一面，正是因为各家各派的相互争斗，才加快了文学的发展，尤其是文学理论的进步。在文坛上，这样的斗争比较复杂。有派别之间的争斗，有思想之间的冲撞，有为某个观点相左而口诛笔伐着，也有为篇文章而引起轩然大波的，有君子与君子之间的论道切磋，也有小人和君子之间的激烈较量，当然，更好笑的是小人和小人也会相互撕咬，乱作一团。当然，如果有人心怀不轨，人心不正，和这样的人碰上了，那就没有什么积极作用可言了，他们会想法设法，毁你名誉，断你钱财，打击报复，无止无休，直到你筋疲力尽而亡，这样的事，在文坛上已经是见多不怪，想想真有点让人头皮发麻。 有韩愈柳宗元的古文运动，就有人反对古文运动；有黄庭坚江西派大旗招展，就有反江西派人声鼎沸；有人提出主法，就有人坚决反对用法；有人提倡自由而为，就有人力挺行文规范；有人提出人性解放，就有人坚决拥护儒家传统……在这些斗争中，名目繁多，缘由也不可细数。这些斗争，魏晋时相对和缓一些，到了唐代，就急剧上升，宋代更是超越了文的争斗上升到生活和肉体的厮杀，明清时期，可谓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鸦片战争以后至解放以前的百十年间，更是把这种文人之间的斗争演绎到了极致。 到宋代，这样的斗争就已经超出了文的范围，甚者则会变成人身攻击。最典型的就是苏轼。有人反对他以诗为词，反对他的豪放词，有人对他的诗风词风以及所取得的成就大为不屑，除了口诛笔伐，行文征讨外，还进行人身陷害。这固然有政治上的原因，但这也是苏轼身处文坛的使然。尤其是苏轼的性格和文风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苏轼以及他自己的诗文与一部分人的矛盾就急剧上升了。公元1079年，文学史上最黑暗一天，苏轼这个旷世第一奇才子因诗文被诬陷入狱，这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乌台诗案”，也开了几千年来文字狱的先河，此后无数人因诗文丧命，伤亡无数。若不是太祖的定下的祖训，苏轼恐怕早已冤死狱中，暴尸街头了。苏轼遇到的，正是一帮贪如狼，狠如柴，猛如虎，毒如蝎的小人。他们对苏轼的作品猛烈批评和诋毁，不惜进行大量的歪曲。三旨宰相王珪、奸臣蔡京及其党羽等一大帮文人对苏轼及其苏门以下的读书人发动猛烈进攻。秦观、黄庭坚等多人遭到打压和排挤，他们的仕途也和苏轼差不多走成了一样弯曲的坎坷。 苏轼在这样的斗争中是属于幸运的，苏辙帮他，亲朋好友也多次相助。但是很多像他一样不拘一格，在文坛上挥洒自如的人，就比他惨得多了。明朝，这个极尽疯狂之能事的朝代，新思想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新思想想家也是异军突起，诸如徐渭、李贽等是大名鼎鼎，之后的袁宗道、袁宏道和袁中道袁氏三兄弟也是如雷贯耳。但当时就是这帮心思想家（袁中道后期已经思想倒退），受到各种势力的攻击，异常凶猛。徐渭便是首当其冲，致使其四处碰壁，但徐渭并不因此妥协，致使最终丧命于这场思想的争斗中。后来的李贽也是如此，遭流放，锒铛入狱，最终在狱中自尽。徐渭和李贽，虽都年逾古稀，然其悲惨的结局是在这样的斗争中的典型代表。袁宗道和袁宏道也身陷斗争门，著书立说，刚刚活过半百之年，便一命呜呼，其中自然有别的原因，但文艺斗争的影响也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为世人所清楚的，是近代思想解放以来的各种奇葩斗争。上至文学界的泰斗，下至只会舞文弄墨的文坛边角料也参与其中。大家最熟悉不过的，就是鲁迅。现在很多人说，鲁迅文章写得好，就是过于孤高，并且指出他最大的缺点就是嘴贱。 站在客观的立场上，说这些人不懂，似乎有点不礼貌，但说这群人是知其一不知其二，那就很贴切了。鲁迅是会骂人、善于骂人，并且骂过很多人，他骂人似乎成了一门艺术，有人还把他骂人的文章编制成册，也有人把鲁迅骂人的技巧进行总结和归纳，得出八条结论，具体我不在此不详细展开。但是要说鲁迅喜欢骂人，那就属于不实了。当你读完他和别人的骂战和恩怨时，可曾发现，是谁先先骂谁，为何而打起口水仗，道理在哪一方等等诸如此类的思考。鲁迅的论敌多如牛毛，而最鲜明的就是大奸似忠的杜荃，杜荃骂了鲁迅，就在江湖上销声匿迹，从此退出了文坛，主要原因就是自己的文章站不住脚。为大家所熟记的，是郭沫若，关于两人骂战的文章，都有几十篇之多。鲁迅一生之中，除了疲于奔走，还要花很大一部分精力来应对这些是是非非，他自己也说，这是必须面对的。最终身体损耗过度，加之 肺病的侵袭，1936年10月19日，年仅55岁的鲁迅与世长辞。 第五类，死于政治斗争。这一点，在古代比较突出，古代的人，读书的最主要目的就是入仕，而那些极具天才的文人也很少有例外。入仕之后，就免不了参与到政治的斗争中。北宋时期，最著名的的就是熙丰党和元祐党之间的争斗。而这两个集团之间的主要力量，又并非是那些纯粹的政客，而多是文学界的顶梁柱。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等，在这场斗争中消耗了过多的精力。因为在斗争中不少奸势力的参与，许多人遭到毒手，命丧黄泉。这样的党派斗争，在明清时也是极为常见，并且有不少人因此丧生。而如曹植这样的更为直接的卷入政治斗争而成为牺牲品的，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六，文字狱的祸害。这一祸害对于文人来说无疑是最残酷的，明清之际，受此毒害之人不计其数。前面说过，自苏轼乌台诗案开了文字狱先河以来，文字狱在此后的历史中，每况愈甚，至清朝康雍乾时达到顶峰，世人已是耳熟能详，在此就不多说了，并且鉴于这一条不具有普遍性----在汉唐时候并不曾有，而且在地域上并不像先前几点可以向外推广，所以不再细说。 第七，就是非常人思维的使然。这并不是正对所有文人，但是在文坛上，很多有过成就的奇才子，会有一些非正常行为。这一类人以诗人居多，他们的思维和行为，不是常人可以理解的。这一类人往往到一定的时候，会选择安静的了解自己。诗人海子卧轨，顾城的疯狂杀妻行为等等，都不是一般人所能够理解的。而这样的人在诗人这个群体中，这样的人也是屡见不鲜，出来他们两个外还有诸如朱湘、和戈麦（1967-1991）等等。 为何文人大多都会不长寿，我归结了以上七点。当然，也有一些其他说法，说是有的人天生身体差，做不了别的，只能从事写作，所以早逝，诸如此类的说法并非没有根据，但不是完全站得住脚，仅供参考。签上七点，出第五点局限于时间和朝代外，其余六点均可以向外扩展，在海外其他国家同样使用，这是文人这个群体天生的使然。它不同于其他艺术领域的诸如书法家、美术家那样的艺术家一样属于长寿派。尤其是书画家，更是艺术界长寿的代表，齐白石、傅抱石、欧阳询，柳公权、颜真卿（被害时75岁，如不被害应该会是长寿）、关山月、黄宾虹、李苦禅、李可染、张大千、娄师白以及启功和毕加索等等，几乎成大家都是长寿者，至于为何长寿，我做了另外一篇文章分析，在此不细说。 早逝的，多是一些在文坛上成就比较大的人物，也许正是应了那句“力量越大，责任越大”的话，承受的太多了。作家多早逝，这不仅仅在中国，放到外国，那些璀璨如星辰的文学巨匠同样有很多是如此，普希金，雪莱，几次，拜伦…… 当然，遇上政治相对稳定的年代，加之其他一些音素，长寿的作家也会比较多，比如贺知章，桐城三祖（方苞、刘大櫆和姚鼐）以及巴金（1904-2005，享年101岁）等长寿者也就不足为奇了。 文/2014年8月18日 於和诚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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