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草绳垭记实-----一个知青的回忆 |
| 正文 | 草绳垭记实 —— 一个知青的回忆 宋育科 文 那是一片幽静而偏僻的土地，常常被人遗忘。然而，坡地上的芝麻和黄豆，水田里的秧苗和蛙鸣，岗上的花栎木和鸟叫，哞哞的水牛和嘎嘎的鸭子???还有，袅袅炊烟， 月落乌啼，垭上晨曦， 岭坡晚霞，司晨雄鸡，父老乡亲???却每每进入我的梦乡。 她就是草绳垭。 那年，她迎来的是二十出头不谙世事的高中生，六年后，她送走的，是一个成熟的大龄后生。 草绳垭，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名。即使在县一级的地图册上，也找不出这个地方。就是在当地，只有到过或经过了这个地方的人们， 才知道她。草绳垭其实就只是一个山口。 薤山东麓的几个村庄的村民去石花镇，大多选择从这个山口下来。以这个山口为界，下坡没多远，就是公社机关， 而公社的边壤， 就连接了石花镇。 从这个山口往上走，经过一个山冲就要翻过一个山坡，再经过一个山冲就再翻过一个山坡。一坡接一坡的翻过，最终就到了谷城县著名的风景区------薤山国家森林公园。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日，我们作为襄阳五中的六六届毕业生，以知识青年的身份，来到位于草绳垭的那片山冲插队，成了谷城县石花区真武公社中光大队第五生产队的社员。 (一)分队风波 北风飕飕，红旗猎猎。运送插队知青的车队停在了位于石花镇的县二中的操场上。 操场上的髙音喇叭反复播放着《公社是棵长青滕》，《社员都是向阳花》，《我们走在大路上》等歌曲。 知青们提着各自的行李下了汽车，列队坐在背包上。接下来是欢迎仪式：送接知青的各方领导讲话，知青代表表决心，贫下中农代表致欢迎辞。 仪式结束，知青们吃了“非农业人口”的“最后的午餐”， 成了“农业人口”。 太阳已经偏西了，各公社，生产队陆续接走了分到他们那里的知青。 只剩下我们分在真武公社中光大队的十名学生了。偌大的操场变得空荡起来。 大半个小时过去了，让人等得心焦。 喇叭已经停止播放歌曲了，木杆上的喇叭正在被拆除。 莫非没人要？莫非地方太远太偏，要住上一晚再走？ 事后，我们知道了事情的原委。 中光大队共有五个生产小队，其中离公社较近的第四第五小队设了知青点。五队队长李发祥一听说分到五队是六个女生，当时就不乐意了。五队人少地多。 十余户人家， 散落在全队的各个角落, 几乎都是一户一湾。而四队住户相对集中，大队小学在四队设有初小班，有空房，周围都有人家。五队住户分散, 女生的安全得不到保障，的确是实情。更重要的是，五队缺少棒劳力。 年轻力壮，血气方刚且又坦率豪爽的李队长坚持非要男生不可，事情就僵持下来。最后，没办法，不善言辞，面善心软，且又厚道的四队钟学启队长终于妥协了。女生归了四队，男生去了五队。就这样，我们来到五队落了户。 (二)麦地锄草 当晚，在一户社员家吃了晩饭，我们住在社员为我们腾出的草房里。 第二天，生产队放了我们一天假，让我们上街去置办生活用品。 第三天，我们正式上工了。队长派的活，是全队男女社员都在麦地里锄草。麦地靠近草绳垭的山坡，山坡上长滿了花栎木，松树，柏树等一些杂树。树空里，灌木叶茂，茅草丛生。松树柏树属于集体，其余的，划片分给社员砍去当柴烧。 正值农历冬月，两三寸的麦苗碧毯式地铺滿大地。那年墒情好，麦苗长势喜人。 麦苗长草也长，麦苗野草争营养。锄草是必须的。 锄草是个细活， 得精雕细琢， 快不得。锄掉野草，将麦苗根周围的土锄松，马虎不得。锄草人三三两两，或并行，或独进。到农村是来接受再教育的，知青和社员并行锄草，边锄草边交谈。 社员：“听说城里的学生连麦苗和韭菜都分不清，是真的吗？” 知靑：“有的人分不清，有的人分得清。” 社员：“那你能分得清吗？” 知青：“我能分得清。” 社员：“说说看，有什么区分？” 知青：“韭菜细长叶厚，麦苗叶短叶薄稍宽。韭菜花也可以吃。我妈腌的韭菜花可好吃呢。” 知青并没有吿诉社员，当时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我们读书的那所中学，学校每周都安排一天时间，让学生在学校的农业基地劳动。基地大田里种的全是小麦。 社员：“你们城里学生分得清公鸡母鸡吗？” “这个问题太简单了，母鸡下蛋，公鸡叫鸣，谁不知道。” 社员连忙解释：“我说的是小鸡，刚出壳的小鸡。” 这可真把知青问住了。刚出壳的小鸡毛绒绒的，黄黄的颜色，都是一个样。一般人还真的分不清小鸡的公母。 社员得意地说：“捏住鸡腿倒着提，头部朝下是母鸡。吹开尾毛看屁眼，有个疙瘩是公鸡。” 原来这样辨认小鸡的公母，真有趣。 意犹未尽，社员又提了一个问题：“你知道公鸭母鸭怎么区分吗？” 知青对这个问题就更不知道了。买母鸡，吃是为滋補身体，养着是为了下蛋。母鸡价钱就是比公鸡贵，公鸭母鸭却是一个价。对于鸭子，人们关心的是价钱，而不是公母。更何况，同一个品种的鸭子，颜色和外形都差不多。 社员更得意了，提高了的声音充滿了自豪：“ 母鸭叫嘎嘎，公鸭嘶沙沙，公鸭尾巴带个勾，母鸭尾巴平不塌。”（方言，意思是平展无凸起） 一旁的年纪大一点的社员吼了起来： “什么公的母的，老娘们啰里啰嗦扯不清白（说不清楚）。告诉你们学生吧，有个简单的方法：动物都是公的比母的长得漂亮。就连那野鸡，公的长得多鲜亮，母的灰不粗溜的。” 地里的人们轰然大笑。 女社员滿脸委曲：“不是叫学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吗？咋的啦？” 笑声惊动了山坡草丛里的鸟儿。一只野鸡腾空而起，飞了起来，越过山坡落荒而去。五颜六色的羽毛，长长的尾巴在太阳下熠熠生辉。好一个漂亮的公野鸡呀！知青发出了赞叹。 长者一本正经：“你们看看，我说嘛，学生们有知识有文化，学啥都快。这一会儿功夫，都能辨出野鸡的公母来了。”又是一阵轰堂大笑。 笑声中，一个人从树林里钻了出来，手中提了个铁铳。队里的人们都认识他，是公社信用社的老徐，人们叫他徐会计。 徐会计滿脸疑惑：“笑啥?” “野鸡!” 队里的人回答。 “在哪儿？” “飞过山坡了。” 徐会计提铳追去。 那天是星期日。农民没有星期日，而公职人员星期日照常休息。 后来，草绳垭脚下月光大队的一位姓温的村民送给了我们几只小鸡，长大后全是公鸡。素昧平生，以鸡相赠，这份情义让我铭记在心。再后来，我们都上了南河电站工地。工余时间在一起打打乒乓球，成了要好的朋友。我离开南河电站时，送给了他一只乒乓球拍留作纪念。老温六十年代初曾在外地某单位工作过，不知因何原因返乡。文革结束后是否落实政策被原单位召回，我不得而知。这是题外的话。 (三)知青六姐妹 从草绳垭顺着山冲的走势，沿着乡间的小路，往下行大约两三里，就是与五队毗邻的第四生产队。 城里的六个漂亮女学生，来到了四队，整个小队都轰动了。全小队社员都去看“城里女娃子”。 六个女学生是襄阳五中六六届初中毕业生，是同班同学，平均年龄十八岁。 她们能歌，给四队带来了欢乐；她们善舞，给四队带来了活力；她们时尙，给四队带来了新鲜； 她们的笑声，给四队带来了春天。 四队的父老乡亲， 按照她们的出生年月的顺序，称她们为大姐二姐，三姐四姐， 五姐和六姐。 四队的人， 无论年轻人，老年人，还是小孩，都能叫得出哪个是几姐，而不一定都叫得出她们每个人的名字。 六姐妹中，有人被派去养猪。 在家里，她们吃的饭是妈妈做的；在学校，她们吃的饭是炊事员做的。而现在 她们竟然要给猪喂食。没想到猪长胖了，喂猪的女生瘦了变苗条了。 她们像队里同龄女社员一样的出工下地， 拿着同龄女社员一样的工分。到后来，像同龄女人一样，能挑得动七八十斤的担子了。 与她们住房相邻的是大队小学的教学点，，由乡村女教师郑传秀老师教授着复式班的小学生。她们和老师学生相处融洽，偶尔也教学生唱唱歌跳跳舞什么的。 她们还给社员读报，“同期声”地传达报纸上讲的“大好形势”。 为了迎接“九大”的召开，公社要举办一台文艺晚会，每个大队都要出节目。 以往，对中光大队来说，这是件很为难的事。有人编了个顺口溜，“中光大队演个戏，提个马灯唱《红灯记》”，调侃自嘲。现在好了，该发揮知青的“作用”了。 大队指示，节目全由知青编排，唱什么歌，跳什么舞，全由知青定。排练期间， 工分照记。 加紧排练，不得有误。大伙商定，女生唱歌跳舞，男生伴奏。 对于六姐妹来说，这是“驾轻就熟” 的事；对我们男生来说，这是“赶鸭子上架” 的事。四个男生中，就小马儿有文艺天赋，吹拉弾唱无一不会。剩下的几个，拉二胡就像是“杀鸡子”，弹三弦就像是“弹棉花”。根本拿不出手。小马儿指法熟， 中气足， 笛子吹得既响亮又悠扬。经过几次排练，情况大有改观。俗话说“一俊遮百丑”，小马儿的笛子使得二胡三弦“滥竽充了数”。 文艺晚会如期举办了。公社撘起了临时舞台，几盏汽灯照得台上如同白昼，观看演出晚会的社员把舞台围得水泄不通。中光大队的节目是歌舞，一首 《心中的歌儿献给亲人金珠玛》 的小合唱，配上自己编自己演的舞蹈，获得了阵阵掌声，赢得了滿场喝彩。有人还在台下放起了一挂鞭。 1970年春，谷城县召开了全县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中光四队知青组被评上了先进。 这一年的七月，招工开始了。大姐二姐三姐和六姐同时被招工，很快就离开了农村。 后来，四姐去了“三线”工地，五姐去了电站工地。再后来，两姐妹先后被招工。至此，知青六姐妺告别了四队。从下乡到最后一人离开农村，历时近四年。四队留下她们青春的足迹。 (四)草屋评工 在我们上工了一个月后，生产队进行了一次例行的对社员的工分评定。工分评定是对在生产队从事劳动的社员劳动价值的一种评估。总工分等于日工分乘以年出勤天数。 年终就按每人的总工分进行分配。 因此，工分的多少就决定了社员收入的多少。 五队有十余户人家，以户主的姓氏划分，却只有李，夏，陈，刘，杨 等五，六个宗祠。同姓之间，不是同辈就是上下辈。生产队的干部， 诸如队长，妇女队长，会计，保管，记工员，民兵连长，民兵排长，贫协组长等等，各姓氏都有人担当。有两家“成份”髙的户不宜担任“队干”，却被委以“队委”。“队委会”实际上就成了各家各户的“当家主事”会。 队委会的评工分会议是在知青住房的堂屋里进行的。 生产队让单身汉老杨腾出自己的茅草房给知青临时居住。老杨在别人家里暂栖身。老杨的家什都留下了，桌椅板凳一应具全。茅草屋里挤滿了人。 当时普遍的做法，是按照“大寨”的模式进行评工分的。“大寨” 的做法是“自报公议”。 五队的那一套评工分路数，却是对“大寨” 模式的一种“改进”。 “自报”就免了。多数人都不在场，咋个“自报”？“公议”？七嘴八舌， 众说纷纭，难以定论。最后，众人“打鼓敲锣”，队长“一槌定音”。对其他社员的工分评定，很快就搞定。 剩下的两个议题：一是对一个女社员的工分评定，二是对知青工分的评定。女社员很象电影里的“李双双”。 下面的对话，由于年代久远，记忆不甚准确，但意思不会错。 关于女社员： 甲：“女将的工分最高是八分，给个八分算毬了。” 乙：“你挑担子没人家挑得重，栽毬个秧歪歪扭扭的还没有人家快，你拿毬个九分半。咋说？” 丙：“你们两个都在理儿，那就给毬个八分半吧。这已经算破例了。” 丁：“说实话，咱队没一两个男将能比毬得上她的，可以再往上评点？” ?????? 队长：“大伙儿都说完了？这女将确实能干，男将除了不会生娃子，大多数人确实比不了她。给十分都不为过。谁要有意見，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当然了，女的就是女的， 家务事多要耽误点功夫，有些活也不适合女人干。我看，就给毬个九分半。” 当了多年队长的中年汉子，出语不凡，众人皆服。 关于知青： 队长：“学生到咱队已有一个月了，工分还没定过。大伙说说，给几个工分？” 甲：“学生才来，时间不长，好些农活还不毬会干，给八分就不少了。” 乙：“四个大小伙子，给毬个妇女工分，你也说得出口？” 丙：“也真是的，大小伙子，咋毬说也得比妇女高些。” 丁：“人家学生也不容易，大老远的来咱队，怪可怜的，咱可不能亏毬人家学生。” 戊：“我看这些学生在咱这也干毬不长，多给也影响不了咱。” ?????? 队长：“农业话，也好学，人家咋毬作，咱就咋毬作。十几年的书都读毬了，还怕学毬不会农业活？犁耙水响，大忙季节过一遍，啥农活不都会干毬了？四个学生，两人九分，两人九分半。”队长一言九鼎。 这次评工分之后，经过了不长时间，又进行了一次评工分。四个知青都被评上了十分。 从那时起，一直到我离开农村，每天只要出工，都记十个工分。 注：“毬”，是方言。在湖北，陕西，山西等地的农村甚至城市，口语中使用该字很普遍，用以加强语气。在比较熟悉的人之间说话，不认为是脏话。在不很熟悉的人之间或在异性之间用该字，易被对方产生不快或误会。 (五)麦收的日子 农谚：芒种地里无青麦。 谚语说明，在芒种这个节气，有芒作物如大麦小麦已经成熟，必须及时收获。 山冲的地里，虽然小麦都已经成熟，但程度不一。向阳的坡地已经黄透，背阴的坡地尚欠火候。如果天晴太阳好，就一两天时间，背阴处的麦子也都熟透。 全队所有的劳力（男女老弱都有）全部投入了割麦抢运劳动之中。 所谓麦浪滾滾，那只是小说的描写和电影中的场景。生产队把有限的化肥和农家肥都投入水稻种植中，加上劳力不足，对麦子采取了“广种薄收”。 与往年相比，今年麦子收成稍好一些。 除了喂牛的，打草要子（草要子就是用稻草通过旋扭做成的草绳）的，割麦的就不足三十号人。这些人要在短时间内割完五六十亩麦子，劳动強度可想而知。说不定，还要“夜战”。 鸡叫头遍，山冲里就响起了叫喊声。“五叔，上工啰！”，“四婶，下地了！”，“小马儿，起来咧！”小马儿是同组知青， 因姓马，读音被儿化，叫起来顺口。小马儿干活肯吃苦下力，又多才多艺，知名度比其他知青高。 人都到齐了。队长甩掉外衣，往手心啐了一口，搓搓手，走向地里。其他社员都跟了上去。 没有人说话，只听见“刷刷刷”。 人们左手揽住一抱麦子往腰前一拢，右手持镰刀跟着从左向右往怀里一镟，麦杆齐齐从根部被割去，只留下寸把长的麦茬。 好在我们以前在学校也割过麦子，镰刀在前一天也被磨过，勉强也跟得上别人的进度。 从天蒙蒙亮到日上三竿，大约过了一两个时辰，肚子“咕估” 叫了，大伙不约而同地瞧着队长。 “收工”， 两个字从队长的口中挤出。割麦的人扔下镰刀，一哄而散。 早饭时间很短。人们匆匆赶到地里时，队长起了身。社员跟着拿起了镰刀，重复着早饭前的那一套割麦工序。麦子一片片的被放倒，麦地一块块的露出麦茬，带穗的麦杆一抱抱的躺在麦茬上。 看了看太阳，队长从头上取下草帽，拿在手里当扇子摇着，走向了地边的树阴凉。社员都知道，这是“歇气”的信号。于是，两人一坨，三人一堆，就近“哪儿凉快去哪儿了”。 妇女们都做起了针线活，纳鞋底的，绣袜垫的，缝衣服的，钉扣子的，人人手不闲。 汉子们点燃了烟袋锅，卷起了“喇叭筒”，吧嗒吧嗒，个个嘴不住。 我坐在一旁，摊开双手，右手掌赫然一个水泡。一旁的大婶看见了，喊了一声：过来我看看。然后，拿针在舌头上抿了一下，在衣服上砀了两下，在水泡底部相对扎了两个小孔，揪下自已一根头发，从小孔对穿过去。几滴清水顺着头发汨汨流出。“没事了。别弄破了，也不要沾水，过些时，起茧，就好了”，大婶嘱咐。 一个背着药箱的年轻人走过来，给我手掌涂了些碘酒 ，用药棉纱贴住。 那年头，农村实行“合作医疗”，每个大队都有“赤脚医生”， 在各个小队廵迴，小伤小病就给看了。内病服点药，外伤敷点药，每次只收二分钱。 “歇气” 过后，又割起麦子来。 几个小学生背着书包边走边跳，行进在乡间的小路上，扬起的小手拿着报纸或信件。 小学生的出现，就是上午“工作”（ 应为农作） 结朿的时间。队长接过报纸，顺手递給知青，“抽空给大伙念念”，然后宣布收工。 午饭过后，继续重复上午的活动。 天色暗了下来。看看地里，麦子还没割到一半，队长说，大伙回去吃点饭，晚上加个班，每人再加五成工分。 这一天，一直干到了午夜。 仅仅两天，地里的麦子就割完了。剩下的活，是把麦子捆绑成麦个子，挑到队上大稻场，堆成麦垛子。捆绑麦个子，要用草要子。打草要子的是一个老头，花白的头发，脸皮皱纹就像核挑壳一样。看上去少说也有六十岁。生产队有不成文规定，过了五十岁就不让在队上干话了，该回家抱孙子，靠儿女养话了。老人是“退休”后 “返聘”，还是没到“退休”年龄，仍在“上班”，我们也不便打听。队上的人说，他打的要子“经使”（耐用），并且打的速度还快，在本队没人能比得了。还听生产队的人说，他干一天活， 就给记五工分。两天就能挣一个棒劳力的工分，老人何乐而不为？何况，生产队需要这样的“人才”。 老人的工具是一个七八寸长的圆木棒，稻草被他用木棒七缠八绕，就成了“弹簧”。“弹簧”一抻直。就是一根根长短一致，粗细均匀的草绳。在农村，草要子的需求量很大，捆麦子，捆稻子，捆柴禾，都用得上。甚至还当可腰带用。有一次我的棉袄扣子掉了，就把棉袄掖起来用草要子扎上，避免敞风。老人的“工作”就是打草要子，天天打，月月打，年年打。草要子小山似地堆在生产队的牛屋里。 他很少与我们说话，我们也很少跟他搭腔。这天他自言自语：有钱难买五月旱，六月天阴吃饱饭。没人理会。 “刘二叔，你去码垛，再喊两个人给你打下手。”“会计，你们几个绑麦子。”“学生们快去把要子挑来，其余的，都去挑麦。”随着队长指令一个个的下达，抢运麦子的“战斗”打响了。 草绳垭上， 走过来一个中年人，留着不长的分头，穿着敞杯的衣服， 手拿草帽，边走边搧。他走到地里，把草帽往头一戴，接过一个社员的挑担。 我也觉得面熟， 一时想不起在哪儿见过 。 当听到有人喊他周主任，我才猛然想到，我们刚分到石花，在公社开会， 他給我们讲过话。 当时以老干部身份被结合，担任公社革委会的主任。 在那个年代，公社干部被要求，每年有三个月至半年时间到生产队参加劳动，指导生产。参加劳动的干部自带干粮或吃派饭。派饭由生产队指派农户去做，干部与农户家人同吃。吃饭后按规定要付给农户半斤粮票和一角二分钱。草绳垭是个交通要道口，干部进山下山常常被我们撞见。差不多的公社干部都在我们队劳动过。 公社干部加入，社员倍受鼓舞。看来再有小半天，麦子就会被抢运完毕。 正在小学生放学的时候，一朵朵云聚集成一片片云。平时看起来清秀的薤山山顶被一片云彩环绕。 “有雨山戴帽”，当地人都知道，这是大雨来临的征兆。 队长当机立断，决定运完麦子，码好垛子，再收工。 雨点滴落下来，人们放快了速度；雨点打了下来，人们加快了进度；雨点砸了下来，速度进度反而慢了下来。泥泞路滑，什么也快不了。人们往返于地里稻场之间，穿梭于雨帘之中。 终于，地里的麦子挑完了。稻场上出现了两个麦垛子，一个堆着被雨淋过的麦子，一个堆着没被雨淋过的。 后来，我明白了“有钱难买五月旱，六月天阴吃饱饭”含义：那就是农历五月以后，到六月底之前，气温升髙，进入连绵阴雨的梅雨季节。五月收割小麦， 接着种植水稻。五月遇雨， 对小麦的成熟和收割不利，六月阴雨， 对水稻生长有利。 而那个打要子的老人可能预见到了那天会下雨。当有人说到他是地主时，我怎么也把他和《高玉宝》中的那个地主“周扒皮”划不上等号。他不就是一个懂天气，会打草要子的农民吗？ 麦子总算归了稻场，队长宣布，今天的“工作”到此结朿。 人人都成了落汤鸡，雨水，泥水，汗水搅和在一起，糊滿全身。 回屋的路上，老乡嘱咐我们，用热水洗个澡，换上干淨衣裳，弄点饭吃，再睡个好觉。 我们一一做了。准备关门睡觉了。 与我们邻近的夏二婶提个土壶推门进来。“都来，喝碗姜汤再睡”，一边说着，一边从厨房案板下面拿出四个碗，滿滿地倒上了姜汤。我喝着又辣又甜的姜汤，额头冒出了汗，眼角沁出了泪。 天放晴了，地里也干了。被人用石滾碾过的稻场平展展的。 人们把麦垛子拆了，把麦子铺滿了稻场。被雨淋过的麦子还冒着热气。麦子被晒了大半晌。 人们用连枷拍打麦穗，使麦粒和麦杆分离，被称为“打场”。 天气越热，太阳越毒，打场效果越好。打场不能午休。打场人分成两排，这一排人拍下连枷，另一排扬起连枷，这一排人扬起连枷，另一排人拍下连枷。 草绳垭响起了有节奏的“啪啪”声。 接下来是扬场。人们用木叉扠走了麦桔，把麦粒拢成一堆，用木锨铲起麦粒斜抛出去。其作用是把麦粒和其附着物如麦芒麦皮分开。有风时借助风力把麦皮麦芒吹走，留下麦粒；没风时借助重力将麦皮麦芒留下，麦粒被抛在远处堆积。这既是个技术活又是个力气活，可惜我没有学会。 扬场完毕，麦子归仓。我们吃上了新麦面馍。新麦面馍不怎么好吃，甜甜的，还粘牙。 因为，没有被雨淋的麦子，都作为公粮交给了国家粮库。 社员分到的，大部分是被雨淋过的麦子。被雨淋过的麦子有的还生出小芽。出了芽的麦子磨成面，出粉率低，做成的面食，粘牙，也没有“劲道”。 (六)秧田农事 农谚：不到芒种不算忙，不到夏至不老秧。意思是说，在芒种到夏至这短短半个月的时间里，既要完成小麦的收割归仓，又要把水稻（中稻）的秧苗插上，是非常忙的。 小麦收割，脱粒，晒干，入仓后，队上农活的重点就是整田，扯秧，栽秧了。 队长把人分成了三拨。一拨整田，一拨扯秧，一拨栽秧。三拨人各司其职，井然有序。 整田这活都由中年男社员干，他们使牛很有经验。牛拉着耙犁。人站在耙犁上，一手牵着牛鼻绳，一手拿着牛鞭，嘴里还吆喝着。“驾，驾”，牛前进。“吁，吁”，牛站住。“喔，喔”，牛转弯。伴随着吆喝声和牛鞭声，牛乖乖的，听从它主人的“调遣”， 耙遍了这块水田的方方面面和各个角落。被牛耙过的田面，平展如镜。 扯秧这活由女社员和年龄大点男社员干。他们坐在“秧码子”上（秧码子是特制的小木凳，在一般小木凳的腿下多了一块方形木板， 木板对泥水面压强小，不至于陷下去），旁边放着“秧齐子”（ 把稻草一根根捋整齐捆成一束，用来捆秧苗），双手在育秧田里用大姆指，中指和食指捏住苗的根部， 一绺子一绺子地把秧苗连根扯起来，双手扯満后，在水中把根部的泥涮掉，合在一起，用稻草捆成一把，向田边抛去。 扯秧看起来是个轻活，其实不然。坐久了，腰也不好受。于是，说说笑笑，打打闹闹，也很正常。 大多数人不识字。他们说只要认识自己的名字和男女这几个字就行了。认识名字，领取报酬不会错。认识男女，上街入厕不会错。文化的欠缺，使他们有自己的娱乐方式，夸裸话，相当于现在讲浑段子就是其中之一。 一个中年单身汉就说了这么一段：山里有个老汉有两个儿子都已娶妻生子。 一日歇晌（午休），两儿夫妇都在各自屋里睡觉，两个孙子由老汉哄着玩。 老汉把一截高梁杆中间弄个缝， 插入另一截高梁杆，不断来回抽动，作拉京胡状，发出吱吱细声， 逗孙子乐呵。老汉边拉边唱： “东房屋里浪里格浪，西房屋里浪里格浪。要不是你奶奶死得早 ，你爷爷我也浪里格浪”。四五岁的两个孙子呵呵直笑， 问：“爷爷，啥叫浪里格浪？”说到里，单身汉卖了个关孒，“你们猜，爷爷怎么说？” 众人不解，急于知道下文。我们寻思“浪里格浪”也许就和一首家喻互晓的山西民歌中的 “呼儿嘿呦” 用法一样， 是加重语气的意思。“爷爷说，等你们长大娶媳妇就知道了”。众人大笑不已。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 语言丰富多彩。“一语双关”，“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在草绳垭这块农田里，被这个不识字的农民运用得如此恰到好处，发挥得淋漓尽致。 一块块水田被整得平平展展。育秧苗田里的秧苗也扯得差不多了。 队长分咐：“留下几个人继续扯秧，你们几个学生去挑秧，其他人都去栽秧。”我们挑来秧苗，往待插秧的田里，均匀地抛下了一捆捆秧苗。 栽秧人依次下水田，就近捡起一捆秧苗，扯掉绑草，弯下腰来。栽秧人左手拿秧苗，用大姆指捋出五六根苗，右手马上接住用姆指食指中指捏住根部，迅速插入泥中。秧苗入泥不能太深，也不能太浅，同时，还不能把根须弄弯。每人一行栽五兜，栽完一行，另起一行，一行一行栽下去，从田的一边栽到对边，成了n×5“行列式”。 集体劳动在栽秧过程中犹如一场追逐游戏。栽秧人栽到田边后再从头来。 速度慢的徃往被速度快的人“关住”。即栽得快的人有时栽了两个“行列式”，栽得慢的人还没有栽完一个。被“关住”，大庭广众被人起哄，是很没面子的事，被“关住”的人“拼命”也不想被别人“关住”，栽秧速度自然加快了许多。 栽秧最快的要数“李双双”，就是前文提到的那个女社员，只有队长和她不相上下。 “李双双” 只是我心中的称呼，从不当面叫。我认为给人起绰号是很不礼貌的事，就跟着同龄人叫他“嫂子”。 嫂子左手捋秧苗, 右手水中插，出手之快， 犹如蜻蜓点水。每插完一行退一只脚，再插完一行退另一只脚，插完两行仅退一步。 队里秧田有大有小，大的有七八亩，小的有三五分，插完大田需要半天时间。 队长安排先大后小。在大田干活，有时小便内急，男社员转过身，背对大伙，掏出“家伙”，“哗哗”一阵，就地“解决问题”。农村有“日隔三丈，夜隔三尺”，“肥水不流外人田”的说法。那年月，农民（包括知青）的衣食住行都靠生产队。 生产队是家，不是外人。 大田秧都插完了，小田安排给个人包干，我们也掌握了插秧技术。我们插过的小田秧苗， 横成行，竖成列，整整齐齐。可能，这和我们学过几何也有关系吧。队长看了我们插过的小块秧田， 很是髙兴，夸奖地说：“看看人家学生栽的秧田，真是‘老丈母捏住了女婿的×’，小是小，可是个正经东西。” (七)秋收季节 农历八月，水稻（中稻）逐渐成熟，人们在丰收的期待中，迎来了秋收季节。 割稻前些天，人们在稻田周围用钉耙起了排水沟，用以排走稻田里的积水。 田里土壤硬实了些，稻谷也全熟了，割稻也就开始了。 割稻用的镰刀是一种带有锯齿的弯镰，很象初五晚上的月牙儿。割稻方法与割麦也不相同。插秧时的那五,六根一兜的秧苗，几经分蘖，到成熟时，已形成一大把稻谷。人们左手抓住一把稻谷往左前方，右手持镰刀向右后方，同时作反向运动，把稻谷从根部割下，再用镰刀兜着摊开，放在稻茬上。 当天割下的稻谷当天并不捆绑挑走。留在田里过一夜，被称为露晒。经过露晒的稻谷，基本上干了，很好脱粒。 秋髙气爽，雨天不多，割谷挑稻，交替进行。 刚开始，我对使用那种割谷专用的弯镰很不习惯。一不小心，割破了左手指。好在伤口不大，就停下用另一只手按住伤口。这时一个挎着包（包里装着理发工具）的中年人从远处走来，走近了一户人家。这家老人搬出了一个条凳。有人喊道，李师来了，要剃头的快去。当地人对有专长有技术的人，称师傅。但与姓相连称呼时，就把傅省略了。好比现在称王局张处，把长省略一样。我手按伤口去剃头，当剃完头后，手上血也止住了。接着又去割谷。 那时农村实行合作理发。每人每年只须交二元钱，就可享受每半月一次的理发，就在干活附近农户家里进行，不用跑路，也不耽误工夫。 挑稻谷对于我来说，是一件困难的事。困难不是我挑不动（交公粮时我也挑过一百二十斤的担子）， 而是我撑不起。挑稻谷时先用扦担一头插入一个稻捆中央，把这捆稻撑起来，再用扦担另一头插入另一稻捆。两手抬起来平衡地放在肩上挑走。我的身材只有一米六多一点，体重仅九十多斤。 当我把扦担一头插入一个稻捆试图撑起来 （一个稻捆也就五十斤左右）， 矮小的身材，使我力不从心。 这个过程往往把这捆稻在田里揉搓。看到黄灿灿的谷粒落在田里，实在使人心疼。旁边的社员看到了，就帮我把稻捆插好，放在我肩上，让我挑走。感激之情。油然而生。 稻谷堆在稻场上，被码成一个个稻谷垛子。稻田比麦地多，稻谷产量比小麦产量高，稻垛比麦垛大，稻垛比麦垛多许多。 社员用石滾把稻场碾平，把连枷整修如新，打稻谷就开始了。 “新筑场泥镜面平，家家打稻趁霜晴。笑歌声里轻雷动，一夜连枷响到明。” 宋朝范成大的这首诗好像就是写草绳垭秋收的景象。 宋朝诗人诗句中的场景恰如其分地描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年的农村秋收季节的农亊。 只不过他说的“家家”，当年是小农经济，而现在却是集体生产。 单靠连枷打稻，进度太慢。生产队不知从哪里借来了一个脱粒机和柴油发动机，架在稻场上。打起稻来机器当然比连枷快多了。不到两天，就打完了所有的稻谷。 接下来就是用风车车稻谷了。生产队在稻场上放下了三架风车，把人分成三个专班。每班有人摇风车，有人往风车里倒谷粒，有人从风口把谷粒附着物运走，有人把车干净的谷粒装进箩筐，倒入粮仓。每道工序二人，歇人不歇风车。稻场上热气腾腾，灰尘飞扬，头发，耳蜗，鼻孔都进了灰，更别说眉毛，脸面，手臂了。人人都象灰老鼠。连吐口痰都是黑乎乎的。 谷粒收拾干净进了队里的粮仓。下一步就是交公粮和卖余粮了。 交公粮是把粮食无偿交给国家。卖余粮则是除了留下社员口粮和种子饲料，余下的全部卖给国家。卖粮的钱用于留作小队下一年生产的公积金和社員的今年全年的劳动报酬。 在草绳垭通往国家粮库的小路上，行进着一队用口袋，箩筐装滿粮食的挑粮人。他们头戴草帽，身穿衬衣（穿短袖衣服会被太阳灼伤裸露的皮肤），腰别汗巾。 挑累了，就用打杵支撑着扁担休息片刻，換个肩继续行进。我在其中。 一九六九年对我们生产队来说是个丰收年。在全大队，五队分值最高，人平交公粮最多，社员收入也最高。就连我们知青，扣除口粮食油棉花等各种款项，每人还分到了九十元钱。这在当时的广大农村，的确还是个别现象。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一个仅有十二户人家的山区小队，不就相当于改革开放之初，被允许承包的一个生产组吗？ (八)草绳垭的除夕夜静悄悄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过去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以豪迈的战斗步伐， 跨进了伟大的七十年代。 放眼全球，展望未来，我国各族人民心潮澎湃，衷心祝愿我们的伟大领袖、 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毛主席万寿无疆！” 这是《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一九七0年元旦社论开头的两段文字. 这篇以“祝愿无疆”开头，以“髙喊万岁”结尾的社论， 在今天的人们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引为笑柄。这篇文章透露的信息，让人民看不到生活的改善，让青年人看不到理想的实枧。 七O春节快到了，有人发出了倡议，知识青年留在农村“过一个革命化春节”。 过春节就是全家团聚吃点好的好好休息，过春节与革命风马牛不相及。提倡议的人未必愿意留在农村“过一个革命化春节，”一切都是差强人意。 住在生产队为我们知靑盖的新草房已有半年多了，简陋的家具，农具以及粮食，铺盖一应具全。草绳垭是个交通要道口，人们来来往往，川流不息。我们住房距草绳垭仅一百多米，与周围人家相隔六七十米。房中夜晚无人居住，极易失盗。队长说，你们学生留一个看家吧。如果都不愿留下看家，队上可以安排人替你们看。 既然队长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我们同意留一人看家。 谁看家？因为四人中数我年龄最大，另外三个同学一致“推荐”了我。 七0年是狗年，我这个属狗的人没能回家过年。 那一年生产队分给我们知青的年货全归了留下看家的人过节享用。计有六斤猪肉，四斤鱼，八斤黄豆以及藕等一些蔬菜。 小年已过，三个插友都回家了。腊月二十六，我用水泡了五斤黄豆。生产队腊月二十七才放假。 腊月二十七，夏三叔指导我做豆腐。我们把泡好的黄豆磨成了豆浆，用纱布过滤，用锅烧开豆浆，用石膏点浆，做成了豆腐脑。再用细白布包住豆腐脑，轻轻加圧，做成了豆腐。白白嫩嫩的豆腐盛滿了一水桶。 从此，我学会了做豆腐。 腊月二十八，乡亲们拿来红纸，请我写对联，忙了一个上午。 腊月二十八下午，邻居（两家相隔七八十米）杨二对我说，反正我家要蒸菜，我把你们分的肉一块蒸了吧。 我把分的那块肉切下一大半和一条鱼，豆腐及藕让他拿去。临走，我从门前柴垛上抽出一捆柴，让他一并拿去。 腊月二十九（除夕） 中午，杨二端着一个木托盘进了屋，从托盘上端下六碗蒸菜。“请慢吃，过两天我来拿碗”，杨二退去。 一个人吃六大碗鱼肉蒸菜，太丰盛，太奢侈了吧。六大碗鱼肉蒸菜仅由一个人吃，太孤单，太冷清了吧。 本地酿造的石花大曲酒，浓度很高，可以点燃，发出蓝色的火苗，发出红薯干的气味。 自斟自饮，愁肠百结。不胜酒力，醉烂如泥。合衣倒床睡去。 醒来时，已不知是什么时间，看不见星星。 打着酒嗝，再也睡不着了。我想起了母亲想起了父亲想起了弟妹。进入七十年代的那个除夕，竟然是这样度过的：山村，草房，孤身；没电，没声，没影；没鞭，没炮，没人笑。有的只是孤独，寂寞，苍凉，愁怅。 草绳垭的除夕夜静悄悄。 (九)稻场上的数学 过完正月初五，从初六开始，知青大部分都回到农村同农民一起开始了新一轮的农作。 根据元旦社论精神，国家也开始了新一轮的折腾。 农村不可避免的也要开一些比如忆苦会，批斗会，庆祝会等会以跟上“形势”。 这种会，大队全体社员都要参加。人数多，一般都在三小队开。三小队稻场大，处于全大队中心的位置。这给了我们接触更多青年社员的机会。青年人在一起喜喜哈哈，说啥都有，向我们问这问那。没承想，竟然会被问到了数学问题。 问题1，一个母猪九个奶，走一步来摆三摆，共走九千九百九十九（步），一共摆了多少摆？ 这个问题太简单了，我略一思索，答案脫口而出：二十六万九千九百七十三。 “怎么算得这样快？”提问者佩服但不解。我解释说：“九个奶摆三摆，每一步是二十七摆，乘以一万是二十七万步，从中减去一步走的二十七摆就得到结果。”我想，这道算术题，他们一定算过，只是用来考我们罢了。 问题2，獐子17（斤）兔3斤，鹌鹑4只两连毛称（即按16两一斤制，4只鹌鹑刚好一斤），共有100个，共有100斤，猎物多少说（给）我听？ 这是一个三元一次方程组的应用题，根据题意只能列出两个方程。在实数范围内有无穷多解。题意把解规定在100之内的整数，就可能有一组或数组解。我找来一张烟盒包装纸，列出方程组，很快就给出了唯一符合题意的解：3个獐子，9个兔子，88个鹌鹑。 想不到，在山村的这个稻场上，有人会向我这个高中生提出了高中水平的数学问题，而且题目读起来，又琅琅上口，又合辙压韵。不管这个问题出自何处，提问者一定是动了一番脑筋。果然，他说，我费了多少日子才得到你说的结果。我猜想，他一定是用了枚举法。 还有更绝的呢。 问题3，三十六口缸，九只船来装，装单不装双，看你怎么装？ 这是个类似数论的问题，可用反证法来解：用八只船装单，装的缸是双数；剩下的一只船，装单与缸的数量36是双数矛盾，装双又与题目要求装单矛盾。因此，此题无解。 提问者哈哈大笑：“这问题绝对有解。 你看， 三个石头六口缸，共九个物件。每只船各一个，刚好装完。这不就是装单不装双吗？” 我愕然。他居然用偷換命题的方法，把一个无解（在数学上能证眀问题无解，也算解出该题）的问题变成了另一个有解的问题，并轻易给出了答案。 真是没想到，在这个仅有一千多人口的山村，居然还有研究数学问题的年轻人。 那么，在全国的农村里，有多少这样的人？ 那么，在全国的农村里，有多少研究其他问题，比如文学，历史，医学，机械，农学的人？ 到1970年，全国已有几百万城市知识靑年去了农村，中断了学业。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农业人口是城市人口的好几倍，该有多少青年失去了求学的机会？ 没人统计。 (十)三尺花布和一丈土布 就在我们插队的第二年的春天，为了照顾知识青年，供销社免票（免布票不免费）供应每人三尺棉布。不论男生女生都是同一种颜色花型的花布。供销社里有知青名单，以大队为单位，统一购回。 三尺棉布一经漂洗，晒干后缩水只剩下了二尺七寸半了，做衣服显然是不够的。 做什么好呢？队上的人建议我们做成短裤头。农村男人也有穿花裤头的。 花裤头很快就被队上的婶子嫂子们给做成了。 当我们四人穿着清一色的花裤头出现在众人面前，社员们哄笑着，嘴里发出啧啧之声。 換洗下来的花裤头，晾在门前的绳子上，非常醒目。 草绳垭上过往行人中，有人好奇，有人瞎猜，莫不是学生带来了堂客？ 为了避免误会，花褲头不再穿了，都带回了家，让妈妈或姐姐妹妹穿了。 当年秋天，棉花成熟了。我们毎个知青都分到了两三斤皮棉（经过轧花机处理，去掉棉籽的棉花）. 由于不是产棉区，棉花种得少，也无交给国家的任务，只够分给社员用就行。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棉花。 小时候我们只知道，棉花用来做棉衣棉裤。上中学学习了化学，我们还知道了，棉花与硝酸或浓硫酸混合，可以制成炸药。这种炸药，威力很大，被称为火棉。 做什么好呢？队上的人建议我们換成土布，做衣服穿。土布就是全靠人工织成的布。 那时农村还有专门织土布的。他们把棉花纺成线，把纺好的线导入梭子中，放入古老的纺织机，用双脚交替踩下，双手一左一右地穿梭，织出了一匹匹布。古老的织布机是木制的，没有机械动力全靠手工脚力。靠着双脚，经线一前一后交替；靠着双手，纬线一左一右穿入。 土布很快就被換回来了。土布衬衣很快就被队上的婶子嫂子们给做成了。 衬衣是对襟的，扣子是布做的，象一粒粒起皱的豌豆。土布衬衣穿着确实舒服，柔软透气，被我穿了十年，一直穿到我大学毕业当了教师。 (十一)谈婚论嫁 “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爱上一个小姑娘。嘴里不敢说，总是心里想???”， 这是六十年代的电影《国庆十点钟》的插曲。知青中也有这样的“插曲”。 某队有某一个男生，心仪另一队某女生。嘴里不敢说，心里实在想。他把心思记在日记中， 落实在行动上。结果究竟怎样，别人不得而知。观脸色，就像看天气一样。出门是晴天，进门是阴天。 说明“事情不容乐观”。不容乐观的不仅是这个男生的事情，知青大多数面临这个事情，都不容乐观。什么事情？ 老三届知青已经步入成年，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 “假如国家不招工，你打算怎么办？”这是知青在插队初期经常被问到的问题。 答案是各种各样的。有的明说，有的暗忖，有的不语。 唱高调者：“扎根农村干革命，同贫下中农一道在农村从事三大革命运动，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当时，就有一个名叫柴春泽的知青，发出了“扎根农村六十年”的誓言，成了名噪一时的典型。最终，他也没有信守诺言。柴春泽吹了个牛B，却惹祸上身，四人帮倒台后被打成“反革命”。 以后他被平反，读了电大当了教师。 玩世不恭者：“走不了了，就在农村找一个‘向阳花’呗！” 有一首歌曲中有一句歌词是 “社员都是向阳花”，知青私下称农村姑娘为“向阳花”。有些知青就与 “向阳花”谈起了恋爱，可临走时就与人家“吹”，就像九十年代的流行歌曲《小芳》歌词里所描写的那样。 调侃者：“就找一个只有独女的富裕人家，做上门女婿算了”。农村有一句顺口溜：“招女婿，玩把戏，待不了三天两早气，尽受母女娘儿气，最后还是没有戏”，描述了做上门女婿的人的尴尬境遇。做上门女婿的人不是万不得已，是不会出此“下策”的。知青说这话，决无诚意，没人相信。 无奈者：“一个人过呗，老了当个‘五保户’”。 说这话的人，一是出于无奈，二是言不由衷。 在我们这个知青组，我就被他们几个起哄过：“我们几个人中，你年龄比我们都大，带个头，找个人，成个家”，“我看，某队某某花长得好看，找个人去说说，保管能行。”起初我以笑置之。说得多了，我就烦他们：“这样的好事，你们谁愿意干谁干去”。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这样的话题越来越少。 两年之内，同组知青，两人先后被招工。不久，我去了南河电站工地当了农民工（当时称为民兵），小马儿当了农村民办教师。知青组解体了。 由于学校与电站两地相距较远，我和小马儿很少见面。偶尔相遇，对于“谈婚论嫁”， 也少涉及。我与小马儿有不同的见地，但彼此“心照不宣”。 已是下乡笫四年了。四队的女生全部被招工离开了农村。当初在中光大队插队的十个知靑只剩下了我和小马儿了。 “你怎么还没走啊？”小马儿和我常常被人问道。 “走”，就是有招工升学当兵等机会而离开农村的笼统说法。 却没人给小马儿和我这样的机会。小马儿的父亲，我的父亲母亲都是老师。老师当时被称为臭“老九”。 尽管毛主席有过“‘老九’不能走”这样的指示，但在农村却是，“‘老九’的子女不能‘走’” 这样的事实。 如果说，在知青组存在而没有人“走”时，“谈婚论嫁”，仅仅是说说而已，那么在知青组解体后尙有人没有“走”的情况下，随时间的推移，“谈婚论嫁”， 对于没有“走”的人来说，就不得不认真考虑了。 我收到了一封来信， 信封上寄信人的地址是南漳县巡检区峡口公社××大队。 拆开一看，是“老朋友”写来的。 “老朋友”是我初中的同班同学。他比我大两岁，初中一直当着班长。由于能力很强办事公道，学习好人缘好，同学都愿意和他交往，无论男同学女同学，大家都喊他“老朋友”。久而久之，“老朋友” 就成了他的代名字。我和他的关系特别好。初中毕业后他考上了另一所高中。他的父亲去世很早，他的母亲用给别人当保姆的微薄工资供他上到髙中毕业，直到他下乡为止。 “老朋友” 在信中说，他们那个公社的知青都走光了，由于父亲的“历史问题”， 他一直走不了。眼看就要年过三十了，婚姻问题再不解决，以后会越来越难。 现在，在他们大队蹲点的区委书记也劝他在农村安家。也有人给他介绍对象。想听听我的意见，让我帮他拿个主意。 “老朋友” 在农村的表现十分出色，堪比当时的知青典型董加耕和邢燕子。犁田耙耖，扬场堆垛，四季农活，样样在行。就连插秧， 也是左右开弓。一般人都是左手捋秧右手插。而“老朋友”既可左手捋秧右手插，又会右手捋秧左手插。是当地公认种田能手，出席过南漳县劳模大会。“老朋友”自己置办了一套理发工具，为全队的100多位男社员理发，从未收取过任何报酬。 如有招工机会，小队大队公社都极力推荐。然而，不是县里通不过，就是招工单位通不过。当然，这是我以后才知道的。 关于个人的婚姻问题，我不是没有考虑过。我那年已经二十七岁了，在农村，像我这样的人， 孩子就有几个了。我的想法和一般人不一样，也从没向别人说过。我的想法就是“熬”。“熬”，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我有一个老朋友陪我一起“熬”着，于是， 时间变得短了，痛苦也变轻了。陪我一起熬的老朋友是书籍，而不是南漳的那个“老朋友”。 我给南漳的“老朋友” 回了一封信，谈了我的真实想法。我说， “在农村， 我连一捆稻谷都撐不起来，怎能撑起一个家？我的情况与你不完全一样， 主意你自己拿定”。“而我呢？ 与其在农村安家，不如就‘熬’ 下去”。“熬”到什么时候呢？我心里没底。我叨念着电影《列宁在1918年》中瓦西里的一句台词：“牛奶会有的，面包会有”，给自己一点慰藉。我的信发出好长一段时间，“老朋友”没有再给我写信。 1973年8月，“老朋友”结婚了，妻子是“向阳花”。生产队给知青组盖的几间大瓦房就成了新房。 第二年，他们的孩子出生了，是一个大胖小子。 只是，苦了他的母亲。母亲是城市户口， 不愿意去农村，而他在农村安了家，却又回不了城。城乡两隔，母子难聚。 而我， 仍然与书籍一块“熬”着。 那时， 我已被电站工程指挥部抽在政工科搞宣工作。马列主义的书，如《反杜林论》《哥达钢领批判》等；收缴上来的“禁书”， 如《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静静的顿诃》等等，装滿了上下两个书柜，而钥匙就躺在我的抽屉里。我白天写稿子编简讯，晚上看各种小说。 父亲是地区师范学校的数学老师，我从家里带来了代数和几何教材，有时也以解解数学题消磨时间。“熬”呀，“熬”呀，在电站工地一“熬”就是四年。 (十二)草绳垭听到了炸山的炮声 我们到农村的头两年，生产队还没有被“上面”的人管着。当时，“上面” 都还“自顾不暇”，哪里还顾得上“下面。” 五队仗着人少地多，在公社眼皮底下偷偷“发家”。 除了自留地自留山比别队分得多以外，五队还把住户周围的“闲坡地”划给社员种红薯， 队上的老人经常告诫我们说“在农村，就要辛苦做， 快活吃”。 換句话说就是“要想快活吃，就要辛苦做”。这样的信条，使得家家“公私兼顾”。社员家庭，有的种果树，有的栽毛竹， 有的养家禽，有的育肥猪。各家都有自己的“招数”。 地多，给了社员较大的“发展空间”。 人少，同样的物品，每人分得的就多。这些个道理农民最懂。 这两年，五队集体经济不错，社员的家庭副业不错。当然，个人收入也不错。 随着山西的一个农民当上了副总理，这一切都被改变了。五队的 “黄金期”过去了。农民被折腾了起来。 这个农民副总理提出了一个“过河过江”的奇怪规划，美其名曰超“纲要”。要求黄河以北的农业产量达到黄河以南的水平。于是有些种小麦的地区种起了水稻。 还要求长江以北的农业产量达到长江以南的水平。于是，单种一季中稻的地区改种了双季稻。 本来，五队一季中稻的收成，就可以滿足全年公粮和社员口粮的要求还略有盈余。被称为“一季捞全年”。 现在倒好，改种双季稻后，早稻太早，难以育苗；晚稻太晚，扬花不足。一担稻捆， 尽是瘪籽，挑起来轻飘飘的。两季的收成加在一起，连过去单种中稻一季收入的一半都不到。 每次我到小队领粮换“支拨”（ 即把自已每月口粮领出来，挑到国家粮库， 换成购粮凭证，交给工地食堂，换成饭票），会计都会告诉我队上发生的一些事情。 这一次会计告诉我， 现在种双季稻， 把人都磨死了。我们都受不了啰，幸亏你在工地。“双季稻不种不行吗？”“‘上面’盯着呢。” 下一次会计告诉我，柳家英去世了。柳家英是队长妻子，平时身体不好。过度劳累，身体垮了。 再下一次会计告诉我，“狗熊”死了。“狗熊”是一个小孩的小名，在公社读中学。那些年学校很少上文化课，尽开门办学学工学农。在一次学校安排学生砍柴的劳动后，“狗熊”回家就喊“脚疼”。大人太累了，也太大意了，没有及时送孩子去医院。不到天亮，孩子永远闭上眼睛。小马儿是“狗熊”的老师，回队参加了送葬。 一个十六岁的孩子就样离开了这个世界。怪谁？ 这个农民副总理还来到了湖北，考察了鄂西北，发出了很多“指示”。 公社决定在大队搞一项水利工程。于是，离草绳垭两公里之外的大岭坡响起了炸山的炮声。这炮声，在草绳垭隠约可以听见。 有一天我在工地指挥部接到了公社打来的电话，称有招工单位要了解我，让我去一趟公社。这种好事终于轮到我了，焉能不去？ 我马不停蹄步行三十里赶到公社， 已是晚上八点了。招工师傅已去区招待所休息，留下话：在公社等他们，明天一起去生产队。当晚，我睡在公社电话总机房。总机电话员是一个退伍軍人，他值班，我就睡他床上。床就支在交换机旁。 刚躺下，就听见电话员高声喊道：“什么？大岭坡工地炸死了人? 电话说不清楚? 那你们派个人过来说。” 大岭坡离公社也不过五公里。一小时左右，一个中年汉子跌跌撞撞进了公社，向公社领导报告了事情的经过。那天，“轰”，“轰”，“轰”??? 一阵炮声响过，工地社员前去除石渣。谁也没料到， 悲剧发生了。一个填滿炸药的爆点，延迟响了。走在前面的是个名叫彭得保的中年社员。紧跟在他身后的是一个小伙子，姓肖。小名叫“奶娃子”，也就二十岁。爆炸飞起的山石击中了彭德保，彭德保的身躯保护了“奶娃子”。前者鲜血淋琳，后者昏迷不醒。前者撞上了死神，后者与死神擦肩。 有招工的消息，我当然髙兴。可现在。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那一夜，我失眠了。 (十三)毛主席给知青家长回了一封信 1970年年底， 生产队派我到谷城县南河水电站做农民工。 现在看起来， 那不过是一个小电站。在当时，却是襄阳地区的一个大工程，指挥长还由地委书记兼任。1972年，我由民工被抽调到工程指挥部政工科“以工代干”（不改变农民身份）。 政工科的干部， 有的是县里派来的，有的是地区派来的，只有我是生产小队长派来的。我很清楚自己的“身份”。 该我干的，我竭尽全力地干好；不该我干的，只要领导开口，我“义不容辞”地执行。我多次被评为先进。一个做为奖品的茶杯，被我一直保存到现在。在这样的机关，工作是轻松的，心情是愉快的，时间是充足的，条件是不错的（办公室也是寝室，室内电灯电话一应俱全）。 我接待过作家李德复先生（李德复的短篇小说《典型报告》曾经一度被编入过地方语文教材），应他要求召集有关人员开座谈会，为他收集积累素材提供条件。后来，他写了一部有关水利建设的长篇小说《地下长龙》。 我还给张体学省长的夫人林少南送过水和擦汗毛巾。那一年的伏天，老太太风尘仆仆从武汉来到南河电站，并不顾年纪大天气热下到基坑察看。 省长夫人说， 老张临终前一直有一个心愿（ 电站工程是张省长1958年批准兴建的，到一九七三年还未建成发电，这成了张省长的一桩憾事）， 想来电站看看。现在他来不了啦，我来替他“还愿”。 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机关，信息快，消息灵。 1972年12月20日，福建省莆田县小学教师李庆霖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反映了他儿子上山下乡屡遭苦难的境遇。1973年4月25日，毛主席亲笔给他回信并寄了300元人民币。回信仅29个字（不计标点符号）：“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3】21号）印发了毛主席的回信和李庆霖的原信。很快，电站指挥部召集在工地的全体知青传达了这一文件。 1973年，国务院召开了全囯知青工作会议，制定了较为详细的政策和具体的规定。 毛主席给知青家长的回信，让广大知青看到了一线希望。国务院的文件让这一线希望，变得渺茫。 仅举一例。国务院的文件作了四不下的规定，即独生子女，孤儿，归侨子女，中国籍外国人子女这四种情不下乡。当时独生子女很少，孤儿谁忍心动员他们下乡？归侨子女，中国籍外国人子女，在我们那个地方几乎没有。这样的规定，完全没有针对性。这些人在全国连百分之一都不到。 这并不奇怪。在传达文件时还莫名其妙地播放了江青讲话的录音。讲话的内容更是文不对题。那个农民副总理还兼任着国务院知青工作领导小组的组长。 客观地讲，各地对于“统筹解决” 知青问题，不同程度地作了一些工作。有地方还拨了些款项。 知青的境遇多少有了改善。比如修缮了住房，知青得以安居； 还鼓励知识青年在农村安家， 树起了女大学生嫁农民，男知青娶“向阳花”的典型。比如河北树了白启娴，湖北树了个张克难。 殊不知，知识青年需要的不是“安家”， 而是“回家”；不是“安居”，而是“团聚”。 这一点，城市的人看出来了，农民也看出来了。城里人一直盼孩子“回家”，农民一直把知青当“客”待。 可“上面”竟然看不出？ 这时，一个睿智老人“复出”了。 (十四)邓小平给知青回城开了绿灯 1973年2月，邓小平接到中央正式通知，离开江西回到了北京，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二次“复出”。 1973年3月，邓小平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在周恩来病重以后，在毛泽东支持下邓小平主持了党，国家和军队的日常工作。 在这个背景下，知青返城有了些转机，各地不同程度地亮起了绿灯。 过去招工主要是针对文革以后的下乡知青，文革以前下乡的，很少涉及。现在，一视同仁。 过去只说“四不下”。现在有了“三可回”： 1 独生子女；2 多子女父母身边无子女的；3 身体有病者。 这个绿灯，北京开得最亮。我的在北京当教师的姑父来信讲，邓小平开了个口子，北京有十万知青回了城。 姑父的在宁夏建设兵团已有十年的女儿和在延安地区插队七年的儿子都回到了北京。 北京开了这么大个口子，各地纷纷“上行下效”。 1975年，在谷城县农村插队的“老三届” 知青，全部被招工回了城。 1975年，在襄阳县农村插队的往届（66年以前下乡）知青，全部被招工回了城。 在1975年，我的弟妹都参加了工作。 到了1974年，我的妹妹在市郊插队四年，我的弟弟在县区公社插队三年，我远在谷城插队六年。沒有一个人被招工，正好属于“多子女父母身边无子女”的情况。 弟妹离家近，父亲把他姐弟俩叫回家。父亲说，根据现在知青政策，你们兄妹仨可以调一个回来。伱们看调哪一个？妹妹说了，我哥下得最远，时间最长，眼看就快三十岁了。再不回来，以后就没机会了，还是让我哥先回吧。我们还小，以后还有机会。弟弟也爽快地说，我同意我姐的意见。意见统一后，父亲在市知青办办理了相关手续，把这一情况写信告诉了我。 1974年11月，一个招工单位的两位师傅带着从市知靑办开具的名单来到了谷城。他们的任务是招收符合“独生子女和多子女父母身边无子女的” 这一条件的知青24人。我们公社里，符合条件的仅我一人。他们来到了公社，于是就有了那晚我夜宿公社总机房一事。 第二天，天刚亮，两位师傅来到公社，跟我去了我所在的生产队。我把队长会计等有关人员喊了过来。两位工人师傅召集他们开会。 会是在邻居大婶家开的。他们让我迴避，我悄悄让大婶帮我打探消息。 我在小队稻场上等着，心里忐忑不安。虽说这次是“板上钉钉”的，可我还是怕“节外生枝”。 会开了不到半个小时，可我觉得就象过了半天。 大婶先一步出来了，笑眯眯的。我心中有数，但不很放心，急切问道，他们咋说？ 大婶说，你放心好了，队上的人都说你好话呢！队上的人还说， 你在农村一待就是六七年，吃了不少苦。现在全大队就剩下你和小马儿了。我们队上有你们两个不多，差你们两个不少。早就该走了。 屋里开会的人都出来了。队长说，你以后就是我们的客人了。招工师傅说，你回工地等消息吧。 接下来还有很多事：大队盖章，公社盖章，区政府盖章，县计委，劳动局下正式招工文件。 这些都与我有关，但不需要我去办。 我回到了电站工地。 (十五)再见了，草绳垭 半个多月之后，我接到了招工师傅打来的电话，让我到石花区政府拿招工文件，凭文件办理户口和粮油迁移关系。 务必在12月12日在县城集中， 13日厂里派汽车接我们回襄樊。 我向政工科领导交出手头的工作。领导说，你帮我们推荐个人接替你的工作。我推荐了另一个知青接手了我的工作。临行前，我还不忘转了团的组织关系。我是在学校入的团，当时只有十九岁，可现在已经二十八岁了。当时团章规定，二十五岁可以退团，最迟团籍可以保留到二十八岁。我想到新单位再退团。 我已超过了青年团的年龄，也就是说我已经不是青年人了。无论我是否留在农村，“知识青年” 的称谓会伴着我一生。我退休以后去过一次草绳垭，认识我的人向不认我的人介绍，他是我队的知青。而我在向别人介绍自己，也说，我是五队知青。 我撘乘工地汽车到了谷城，把行李寄存在电站驻谷城办事处，紧接着坐班车去了石花。 区政府李洪师祕书给了我一份县计委的文件（上面附有名单）并交待了有关流程。 我匆匆赶到大队。社员告诉我，书记和大队会计都在大岭坡。大岭坡工程并不因死了个社员而停工。 大队会计很快就开具了证明，并盖上了大队公章。 按规定得把七五年一月至六月这半年的粮食卖给国家，粮管所才能开出粮油关系迁移证。这些粮食折合成稻谷约260多斤。我返回小队，找到小队会计。会计找来四个箩筐两根扁担，从仓库称出稻谷。会计给我箩筐装了100斤左右的稻谷，余下的都装到自已的箩筐里。 离小队仓库不远，就是我们知青所住的草房，常年无人居住，已破旧不堪。屋顶麦草烂了个洞，屋后土墙露出了裂缝。门前我们亲手栽下的两棵泡桐树只剩下一棵了。会计说，小马儿已锯去一棵做了箱子，这一棵你也锯了吧。我说，留着吧。只是草房再不修，塌了就可惜了。毕竟，草房是国家拨款盖的。 我和会计挑着担子离开了草绳垭。100斤的担子现在对我来说已不算重了，但心里沉甸甸的。 六整年了。汗水洒在了这里，足迹深浅在这里，青春留在了这里。在这里辛苦做，在这里快活吃，乡亲们的关爱记在了心里。我的眼湿润了，但泪水并没有涌出。男儿有泪不轻弹。 再见了，草绳垭！ (十六)尾 声 1975年4月，随着小马儿最后一个离开了草绳垭，中光大队的知青全部离开了农村。 真武公社最后一批离开农村的“老三届”知青尚不足十人。 石花区最后一批离开农村的“老三届”知青尚不足三十人。 谷城县最后一批离开农村的“老三届”知青尚不足百余人。 至此，在谷城县插队的老三届知青全部返城。这些都发生在1975年。那年“主政” 的是邓小平。 1976年，粉碎了“四人帮”。 1978年，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9年，以“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为由，被“动员”下乡的城镇居民返回了原籍，当时已年滿16周岁的子女，都作为“知青”对待。 知青时代结束了。那场两千万人口的大迁徙，我相信，一定是“空前绝后”的。 2014-7-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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