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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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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过年时[苦菜花文萃】

转眼间,已经过了冬至,数九从此开始,离过大年也没有几天,屈指可数了。对于过年,我感慨万千。

三元钱的年欢天喜地

没有经过大集体时代的人,不知道那时的艰辛。那时候虽然日子苦,老百姓乐呵的多,这也许就叫做那个时代提倡的:“穷棒子精神”吧。

每个生产小队有文艺宣传队,大队有高跷队。一进冬季,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锣鼓之声相闻。尤其是高跷队的锣鼓声一响,震得人心儿发颤。能够进入文艺队或者高跷队,是最大的光荣,一般都是贫下中农子女的份,地主富农的子女没有特技和表现特别好是进不来的。我们队里徐耀华,是个地主子女,高跷队里扮演白蛇,他单腿跳过一米多高的方桌,放八字不用人扶,一个鹞子翻身就立起身,常常让人们喝彩声不断,才成了高跷队的队员。

腊月天,滴水成冰。生产队开始文艺练兵,准备过罢年,参加全公社的文艺汇演。邀请周围生产队的文艺队来村子里演出,生产队的文艺队也要到周围的生产队演出。

一根铁丝绑一疙瘩烂棉花,往废柴油桶里一蘸,点着后,浓烟滚滚,油点喷溅。一场演出下来,演员成了烟熏猴,身上油迹斑斑,可是谁又不再乎,反而引以为荣。

看演出的社员更辛苦,几乎是全村男女老少都来看演出,一场三四个小时下来,纹风不动,我知道为什么,怕一旦离开,没有好地方。因为剧场的规矩是:“地方是伙的,你走就是我的。”

社员们辛苦一年了,要过个好年了。那时候每一个男强壮社员一天工分是一个日工,最好的生产队一个工值四角左右。还有的个别生产队倒分红,只好不分红。

我家九口人,父亲和母亲一年下来挣了800多个工分,按三角钱计算,一共280元,口粮每人380斤,平均一角五分计算,口粮款是57元,九口人是513元,倒欠生产队233元。如果再加上瓜菜钱,过去的欠款,数目是个天文数字。

过年了,能分上红的社员,生产队每家给借五元钱。没有分上红社员,每家给借三元钱。就这三元钱,精打细算的妈妈,安排的井井有条,让全家人欢天喜地过一个革命化的大年。具体安排如下:

半斤酒0。4元;川字砖茶一小块0。4元;蜡烛二只0。16;香烟三盒0。39元;调料0。3元;糖块0。3元;火柴5盒0。1元。

【以上物品凭供应票买,想多买也办不到。】

还要买五个麻雷和一版小编炮花0。3元,红字一张0。05元;给妹妹买红头绳之类花。0。2元,你看看,就这三块钱,过年还是没有花完,换成五分,二分的纸币给孩子发压岁钱。

半斤烧酒满村村醉

1973年春节期间,是我当了民办教师的第二年。被驻大队的工作组组长看中,临时借调到工作队当宣传员。白天给学生上完课,晚上和工作队到生产队宣传文件,组织文艺宣传队,写新闻报道稿。虽然累的冒虚汗,脑袋还是轻飘飘的,成为了借调干部。

年前,和工作队一起访贫问苦,到最困难的贫下中农军烈属家中走访慰问。

到了永顺二社一户姓张贫农家,比我知道最贫困的人家还要困难。全家七口人,只有二床破棉被,炕上没有炕席,病老婆起不来床,一直在哼哼。老支部书记和工作队长一商量,让生产队多借给他家二元钱,到三道桥给他女人看病。正好公社有慰问品,大队还分到棉被一条,让我给写了介绍信,再盖上大队的公章,让他早点领回来。

就这么一点点温暖,让那一家人千恩万谢,要磕头,被我们挡住了。

过罢了年,我一起和文艺宣传队,高跷队又到了永顺二队慰问军烈属,演出文艺节目,整个村子沸腾起来了,锣鼓喧天,欢声笑语。人们互相拜年,问好。

这时,二社社长把我拉住一边,神秘地对我说有老书记活动,我只好跟着去了,原来是到姓张的贫农家,他们家要请工作队和大队干部去他家喝酒,我只好去了。

一进门,受到了热情的欢迎。那个老婆的病好了,高兴的的像个孩子。家里收拾的干干净净,炕上摆开了二张方桌。老书记和工作队的人早已入座,我因为年轻,可身份还是有的,被安排在老支书旁边。

一大盘胡麻油调黄豆芽,一大盘猪头肉,一大盘拌粉条,一大盘咸菜,已经是够丰盛的了。

紧靠炕沿的大锅里,一锅茶热气腾腾,上下翻滚。给我端来了一大碗茶,烫的不敢挨嘴唇。

姓张的老贫农,从南凉房双手抱来玻璃瓶装的半斤酒,乐呵呵地放在滚烫茶水锅里,让酒温热,好招待大家。

谁知,冰冷酒瓶一进入滚烫的茶锅里,只听:“嘣!”清脆的一声,瓶底掉进锅底,手里拿着半只烂玻璃瓶。半斤酒,全部和茶水和在一起。

姓张的老贫农气得要踫头,病刚好的媳妇放声大哭。还是老书记临阵不乱,有办法。对姓张的老贫农说:“酒倒进了茶水里更好,招待的人多,心意我们领了,茶当酒喝!”

听到哭声,人们都赶来问询,当知道了这种情况,也附和着说:“我们一起喝。”

我只好勉为其难,端起一碗酒茶。好浓烈的酒味,直冲鼻腔,刚闻到这酒味,就让人头晕。一碗下肚,几乎醉了。

这一大锅酒茶,老书记喝了,工作组的喝了,乡亲们喝了,高跷队和文艺队的演员们喝了。不一会儿,喝了个底超天。

所有的人都有醉的感觉。佳话也传开了:半斤烧酒满村村醉。

我的手表可能停了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从中央到穷乡僻壤都要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年前,工作队根据上级文件精神,安排了社员大年三十上午还要大干,担土送肥搞突击,一直干到中午十二点,下午放假。那时,队干部和驻队工作组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一上午的突击,我已经腰背发麻,浑身冒冷汗。

工作队还规定,晚上地富反坏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和被捉住的赌博人员到生产队清除牛圈里的杂草和粪尿,时间到晚上十二点。

监督他们干活,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落在我的头上。因为我最年轻,家又在生产队里。

不知道为什么,我的鼻子酸酸的,总觉得不是滋味。看着他们,不由得想起我的父亲,虽然不是地富反坏右,当了几天国民党警察,属于公安六条人员,今天检查,明天交代。我在会上辩解,我父亲是参加起义人员,他们还是揪住不放。

再看看平时,三岁的娃娃,半道拦住地富反坏右分子,让低头就得低头,说批斗就批斗。大小会上,他们戴着高高的纸帽子,挂着写着自己名字,用红笔打了叉的大纸牌子游斗。这不,大年三十还要干到晚上十二点。

眼看着家家户户灯笼点亮了,马雷也稀稀落落的响那么三二声。天黑的对面看不见人,我一看手表,才晚上8点零5分。本来,我对这个任务打心眼里不满意。再说,我也说不清楚什么,心一横,说了一句:“已经到了十二点了,回家去吧!”

我在回家的路上,发现有人看着我们。不管他,过了年再说。

过了年开学不久,工作队长找我谈话,询问大年三十的事。我说按规定,晚上十二点收工。工作队队长摇了摇头,我又说,可能是我的手表停了。

就这样,一句话:我的手表可能停了,我被取消了借干身份,我又开始全心身去教书,写稿子的事,工作组一直让我干到运动结束。

内蒙古杭锦后旗三道桥刘文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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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4/12/26 3:2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