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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苗圃故事——草根系列人物传二、苗圃的三线女学兵们
正文

我们咸阳去三线的69届初中毕业生,退场回到咸阳的时间是1973年4月30日晚上大约9点,夜幕下的咸阳中心广场上,锣鼓喧天,彩旗飘舞,歌声飞扬,人山人海……本来咸阳市革委会是准备了一场大型欢迎会的,并且让所有接收了三线学兵的单位,都派车来接。咸阳地区中心苗圃当时没有车,却也在3530厂借了一辆卡车。但是,退场学兵的车一进广场,秩序就全乱了,父母姐弟同学亲朋蜂拥至每辆退场学兵的车前,找儿找女的,找兄弟姐妹的,找同学朋友的,泪水和笑脸、拥抱与寒暄是那晚的主旋律,巨型喇叭一遍一遍播放着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反倒成了背景音乐……那天晚上除了一些大型厂矿接回了自己的子弟,其余接新职工的车一个人都没接走,全被学兵家长接回家了。——这场景,我在小说《学兵二连》中有所描述。

我们几个的情况有点特殊:接收我们的单位是咸阳地区种马场,位于户县涝店镇十几华里的渭河滩上,距离咸阳至少四十华里,交通十分不便。在连队时我们就知道,我们几个都是分配工作时应照顾的对象,不该分配至这么偏远的地方,就没去报到,而是一次次往陕西省革委会跑,恰似目前我们三线学兵维权。结果可想而知,四处碰壁,被踢皮球。但是,我们运气好,碰上了一位素昧平生的干部,他是我们“维权”时无意中碰到的,他耐心听了我们的陈述,说:好,你们回去吧,我帮你忙查查,如果确实是分配错了,会纠正的……我们回来没多久,就接到通知,重新分配。因为当时分配至种马场的学兵甚多,为照顾那些人的情绪,决定我们的重新分配在咸阳地区农林局内部调整,于是,我们就被分配到了同属咸阳地区农林局的咸阳地区中心苗圃。——所以别人都是1973年5月份就去报到上班了,我们直至10月,才去咸阳地区中心苗圃报到。而咸阳地区种马场,好像第二年就撤销了,据说咸阳是马匹4号病疫区。分配去的学兵又都重新分配了工作。——现在我要感叹的说一句:那时的干部素质,真是没说的!我们至今不知那位干部姓甚名谁,什么职务,却那么勇于负责,而现在勇于负责的人简直凤毛麟角。

报到的头一天遇到的那位与刘瑞年一起赶鸭子的美丽少女,就是三线学兵黄庆华。交谈中我们得知,分配来苗圃的三线学兵还真不少,加上我们新来的五位,一共有12人,算算苗圃总共也就不到50人,三线学兵竟然占到了近乎四分之一!黄庆华说,吴书记一心想改变一下苗圃的人员成分结构,吴书记是当兵出身,所以想把三线回来的,编成一个“小老虎班”。我们开玩笑说,是“小母老虎班”,因为先前来的7人,女生占了六位。

这六位女生,一位是来自5850部队宣传队的王素红,其他五位都是来自我们5846部队学兵三连。5850部队没有女学兵连,王素红是作为文艺青年被咸阳地区民兵团以学兵招去的。王素红年龄比我们小,1973年时是17岁,所以平时在苗圃不太与其他五位大姐姐来往,而是与她同宿舍的孔素琴关系密切。孔素琴比王素红大一岁,是国棉七厂子第学校本应下乡的高中毕业生,没有下乡,通过关系,直接招工进了苗圃,也算是与我们年龄相近的同龄人。年轻人在一起,总是有故事的,比较热闹的故事,由此展开。

(1)王素红

第一次见到王素红,是在苗圃大院往地里送粪的大车上。马拉的大车,赶车的马东升坐在车辕的左侧,王素红坐在车辕右侧,用纱巾将头脸裹得只剩下眼睛,身穿一件肥大的绿军装,足蹬一双高腰的解放鞋,马车的颠簸,使坐在车上摇摇晃晃的她显得很不自在,尤其见到我们几个小伙子正在注视她,就显得更不自在。

命运对王素红来说确实有点残酷,王素红可是5850团文艺宣传队的台柱子啊!在铁道兵第十师,5850团的文艺宣传队大名鼎鼎!50团位于汉江流经陕西地界最下游的白河县境,而47团、46团、48团依次在其上游的旬阳境内。我们当年都看过50团的巡回演出, 50团文艺宣传队之所以令人印象深刻,就是因为有了王素红。王素红能独唱,会表演。独唱时歌喉高亢婉转,直冲云霄,其穿透力震撼力,令人由衷赞叹!而表演时活泼自如,快乐自信,诙谐幽默,很难想象她才是个15岁的孩子!我们46团的人对她印象深刻,还有另外一个原因:由于表演太精彩了,晚上下榻我们46团招待所时,站岗的哨兵竟然想入非非、走火入魔、色胆包天,半夜摸进了房间,吓得王素红一声尖叫……此事成了八卦新闻,在46团各连队和各学兵连中广为流传……

50团文艺宣传队之所以水平高,是由于辅助50团施工的咸阳地区民兵团于1971年在咸阳市和各县特招了一批文艺青年。50团没有女学兵连,咸阳地区民兵团是咸阳地区各县的农村青年,三线退场后就回了各自的农村,这批文艺青年却是学兵待遇。与王素红同时招去的还有我的同班同学李巧莲,李巧莲由于其父的历史问题,一直没有分配工作,若不是咸阳地区民兵团特招,还没有资格去三线。李巧莲从三线回来分配的工作比较理想,陕西第一毛纺织厂任播音员,可是,王素红不知什么原因却被分配到了苗圃。5850部队的团首长多次到咸阳协调,想让王素红进一个文艺单位,或有文艺宣传队的大型厂矿,却都努力无果。就这样,一个浑身充满文艺细胞的17岁的小姑娘,成了整天与泥土粪土打交道的农妇装扮的苗圃工人。

来了几天后我发现,不太与几位大姐姐来往,责任完全不在王素红,而是几位大姐姐对其有点排斥,或许是觉得其年龄小,不屑与其来往;或许是嫉妒。因为这五位大姐姐也都来历不凡:黄庆华和郭素贞是我们46团文艺宣传队的;杨凌云和王欣娥去三线后一直是师部卫生院的护士;王素娥则是46团学兵三连的炊事班长。说起王素红的文艺特长,她们甚至嗤之以鼻。

可是,没几天,事情就起了变化。她们是五月份来报到上班的,刚来时拿一级林工工资,每月33.6元。林工半年后就转正定级,那年月,我记得一般人转正都是定二级工,以后升工资还不知道猴年马月。转正定级一般都有个程序,就是群众评议,最后领导决定。我记得我们刚去没几天,就赶上了她们转正定级的群众评议会。

那年月,群众别的本事没有,却都练就了开会发言的好功夫,而且善于察言观色,善于见风使舵。虽然我们刚去没几天,可也注意到了,凡是开会,会场上总有一两个灵魂人物在掌控着会议的方向,他们说东,群众就跟着向东,他们说西,群众就跟着向西,而且溜须拍马鹦鹉学舌更起劲。

苗圃的两个灵魂人物,一个是李泰和,一个是向思益。这俩人虽然也是工人,却不是收容安置的“流窜犯”,而且身世不凡,李泰和196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安炮兵学校;向思益是抗美援朝的退伍老兵。但是,俩人却都中断了曾经的辉煌,1971年苗圃成立时,以工人身份招进了苗圃。(这俩人的故事更精彩,以后我专章讲述)。

在这样一个“流窜犯”为主体的小社会,俩人的优越感可想而知。可是,自从我们三线学兵的到来,形势就发生了转变。当年我们年轻气盛,以三线功臣自居,把谁都不放在眼里,估计俩人有了危机感,想借几个女生转正升级为突破口,来个“杀鸡儆猴”。

开会那天已经是初冬了,会场内却很热。那年头开会发言总是少不了先来点毛主席语录或最高指示什么的,以此为发言定基调。主持会议的乔福铭先是冗长乏味地念了一通最高指示,然后宣布开始为几位新来的工作满半年的同志评议定级,并强调,先评议,再定级。李泰和首先发言,也是先引用一段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大意是:人总是分左中右的,总有先进和落后之分,所以首先要评议出先进和落后,定级才有意义……接着向思益发言,意思也大致如此,再接着,你看“流窜犯”们的那个争先恐后啊!还都说的有板有眼,有理有据,摆事实、讲道理,说,王素红每天劳动时,把头包的那个严实呀,生怕太阳把她给晒黑了,生怕风把她头发给吹脏了,毛主席说,劳动人民脚上粘着牛屎,可劳动人民是最干净的……每个人发言虽然引用的语录和举出的事例不尽相同,可批判的人和事却是相同的,总之一句话,王素红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劳动表现不佳,应该定为一级林工。还有黄庆华,人漂亮,爱臭美,劳动表现也不佳,也应该定为一级,其他同志定为二级……“流窜犯”们的文革语言已经训练的驾轻就熟,文革语调的气势如骇浪滔天,当时就气得王素红大哭着跑了出去……那天忘了什么原因我没有参加会议,其余几位三线战友虽竭力反击,却架不住人家人多势众,最后形成了会议决议,以待领导最后决定。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我们必须团结一致,因为,王素红、黄庆华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而且,不仅仅是级差待遇问题,还是个荣誉问题,我们要为荣誉而战。第二天,我们就去找吴书记面谈,第三天,我们就向农林局反映,据理力争……最后,我们以胜利而告终。

经过此次“战斗”,我们彼此就比较熟了,尽管几位大姐姐仍不带搭理她,可她见了我们这几位大哥哥,却是有说有笑。王素红最大的特点,就是放得开,用她自己的话说:我这人傻乎乎的,不管是谁让我唱歌,我都唱呢。她家住户县,那时一周只休星期天,回去一次很不方便。离苗圃最近的工厂是3530厂,3530厂宣传科的不知怎么就知道了她歌唱得好,常常邀请她去唱歌。再就是常常到李巧莲任播音员的陕西第一毛纺织厂去,陕毛一厂宣传科常常将她的歌录了,在大喇叭上放,人们都以为是哪位歌唱家在歌唱呢。有一次在苗圃会议室,人们撺掇王素红唱一曲,王素红就大大方方唱起来,歌喉一起,那分贝高的呀,我见许多人禁不住都要捂耳朵!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王素红一心就是要离开苗圃,要去文艺单位!她甚至都去咸阳的两家秦腔剧团联系过,可是,那年头调动工作谈何容易!但是,功夫不负有心人,转年,她的机会就来了。1974年大约是四、五月间,中央音乐学院来咸阳招生,那时招生可不是海选,而是中央音乐学院挑选上了人,再由所在单位推荐。所以中央音乐学院一般是先去大厂挑选,很幸运,在陕西第一毛纺厂,见到了王素红,结果,王素红就被选上了。一问,才知王素红是咸阳地区中心苗圃的,于是,中央音乐学院又来苗圃提取档案。

没过几天,上海戏剧学院也来陕西第一毛纺厂招生,王素红怕错过机会,就又去面试,又被上海戏剧学院选中了!上海戏剧学院来提档案,才知档案已经被中央音乐学院提走了。看来上海戏剧学院是铁了心要录取王素红,竟然向中央音乐学院发函,最后,王素红被录取到了上海戏剧学院。

提取档案的过程还有段小插曲,王素红怕单位不推荐,有次悄悄告诉我,她给管政工的乔福铭的妻子送了两斤点心,让她给老乔吹吹枕边风,嘻嘻!——唉!还真是个孩子啊!亏她能想出这么个馊点子!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她内心的急切迫切!她是把这当笑话讲给我听的,我却一点都笑不起来!

上学走后,王素红曾经给我来过一封信,之后就再无音讯了。王素红已经成了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还没毕业,就已经主演了两部电影,《六盘山》和《征途》,在这两部电影中,她都出演女一号。

1978年,她毕业后被分配到了陕西省话剧院,那时我们只能从电视上见到她,她在陕西省话剧院电视转播的许多话剧中仍然出演女一号!

可是,世事难料,这种盛况没持续几年,大约80年代初,她就从荧屏上彻底消失了,听说,她因失恋,导致精神失常……

我常常感到痛惜,或许,她就像老话说的,“驮不起那个福”,如果,她当年进了某厂矿,在厂矿的文艺宣传队红火几年,然后嫁人生子,其乐融融,现在也该当奶奶了……

我现在还能忆起她当年的模样,她的身高、体型与彭丽媛高度相似,甚至长相、肤色都相似,都属丰满型的,唱起歌来尤其相似,难忘当年她在苗圃会议室里高耸入云、震耳绕梁、响彻寰宇的美妙歌声!如果当年她被中央音乐学院录取,也一定是与彭丽媛相似的歌唱家。

记得有一次我妹妹来看我,她与我妹妹同岁,见了我妹妹不好意思说话,我妹妹走了,她却问这问那。还有一次她不知怎么对我写在墙报上的一句歪诗感了兴趣,见了我就反复念颂:“我信步走上高坡……嘻嘻!”她母亲给她的来信也让我看,母亲来信的首句是:“高潮儿……”我很奇怪,不是叫王素红吗?怎么是高潮儿?她嘻嘻笑着说,她原名孙高潮,后来母亲改嫁了,她才跟着姓王,名字也改成了素红。想想也是,她是1956年出生,正是共和国掀起社会主义建设新高潮的时期,所以那时候出生的孩子叫高潮的还真不少。她母亲在户县银行工作,字迹娟秀,笔力遒劲,一看就是受过良好教育且天性聪慧的知识女性,只是当时没好意思问,她母亲改嫁,是离婚?还是生父病故?不知与她后来患精神疾病有无关联?记得她还说起她有个妹妹,嗓子也很好,只是爱唱秦腔,她烦都烦死了……不知她这个妹妹,与她是同父同母,还是同母异父?尚若是同母异父,那说明她们一定是遗传了母亲的嗓音基因,依稀记得她好像说起过她母亲是河南人,河南人应该不喜好唱秦腔吧……这许多的谜团,恐怕今世再也无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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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4/12/26 1:2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