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 地下党员卢志英在毕节的谍战活动 |
正文 | 地下党员卢志英在毕节的谍战活动 卢志英(1906-1948) ,男,山东省潍坊市峡山经济发展区太堡庄街道望仙埠村(原属昌邑市)人。原名卢子江,又名卢涛,卢育生,周志坤。在毕节做中央特科成员工作时曾用的名字是卢育生。后文中提到的卢育生指此处的卢志英。 一、初到毕节 在毕节,地下党活动的主要有两条线,一条是原有的地下党林青、缪正元、秦天真、邓止戈们的活动,另一条是中央领导的上海地下党组织派入德安、毕节专署地下党员活动情况,这方面有必要做出反应。两条线各自活动,无联系。 1934年长征开始前,中共中央特派员卢育生(卢志英)奉命到贵州打前站,经德安专员莫雄介绍到第二路军任总指挥兼贵州绥靖主任司令薛邱司令部当参谋,卢以工作之便常来往于贵阳、毕节、遵义镇雄等地搜集情报,为长征的需要提供给红军。 1934年冬,卢育生(卢志英)来毕节,住在小横街(中华北路)尹司农家隔壁,他们有四个三东人,做生意卖绸子,卢志英和他们一起,尹司农家和卢志英们的房子是相通的。尹常同卢接触,在话中尹觉卢很有学问,卢告诉尹他是记者。卢育生(卢志英)经常到外采访,十天半月才回来一次,有时叫尹司农和他下乡,以买绸子为名采访情况。晚上叫尹帮他抄新闻密件(据说卢发展尹个人参加共产党),随后尹告诉卢育生(卢志英),毕节地下党人因官方要抓转入地下党。毕节人宁起鲲(汉戈,解放后任山东教育厅副厅长)秘密组织一个读书会,后改为“我们的读书室”。有七八人参加读进步书籍《彷徨》、《呐喊》、《子夜》、《生活周刊》等,欢迎卢参加,卢育生(卢志英)便和进步青年接触,引导他们学习,还买了《铁牛》、《静静的顿河》高尔基的著作给他们读,宣传革命思想,卢同他们熟悉后,通过这些青年,搜集情报,相互帮助,协助中央红军。 二、贵州省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的设置和卢育生在毕节开展的地下活动 1935年4月,中央红军粉碎国民党的围剿,从贵州进入云南,渡过金沙江,北上抗日以后,蒋介石为了对中央红军在扎西整编时留下来坚持斗争的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队进行围追清剿;阻击围歼红二、六军团于贵州,在地处川滇黔三省结合部且共产党进行地下活动频繁活跃的黔西北地区第一次设置贵州省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统辖毕节、大定(含纳雍)、黔西(含金沙)、织金、威宁(含赫章)、水城六个县(现为九个县)。并调江西“模范专员”——江西德安第四行政督察专员莫雄(原系同盟会员,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中被蒋缴械和撤去师长职务后,闲居期间,和地下党的同志有密切接触,成了共产党的秘密朋友。1933年通过蒋介石的秘书长杨永泰的关系到德安专区任就任专员时,同我党默契密和,莫一上任,所辖区域的红军有意全部撤出,以博得蒋的信任而称为“剿共模范专员”)到毕节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当专员兼保安司令。这时,打入莫雄部任德安专署任保安司令部参谋长的我中央特科成员卢育生(卢志英、山东人。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在德安从事特科工作期间,曾从莫雄手中获取蒋介石庐山召开秘密军事会议,部署第五次围剿中央红军的“铁桶合围”计划报党中央,使我提前作好突围北上的准备)等地下党员,也随莫雄一道来毕节,任毕节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总务科长和保安司令部参谋长。与此同时,蒋介石为加强对中央红军对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和红二、六军团的围追堵截和清剿的实力,还派亲信陈光中为师长的中央军六十六师团到毕节归莫雄指挥,协助莫雄剿共。 面对以上严峻的情况,肩负责任的卢育生,深入虎穴,机警灵活夜以继日地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开展一系列活动,出色而卓有成效地完成了党分配的任务。在遏制敌人在军事行动上,他用擒贼先擒王的办法,千方百计与专门执行剿共任务的敌师长陈光中接近,摸准陈是一个酒色之徒后,就设法找来两个美貌女子,亲自做媒,介绍给陈做妾,使陈整天迷恋于狼牙床上和沉溺于花天酒地之中,很少有心思从事“正业”,置剿共任于应付差事,“剿共”之事抛之脑后,年底陈光中师调离了毕节。大大削弱了敌人对游击队和红二、六军团向黔西北进行战略转移的军事压力;在情报上,卢育生利用保安司令部参谋长的身份亲自掌握一部分无线电台,白天公开向上方报告“剿共”治安等工作情况,夜晚则秘密地向中央传递重要情报;卢育生(卢志英)们在毕节专署的有利位置上,加之莫雄支持他们去干,敌我双方情况都得以了解。卢育生(卢志英)又有丰富的职业经验,从战略高度,以情报调动军队。卢育生(卢志英)每天搜集情报,了解川滇黔等方面的军队调动的时间、地点、兵力、番号,主管人姓名等,常干通宵。卢育生(卢志英)有专署给红军提供情报开路,又以莫雄的名义给蒋介石提供假情报。中央红军南渡乌江后,掩护的红军未能赶上南渡乌江,隔离在北岸,卢提供的电文是:“不再过江,向毕节、大定前进,沿此路线继续出征出境。”红二、六军团由黔西向毕转移时蒋介石在贵阳督战,调集10多个纵队围追堵截,当红军到贵阳附件时,卢志英向遵义发电:“娄山关发现敌人主力。”待敌军扑向遵义时,又去仁怀发电:“红军集结鲁班场。”敌军又往鲁班场而来,卢志英用此声东击西的办法,用情报调动敌军,以便为红军转移赢得一定的时间调整。使得红军顺利长征,这条无硝烟的战线,作用是难以估量的。在群众工作上,为了密切联系群众,掌握社会情况,在地方播下革命种子,卢育生一到毕节,便巧妙地运用总务科长的身份管油盐柴米等行政生活的有利条件,一有空就深入群众中去进行各方面的调查,当他得知毕节曾有地下党和地下党所领导的“草原社”活动的情况后,便通过招聘雇员的办法,将“草原社”骨干宁起枷和出身于贫苦家庭的进步知识青年尹司农等录用到专署在其手下工作。为其搜集地方情报,后来尹成为卢的得力助手,一直追随卢转战南北。在僱用宁、尹到专署工作后,卢又进而利用到下属串门的合法身份作掩护,经宁、尹介绍到“草原社”骨干宁起鲲等在林绍铭家举办的“我们的读书室”进行秘密活动,经常向大家讲解马列主义理论,分析国际、国内形势等。进一步引导广大青年走向革命的道路。同时,通过“读书室”的活动,更加广泛地了解到更多情况。在专员公署内部卢育生还和严希纯等地下党员长期做专员莫雄的统战工作,在关键时刻其出谋划策。致使1936年2月初,当贺龙、肖克率领的红二、六军团挥师挺进黔西北创建以毕节为中心的川滇黔边区革命根据地时,莫雄率领其专署要员,采取消极抵抗,是夜撤出的办法,使红军免受伤亡顺利和平解放黔西北重镇毕节——,实现了在黔西北创建根据地的战略目的。卢育生在红军解放毕节前夜,夜随莫雄一道离开毕节前往威宁,沿川滇黔东路转省城贵阳。莫雄因此被蒋介石以“弃城而逃”的罪名,撤销职务,解送南京,另命提拨大定县长马仁生充任毕节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兼毕节县长。 三、地下党策应红军进毕节 1935年春,中央红军占领遵义,党中央批准建立中共贵州省工委后,指示工委积极开展武装斗争,建立背靠云南面向遵义、重庆的根据地。同年八月底,贵州省工委在贵阳召开会议决定,派负责军运工作的省工委委员邓止戈重返毕节执行中央交给的任务。邓曾在1934年秋天第一次到毕节搞军运,与邱在先、杨杰等建立了密切联系,经杨杰介绍认识了康庆长,并先后发展为中共党员,建立毕节党支部,积极开展活动。团结爱国志士——毕节中学校长李仲群及进步教师,引导学生阅读进步书刊,启发群众反蒋抗日的觉悟,同时传播党的主张,发展中坚力量,扩大党的组织。 在此期间,军委派遣到毕节进行军事特工工作的地下党员卢育生以毕节专署总务科长身份作掩护获取敌军情报,利用敌军电台秘密向军委汇报。卢育生还与毕节地下党领导的地下党进步青年宁起枷、尹司农等人联系搜集情报,了解地方武装,摸清知名人士的政治态度、知识分子的思想动态等,分析整理,秘密上报。由于地下党组织积极开展活动,贵州省工委很快掌握了席大明、周质夫、阮俊成等地方武装力量。 在贵州地下党的有力配合下,红军不费一抢一弹解放了毕节,全体指战员在人民群众的欢呼声中列队入城。红军入城后,邓止戈亲率席大明、周质夫、阮俊成等毕节民众反蒋武装的负责人六军团政委王震、政治部主任夏曦等。地下党和红军胜利会合。至此,二、六军团完成了从石、镇、黄向黔、大、毕战略转移的任务。 1936年,红二、六进占鸭池河,直逼黔、大、毕的消息传到毕节后,毕节的绅士为保护自己的利益,直接向莫雄献计献策,主张停止对席大明等绿林武装的围剿,而以“招安”的方式调席大明防御红军。其罪恶阴谋是“一箭双雕”,既打击红军有削弱席大明的力量。中共中央派特派员卢育生,略施小计,莫雄果断地停止对席大明的“围剿”,派人到杨家湾与席大明讲和,委任席大明为毕节保安大队长兼黔大毕威的“清剿司令”,要席大明离开杨家湾驻地,率队到毕节城阻击红二、六军团进军。席大明受令封职委任后,没有被这些高官厚禄所迷惑,而是想到党和红军的安危,他连夜赶到毕节找邓止戈请示对策。经过慎重的分析和细致的研究后,邓止戈要席大明将计就计,即假意接受“招安”,将部队开进毕节城来迎接红军。要席大明在莫雄那里解决部属所需枪支、弹药及粮饷等军需物资。席大明完全赞同邓止戈的意见,便道毕节专署接受“招安”的条件申诉给莫雄,而早有“用心”的莫雄欣然同意了席大明的要求。这样,席大明立即返回杨家湾将部队领进毕节,受令部署在流仓桥、头部桥一带阻击红军。当时的邓止戈与卢育生等地下党工作者都互不相知,尤其是毕节地下党更不知道中革军委派有特派员驻在毕节。因此,为排除地方保安部队的威胁,席大明指令其弟席大方率精锐部属驻守城防,一切听邓止戈指挥调度。席大明亲自率部队前往头步桥去迎接红军。卢育生、刘哑佛等中革军委特派员高瞻远瞩,审时度势,积极按照中央和红二、六军团进军意图及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的部署,密切配合,不声不响地执行红军的战略转移方针和政策,彻底粉碎国民党蒋介石中央集团企图消灭红军的梦想。 当经红二、六进占大定时,邓止戈派出接应的地下党员李仲良,找到红六军团参谋长谭家述汇报毕节地下党在地方工作及所掌握的各方面情况。谭家述对此非常重视,立即将情况汇报给军团委讨论,决定向毕节推进。 2月9日,红六军团王震、夏曦率领军团机关和红六师等部队直取毕节。在毕节地下党沿路配合下,顺利进到毕节境地,受到席大明部队的的热烈迎接。头步桥离毕节城有十余里路程,在席大明部队的带领下,红军支取进城。实际上,在城防指挥的邓止戈、席大方等,当接到红军进入头步桥后,率部以抢占和控制了县城虎踞山等制高点,严密监视国民党保安部队的军事行动,确保红军安全占领毕节城。在中革军委特派员卢育生等的积极策划和运筹下,与莫雄带保安团部队早已主动地撤出毕节县城,并把保安团部队的全部军需物资有意地留下来,使红二、六军团不费一抢一弹顺利占领毕节城,又为红二、六军团提供了大批的军需物资保障。只是在事后,莫雄被蒋介石以“不战而退”的罪名捉拿追究,关进监狱。 卢育生在红军解放毕节前夜,夜随莫雄一道离开毕节前往威宁,沿川滇黔东路转省城贵阳。宁起枷、尹司农等知识轻年一直追随卢育生转战南北,为其搜集地方情报,后来尹、宁成为卢的得力助手。中央红军离开贵州,周恩来令卢志英留在毕节,为后来的红军继续工作。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后,他奉命仍留毕节,掩护红军的伤病员,并策应红二、六军团的活动。一天,他带着4个便衣侦察员去黔西组织武装,路遇抱着小儿从南昌赶来的张育民,夫妇略叙别情时,忽然发现敌人一支马队尾追而来,7个人急忙隐蔽起来。谁知马队驰过,婴儿惊哭,而随后又有敌人步兵赶来,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他毅然抱起小儿子,沿山沟爬上对面山坡,用外衣包着孩子挂在酸枣树上。儿子的哭声,引开了敌人,掩护了战友。与亲生骨肉生离死别,心如刀剜。他强忍悲痛安慰妻子说:“为了千千万万个孩子,牺牲我们一个孩子,值得!。(一九三六年卢志英与妻子张育民合影) 四、随军长征,离开贵州 (一九四五年卢志英与妻子张育民、儿子卢大容全家照) 1936年初,卢志英夫妇随红二、六军团开始长征。当先头部队行至黔西南苗族、布衣族聚居区时,当地头人不准通过,志英夫妇奉命谈判“借路”。当看到头人脖子上生了恶疮,张育民便认真给他治疗,并从自己大腿上割下皮肤,移植到头人疮口上,从而深深感动了他们。头人不仅率众迎送红军过境,还送给卢志英一条大红毛毯作为纪念。1937年移回上海。抗日战争时期,在上海以面包厂厂长身份从事反日斗争,经常去苏北活动,任苏北新四军抗联部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抗战胜利后,在上海负责沪宁杭沿线的情报工作。1947年3月2日被国民党特务逮捕,秘密关押在狱中。可惜1948年,卢志英就牺牲了,葬于南京雨花台。毛泽东到延安时对李克农说:“红军能存在,卢志英功不可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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