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 往事辛酸不堪言——对人民公社的回忆 |
正文 | 口述:陈地龙(66岁) 整理:郑菊芬 陈地龙(瑶圩乡马岭村西岭村人):我1948年农历7月29日出生,我是个很普通的人,一辈子都没有得到过奖状,因为我的成分是地主。我父亲有两兄弟,大伯解放前当了16年的保长,解放后被枪毙。当时两兄弟没有分家,所以受到牵连,被划分为地主,我们家好的房子分给了别人,自己住在最差的房子里。父亲13岁就开始种田,却被划分为地主,真的好冤枉。 我母亲是余干县人,她也是地主的女儿,所以只能嫁给同样是地主成分的父亲。我家六口人,父母加四兄弟。我读到小学毕业就没有读书了,当时地主的子女不能升初中、高中,不能参军,不能参加工作。14岁我就开始跟着父亲种田,我年龄小,个头大,力气也大。因为是地主的儿子,我什么活都干过,没有人愿意做的事都是我去做。村里“出差”(做水库、造林、修路)都是叫我去,那时劳动力都是全县调配的,哪里需要就去哪里。修建幸福水库时,我才14岁,就能推200斤重的独轮车。 父亲和我们几兄弟,力气都大,很会干农活,村里的脏活累活都分配给我们干。水田里的稻谷难收割,就叫我们去收割,涨大水的时候,水渠被冲垮了,路桥被破坏了,村干部就叫我们去修补。但到年底的时候,我们家分到的钱却没有别人多,我父亲的工分经常被生产队拿去充公购口粮。拿工分的时候,一定要出工,下雨、下雪也要出去,出去才有工分,不出去就没有。出去不劳动也行,大家扶着锄头,站在地里聊天都可以。评工分的时候,有时会争吵,但最后都是干部说了算。 记得小时候总是挨饿,好像从来也没吃饱过,自己个子大,饭量也大,每餐能吃下一斤米饭,消化能力特别强。吃食堂的时候,每天还能吃上饭,食堂解散后,我家吃得更差,经常吃苎麻叶、野葛根渣和米糠丸子。有时看到米糠中的老鼠逃出,我就会蹲守在老鼠洞口,老鼠一出来就抓,炒老鼠肉的味道真好。放学回家,看到母亲刨下的红薯皮,我抓起来就往口中塞,那是母亲准备给鸡吃的。 那时候,物质很紧张,什么物质都要凭票、凭证供应,但香烟不要票,可一般人买不到也买不起,大多数人都是抽黄烟丝。最好的烟是雄狮牌香烟,浦江牌香烟最便宜,公社书记也抽这种牌子的香烟。 那时候不能垦荒,没有自留地,栽种葫芦、南瓜,喂养鸡鸭的行为就是长了“资本主义尾巴”,割 “资本主义尾巴”就是批斗。1963年下半年,村里分给每人三分自留地,家家户户可以种蔬菜。集体以外的闲散地可以种荞麦,当时没有种晚稻,因为没有水灌溉。 我1974年结婚,老婆的成分是贫农,她母亲当时愿意把女儿嫁给我这个地主的儿子是有原因的。我老婆有兄妹5 人,她排行老大,她父亲死了,家里没有了劳动力,她母亲看中我有力气,身体好。她母亲找在县广播站工作的亲戚商量,那亲戚说,以后成分慢慢会没有用的。这个亲戚还真有先见之明,两年以后,我地主的帽子真的被摘除了。 我们家是七口人挤住在一起,父母、四兄弟,还有一个老外婆(我母亲是独生女)。我结婚后住到了丈母娘家,一年后我独自从丈母娘家搬出来,借住到堂弟家,堂弟当时在外地,他的房子已经摇摇欲坠。当时丈母娘要求我们和她同吃,言下之意就是要我倒插门,我不肯,因为结婚的时候没有约定。老婆没有搬出来,还是吃住在娘家。结婚后我和老婆连续三年帮丈母娘家买口粮,她的弟妹还小,需要我们帮助。 我的童年没有一点乐趣,因为我是地主崽子。我父亲对我们四兄弟管教特别严厉,怕我们在外面惹事生非。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经常被人欺负,被人冤枉。1962年,台湾当局企图乘大陆困难之际发动反攻(反攻大陆行动), 当时我看到飞机天天飞来飞去。有一天,邻居家打死一条蛇,他们家吃了蛇肉,把剥下的蛇皮挂在我家房屋边上的南瓜棚上,我看到后就出口骂了一句。没想到因此惹下了大祸。邻居她怀恨在心,在村里散布谣言污陷 我,说我讲了:蒋介石反攻大陆回来就会杀光干部。这可是弥天大罪。父亲听到后,用绳子把我绑起来,拿着一根木棍,将我往死里打,母亲吓得边哭边骂边阻拦父亲。这是我有记忆以来被父亲打得最狠的一次。父亲因此也受到牵连,每次开会都挨斗。后来去学校,老师也批评了我,他说我年岁还小,所以才会说这种话。我那时已经有14岁,已经懂事了,我怎么会去说那要杀头的话呢?我受冤枉的事不止这一件。有一次,夜里刮大风,村里的枣树下枣子散落了一地,有人就说亲眼看到我用力摇枣树,就没有人说是风把枣子吹下的。 我父亲叫陈红兴,村里有人会称呼他红兴叔、红兴伯,村干部听到后,在社员大会上说,陈红兴是地主,不能叫名字,更不能叫红兴叔、红兴伯,叫地主就可以。文革期间,村里给我父亲做了一块牌子,(生产队的会计)上面用墨汁写上:地主陈红兴。要求天天挂在胸前。也给我做了一块,但我一次也没挂。我们那时没有人身自由,走亲戚都要向村干部请假。大年三十晚上,村里的民兵会用白纸来封我家的大门,怕我们晚上出去搞破坏活动,第二天村里的民兵过来撕掉封条后我们才能出去拜年。 1976年,我摘掉了地主分子的帽子,1980年我32岁,当上了生产队的保管员。保管员分为管现金和管实物两种,我是管现金的。现在我是马岭村西岭村组长,还管现金,村里人都清楚我的为人。 1976年,一次社员大会上,村干部宣布摘掉我们地主帽子的时候,我母亲哭了,我父亲没有什么表情。父亲从此过上了像人一样的日子,直到离世。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才开始抬头挺胸做人,说话的声音好像都比以前大,村里人对我们也和善了好多,真的是扬眉吐气。 你问我对以前批斗过我父亲的人是不是还记恨,我想一切都过去了,我对过去的事也不会去计较,人要把好处给别人想,多做好事,做个好人。天会照应我,当时能活下来都是老天照应我。现在我的日子过得很舒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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