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 坚定信念永不悔——对人民公社的回忆 |
正文 | 口述:王会英(79岁) 整理:郑菊芬 王会英(江西省东乡县瑶圩乡瑶圩村徐家村人):我是1936年5月出生的,我的祖籍是江西省余江县,祖父那辈就居住在瑶圩街上。我有兄妹两人,哥哥叫王胜堂。瑶圩解放后,我就参加了土地改革工作,每天拿着尺子去丈量土地。16岁当上生产队小组长。16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过生产队、大队、公社的妇女主任,1953年--1956年任瑶圩乡副乡长兼妇女主任。16岁那年,我和徐恩庆结婚,老公大我两岁,我们是媒人介绍认识的。婚后不久,我被选为“千分之一干部”(工作组成员),参加为期半个月短训班,我哥哥也在短训班学习。学习结束后,我被派到小璜、王桥参加普查工作队(也叫工作组)。普查队的职责是:宣传党的政策,动员妇女出来工作,动员她们参加文化学习,搞阶级定性,也就是划分成分。我小学读到四年级,当时在村里是女秀才,在工作组里也算是文化人。 普查工作结束,我回到瑶圩,当上了瑶圩乡副乡长兼妇女主任,我哥哥当上了瑶圩乡党委书记。1956年精简机构,县里召开动员大会,我和哥哥都去参加了。动员大会上,大家当场写血书表决心,我和哥哥都咬破指头写了血书,有人怕痛就用针刺,也有人不想写血书,但不写血书同样被精简。从乡里回来,我在大队当妇女主任,一当就是30年。1986年我50岁,我对乡里的领导说,我年纪大了,应该退下来让年轻的人当。组织上让我推荐接班人,在之前我已经物色好了接班人。前浪让后浪,我心甘情愿。 三年困难时期,我家五口人,夫妻俩,一个儿子,一个女儿,还有婆婆。当时每人每月7斤米,每人每天两斤包菜。我家每天用小竹筒量米(与泡杨梅酒的杯子差不多大),一天一竹筒。做出的米饭是给子女吃,我们大人吃的就是用包菜掺米煮粥。有时吃米糠丸子,有时将包菜、萝卜叶、野葛根渣掺米粉做丸子。我老公在外面做水库,有时会带饭回来给子女吃,那是他从自己的口中省下的。 我父亲80多岁,吃米糠丸子后解不出大便,我就帮忙用手抠出来,现在想想感到父亲好可怜。当年,文溪村官溪村小组一个妇女,看到子女饿得嗷嗷叫,她实在看不下去,就吃“虫药”(山上的树根,有剧毒,碾成粉末可杀虫。)自杀了。 58、59年吃食堂,60年食堂解散,开始吃的时候还不错,慢慢集体里的东西吃得差不多了。在食堂做事的一般是妇女,她们有时也会偷食堂里的米、芋头、萝卜带回家。 食堂里喂养的猪都很瘦,那时人没有吃,猪就更加没有吃,喂到年终只有80斤重,猪仔喂养两个月后,大的有6.5斤,小的只有3.5斤。那年月,人瘦猪也瘦。 我很感谢我的婆婆和老公,他们对我的工作都非常理解和支持,我老公人很忠厚老实,先后在高级社、大队和生产队当会计,他帮我分担了很多家务事。我生育了5个儿子3个女儿,全家11口人,我婆婆帮忙煮饭,我晚上出去开会,上户去调解家庭纠纷,婆婆、老公就帮忙带孩子。我有时开会到半夜,回家还要洗一大盆衣服,天没亮就起床煮饭,做好家务再出去工作。女儿、儿子长大后,他们也会帮忙做家务,那时都是大的带小的。老四(儿子)在大队小学当民办老师的时候,他负责带老八(女儿)。他在讲台边上放了一张桌子,妹妹睡着后,他就把妹妹放在桌子的抽屉里。小女儿9岁那年,我晚上开会回家,看到女儿坐在大门口哭,当时婆婆已经去世。女儿说肚子好痛,找到村里的女郎中,她拿草药给女儿服下,服药后女儿还是喊痛,我老公背着女儿去乡卫生院。医生说是肠套叠,要我们赶紧送到县医院,到了县医院,医生看过后说要送到南昌才有救。那次我是真的快被吓死了,去南昌的路上,我对女儿说,妈妈不应该把她一个人放在家里,我对不起女儿。生老二(儿子)时工作特别忙,怕影响工作,就在工作所在村请了一个奶娘,每月6元钱,夏天(6月、7月)每月7元,平时去看儿子还要带着肉和鱼去,当时真的花了大价钱。孩子喂养到一周岁的时候,抱回家给婆婆带。曾经央求奶娘再带一年,工钱减至每月4元,奶娘嫌钱少,不肯带。 我的大女儿是1971年结婚的,男方给了80元的彩礼,我给女儿的嫁妆也很寒酸,就一只木箱。当时家里真的好穷,送一只木箱陪嫁还是为了撑门面。老二娶媳妇花了血本,给女方的聘礼是200元和12身衣服。媳妇家的陪嫁是衣服,装衣服的箱子是我家买过去再陪嫁回来的,这是给媳妇的娘家撑门面。当时提倡移风易俗,婚礼也要革命化、简单化,不能大操大办(哪有钱呀?),宴请的都是自己的内亲(亲戚)。 我当大队妇女主任时,每天工分是6分,比一般的妇女多半分(一般妇女5.5分,当干部多0.5分)。我带领妇女与男社员开展劳动竞赛活动,当时都说“妇女能顶半边天”。1958年,我组织妇女上山砍柴、种南瓜、种茶树。南瓜、茶树满地、满山都是,县里组织各乡的人到瑶圩大队开现场会,叫我做经验介绍。年终我出席了全县的表彰大会,大队得到了一张奖状,我个人的奖品是毛巾2条、钢笔1支、笔记本1本。我记得给我颁奖的是县委书记王珍,土改时他蹲点瑶圩,当年我们喊他指导员。他调任鹰潭市工作时,还来过我家走访。 1976年国家开始提倡计划生育,当时还没有强制执行。我晚上经常走村串户上门宣传计划生育政策,白天大家都要劳动。计划生育工作真的是天下第一难事,县里号召干部带头,我想带头做榜样,但当时超过了结扎的年龄。结扎的对象,主要挑选子女多的,有2男2女以上的。公社、大队都出台了好多优惠政策,结扎的妇女可以像坐月子一样休息40天,工分照拿,全年都做轻便的农活。上山砍柴,可以砍禁山上的柴,禁山上的柴最好。尽管政策优惠,但响应的人不多。 我当了一辈子的妇女主任,退休时乡里、大队补发给我两个月的工资,看到现在的村干部每月领工资,我很羡慕。4-5年前,其它乡的妇女主任邀我一起去县里,要求组织上解决我们的待遇问题,我们去了县委组织部、县妇联和县民政局。有关领导说我们的问题他们会研究,要我们回家等消息。这几年我都在等,我已经快80岁了,还能等几年呢? 刚才你问我后悔不,我一点也不后悔,我是共产党员。 [后记] 第一次采访王会英老人是在瑶圩乡政府会议室,老人瘦小的身躯,清晰的谈吐,给我很深刻的印象,第二次采访在是老人家中,她老伴正好也在。我问徐恩庆老人,当年王会英阿姨一心扑在工作上,您在家带孩子做家务,对她就没有一句怨言吗?老人回答说,没有,组织上需要她,她是在为公家做事。我问王会英老人,您还会去县里找有关部门要求解决待遇吗?老人回答说,我不想给领导添麻烦,我相信组织,相信党。老人们一口一个相信组织,相信党,他们对组织的信任,对共产党坚定的信念,令人动容,让我汗颜。但愿那一缕阳光能早日照射到老人身上,让迟暮的老人愉悦地走完她的人生之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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