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灯下敲键四题 |
| 正文 | 作者：宁超文 一、徐志摩，诗人、情种及其政治见解 民国时期著名的才子、新月派代表诗人徐志摩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有较大影响和重要地位，他的诗作在情感的宣泄、意境的营造、节奏的追求和形式的探究诸方面，均体现其特殊的美学价值。能和他并列提起的，永远还有三个女人：张幼仪、林徽因和陆小曼。 徐志摩还有颇具远见的政治见解。《欧游漫录》是他去英国途经莫斯科时写的散文，他在作品里评价苏俄革命说：“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 这样的句子完全是思想家的手笔，徐志摩对主义和革命看法的前瞻性让人吃惊，其观点激浊扬清，眼界远在胡适和鲁迅之上。 以血海的方式完成一种主义，是人类的福音还是灾难？换用后来哈耶克的表述：通往天堂的路往往是用地狱铺就的。因此，西行途中的徐志摩发出这样的吁请：“旅行人！快些擦净你风尘眯倦了一只眼，仔细的来看看，竟许那看来平静的旧城子底下，全是炸裂性的火种，留神！回头地壳都烂成齑粉，慢说地面上的文明。” 也许这才是真实的徐志摩。才华横溢，思想敏锐，敢爱敢恨，一片赤子之心。他对陆小曼的爱与纵容让人感动，他的早逝让人唏嘘。在他死后，陆小曼才明白自己失去了一个怎样难得的男人，后来她洗尽铅华，不再出去交际，用心整理出版徐志摩文集，以此寄托对爱人的哀思。 二、中国“国父”问题 中国位于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是一个以华夏文明为主体、中华文化为基础，汉族为主要民族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通用汉语。中国疆域内的各个民族统称为中华民族，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而事实上，直到中华民国建立后，“中国”才正式成为中国的国家称谓，在此之前，国民都说自己是唐人、宋人，明人、清人等。 “国父”意指“祖国之父”，是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时期，由罗马元老院授予元老以及罗马皇帝的荣誉称号。尽管多位罗马皇帝都曾经获得此头衔，但它并没有成为代表皇帝权利与荣耀的称号。现代汉语中的“国父”一词，可考证的最早出处是清代学者梁廷枏的著作《海国四说》，书中提及美国总统华盛顿逝世时，举国称其为国父，意指对于当前国家政权缔造有特殊贡献之人。创立一个民族的人叫民族之父，于我族而言是轩辕黄帝。创立一个国家的人被称为国父，而中国在秦朝之前并不是统一的，秦始王创立了实体性质的国家，但尚无文献记载他被尊称为“国父”。在中华民国之前，没有任何一个王朝确认某个皇帝为“国父”。 抗日战争中期的1940年3月2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143次会议决议：尊称本党总理为国父，以表尊崇。根据中常会的决议，国民政府以孙中山先生倡导国民革命，手创中华民国，更新政体，永奠邦基，谋世界之大同，求国际之平等，光被四表，功高万世，于同年4月1日明令全国自是日起，尊称总理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国父。但是，“中国”与“中华民国”是两个概念，“中华民国国父”并非“中国国父”，我们尊重中山先生的革命先驱者地位，但无依据确认他是“中国国父”。 至今为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尚无任何正式文件尊称某位领袖人物为“国父”，故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父”一说。至于“国母”，是指“国父”的夫人，没有“国父”，也就无所谓“国母”。 依照现代国家理论，国家应实行民主宪政政体。国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元首与普通国民的法律地位应该一律平等。如果国家元首是“国父”，国家元首夫人是“国母”，那普通国民岂不是成了“国子国孙”，这有悖于民主法治精神。 三、互联网“双刃剑” [美]约翰?佩利?巴洛的《网络空间独立宣言》：“我们正在创造一个任何人都能参与的，没有因种族，财富，暴力和出身差异而产生的特权与偏见的社会。在我们正在创立的新世界中，任何人可以在任何时间地点，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和主张，而不会被胁迫保持沉默和屈从。” 较之传统社会，互联网使公民更充分地行使了自己的言论自由权，对社会进步和民主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但互联网也是一把双刃剑，网络言论自由权滥用带来的不利影响同样巨大。 有的人为黎民百姓发声，为公平正义呐喊，为的是让我们都能呼吸到未被污染的清新空气，能喝上卫生达标的自来水，能保障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养老保险待遇等等，总而言之是为了让我们能享有现代意义上的国民待遇。这些人并不缺吃少穿，更不是每天吃饱了没事做，相反，他们当中有很多是知识精英是成功人士。他们拥有的是信仰，是责任，是担当，是公民意识的觉醒。民族需要他们，国家需要他们，当代中国社会更需要他们。也许目前会有人在嘲笑他们，但最终有一天他们都会受到人们敬佩。 也有人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发言，实则是为某些势力搞乱中国服务，其特点是否认中华文化，歪曲中国历史，贬低国民人格，鼓吹中国需要三百年殖民统治，掩饰甚至美化近代侵华列强罪行，这就是我批判过的所谓伪民主人士。作为一名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我们更需要独立思考，以保持自己应有的理性与良知。 四、铁打的笼子流水的官 一批“大老虎”级别的贪官污吏被打掉后，国民们纷纷颂扬执政党澄清吏治之措施与成就，并对政治的渐次清明以及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充满信心。然而，如果不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不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贪官污吏就如同农民菜园里种的韭菜，割掉一批又长出一批。 制度设计是怎么回事，举个例子。人们去商场购物时，看到琳琅满目的商品，想不想不付款就带走商品呢，想。想就很正常，不想才不正常，因为拥有私有财富是人类的天性，是最基本的人性。但人们能够不付款就把商品带回家吗，不能。为什么，因为人们在离开商场时需要通过收银台，同时，商场还有导购人员、保安人员以及电子监控系统等。收银台、导购人员、保安人员、电子监控系统是什么，就是商场监督管理制度的外化。因为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制度保障，人们想不付款带回商品就成为不可能，再加上社会道德机制的约束，这风险太大，成本太高。假如有这样的人，就会身败名裂。所以，商场制度设计到位是保障商品安全的硬道理。如果商场没有这些制度，只是对进入商场的人员提出道德自律要求，那商场根本就办不下去。 逻辑而论，贪官污吏不是真老虎，顶层制度设计的缺失才是真老虎。贪官污吏为什么能前腐后继，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政治权力的制度性安排不合理。当然也在改革，但这等改革一直限于经济体制，但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是政治制度改革，只有社会政治制度设计到位了，才能真正保障经济发展。 据说，治理国家不需要高深的理论，只需要基本的常识。简而言之就是规范吏治与清明税制，就是打造钢铁般的笼子，关上权力这只猛老虎，所以吏治的高境界和硬道理就是“铁打的笼子流水的官”。现阶段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制定并实施官员财产公开法，这是发达国家的普遍作法。如果在此基础上采取渐进的而非急遽的、和平的而非暴力的方式实行民主政治制度，实现中国社会的和平转型。这虽然不保证解决中国所有问题，但至少是让国家走上了制度保障的道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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