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 飘落的亡灵…… |
正文 | ◇李清明 对故乡我一直心怀敬畏。 离开故乡的时间越是久远,我感觉离它的距离却越近。然而,只有我自己最为清楚,面对无论是现实的故乡,还是精神的故乡,我均无法救赎,只有淡淡的忧伤和无穷尽的悲悯。 正因如此,就连我选择进入故乡的时间,也是定格在一个云低光暗,阴雨绵绵的清明时节。 一 “细雨残钟荒驿梦,斜阳衰草故人坟。” 第一位拜祭的亡灵,是一位年龄与我相仿,辈份却比我高的堂舅。儿时,我跟堂舅一起穿开裆裤玩耍,一块拖着鼻涕上学,就连他后来娶的老婆,也是一位和我同桌的女同学。记得一次放暑假,生产队里一帮小伙伴争着给集体放牛挣工分,我因行动迟缓,没有跑过争牛的伙伴,结果好骑、好斗的公牛都给别人牵走了,我只得到了一头小母牛的放牧权。见我极不开心的样子,堂舅就把他看管的一头公牛换给了我,让我整日骑在大公牛的背上“威风”了整整一个假期。 长大后,堂舅家比较富裕,他是我们大队那帮年轻小伙子里第一个购买新单车的人。二十多年前,农村的孩子拥有一部单车,印象中比现在都市里的年轻人拥有一辆“奔驰”“宝马”牌的高档跑车还要“牛”。望着整日被堂舅擦得油光锃亮的“永久”牌单车,我心里清楚,这次真的只有“眼热”的份了,我连单车都不会骑,要让堂舅的新单车当我的“教练车”,那是我想都不敢想的。然而,聪明的堂舅还是体察出了我的心思。在一个月明星稀的晚上,堂舅推着新单车把我带到了生产队的禾堂中央,手把手地当起了我的骑车教练。尽管细心的堂舅为了防止练习时我和单车一同摔倒,在单车的后架上横着绑了两根扁担,但大半个晚上下来,我还是将新车的铃盖和车链盒摔飞了。我推着“除了铃铛不响,车身到处都响”的单车走在回家的路上,望着一脸笑容,边走还边夸我学车聪明进步快的堂舅,我的双眼噙满了感动的泪水。 不久,堂舅和我一起报名参军。体检时,我俩各方面条件都合格,而当兵的名额却只有一个。直到现时,我仍刻骨铭心般地记得,堂舅一脸严肃,唯一一次以长辈的语气跟我说道:“你小子书读得比我好,到部队肯定要比我有出息。你必须听舅舅的话,到部队好好干!不穿上四个兜的干部服,不要回来见我!”。晨雾中,堂舅送我走在乡间简易公路上,深秋的落叶萧萧直下,让我的心情显得格外沉重。沉默中,堂舅一直送我坐上新兵集运的客车仍久久不愿离去,直到汽笛一声长鸣,他才举起右手向我道别。透过车窗,堂舅的身影在飞扬的尘埃中渐行渐远,也越变越小,越来越模糊…… 谁也不曾料想,我的远行,不但使堂舅失去了一生中唯一一次走出农村的机会,而且这一次竟是我和堂舅见的最后一面。不久后,堂舅就因不堪生活的重压而积劳成疾,加之封闭的乡村缺医少药,致使他英年早逝,留下了年轻的舅母拉扯着两个未成年的孩子苦度光阴。堂舅死时,才四十来岁。堂舅妈后来告诉我,就在堂舅病重的那段时间里,他还常常拿着我穿着军装的照片,一看就是大半天。 春寒料峭,万木萧然,就在我正襟跪在堂舅的坟前行叩礼之际,才发现不知何时,在坟墓的右侧也笔挺地跪着一位稚气未脱的雌黄少年。只见他卷着高高的裤脚,双腿粘满烂泥,显然是刚从附近的稻田里劳作上来。 此情此景让我惊愕不已。先不说我此行秘密,未告知和惊动任何故友亲朋,虽然我也能根据少年的行为举止和长相,判断出他肯定是堂舅的儿子,一个年纪才十来岁的小孩能如此熟谙世事和早熟,这是我无法想象的。因为在家乡有一个习俗:凡有长辈去世或清明拜山,子孙辈均是要随礼陪跪的。 年少的兄弟,当你的同龄人还在糖缸蜜罐中撒娇酣睡,抑或正在窗明几净的教室漫不经心百无聊赖地读书学习之时,你却要像大人一样扶犁掌耙、割草挑土,要学做一个男子汉支撑起家中的一片天地……你稚嫩的双肩能承受住这生活的重压么?你幼小的心灵能经受住世事沧桑的磨砺么? 行走在故乡的陌野村落,却仍然随处可见乡亲们的门庭上被风雨剥蚀旧了的春联:“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眼见堂舅儿子年少辍学的场景,我情不自禁地问起了村里孩子们上学读书的情况。随着堂舅妈的一声长叹,道出了绝大多数农村人的苦闷。她说:现在的农村孩子基本上是读不起书。一个农村孩子从读小学开始到大学毕业,家庭负担最低的学杂费就需将近十万元。这对于仅靠农副产品变钱,靠“鸡屁股银行”生活的农民来说,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就算东挪西借上完大学,也不一定能找到好的工作,无法进入主流社会…… 堂舅妈的一席话不由让我陷入一阵久久的沉思。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农村孩子要走出乡村只有两条路可供选择:一是读书,二就是当兵了。在科举时代,读书求取功名,最可贵的并不是知识的获得,而是消灭贫穷、治疗饥饿的最佳途径;更进一步,还可以荣宗耀祖,席丰履厚。过去,乡亲们只要生活上稍能对付,莫不将子弟送进私塾,以期“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而如今,因公平机制的缺失,工农子弟难以一步一步融入社会的主流;而跻身行伍,也因部队改革了提干晋升制度,士兵必须经院校毕业方可提干,贫寒子弟从部队晋升的大门也基本关闭,个中苦楚作为亲身经历者,我是十分清楚的。 我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入伍,也许是深感自己走出水乡的不易,也许是受堂舅的鼓舞和鞭策,抑或是自己的骨子里或多或少还留存着湖湘文化中“不到黄河心不死,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霸蛮”精神的缘故,在部队的训练和工作当中我十分地努力和刻苦,几乎年年都立功受奖,部队给我打了三次提干报告,仍未能穿上四个兜的干部服。直到我当兵第五年方才另辟“战场”,先考入地方大学,毕业后再返回部队,方才没辜负堂舅的期望。这也是我长时间未能面见堂舅的真正原因,倘若堂舅地下有知,我想他也一定会原谅我的。 我从社会的底层走来,太了解乡亲们个中的酸楚。一群生活在底层的人们,如果看不到前行的希望,社会各阶层如果不能享有良性的流动,整个社会只会是死水一潭,毫无生机……那时社会的情形只会比现在更为可怜可悯,甚至更加可忧可怕啊。 二 第二位拜祭的亡灵,是我一位唤作细牛的儿时伙伴的姐姐,名叫细花。小时候,我和细牛最要好,无数个春夏秋冬的夜晚我都是在细牛家度过的。其时,我和细牛常常因抓鸟雀、偷香瓜、做游戏……玩累了,就会在草垛中或谷堆旁睡一个晚上。家人习以为常,极少寻找。唯有细心的花花姐姐总是千呼万唤般地想办法把我俩找回家,和她一起睡下。 细花姐姐有着高挑的身材,长长的睫毛,挺直的鼻梁,还有微微下陷的双眸,再配上两个甜甜的酒窝。在我年少的心目之中,只觉细花姐姐美若天仙,比《白蛇传》中的白娘子还要好看。 细花姐姐年轻漂亮,追求者众。她的父母却极度的主观,硬是将她许配给了长着五短身材的公社供销社主任的儿子。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印象中粮、油、鸡蛋、布匹等物资都是要按计划凭票供应的。那时,主管着上万人物资计划的供销社主任,在村民们的眼中,无疑是权力极大、衣食无忧的。 不知何故,细花姐姐却不为所动,偷偷爱上了邻村的一位才貌出众的拖拉机手。当我和细牛探知了细花姐姐的爱憎后,就用行动给予支持。每次,只要见供销社主任的儿子骑着当时罕见的单车,提着鸡蛋猪肉来了,我和细牛就会偷偷地将他的单车气门芯拔了,并在他回去的必经之路上,涂填上一堆堆的烂泥巴和稀牛屎……不久,便见公子哥肩扛单车,打着赤脚,手提皮鞋一颠一跛、一歪一仰……像只正在啄米的公鸡,笑翻众人。 后来,任凭铁心的细花姐姐怎样抗争,狠心的父母就是不松口。细花姐姐只好以死抗争。她是喝农药死的。记得,当时场景极度的凄惨,望着腹部有些微微隆起,面容惨白的细花姐姐,听着旁边邻居的窃窃私语,那时,我们并不明白什么。直到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才渐渐明白,原来以命抗争的细花姐姐,早已和拖拉机手将“生米煮成了熟饭”……尽管如此,仍没能打动视威严和荣誉为生命的父母,留下了一段十分凄惨的爱情故事。 望着杂草丛生的坟茔,感受着故乡绵绵的阴雨,还有那低沉的云团……我的心情愈发沉重。 一直走在我身边才四十出头的细牛已俨然一个老者,面皱了、发白了、腰佝了。细牛说,这些年国家计划生育,农村的人口减少了将近一半。加之从事农业不怎么赚钱,大多数年轻人都到城里打工去了,现在的乡村再也难以再现过去鸡犬相闻、鸟叫蝉鸣、炊烟四起的热闹气氛了。 说起打工,我连忙问起了细牛妹妹梅花的情况。梅花比细花姐姐小七八岁。小时候,总见她拖双长长的鼻涕跟在我和细牛的后面,赖着我们带她玩耍。十多年后,我受细牛之托,在广州与她见面时,梅花已出落成一个十分水灵的少女了,眉眼之间象极了年轻时的细花姐姐。那时,我刚从基层代职回调到机关,在企业管理部门任职。梅花经我安排进了一家酒楼当咨客,可梅花在广州仅工作了半年就自行去了深圳……然后,我便与她失去了联系。 梅花后来的情况是细牛这次才跟我说起的,初到霓虹闪烁五光十色都市的梅花,起先只是新鲜和好奇,对每月包吃包住一千多元的工资收入也颇为满足。时间一长,梅花自我感觉的幸福生活就被一个接着一个几乎是巨大的疑问击碎:为什么前来消费的客人一瓶酒比自己一个月的工资还多,一顿饭抵得上自己一年的收入,他们为什么这么有钱?同宿舍的姐妹也都是和自己一样从乡下来的,为什么大都穿金戴银比自己富有?为什么那些并不熟悉,腆着大肚腩的老板和权贵们,每次见到自己总是笑眯眯的像亲人一样吁寒问暖,总是叫她留下联系方式和电话号码?……这些问题曾一度十分困扰着梅花,几乎使她到了寝食难安的地步。不久,梅花就开始有些变化,最后干脆辞工投奔去了深圳一个有家室的老板那里。 细牛告诉我,有钱后的梅花曾回过一次老家,她想再也不去南方了,打算回来过安稳的日子。不久,梅花就听到了有关自己的一些风言风语,与人聊天开始往往兴高采烈,越往后便常常有些话不投机……总之,梅花在家只住了三日,便一步一回首地离开了老家。离开时,梅花还特意到细花姐姐的坟前烧了些纸钱,默坐了许久……说到这里,细牛还一个劲地捶胸顿足,无限后悔自己一时糊涂送妹妹去都市打工,让她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后悔的不单是细牛,我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参与者呢。此情此景,不由让我想起了一位名叫夏榆的乡村诗人,目睹自己痛失故园的现状,悲然无奈地写下了这样一首诗歌: 人长大了,茅屋矮了,我无处去/娘疼我们,总为弟弟学费抹眼泪/小翠回来了,嘴涂得那个红,脸也白了,漂亮哟/过年了,她带回了好多钱/娘说种粮食不赚钱,明年不种了/村里人说小翠没有我漂亮,她胆大/小翠变了,她说我什么都不懂,问我想不想去卖淫,我说想/小翠哭了,说好妹子带你去/我笑了/娘,明年我也去卖淫…… 走在既熟悉又陌生的村道上,我步履特感沉重……感觉自己心底深处有太多的忧伤,还有细花的眼泪和细牛的悔恨,更有千万个梅花绵绵的苦痛。 三 第三位拜祭的亡灵,名叫孝年。他与我同岁,是我家的隔壁邻居,也是我所有儿时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者。 孝年从小就孔武有力,他长有一付宽宽的肩胛,一双像铁耙样的双手,还配有两条鼓鼓墩墩的双腿。对于一个从小就要替父母干活,要在生产队里挣工分的农村孩子来说,这些均是他得天独厚的本钱。从我记事开始,孝年的懂事和能干,便一直是我们儿时伙伴们学习的榜样。当我们干不好农活,插秧、锄草、割禾,老是蹶着高高的屁股,老是伸伸懒腰的时候……便会随时痛遭大人们的喝斥:你看看人家孝年,瞧瞧你们的懒样,真不是出天子的气态!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大兴集体化生产,社员们干活都是记工分。那时候的乡镇被称为人民公社,村被称为大队,班组一级则称为小队。一个劳力一天记一份工,年底时再以生产队(组)为单位按家庭所得工分进行按劳分配。一个社员辛苦劳作一天,才值七分钱,刚够买一个鸡蛋,一年下来往往都是入不敷出,只能勉强解决温饱。寒暑假期里,我和生产队里七八个十多岁的少年,每日才挣半个工分的时候,孝年早已可以挣到一个大人的工分了。为此,孝年那任生产队长的父亲曾无比自豪过。 记忆中,孝年挣工分干农活比我们强,但是和我们在一起玩过家家、捉迷藏、骑马斗牛等游戏时却笨得很,常常遭受我们的欺负和戏弄,连玩过家家给他配的新娘子都是最丑的。农闲时季,我们常和孝年在湖边一起边玩打跪架子碑,往湖面丢瓦片玩飞漂等游戏,孝年也多是遭罚跪罚站,捏着鼻子罚做牛叫…… 记得,寒暑假期里我们除了帮大人们正常干些农活之外,便是放牧和照顾生产队里的耕牛。众多年龄相仿的小朋友,头扎柳条帽,腰间别着两把打鸟的弹弓,骑着大水牛,行走在水草茂盛、广阔无垠的湖洲上,活像一个个披挂出征的大将军。我们避开大人们的监管,先用稻草烧红好斗的公牛的双眼,再用牛鞭抽打,让它们相遇到一起拼命厮杀。牛角的撞击声,伙伴们的吆喝声响成一片……一幅活脱脱的战争画面。每到这时,孝年却只有旁观的份,因为他看管的水牛都是母牛,而看管那些好斗好骑的公牛和牯牛(被骟割了的公牛)都是我们这些平时调皮捣蛋,爱动歪脑筋的人的专利。只要离开大人们的视野和监管,我们就有办法,叫平时那些和孝年一样听话懂事的小朋友俯首贴耳,接受我们的捉弄和惩罚。 随着年月的流失,生活却无情地跟我们开着玩笑。当年一直被大人们称着坏孩子,没有出息的我、二牛、狗仔三人,后来却阴差阳错,或考学或当兵都走出了农村,在乡亲眼里还真“出息”了。而被大人们看好,一直是我们众多少年朋友学习榜样的孝年却依旧留在了农村,整日面朝黄土背负青天,苦捱光阴。 后来听说,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后,孝年喂过鸭、养过鱼、打过工,但均以失败而告终。承包村里的鱼塘养鱼时,第一年技术不过关,十多亩鱼塘里的鱼发鱼瘟,死了一多半;第二年专门请了一位养鱼技师做指导,鱼丰收了却卖不出去,一万多斤鲜鱼只换回来几车地瓜;第三年,孝年去城市的建筑工地打工,却遇老板欠薪,差点连家都回不了……几年下来,孝年穷得仓无隔夜之粮家无存年之米,家具未置房子未盖,到后来连老婆都没娶上。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孝年的父母硬是卖掉家中仅有的一条耕牛,花了两千多元从湘南山区给他“买”了一个老婆。可老婆在孝年家没住三天便跑得无影无踪……绝望中,孝年喝下了二两剧毒农药“甲胺磷”,结束了年仅二十五岁的生命。 淅淅沥沥的清明,我感觉就像一位千年感伤的少妇,在生命的祭日里,满脸的悲情流泻成一汪清泪,漂浮着人间许多生离死别的遗憾和酸楚。 才二十多年过去,梦中的故乡竟愈发陌生,过去清澈甘甜的河流与湖泊一片腐臭,到处是残留的泡沫砣和塑料袋;掏鸟窝、摘桑椹的参天古树不见了,喜鹊不见了,燕子看不到了,蜜蜂没有了,青蛙也不见了踪影;过去水乡那些健壮如牛,半斤谷酒下肚便会挥拳舞棍与人一比高低的硬汉们,如今也只是佝偻着腰身,坐在一栋栋毫无灵气,像一座座碉堡般的水泥楼房前,目光呆滞地一支接着一支抽着劣质香烟;连狗们都是耷拉着脑袋,蜷缩于主人的脚跟,见到生人也是爱理不理,更遑沦追逐叫唤了。 飘落的亡灵带走了我诸多的回忆与美好,让人无从凭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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