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母亲节怀念母亲 |
| 正文 | 又是一个春意融融的五月；又是一个让人温馨的母亲节。沫浴着北方春天的温暖阳光，好像母亲仍然活在我的身边。 □□童年的时候，母亲对我们虽然很严厉，但是我还是比较依恋母亲，因为母亲在他们那个时代的女人里面，属于贤妻良母型的女人。母亲的知书达理，母亲温良恭俭让的性格，母亲善良坚毅的品格，就像一盏人生的明灯，照耀着我们的成长之路。 我们家七八口人，只依赖父亲每个月五六十元的工资，是根本支撑不下来的，而且父亲不知道为什么，一年倒有半年在家里休病假，休病假的时候，每个月只能拿回来四十几元。如果不是母亲善于勤俭持家，我们家的日子真的没法过下去。 记得我们小的时候，母亲每天都在忙忙碌碌的，除了要算计着每天的一日三餐，还要精打细算怎样用父亲那微薄的收入，让家里的人都吃饱肚子，都能穿上衣服穿上鞋子。这样，母亲不得不付出艰辛的劳作。把亲戚送给我们的旧衣服改成我们能穿的衣服。那时候，一个人每年二十四尺布票，既要添置被褥，每年过年的时候，还要给全家大人孩子没每人做一套新衣服，所以，我们日常替换的衣服，都是用旧衣服改的。即使是旧衣服改的衣服，母亲也要做的板板整整的，穿在身上非常合体。我们穿破的衣服实在不能再补了，母亲就把衣服拆了洗干净了，打成袼褙，用来做鞋子。一家人冬棉夏单的衣服，冬棉夏单的鞋子，都要靠母亲一针一线的缝起来，那是多大的工作量，现在的人是无法想象的。记得小的时候，半夜起来尿尿，看见母亲还坐在灯下做针线活。 母亲的针线活做得非常好，那细密均匀的针脚，即便是补块补丁，也平平展展的，如果用同样颜色的布做补丁，不细看都看不出来是补丁。母亲做的布鞋，鞋底用麻绳纳的经纬分明，细看都是一个个小方块，鞋帮都是做衣服时裁下来的边角料，做出来的鞋子，穿在脚上非常的合脚。所以，母亲的针线活在我们那一片是很出名的，邻居们给孩子做新衣服的时候，都来求母亲给裁剪。无论谁来求母亲做针线活，母亲都有求必应，而且比给自己家做的活还细心。 记得我上四年级的时候，因为我是少先队的中队长，过六一儿童节的时候，我参加学校的演出队演节目，辅导员老师要求我必须穿新的白衬衫，我回家跟母亲说让母亲给我做一件白衬衫，母亲犯愁地说：“儿子，不是妈不想给你做，是今年的布票已经用了了，你还穿你去年的那件白衬衣就可以。” 我当时就抹起了眼泪，不知道为什么，我小的时候很爱哭的。正巧，紧挨门的邻居胡婶在我们家跟我母亲唠嗑呢，看我哭了，就对我母亲说；“嫂子，孩子一年就过这么一个孩子的节日，快去商店扯几尺白漂布，给孩子做件衣服吧，我这就回家给你拿布票去。” 母亲用胡婶送来的布票，到商店扯了四尺白漂布，给我做了一件白漂布的上衣，袖子是紧口系扣的。 六一儿童节那天，我穿上母亲给我做的白漂布衬衣，系上红领巾，左胳膊上戴上两道杠，显得特别的精神。 母亲在她们那一代人的女人里，应该算是有文化的女人，母亲的一笔娟秀的钢笔字写的很流利。而且，母亲还擅长美术，母亲的花鸟画画的非常的逼真。童年的时候，我就喜欢缠着母亲，让母亲给我画小鸟，或者是让母亲用彩纸给我剪出小鸟小动物。不过，母亲大多数时间都用在做家务上，很少有时间哄我们玩。即便如此，我也跟母亲学到了很多的在学校学不到的知识，比如美术和诗词，我在入学前，就会背很多的唐诗，那都是母亲教我的。 好像是在我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放暑假时，我在姨妈家住了几天，姨妈给我讲过姥姥家的事，说解放前姥姥家在镇上开着一家杂货铺，我的两个舅舅，还有母亲都读过六年书，只有姨妈读得书少，大舅一天书都没读过，早早的就在杂货铺跟着打杂。二舅和母亲书念的最好，但是二舅患有肺结核，二十几岁就病逝了，撇下一个女儿。我这个表姐在我八九岁的时候，到我们家来过一次。解放后，划成分时姥姥家被划成小业主，随后，那家小杂货铺就公私合营了。姥爷积劳成疾，不到五十岁也去世了。姥姥在姥爷去世后，带着全家搬到了吉林省扶余县三岔河镇。 母亲可是从来没跟我们说起过姥姥家的事，也从来没跟我们说起她上学时候的事。我只是奇怪，在煤矿，母亲那个年龄段的女人，基本上都没有文化，像母亲这样既有文化又有修养的女人为什么没参加工作。大概是母亲受孔老夫子“三从四德”的毒害太深了吧。就从母亲对父亲百依百顺的事情上看，就可以看出这一点。父亲一辈子都不求上进，在穆棱矿干了几十年，换了很多工种，都是干个年把的，就干够了，就想换个工种。跟父亲一起参加工作的，有的都长到七级工了，最次的也长到五级工了，可是父亲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还是个小四级工。即使这样，母亲也从来没有抱怨过父亲，更没有当着我们的面跟父亲吵过。但是，我却看见过母亲在生活实在太艰难的时候，自己一边做针线活一边暗暗的掉眼泪。所以我和哥哥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帮着母亲干活。每年的寒暑假，除了完成作业外，其余的时间，我和哥哥都用来到井口的矸石山去捡煤，要不就上山去拖树枝子，或者去捡橡子，解决我们自己的学费和书费。我们家那十几年，从来没买过煤，都是我和哥哥捡回来的。 □□记得是在大饥荒的那几年，左右邻居的叔叔大爷，都为了每天领那一个面包，坚持着上班，但是父亲宁可饿着肚子，还是在家里休病假。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爷爷从关里到我们家来度饥荒来了。本来只能吃半饱的我们家，填了一张嘴，更显得捉襟见肘了。即使这样，母亲仍然没忘了尽孝道，每顿饭都给爷爷和父亲一人一个大窝窝头，自己跟我们一样只吃一个小窝窝头，有时候看着我们饥饿的眼神，只好把自己那个小窝头掰开分给我们吃，自己喝碗玉米面糊糊。那时候我才深切地感受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含义，没有粮食，母亲也无可奈何，只好自己饿着肚子，让我们能多吃一点。 说起母亲的的孝，让我想起五八年大跃进的时候，矿上为了提高矿上的产量，动员矿工家属到矿上开的小煤井工作。母亲也去了小煤井，在井上推大转盘，每天给一元五角钱的工钱。那是母亲唯一的一次走出家门，去参加集体劳动。不过那段时间，我们家的生活是最好的一段时期。正在这时候，爷爷第一次到我们家来。母亲除了上班，每天还要做家务。但是即使再劳累，晚上的时候，母亲都要炒上几个菜，给爷爷烫一壶酒，让父亲陪着爷爷喝点酒。爷爷在我们家住了两个多月，母亲总是笑呵呵的，即使我们淘气的时候，母亲也一改往日跟我们板着脸训斥我们,说话总是和颜悦色的。那时候，我和哥哥满心希望爷爷能多住些日子，我们每天就都能吃到鱼和肉了，而且母亲也不会因为我们有了过错而责罚我们。但是到了该秋收的时候，爷爷还是赶回老家收庄稼去了。因为爷爷这个保护伞不在了，我和哥哥就不敢那么放肆的淘气了。因为母亲对我们哥俩管的是非常的严的，跟邻居家的孩子玩的时候，不许骂人，不许说脏话，不许跟别的孩子打架，不许上房掏家雀，不许爬树，不许到河里洗澡。见到邻居家的叔叔大爷，或者婶子大娘，一定要先打招呼。那时候，因为我是少先队的中队长，同学们经常到我们家来写作业，有时候还要组织少先队员到军烈属家里帮着干活。同学们到我们家的时候，母亲经常向他们询问我在学校的学习成绩和道德品质。老师每学期来家访的时候，母亲都会详细的了解我和哥哥在学校的表现。哥哥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年年都是三好学生，我从四年级开始，也年年都是三好学生。在我们那个居民委里，我和哥哥在邻居们的眼里，是大家公认的最懂事的孩子，在同学们的中间，我和哥哥也是同学们认可的优秀学生，这都是母亲对我们进行操守教育的结果。应该说，母亲是我的第一任老师，而且是非常称职的老师，我从母亲身上学到的善良宽容坚毅，乐于帮助人的品质，影响着我的一生，无论做什么工作，我都会做的最好，生活和工作上无论有多大的困难，我都会想办法去克服。 那是大饥荒过去后的第二年，母亲为了解决家里人口多，吃肉的困难。在春天的时候，让父亲去梨树街里抓回来一头小猪，那还是我们家第一次养猪。在院子里的一角上用板皮夹了一个猪圈，父亲用板子钉了个猪槽子，把小猪放到里面。母亲当时就煮了一锅猪食，用小桶舀了一桶，倒在猪槽子里，那头小猪甩开腮帮子，呱唧呱唧吃的可香了。毕竟是吃供应粮，刚刚度过饥荒年，全家刚刚开始能填饱肚子，哪儿有富余的粮食喂猪，第二天，我就跟哥哥挎着篮子到山上去采猪食菜，给猪准备饲料。母亲又让父亲去找父亲在粮库的一个姓温的朋友，买回来四块十八斤一块的豆饼。每天早晨，母亲用刷锅水，再用刀削下点豆饼，大部分都是野菜，煮出一锅猪食，这就是一天的猪食。 过了清明的时候，母亲张罗着，要到山坡上开点荒地，种点苞米黄豆的，一是可以填补点口粮，二是可以给猪多加点精饲料。这样，我们全家就齐上阵，母亲背着刚刚几个月的二妹妹，领着腿有毛病的大妹妹，爸爸带着我和哥哥，扛着两把搞头拿着一把镰刀，浩浩荡荡的来到东山的前山坡上，在一大片榛柴棵子里开始了开荒，先是把榛柴棵子用镰刀割下来，再用搞头把榛柴棵子的根全部刨出来。哥哥还能帮着父母干点体力活，我只能在旁边照看着两个妹妹。足足的干了一个星期，开出来五六分地。母亲的手掌上磨出来两个大水泡。回到家里，母亲把马尾穿到针鼻里，再把针从水泡里横穿过去，把针拿下来，把马尾留在水泡里，水泡里的水就顺着马尾流出来。母亲处理水泡的时候，我都有点不敢看，但是我知道一定会很疼的，但是母亲也只是皱了皱眉头。 地里的黄豆苞米出来后，父亲母亲带着我们去铲地，这时候，山坡上开满了各种野花，黄花菜开得金灿灿的非常的耀眼，还有山丹丹，红艳艳的。我让大妹妹照看着二妹妹，我就在坡上采野花，父母休息的时候，母亲也过来采集黄花菜和山丹丹花。回家的时候，母亲就把黄花菜和山丹丹摘干净了，花用水焯出来，再晾干了留着冬天当菜吃。 那年老天爷还真挺照顾人的，夏秋两季风调雨顺的。秋天的时候，父亲母亲带着我和哥哥，把黄豆割下来，捆成一捆一捆的挑回来；扒苞米帮掰下来，装到袋子里背回来。摊开在院子里，晾干了，把黄豆打出来把苞米粒搓下来。竟然收获了一百多斤黄豆，一百多斤苞米。 粮食是收回来了，加工成苞米面和豆油，必须到梨树公社的油坊和粮食加工厂去加工。 星期天，母亲到我大姨家（干姨妈）借了一辆小推车，把苞米和黄豆装到车子上，又拿了两条面袋子，和两个小油桶。母亲怕我们中午回不来，又给我们带了二斤粮票，十元钱。父亲推着车子，我和哥哥跟着，从东山的大坡下去，顺着铁路边上的小路，走了四十分钟，才进了梨树街里。梨树公社的油坊和粮食加工厂，在中北村。我们爷仨个又走了十几分钟，才到了中北村的油坊，把黄豆过了称，油坊的会计给开了油票，告诉下午来取豆油。父亲领着我们又把苞米送到粮食加工厂，拿到玉米面加工票，也是下午取。父亲带的十元钱，交了加工费，还剩下六元四毛钱。 中午的时候，父亲带着我们在梨树唯一的一家国营饭店，买了四个馒头，三碗菠菜汤，花了三毛五分钱。大概是走远道的原因，我和哥哥狼吞虎咽的一人吃了一个馒头喝了一碗汤。 下午，我们跟着父亲回到中北村的油坊，豆油还没榨出来。父亲在油坊里等着，我和哥哥在乡村的小路上疯跑着，捉那些落在杖子上的蜻蜓，农村的蜻蜓真多啊，一会飞起来一会落下。远处传来老牛沉闷的叫声，虽然中北村的街道很脏很乱，但是乡村的景色还是挺迷人的。 父亲拎着两小桶豆油从油坊出来了，我和哥哥接过来油桶，父亲又到粮食加工厂把两袋玉米面拎出来，放到小推车上，把两个小油桶用绳子绑在车架子上，沿着来时的路往回走。那年秋天第一次尝到收获劳动果实的喜悦，十三斤豆油，一百二十斤新玉米面，给我们全家人带来了温饱的同时，也带来了物质上的享受。因为母亲第一次用豆油给全家炸了五斤面的麻花，这五斤面的麻花，母亲只吃了半根，每天母亲看着我们吃着麻花，那种舒畅的样子，心里好像特别的满足。 别说，那年我们家的那头小猪，在母亲精心的伺候下，长得还真挺胖的。到年底的时候，母亲把我大姨夫（母亲的干姐夫）找来，把我们家那头养了八个月的猪杀了。那年的春节，我们家从我记事后，头一次吃上了八个盘子的肉菜，还有一个肉丸的饺子。那是自己家养的猪，伺候的也好，那猪肉吃起来是格外的香，不像现在市场上卖的猪肉，一点肉味都没有。生活变得这么好，这都是母亲的功劳，没有母亲的筹划，没有母亲的辛劳，我们全家就不可能过上这样让人满足的生活。从那年以后，到文革开始，我们家每年到要在春天到梨树街里抓一头小猪养着，尽管这一年全家人都要为这头猪忙活着，但是，到春节的时候，那种幸福的生活在等待着我们。 母亲毕竟是个有文化的女人，喜欢看书，喜欢写写画画。稍有余暇，母亲就会在废纸上花一些花鸟画，虽然只是素描，也非常的形象逼真。尤其是春节时，母亲在灯笼上扎的那些纸花，几可与鲜花乱真。左右邻居在年前，都会把彩纸送到我们家，求母亲给他们扎纸花。 记得母亲有一套线装的《石头记》，也就是《红楼梦》，和一本线装的《西厢记》，那是母亲的宝贝，谁也借不出来的。那两本书里的每一个章节，母亲都能讲下来。母亲心情好的时候，也会给我们讲一段《红楼梦》里的故事，或者是《西厢记》里的故事。母亲不在家的时候，我偷着把《红楼梦》这本书看完了，回想母亲讲过的情节，觉得跟书上的情节几乎没有出入。可惜的是，在我受工伤后在家休养的时候，因为我画的《红楼梦》里的仕女画，被坑口领导看见了，同时被发现的还有放在桌子上的《石头记》，结果，《石头记》被当作封资修的读物，让坑口的领导没收了。 母亲是个很有才华的女人，我现在的一点文学功底，和无师自通的美术爱好，应该说是得自于母亲的传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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