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十里长亭的记忆 |
| 正文 | 爆竹不再炸响，礼花不再闪光，只有门上鲜艳的的对联和福字，表示着最大的节日——年 去不远。 工作的上班了，经商的开业了，学生也要开学了。年，就像一个古道上的十里长亭，途中跋涉的行人走累了，在长亭短暂休息一会，然后接着下一段的旅行。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这一个长亭渐行渐远，下一个长亭渐行渐近，每段长亭间的路程相等，都有着365个刻度，路旁也都有着连天的碧草，但景色毕竟不同，或多或少都会给行人心底留下一点记忆。 我出生在那个临近大跃进的年代，幼年的春节是怎样度过的已经没有记忆了。听父母讲，那时一般是不过年的。成年不见粮食，用能下肚的东西打法肚子不被饿死就够了。关里老家冬天的房子特别寒冷，每当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就身穿连脚蹬——一种棉衣和棉袜连体的衣服，带上妈妈手工缝制布帽子，坐在屋前有气无力地晒太阳。缺乏营养的苍白脸上双目微闭，只有大人喊叫一声自己的名字才睁开眼睛看一下，证明这还是一个活物。59年春节，父亲闯关东前夕，妈妈把煮熟的红薯掺上干菜拍成小饼，就算是过年的佳肴了。那个长亭多少有了一点春节的味道。真不知道父母是怎样领着我们走过那几个艰难的“十里长路”的。 我印象中最早的春节是在龙江林区大山中的只有三户人家的采伐点度过的。门上贴有父亲手写的对联和福字，我和两个姐姐坐在炕头上看着妈妈在连着火炕的灶台煮饺子，锅上蒸汽弥漫，锅中水饺翻滚，空气中弥散着饺子的诱人香气。爸爸在屋里的墙角处燃放了一挂鞭炮，好响呀。 十来岁时，我家已经搬到了林场厂部。家里兄弟姊妹多，父亲工资少，每月还要邮一部分给老家的奶奶生活用。我们就把别人扔掉的实在不能穿的胶鞋捡回来，撕掉鞋帮和衬垫海面，把橡胶鞋底洗干净捆成捆，拿到离家二里路的农村合作社卖掉。每当把卖得的几毛钱交给妈妈，内心就会有一种成就感，比现在挣了五千元钱还高兴。 快过年时，合作社从县城进货回来，我们揣着大人给的几毛钱早早的赶到合作社前等候开板，商店的门窗外的护板打开了也就是开始营业了。蜂拥的人群惊涛拍岸般涌向木柜台，人潮一浪盖过一浪向前拥，人们高举着手里的钱喊叫着，争抢着买年货。小孩子都被挤到了旁边，等到午后大人们都买过了才能轮到我们，望着空空的货架真不知怎么花掉那几毛零钱为好。 二十岁时，九年制高中毕业回到家，也算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了。过年穿上托上海知青买来的崭新上海服装——肥大的黄涤卡毛泽东服上衣和烟色挽裤脚化纤长裤，平日土头土脑的山里小伙陡然增添了许多俊雅。坐在礼堂看节目表演时，前排姑娘的长辫稍会突然飞来打在脸上，接着是姑娘回过头嫣然一笑。这个长亭好浪漫。 三十岁时我已经在工厂上班了，玉米高粱在餐桌上逐渐退位，大米白面成了主粮。晚上攻读大专课程，幼小的儿子满炕爬，叫嚷着“我也写论文”。 年三十晚上，妻子在医院值班，我用棉被包着儿子站在院子里远观夜空的礼花，孩子看到那不断升起的魔术弹，高兴的直叫："扑腾一个红的，扑腾一个绿的”，这个长亭好温馨呀。 四十几岁时的大年夜，鞭炮依然很响，桌子上也依然有酒有肉，只是吃不香。下岗的阴云笼罩心间挥之不去，文凭、职称以及过去的全部努力全都失去了功用。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个长亭真令人压抑。 五十岁的春节又是别样滋味，在私营企业打工的我，虽劳累却并不乏味，工资不多也够吃喝，孩子大学毕业能自食其力，三口之家人人挣钱，虽不富裕也算小康。父母慈祥、妻贤子孝，我还何求?这个长亭让人休息的很轻松。 年后有年，路前有路，365刻度处，长亭翼然。晚风抚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愿以后的路宽阔、平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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