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同窗旧事（一） |
| 正文 | 我能够继续读高中已经是万分荣幸的了。像我这样，在初中成绩不怎么的且调皮捣蛋，不是写检查给老师，就是在班上作检查并把它当成家常便饭的学生，要想在当年高中录取率仅有百分之二十五，而且以推荐为主的年代成功录取高中，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然而，我居然接到了正取录取通知书。那是73年阳历8月的一个阳光炙热的下午，当邮递员把通知书送到家里的时候，我已经是喜不自禁了。我拿着，不，几乎是捧着那张像奖状一样还散发着油墨芳香的《高中录取通知书》，跑到后山大声嚷道“我录取了，我录取了!” 那时，想读高中的愿望是那样的迫切，我不能想象一旦失去了读书的机会会怎样难捱岁月。我强烈地想读书并不完全是和其它同学一样学知识，学文化，改变穷苦的命运，我的最原始的动力来自于山村里和我年龄相仿的孩子实在是太少了，没有多少儿时的玩伴。试想，没人和我一起玩，一起度过少年时候过于寂寞的时光会是怎样一种悲怆的境况？ 能够继续读高中是我始料未及的，此前，我一直没抱什么希望，当破灭了的希望像火苗一样重新从灰烬里燃烧起时，你能不欣喜若狂么？就这样，我怀揣通知书，进入了马尾中学读高中。 在同窗好友中，玉平是我最为要好者之一，虽然他不是我初中就在一个班的同学，但他的学名早就在我们这届同学中如雷贯耳了，准确地说，他是我们马尾中学75届同学中的姣姣者。 记不清我们是怎样认识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我知道他，他一点也不会知道我。初中时我一班他三班，他是班长，用我们班刘XX的话说我连“非班长”都不是，他是学习尖子，我除了数学竞赛偶尔考过班上第二名外，没考过什么拿得出手的成绩。他的有名和我的无名就决定了在进入高中之前他不太可能认识我。 我们第一次有深交是在进入高中学习不多久的一个晚上。那是一个初秋的晚上，晚风习习，梧桐阔大的叶子发出沙沙的声响，不时还有掉下的叶子在风的拖动下磨擦地面的声音。下了晚自习，大多数同学都离开了教室，有的洗澡，有的洗衣服，有的到操场或者宿舍楼后面的空地上散步和玩耍。我坐在座位上看一本小说，这时，一个身材并不高大，圆脸、大眼的男生向我走来，他那个性化的圆脸露出在我看来还算友善的微笑，于是我也报之一笑，并晃了一晃手中黄色书帮的《说岳全传》。但我立马警觉起来，因为在当时，看黄色书是违反校纪校规的，当时的定位是凡是黄色书帮或黄色书页的书都是黄色书籍。玉平是我们高一（1）班的班长，“该不是来查我看小说的吧？”我下意识地把小说藏进裤袋里，然后一脸冷漠地看着朝我走过来的班长。说实话，我向来就不愿意和班干部有什么瓜葛，更不愿意和班长、团支书交什么朋友，我的“团员”还是在初中快毕业的时候清华等同学怂恿我入的。当时，班主任问我，“你想入团么？”“叫我入也行，不要我入也没关系”，我说。因为这句落后的话，我差点没有搭上入团的末班车。 玉平在我对面坐下，并没有谈起小说什么的，我知道，找同学，特别是落后同学谈心是当时班干部的职责和时尚。我们大约聊了半个多小时，聊了什么我也全然不记得，印象最深的是我们聊起了各自的外婆家。让我惊喜的是我们的外婆家没隔多远，是一个叫湾台，被我戏称为台湾的小山村。我的母亲和他母亲都姓周，而且是远房的姐妹，于是我们找到了共同点，至少我们也是远房的表兄弟了。亲戚呀!这是怎样一种缘分呢？有了这次交谈，我和玉平的关系被无形的拉近了。其实我并不排斥和班干部交朋友，我对他们的冷漠其实是为了封闭自己，怕别的同学说我自己那么烂还巴结班干部。从我的内心来讲，我是非常佩服品学兼优的同学的，只要这样的同学看得起我，我还是愿意和他们交朋友，甚至愿意为了朋友两肋插刀或者为了朋友插别人两刀的。有了这层亲戚关系，加上从内心对品学兼优同学的敬佩，我坚定了与玉平交真朋友的信心，从此，我们真的成为一对在各自生命中永远也挥之不去的真诚朋友！ 四十多年了，尽管我们天各一方，但我们的联系始终没有间断过。高中毕业后，有时候我去他家看他，有时候他到我家看我。有一年清明前后的一个早晨，我刚刚起床，突然听到有人叫我，我倚门一看，是玉平！此时，他正担着一担篾篓，背着朝阳，从我家地场前水沟的小桥边朝我走来。他一边走，一边和我说着话，说是生产队里来买薯种，没时间玩，顺便过来打个招呼，说完连早饭都不肯吃，即使我母亲再三留他他也不愿意。我知道，玉平是个很要面子的人，他那时正生活在迷茫中，感觉到高中毕业了，还在生产队劳动，还在肩挑背扛，面朝黄土背朝天，觉得没有出路。我非常理解他的不肯多作停留，同时我也十分感谢他，即使是在那样艰难的时期，还能够抽空来看我，我真正感受到了老同学挚诚的情谊。此后， 我们相互来往就越来越少了，这到不是因为我们的感情淡漠了，而是因为都在忙各自的生计，谋求各自人生的出路，即使渺茫，我们也在不停地追寻。那时我在大队小学教民办，每天都忙，即使是周末有时候也要去公社中小学习，基本没有多少闲暇时间去看望我的老同学和老朋友。 过不了两年，终于传来了玉平的好消息，说他检上兵了，马上就要当兵服役。对于农村的孩子来说参军是唯一摆脱农业改变命运的机会。我也曾经朝思暮想着去当兵，第一次体检，一关都没过，直接在目测称体重时就刷下来了，我那时18岁，体重还不够45公斤的最低标准。玉平能够去当兵，我打心眼里为他祝福，我知道，以他的才学和为人以及领导能力，用不了几年，混个“四只荷包”回来，肯定是小菜一碟。 当了兵，要想谋面就困难了，但我们的通信是常有的，互报平安，互致问候，维系着同学、挚友的亲密关系，1978年，我十分意外的考取了师范学校，而且分数还不算低，仅比当时我们班的学霸低3分，这样的结果，同学们没想到，我自己也惊奇，难道冥冥之中，真的有神助？玉平知道了我考取了师范，自然是祝贺有加，但那时好像他在部队还没找到太好的出路，从他来信的字里行间约略流露出悲观的情绪，好像有点后悔当兵了。是的，我也为他愤愤不平，尚若他不当兵，肯定会考上中专甚至是大学。但我始终认为，玉平的命运一定不会止步于此，他是有大智慧的人，一定会有大出息，至少会比我要有更好的人生结果。 我的判断没过两年就兑现了，在部队他终于提干了，并且回到家里订婚、结婚，成家立业。那时我毕业了，在母校工作，我们在一起工作的还有清平和清华。记得玉平订婚的时候，清平他们特意去看了玉平的对象，他回来告诉我，玉平的对象不愿意见面，躲到荞麦沟里去了。我感到少许茫然，但我是个喜欢反向思维的人，我觉得玉平对象的表现恰恰反映了她的质朴和善良。从她农村姑娘固有的羞涩中能够洞悉他的淳朴和聪慧，而这种品格正是居家活命、相夫教子所必须具备的，我深信玉平找到了一个可以帮他成就事业，成就人生的最佳搭档。 大约过了半年，终于等来了玉平结婚的好消息。我、清平、清华几个老同学相约去玉平老家恭贺。那年代去玉平家是很不方便的，不通汽车，要是冬天天气不好的话，连自行车都没办法骑行。我清楚记得，我们出发的时候，天气阴沉，北风呼呼刮着，一阵紧似一阵。不一会还下起了小雨。我们几个一咬牙，“走吧，我们步行去！”穿着雨靴，打着雨伞，我们顶风冒雨而行，那北风越刮越紧，扫在脸上如刀割一般。我们紧一紧衣服，争取不让寒风掀开我们不算厚实的衣裳。那时虽然我们都是老师，但仍然不富裕，即使是大冬天也没多少衣穿。我穿着当年最流行的黑色半长尼大衣，这是当时唯一拿得出手的出客衣裳。一路走着，慢慢也有了一点热气，但天并没有停止对我们的“眷顾”，下起雪琐来，白色而坚硬的雪琐随风从天而降，斜织着敲打着雨伞，不时还钻进我们的衣领和衣袖。虽然此行有点寒冷辛苦，但一想到马上要和老同学老朋友见面而且参加他们的婚宴，心里就热热乎乎的。大概中午一点，我们到达了玉平家里，自然，他们夫妻还有玉平的爸妈老远就来迎我们了。我特别注意他老婆的表现，当玉平把我介绍给她时，她非常热情，虽然是大冬天，我却看出了她春风满面。她大方地拉着我和清平的手，不停的感谢我们冒雪来祝贺他们的婚事，话语间听出她的真诚，根本没有当年订婚时的羞涩。 午饭很丰盛，主人很热情，我们几个喝着酒，夹着菜，聊着过去现在，不知不觉就喝得八九不离十了，我拼命喝酒，甚至把酒量不知大我多少倍的清平的酒都抢着喝了。“来，你不行，我怕你再喝就醉了，给我喝，我行！”我这种超乎寻常的劲头很快就让我付出了代价。散席返回时，我实在走不了，摇摇晃晃才到玉平地场，就差点摔了一跤。当然，玉平夫妻是不让我们这样子走的，但我们都喝得不低，决计要走，玉平怕我摔到，扶着我送出了三里来地。风还在呜呜的刮，雪还在纷纷的下，睁开朦胧的醉眼，眼前是一片耀眼的银白。路上雨水、雪琐、黑泥混在一起，被人一踩，变成了烂泥巴。虽然身子不冷了，但我们的脚却不听使唤，起先是深一脚浅一脚，后来干脆是两脚并一起滑行。随着酒劲不断涌上头顶，我摔了多少跤已经记不真切了，只是感觉我的尼大衣变成了泥大衣。“好凉快，好舒服！”当我再跌一跤时，我倒在地上，仰面朝灰蒙蒙的天，久久不愿起来。不知是什么时候，也不知道是怎么回的学校，如何进的房间，怎么睡上了床。那晚，我好像做了一个梦，梦见我们仍然在玉平家里欢天喜地喝酒聊天。梦醒之后，我大喊一声“我的尼子大衣呢？”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喝醉酒，也是我最后一次喝醉酒。从此无论什么情况，什么场合，即使是一个人决战“东津四大金刚”时也没这么醉过。的确，我高兴于玉平的时来运转，他能够在关键的时候把握自己的命运，实现自己人生的华丽转身，我想与他的才学、胆识和为人都有必然的关系。我为他庆幸，为他祝福！从此他的人生轨迹越走越清晰，不久，听说他提正营了，后来听说到正团了。什么概念呀？正团，就是我们县委书记级别！我们有了一个而且是唯一一个正处级高中同学，我们有什么理由不高兴呢？有什么理由不把人生这杯酒，在真正要好的同学间潇洒醉一回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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