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告别缪斯走向死神的茨维塔耶娃 |
| 正文 | 告别缪斯走向死神的茨维塔耶娃 杨开显 在1941年8月31日的苏联卡马河畔的叶拉布加镇，没有夏日消逝的那种喧扰，仍然像往常一样，平静而又平淡。女房东推开她的房客的门，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一位女子悬吊在屋梁上。看得出来，女房客已死去多时。女房东很快恢复了平静，口中喃喃地说道：“唉，还有一点粮食没吃完呢，吃完了再上吊也来得及啊！”女房客的自杀没有惊动镇上的居民，没有唤起他们的好奇心，他们不认识她，也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悬梁自尽的女子尚未满49岁，是千百万逃离家园的战争难民之一，她与此前其他无家可归的外地人死后一齐被草草地埋葬在镇上山坡的公墓里，没有人参加她的葬礼。 可是，被这些麻木和冷漠的人们对待的自杀女子却是俄罗斯也是世界最杰出的诗人之一；她被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布罗茨基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诗人。她的名字叫玛林娜·伊万诺夫娜·茨维塔耶娃。 茨维塔耶娃1892年10月8日出生于莫斯科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她的父亲是莫斯科大学的艺术史教授、亚历山大三世精美艺术博物馆（现普希金国家造型艺术馆）的主要创始人。她的母亲具有德国和波兰血统，是钢琴大师鲁宾斯坦的学生，是一位音乐家，而且还精通几国外语。茨维塔耶娃就是在这样的极有教养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她置身于“博物馆和音乐厅”之中，而更多的是沉浸在母亲的音乐演奏和诗歌朗诵之中。母亲教导她不要在乎物质的贫困而要崇尚神圣的美。因而她萌生了对诗的强烈的兴趣：“有了这样一位母亲，我就只能做一件事了：成为一名诗人。”1906年，茨维塔耶娃14岁时，母亲病逝，于是她没有人管束，性格自由发展。她在对俄国和外国优秀诗人的作品的接受中充满了对浪漫主义的幻想和对现实生活叛逆的渴望。 茨维塔耶娃十分早慧，她具有语言天才和诗歌天赋，精通法语和德语。她6岁开始写诗，16岁发表第1首诗歌，18岁完成第1部诗集《黄昏纪念册》。诗集中的爱情诗是献给她的初恋对象、大学生尼伦德尔的。但后者当时正全身心投入希腊文化的研究中，并未在意这位金发、苗条、端庄和具有一对大大的神采奕奕的近视眼的少女的感情。茨维塔耶娃痛感尼伦德尔的冷漠，上街买来手枪，到一家上演过她心爱的剧本《雏鹰》的剧院，开枪自杀。所幸枪中装的是一枚哑弹，才未酿成悲剧。但从此可看出茨维塔耶娃性格之孤傲、刚烈和好走极端。这似乎预示了她苦难的人生和悲剧的结局。 1911年自费出版《黄昏纪念册》后，茨维塔耶娃的诗才即受到大诗人布留索夫、古夫廖夫和沃洛申等人的赏识。沃洛申更是登门造访，并邀请她到自己的别墅作客。在那里，茨维塔耶娃认识了革命民粹派恐怖组织成员的后代——比她小1岁且中学尚未毕业的埃夫伦。两人一见钟情，8个月后便结为夫妇。茨维塔耶娃把埃夫伦视为心灵的知己，发誓永不离开他。但尚嫌幼稚的埃夫伦填补不了茨维塔耶娃的心灵空虚，她不得不在同为女诗人的帕尔诺克身上找到感情的寄托。只是由于苦难诗人曼德尔施塔姆的出现，茨维塔耶娃才结束与帕尔诺克的1年半的同性恋关系，并转入对曼德尔施塔姆的依恋。但两人只适合做朋友，不适合做恋人，不到半年，两人就中止了恋情，但友谊仍然继续着。此后，由于茨维塔耶娃丰富而奔放的感情，她还演绎了几次虽然不幸但却结出丰硕诗果的爱情。而她与帕斯捷尔纳克和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的三角恋情却为人所津津乐道。3人频繁地通信，在信中互相拥抱和接吻，倾诉彼此的情愫。这种柏拉图式的三角恋在世界文坛上留下了一段恐怕是前所未有的佳话。通信10余年后，帕斯捷尔纳克到巴黎开会，同茨维塔耶娃见了面。但此时的他离婚后又再婚，不可能在实质上接续与她在信纸上的恋爱。他不十分清楚她在巴黎的生存状况：她要煮饭、洗衣，照顾和护理2个孩子和体弱多病的丈夫，她要靠举债来养家糊口。但帕斯捷尔纳克还是根据自己在国内惶惶不可终日的处境告诉她：“别回俄罗斯，那里太冷，到处都在刮穿堂风。” 茨维塔耶娃从小生活在一种温馨、幸福、童话般的环境中，她充满了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她希望一切都是完美的。当十月革命爆发时，诗人头脑中那诗情画意的境界与现实社会中的暴力流血的场面的极大反差，使她像许多著名作家一样，对这场暴力革命不理解，从而对以暴力夺取的政权难以接受。而在此之前，她的丈夫埃夫伦经过沙俄政府的陆军学校培训后正式加入了政府军队并守卫克里姆林宫。此时，埃夫伦所在的部队已被红军击败，夫妻俩只有逃离莫斯科。1917年11月，埃夫伦在妻子的支持下，参加了由沙俄军队将军邓尼金等人组建的白卫志愿军。这时，茨维塔耶娃的处境一落千丈：她身无分文，家中空无一物。时值严冬，既没有粮食，也无法生火炉。为了维持生计，她只得把小女儿拴在桌腿上，带着大女儿上市场变卖旧货；她还假借到农村去研究民间艺术而实际上去寻找救命的粮食。在农村，她看到征粮队和护粮队到处抢夺农民，她感到可怕和悲哀。埃夫伦走后也渺无音讯。茨维塔耶娃和她的两个女儿在饥饿、寒冷和孤寂中备受煎熬，她们无法生活下去了。1919年秋，走投无路的茨维塔耶娃只得把心爱的女儿送进育婴院。不久，小女儿悲惨地饿死在育婴院，大女儿得了重病被送回家。茨维塔耶娃抱着小女儿可怜的皮包骨头的尸体，悲痛不已。 茨维塔耶娃在贫困、痛苦和孤独中仍然顽强地坚持诗歌创作，以此淡化物质的贫困和排遣灵魂的孤独，同时也表现生活的苦涩和对前途的忧虑及心中的渴求。1921年7月初，茨维塔耶娃突然收到离别将近4年的丈夫的信，她露出了多年未有过的笑容，感到生活又有了希望。此时，埃夫伦已随被红军击败的白卫志愿军的一些军官流亡到捷克，他脱掉军装，进入布拉格大学学习。于是，茨维塔耶娃经过周折，办好了自己和女儿的护照，来到德国的柏林。埃夫伦也从布拉格来到柏林。一家人经过磨难，于1922年5月团聚了。2个多月后，茨维塔耶娃又带着女儿到达布拉格。根据捷克政府的一项政策，流亡到捷克的俄国作家可获得捷克政府的资助。于是，茨维塔耶娃每月就可以领到1000克朗的资助金，而埃夫伦又争取到了助学金。这样，一家3口再也不用忍饥挨饿了，5年流离失所、食不裹腹的日子结束了。 1925年秋，埃夫伦和茨维塔耶娃带着出生不久的儿子莫尔迁居法国巴黎。茨维塔耶娃在“白银时代”的俄国文坛不属于任何团体和流派，她独立不羁，不受任何约束。她的这一艺术立场虽然有益于她的诗歌创作，但却不利于她的人际关系，她难以融入俄国侨民之中，常常处于一种孤立无援的境地。侨民们在对茨维塔耶娃表示了最初的欢迎后，感到她的政治立场有所转变。而茨维塔耶娃也确实对苏维埃政权的歌手马雅可夫斯基有好感，她在巴黎写了几篇有关马雅可夫斯基的文章，认为马雅可夫斯基是一位天才诗人。于是，把马雅可夫斯基视为布尔什维克在文艺界的代言人的巴黎俄国侨民，不顾茨维塔耶娃与马雅可夫斯基政治立场上的对立，对茨维塔耶娃群起而攻之。他们还曲解了茨维塔耶娃文章中的一些词句，认为茨维塔耶娃有了某种亲苏维埃的倾向。这样一来，侨民创办的各种报刊中断了与茨维塔耶娃的合作，茨维塔耶娃一下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尴尬境地。她对一个朋友说：“我在这里是多余的，而回到那边是不堪设想的；我在这里没有读者；在那边尽管可能有成千上万个读者，但我不能自由呼吸，就是说，我不能创作和出版诗集。”同时，她因客观评价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等原因而与侨民报刊的关系恶化，这使她的诗文无处发表，她又陷入经济上的困境，她再度处于贫困之中。这一时期，孤独、贫穷和对故土的思念，成了她诗歌创作的主题。茨维塔耶娃自出国开始就情牵心挂着自己的祖国，她是一个并不悲观的爱国主义者，她以一种贯穿始终的高亢的悲剧性基调，表达了她炽烈而真实的爱国激情。如在《祖国》一诗（1932年）中，她就是这样歌唱的： 啊，艰深难解的语言！ 通俗点该多好——想想看， 庄稼汉在我之前就唱过： “俄罗斯，我的祖国！” 而且从卡卢加丘陵起， 它一直在我眼前展拓—— 远方，千里迢迢的地方， 我的异域，我的祖国！ 那个天生似痛苦的远方， 是贴心的祖国和缠身的命运， 远远近近，无论到哪里， 我总要把它携带在身。 那个使咫尺变天涯的地方， 那个说着“归来吧！”的地方， 它到处，直到高天的星星， 都在拍摄我的身影！ 我就是为此在孩子们额上， 泼洒比水更蔚蓝的远方。 你啊！我纵然断去这只手， 哪怕一双，也定用唇作手， 写在断头台：揪心的处所—— 我的骄傲，我的祖国！ 而在巴黎时期，茨维塔耶娃虽然在婚姻上不会离开埃夫伦，但在精神上却早已不把埃夫伦视为心灵的知己了。埃夫伦与茨维塔耶娃在家难有心灵的交融，加之家庭经济又非常拮据，于是在他一些朋友的怂恿下，开始参加一个叫“返回祖国同盟”的活动，可是这个同盟却是全俄肃反委员会在国外建立的一个组织。埃夫伦就这样莫名其妙地为他曾经反对过的政权服务，并领到一笔津贴。1937年，反叛苏维埃政权的全俄肃反委员会成员赖斯在瑞士被暗杀，此事有埃夫伦参与。瑞士政府要求法国引渡埃夫伦，于是法国警察搜捕埃夫伦。埃夫伦只得在同盟的帮助下逃回他仍心存余悸的苏联。而茨维塔耶娃对此却一无所知。在此之前，由于俄侨各报刊社对茨维塔耶娃的误解，她颇有美术天才的25岁的女儿在这些地方找不到适合的工作，于是在同盟的花言巧语劝说下回到苏联求发展。在俄侨报纸报道了埃夫伦参与暗杀事件后，茨维塔耶娃的处境更艰难了，俄侨们和一些法国人都不愿与她来往，她更孤独；失去了埃夫伦的津贴，她与儿子莫尔的生活也更困苦。为了掐断埃夫伦参与的恐怖活动在法国的“线索”，同盟劝中带压地迫使茨维塔耶娃回国。茨维塔耶娃虽然不认为埃夫伦是她心灵的知己，但却认为他俩是患难夫妻，况且她发过誓：“永不离开他。”她虽然预感到埃夫伦回国后将遭厄运，但她还是对她的一个女友说：“我别无选择，不能在危难中抛弃他，我生来就是这样的人。”当然，她回国还有一个次要的原因：为了儿子莫尔，因为他希望母亲带他回国。 1939年6月，茨维塔耶娃带着儿子回到阔别17年的祖国。她在国内的艰难处境大大超过了她原来的预想。茨维塔耶娃找到了女儿，却打听不到埃夫伦的下落。茨维塔耶娃并没有如在法国给她的许愿那样获得工作和起码的生活条件。人们像躲避瘟疫一样回避她，连她的老朋友爱伦堡和她视为心灵的知己的帕斯捷尔纳克也不敢见她。这些有良知的作家自己也岌岌可危，他们算是从斯大林的“大清洗”中劫后余生的人。茨维塔耶娃一家3口人面临着生存危机。最终还是帕斯捷尔纳克不怕受牵连而帮助了她：他请求苏联作家协会负责人法捷耶夫关心一下茨维塔耶娃，但遭到拒绝，不过为了不让她娘儿3人露宿街头，作家协会还是勉强给了她一间极窄小的房子。帕斯捷尔纳克又介绍她从事翻译，以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这时，茨维塔耶娃已不能获准发表作品了（从回国到逝世只例外地发表了1首早年的诗歌）。 1941年8月，因德国军队逼近莫斯科，茨维塔耶娃偕儿子莫尔撤到鞑靼自治共和国的叶拉布加镇，再次经历了屈辱、贫贱、孤独和痛苦。她不得已求住家附近的同仁帮助一下，却遭到冷遇。她申请在作家协会即将设立的食堂当一个洗碗工，以使儿子和自己不致饿死，但却被搁置下来。她贫病交加，心力交瘁，孤独痛苦，万念俱灰。她彻底绝望了。她终于被逼得自杀了。人们从她内衣里发现了一纸留给她儿子的遗言：“小莫尔，请原谅我，但往后会更糟的。我病得很重，这已经不是我了。我狂热地爱着你。你应该明白，我再也无法活下去了。请转告爸爸和姐姐——如果你能见到他们的话——我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爱着他们，并向他们解释，我已陷入绝境。” 在茨维塔耶娃自杀前的1939年8月，她的女儿以间谍罪遭逮捕，她在监狱、集中营和西伯利亚流放地被折磨了16年，1956年才被恢复名誉，但她的青春、美丽和才华被摧残了。不久，茨维塔耶娃的姐姐也被逮捕。而丈夫埃夫伦在1939年10月以“叛国，搞恐怖活动，号召推翻苏维埃政权”等罪名被逮捕并在她自杀后1个月左右被枪决，则是她无从知道的。1944年，茨维塔耶娃的儿子莫尔应征入伍，同年7月死于沙场。至此，茨维塔耶娃一家5口人中4人先后惨死和非正常死亡，只剩下大女儿1人在劳改中。 茨维塔耶娃在逝世20来年后，才在苏联国内外和流亡者中间获得荣誉，并陆续出版了她的诗歌和散文等作品。她的姐姐从劳改营释放后，于1960年来到叶拉布加镇，在公墓里被认为是埋葬着女诗人遗体的地方，立了一个简单的木十字架，上面写明茨维塔耶娃的出生和死亡的日期。茨维塔耶娃作为一个人而死，作为一个诗人而生。她的诗的理念把她推上了十字架，她的诗的创作把她推向了生命的辉煌。1992年秋，美籍俄罗斯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布罗茨基在出席茨维塔耶娃的国际研讨会上宣称：“茨维塔耶娃是20世纪最伟大的诗人。”有人问道：“是俄罗斯最伟大的诗人吗？”他答道：“是全世界最伟大的诗人。”又有人问道：“那么，里尔克呢？”他进一步强调道：“在我们这个世纪，再没有比茨维塔耶娃更伟大的诗人了。”诺贝尔评奖委员会主席埃斯普马克说：茨维塔耶娃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既是她的遗憾，更是评奖委员会的遗憾。确实，茨维塔耶娃和阿赫玛托娃，不仅是20世纪西方最杰出的两位女诗人，而且也是自古希腊女诗人萨福之后世界女性诗歌两座直耸云天、望之弥高的青峰。 |
| 随便看 |
|
四季谷提供散文、诗歌、杂文、随笔、日记、小小说等优秀文学作品，并提供汉语、英语等词典在线查询，是专业的文学及文字学习免费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