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生产队里（22） |
| 正文 | “娘们”造反 近三十年里，这块地上，种田的花样变了好几次，先是农民翻身得解放，打倒了地主、土豪劣绅，农民都分到了地。 解放初，农民是黄牛角，水牛角，大家各归各。没过几年，就搞互助组，起先是动员几家农户自愿合起来，组成一个个农业生产互助组，男人和女人有了分工，男人主要做犁田、挑担等重活，女人插秧、收割等弯腰活，让光有男劳力和女劳力的农庭得到了相互照顾，提高了工效。 五八年那阵子，又兴“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农村就要实现共产主义了，大家就把各家各户的灶头扒掉，到生产队里建大食堂，男女老少都到食堂去吃“大锅饭”，生产上也是“大跃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老乡们个个兴高采烈，都嚷着明天就要实现共产主义，那是一个“耕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出门坐汽车”的大同世界。 这样的好事迟迟不来，盼来的却是大头风，水肿病，那几年的收成不好，当干部的为了“放卫星”，虚报产量一亩几万斤，结果上级号召支援国家建设，干部们好大喜功，卖光了全队的口粮，上台戴大红花。“干部出风头，社员吃苦头”。大伙们没有了先前畅开肚皮吃饱饭的福气，先是半粥半菜，后来是地瓜土豆，再后来是树皮草根，一年时间，队里身强力壮的汉子，食量大，天天吃不饱，一连饿死了三、四个，接着年老体弱的，还有小孩都一个一个的少下去。或许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无法想象人们在受到如此苦难的时候，还能忘记自已的存在，一心向着伟大的理想。那时候农民们刚从万恶的旧社会翻身得解放，日思夜想即将来临的新生活，对“瞎指挥”的干部敬若神灵，言听计从。每天象部队出操一样，齐齐整整下地劳动，早就断绝了其他念头。后来大食堂没啥共产了，就散了伙。六十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灾难接二连三，但社员对领导的信任一如当初，丝毫不变。 到了七十年代，队里的人都有了习惯：只要队长说的，只会照着做，不会去想做对或做错，要是天塌下来，那是长人顶的事。正是由于这样的习惯，才使队里一官半职的头儿们指手划脚，忙得不亦乐乎，象个主的样。 这年拔秧的季节，队长华良却遇上了一件辣手的事。那天，他去检查妇女们拔秧，发现有几个妇女拔错了苗，他照例破口大骂，把田里的女人们骂得要多难听就多难听，平时他骂得越厉害就感觉自己越有理，女人们都会轻轻喘气，乖乖地听他教训。 没想到这一次，被骂的女人里头，有一个识字的女人，叫凤珍，初中毕业，是队里的记分员，平时在妇女中挺有人缘，队长骂得正起劲，她第一个站起来，当着队长面说： “我们女人也是人，爹妈好生好养出来的，从小没有被他们骂过，今天给你骂，不值！我们不挣这工分了。” 说完，拎着拔秧的小櫈上岸回家了，一道拔秧的十几女人看到她走了，一齐从水田里上来，个个虎着脸，不声不响地回家了。这从未有过的反抗场面让队长一时噎住了，他不知怎么是好，来回在田岸上走了一二十趟。回到家里，自家人挖苦他“拿着鸡毛当令箭”，人做来推板（差劲），受众人白眼，不值。 这事还真不是就这样算了。队长没想到，难吃的果子还在后头。女人回到家里，在枕头边向丈夫吹枕头风，说队长如何的凶狠，把我们女人骂得与畜牲差不多，是自己出娘胎来最塌面子的一次。 男人们也有自尊，保护自己的女人天经地义，女人被别家的男人骂，没面子的是男人。他们嘴上不说，心里也窝起了一把火，一连几天，没有一个男人去理睬队长华良。 队长一开口说话，在场的人都装有事，转头就走，没人去跟他答话。一直威风的队长，眼前却成了人见就避的“神经病”。 女人们更绝了，远远看见队长在前面走过来，赶紧一哄而退，调头走另外的路。有时候一堆人围在一起嘻嘻哈哈，有说有笑，队长走上去想讨热络，还没等他走近，大家“唰”地停住了笑，扭头就散了。这时的队长，成了一个人人见，人人怕的冤家鬼，他只好干瞪着眼，搓着手皮，上前走也不是，往后退也不是。 此后的半年时间，女人们把队长活生生地弄成了个哑巴。年底选队长的时候，华良再也不敢当这个“芝麻绿豆官”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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