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青春无悔》二 |
| 正文 | 一九五九年 “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反动派被打倒，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全国人民大团结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新高潮。”这是一个狂热的年代，有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忘记了自己的存在，忘记了人可以“不食人间烟火”的本性。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超过英国老王牌”一代伟人向全国人民宣战：全民动员大炼钢铁。土法上马，一切土办法，炼的钢铁无法分离，彻底失败。 这一年，成立了“人民食堂”。“人民食堂”的成立，就是家家不准自己做饭，一个村子几百户人家集中在一起，统统在食堂吃饭，挑选最大的房屋当“食堂”。当时，我家是这个年代损失最大，受害最深的人家，也是“革命”最彻底的人家。我们全家老小四口人被搬到了别人家，自家的财产全部不动用，归为集体。各家里把自己的面、肉、油、盐、酱、醋、锅、碗、筷、茶具、粮食全部搬到了一起，家家不准生火做饭，猪有猪圈，牛有牛圈，面粉几家集中在一起成为“面”山，各种茶具在大厅中明光闪闪。人们做完了农活，在“食堂”吃饭吃得津津有味，每天像过年一样，每天杀猪、杀羊，人民跑步进入了“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正向共产主义阔步前进”。 “吃饭不要钱，劳动不计报酬”，“全国人民是一家人”，吃饭不问那里人，不分村社，不到一年全村的猪杀光，面吃完了，牛也杀光了，有权有势的，大队队长，食堂管理员，大师傅，半夜三更向家里偷面粉偷粮食，深更半夜，在自家起小灶，管理人们生活的队长都利用职权，私分、多分，人民的生活一落千丈，人们为吃不饱肚子而发愁，再加上“全民动员”“土法上马”“大炼钢铁”这又给人民生活上雪上加霜。 “全民动员，大炼钢铁”这又是一个创举，为了完成任务家家的铁锅被打碎炼铁，一年人们辛辛苦苦炼成的铁无人收，无人管，都铺路了。铁渣不能分离，铁没炼成，家家的好锅都打碎，付之东流。狂热的人民、狂热的国家在深思，谁离开了科学规律，谁离开真理，谁就会失败，蛮干代表不了科学，狂热代表不了“实事求是”，农作物在荒芜，杂草纵生。耕牛被杀，几百户人家只有七、八头牛种田，摆在人们面前的只是为了吃上饭而发愁挣扎。难道说“贫穷就是社会主义”，“大铁锅就是社会主义”，不食人间烟火的人们在深思、探讨。但是，在错误与真理面前有好多人付出了生命，倒在了饥饿中再没有起来，敬爱的彭德怀总司令在《湖南考察报告》中说了实话，“人民公社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一大二公不符合社会发展逻辑，我们打下了天下。就要让人民吃上饭，过上幸福生活”。由此，在十年浩劫中被打倒了。 一九六零年 那是一个难忘的年头，也是“人民食堂”成立的第二年，我已十一岁，真是长身体的时候，当我看到食堂门上，“食堂巧煮千家饭，千人夸来万人传”显目的对联，我心发慌，腿打颤。我上小学四年级，每天放学回家，我们全家只能从“食堂”打一碗清的照见人影的面汤，我们姐弟俩只有吃野菜充饥，当时劳动力乱调，土地荒芜，每天挖野菜水煮后，泡在清汤中吃，由于吃菜多，面少我们全家开始浮肿。二姐因为误吃野菜中毒而三天三夜昏迷不醒，母亲大哭着一勺一勺用清汤喂二姐，我也跟着大哭。当时每人每天只有三两面，不如今天一个馒头，再加上“大师”、“队长”、“管理员”所有社里有权力的人们偷或贪污，到社员口只有几两面，人们生活在饥饿中渡过，饥饿的连走路也走不动，有个别人浮肿后饿倒再也没有起来。全村人的吃饭穿衣只有队长说了算，正是苦了人民，他们的家族劳动轻，全部在管人，好的地方，吃饱肚子的地方，全是自己人，大师、管理员、记工、保管员都好吃懒作。脏活、累活让母亲干，母亲每天要担十几担水，洗几百户人家的碗，洗十几口大锅。冬天，母亲的手流血，双脚冻肿。但是，母亲还怕这种苦活被别人抢去。因为食堂干的这种杂活，可以多刮几铲锅里的“渣渣”吃，盛下的一碗清汤让我们姐弟俩多吃点，伟大的母亲，在艰苦的岁月里，您为儿女们付出的太多太多，在此不一一列举。 “宁叫捂臭，不让人兜”这是那个时期的顺口溜。这是一个饥寒交迫的年代，由于有权有势的“家族”不劳而获，很少劳动。一到秋天，沉甸甸的麦穗满地都是，为了快收，所有饱满的麦穗都被埋到了土里，因当时谁若拾一个麦穗就是偷“集体”的东西。而当时有权有势的“队干部”、“土八路”可以明目张胆地割麦穗，拿回家去，无人敢管。我母亲只能在无人主意时，偷偷的在口袋中拾几颗麦穗。回家后，在火炕眼中烧熟让我们吃，我们在没有灯光的深夜，吃得很香很香，当我们发现母亲没有吃时，我们哭了。我们全家常为几粒粮食、一口饭，你让我、我让你，推让不止。 为了生活，我十二、三就挑起了家里的重担。每到暑假，我和孩子们，天不亮就到离家三十里的“三角石”、“兔石山”去打“榭榭”，“榭榭”是野粮食，一天打几十斤，每天积累起来，烧熟了和野菜一块吃。 “榭榭”是一种野草类，一颗接几粒，它的成长期和庄稼一样，成熟后只有十几天就要落掉，在收割庄稼的时候，大人们不让外出，只有娃娃们才能收到。记得有一次，我去了我姐姐的家，姐姐的公爹是个大知识分子，五八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农村改造。他拉着我的手说：“侄子，我没有什么好吃的，我给你一个点心吃吧。”他颤抖着手，从口袋里拿出手掌大的一块“榭榭”面与野菜和成的饼子，那时的吃的正和“人参”一样值钱，我吃得非常香。此情景到现在记忆犹新，“榭榭”是红色的，生芽成甜味，极热，烧肚子几天不能大便，但它毕竟是野粮食，就是那个年月养活了一些人。野草与粮食都是人类不可缺少的，一样养活人，不可一概铲除。更在那个“疾寒交迫”的年代里，粮食与野草是人们不可缺少的必需品，也是祖国母亲的“孪生兄弟”。 今天，在富丽堂皇的酒店、饭庄，人们的生活极度的富裕，那些大官、贵族，吃遍了山珍海味，当年六十年代就养活人民的野菜——苦苦菜、人生果、角麻、柳叶菜……也登上了大雅之堂，忆苦思甜，价格昂贵，调剂口味，这是对野菜的回报，也是给予野菜、杂草的平反，归功于最困难的时代，我深深地体验到了三年自然灾害的年代。使我永生不忘，从生活实践中，我更体会到，粮食与野菜是相亲相爱的，对大众是有益的，不能一概除之。正是这些野菜在六十年代给了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生存到了现在。 “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结束，“三座大山”推倒了，人民当家作主，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第一颗原子弹上天了。难道“贫穷”或“公有制”就是社会主义？青年时期的我，一直在深思。 毛主席提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一种制度，一个路线，无论怎样也离不开实践与真理的检验。我深刻地体会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了赢得真理，一些人付出了血的代价。 “父亲是天、母亲是地”，孩儿的成长离不开父亲的教导，母亲的哺育。六十年代初的三年，是最困难的时期。那年头，父亲在粮站工作。父亲由于忙于工作，建设粮站，发放供应粮，几年不回家，我们在困难中多么盼望父亲。当时社会上有一个顺口溜在群众中广为流传，“吃死的粮站，富死的商店，穷死的教员，饿死的社员”。后来父亲知道家里挨饿，日子难以渡过，他给家里捎来了一些炒面，才挽救了我们全家的生命。 我的大姐，三年的困难时期在“夏河师范”读书。今天我与孩儿们、大姐们说起时，笑得眼泪只淌，当时交通极不方便，再加上无钱，我的大姐从夏河县步行三天，走到了我父亲工作的地方—“甘南州”粮站。大姐饿极了，一口气吃了八个馒头二斤多，还抢着要吃，父亲阻止住，怕饥饿的人被撑坏了肚子。这些事我还记忆犹新。今天我和大姐与孩儿们说起时，孩儿们笑得前仰后合。 父亲是家中的顶梁柱，在三年困难时期，很多学生由于吃不上饭而失学，是父亲供给了大姐夫上“兰州大学”的费用，使他没有失学。因为，当时，我姐夫的父亲是知识分子被打成了右派，被开除公职下乡劳动改造，没有经济来源，我的俩姐夫都是定的“娃娃亲”，当时很讲究门当户对，都是知识分子的家庭。时隔三十年，当我母亲去世时，我大姐的公爹前来吊孝，双手执香，长跪不起，八十岁的人大哭：“亲家母是您冯家养活了我付家，付家儿孙满堂都吃皇粮，离不开亲家呀”。这些作为大孝子的我一一看在眼里，泪水直流。伟大的父亲，血浓于水的柔情，啊！您的贡献太大，挽救了两家人的命运，三代人…… 一九六零至六三年，由于生活贫穷上不起学而耽误了我的学习，父亲只有从头教育入手，每天让我写一篇日记。父亲工作期间，从图书馆借来很多书，让我读，在少年时期由于父亲的教育，我借读过很多书，有《青春之歌》、《董存瑞》、《黄继光》、《青春》、《林海雪原》、《红岩》、《第二次握手》、《苦斗》、《野火春风斗古城》……外国书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流浪者》、《苦菜花》、《农奴》……读了革命烈士的书籍，从小心灵中被英雄人物激荡，被烈士们的鲜血为建立新中国可歌可泣的事迹打动，一定要向英雄们、烈士们学习，长大一定报效祖国，像他们一样，为亲爱的祖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流血牺牲贡献自己的力量，学习他们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为祖国英勇献身在所不辞。 少年时期，爱国家，向英雄人物学习，心中的热血在奔流，发奋读书，报效祖国，是父亲鼓舞了我，给我力量。父亲给予了我的生命，又挽救了我第二次生命，父亲在童年时代用革命烈士英雄的事迹教育我，在我学生时代，“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是英雄的毅力，“牛虻”起死回生的力量，保儿、可查金的不屈不挠的精神，“渣子洞”、“集中营”烈士们对真理的高叫：“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任脚下响着沉重的脚镣，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由，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是烈士们的誓言，不断鼓舞着我，鞭策着我成长、成熟、坚强、忍耐，我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流血的棍棒政策下没有倒下去。我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潮，阔步走上了富裕之路，为达到小康而努力奋斗。我耳闻目睹了伟大的祖国，今天的欢声笑语。“人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当你回忆往事时，不会为自己碌碌无为而丧悔。”保尔的精神，“江姐”的“红梅赞”的歌声，激励着我赢得了黎明前的黑暗。在逆境和黑暗中，不断鞭策着我，鼓舞着我，使我实现将来的“小康”。少年时代的书没有白读，“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这些都是我青年时期前进的动力。 一九六二年 毛主席说：“夺去全国胜利只是二万五千里长征走完第一步，以后的路程更长，更伟大，更艰苦，党的政策决定之后，干部是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一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 一九六二年，我十四岁了，伟大的祖国也度过了十四个春秋。这个年代的“刘邓”路线是我少年时闪光的太阳，我从少年时代才懂得什么好，什么坏。那时，在“刘邓”路线的指引下，六一、六二年的“大锅饭”、“人民食堂”解散了，人们高呼“好得很”。奔走相告，饥饿的人们露出了笑脸，每家每户重振家园，恢复了生产。敬爱的刘少奇同志向人民发出了生产的自救。为了渡过难关，在农村实行了“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人们精神振奋，大人小孩拿着锄头、挥舞着洋钩向荒山要粮。我母亲也带着我上山开荒，当时我家开了半亩地，粮食当年就丰收了，小豆白登登，麦子金灿灿，我们从这年就吃上了饱饭，白面馒头，街道上也出现了卖油饼、馒头，一个饼子二元钱。我亲眼看见一个饿汉一连吃了二十个饼子，从怀中掏出了二十个白元，他说：“要这个干啥，我爷爷有钱无粮饿死了，钱不能救人命、粮食才是宝中之宝，民以食为天”。当时的人民从狂热激情中醒悟，狂热代表不了真理。口号换不来馒头，人们高呼着“三自一包”好，“四大自由”好。“刘邓”路线的指引，人们一年就摆脱了饥饿，粮食丰收了，先集体后个人的政策大得民心……。 什么是“刘邓”路线，用今天的生活来说，就是改革开放放山养羊，人们活了。 我记得少年时期的一个运动，向贪官开战，反贪污、反浪费，向三年困难时期多吃多占的贪官开战的“四清”运动。清组织，清思想、清贪官、清浪费，所谓“四清”。在三年困难时期向多吃多占，贪污腐败的贪官批判斗争，让人民审判，向党和人民交出物资，交出现金，为人民退赔，罪大恶极的被判了刑，开除了党籍，罢了官，在万人大会上向人民低头认罪，人民欢声雷动，“打倒贪官，共产党万岁！”。人民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她一心救中国”的歌声振天。大生产掀起高潮，饥饿的人民向荒山进军向荒山要粮，重新养畜、养鸡，当时猪几乎绝种，一个猪仔高达一百元，相当于今天一千元，还买不到。一个铁锅高达五十元，为大炼钢铁，家家的锅，炼了钢铁。三年摆脱了饥饿，三年解决了温饱，萧涤的市场物资丰富了，要啥有啥，狂热的头脑在清醒，在深思只争朝夕，只争朝夕的激情在破灭，粮食是宝中之宝，不食烟火的年代结束了。 伟大的人民在饱受饥饿后觉悟：口号代表不了馒头，狂热代表不了社会发展规律，任何决策都离不开检验，谁违背它，谁就要付出血的代价，脚踏实地，努力生产，挥舞镢头，抓生产，广积粮，不称霸，才是农民唯一的出路。祖国啊！人民啊！自己再也不要折磨自己了，伟大的祖国啊！您浑身是伤，为儿女们付出的太多太多，人民啊，太苦太累，歇一歇吧！今后又是怎样？“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是革命道路的首要问题。” 一九六五年五月十六日 那又是一个难忘的年代，这个年代从开始到结束整整持续了十年。在祖国的大地上，黑云密布，刀削剑影，文攻武卫，把中国千年的文化，批了个透，翻了个底朝天。打倒走资派，斗争、夺权、反修这个运动像恶魔一样在中国大地上，横行了十个年头。 “海瑞罢官”。海瑞骂皇帝，由江青、张春桥、姚文文在北京市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点燃，在文艺界开展香花、毒草的批判，掀起了文化大革命的冲天烈火，这场大火烧向全国各个角落，向台风一样卷入千家万户，这场斗争，是残酷的十年、斗争的十年、“极左”的十年，冤假错案纵生的十年，我家也是这场运动的受害者之一。 “利用小说反党是一个新发现，全国共诛之，全党共讨之”。全国的小说、电影、戏剧、报纸、歌舞被审查、清理、政审，文艺界掀起了向糟粕、毒草的批判，十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在这年里，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临潭一中”，在全州七个县的考生中名列第一，随之上了初中二年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燃遍全国，也燃烧到了我们山高皇帝远的校园，播文化大革命的种子，点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揪“走资派”，打“保皇派”向资产阶级开战。“临潭一中”必然大乱，校园里向老师、校长的大字报铺天盖地，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歌声此起彼伏。 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我的第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清华大学聂元滓等七位同学写的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何等的好啊！大长无产阶级之气，大灭资产阶级威风。有些人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妄图把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下去，又何其毒也，“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毛主席带上了红卫兵袖章，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大风浪里练红心，刀山敢上，火海敢闯，舍得一身刮，敢把皇帝拉下马，敢革命，敢造反，这场文化大革命向混水一样洗涤着祖国的各个角落，向一切旧文化、旧思想、旧风俗开战，煽文化大革命的风，点文化大革命的种子，夺权、造反、革命，中央首长敢揪，省委书记敢斗，实现全国江山一片红，当时由于父亲老革命变成了走资派，我也受到了株连。当时在学校，我任学生会主席、文体委员，运动开头是革命领导干部的子弟，加入了“红卫兵”，是运动的佼佼者。不到一月随着父亲的打倒，我变成了“黑五类”子弟，成为这场运动的门外汉，毛主席在首都北京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接见“红卫兵”的指示，全国大中院校的学生，乘车免费去北京首都授毛主席检阅，分别接见八次，十个“贫下中农”子弟学生中选送一名学生去北京，我由于父亲的原因，失去了这个机会。没有上北京的学生由校长带领去十五里的荒山开荒、种田学农。学生时代的激情，第一次遭到打击，这到底为什么？我没有罪啊？随之我被清出“红卫兵”组织，清出学生会，撤消了学生会主席的职务，去荒山务农，我渴望自由，更渴望去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 当我校的第一批授毛主席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在北京接见时，喜报传来，全校欢声雷动，我只有发呆，当时全国“大串连”，各地大学生、中学生，国家免费吃住、乘车，省与省之间的青年学生相互交流经验，煽文化大革命的火，点文化大革命的种子，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省委书记敢揪，县委书记敢批，“走资派在那里，就在共产党内……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刀山敢上，火海敢闯，捍卫毛主席，捍卫党中央，敢于反潮流，造反有理。” 一九六六年 一九六六年的那一天，是天给的，我一个难得的机会。我紧紧地抓住了这个机会，一对十二人组成的红卫兵，“兰州大学”的女学生，来我校搞革命。 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好像早晨八九点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我从五十里的开荒农场回校办伙食时，看见“兰州大学”十二名大学生“串连”到我校，面向全校老师、学生，有声有色地讲演毛主席检阅的激情场面，他们是第二届听从中央首长的指示，徒步走二万五千里长征，重温当年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的生活。他们身穿绿军装，腰扎宽带、身背背包、身挂水壶、包着裹腿，从“兰州大学”重走“腊子口”来到我们“临潭一中”，“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点文化大革命火，煽文化大革命风”，“煸风点火”战斗队来到我校。给校长戴高帽子，大叫：“今天的年代是我们青年学生的年代，谁打击红卫兵，谁就反革命，谁反对红卫兵，谁就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绝不能以生产压革命。同学们冲出去，冲向全国，冲向世界，冲向首都去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吧！” 天下是我们的天下，国家是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马克思主义道理千头万绪，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在“兰大”学生的造反中，我们获救了，随之农场的劳动解散了，我们自由了，我们多么想去闯世界，南飞的大雁，请你快快飞，革命派战士永远想念毛主席、想念北京。因为我们“黑五类”子弟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所以我们只能以县委书记，郭发永为代表的十五人组成了“甘南州”七个县的第一个长征队、“继红兵”。我们准备了八个月的伙食，每人每天由国家发半斤粮食、三角钱，领取全国通用粮票，由国家统一发下没有领章的绿军装，打着裹腿，在锣鼓口号声中欢送的几百学生与老师，俨然像出征的勇士，高举战旗，歌声嘹亮。我们背着行李出发了。 在这次长征“串连”中，我们走过岷县、甘谷、天水、马乌、洛门，在“兰大”学生的带领下，揪斗过“洛门镇”地委书记，这就是在我长征中斗的最大的官。 我们走过陕甘宁边区、老何水县、会宁县。去过陕北刘志丹的家乡，走过革命根据地，走过冀中平原、庆阳县，参观过“地道战”，去过“大寨”，去过刘胡兰纪念馆。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生的伟大，死得光荣”的题词前，留过影。我们也去过延安的杨家岭，南泥湾、枣园，攀登过“宝塔山”。横渡过长江、黄河，攀登过万里长城、八达岭、铁索桥。在山西的太原市首次参加过对省委书记的批斗，游行示威，历行七千八百里路，一步一步地走到北京。把“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一中”的旗帜献到了英雄的纪念碑前。我们第一次看到了，首都百万学生对老一辈革命家，罗瑞卿元帅等十位老帅的批斗，他们被十几辆大卡车押送着，有几十个“红卫兵”驾着“喷汽式”飞机，什么叫“喷汽式”？就是由两个人背折着双胳膊向后、向上，一个人压着人头向下。在那场运动中有多少无辜者，因为驾“喷汽式”而折伤了双臂，又有多少老革命，从此站不起来，残忍地倒下去了。他们在脖子上还挂着几十斤重的大牌子，“某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分子，某某反革命分子、特务、内奸、走资派、叛徒。”几十万的红卫兵大军游遍北京。首都的大街小巷，口号声，高音喇叭声响彻云霄。老帅们，打的青一片、紫一片。大型图片发向全国，谁反对文化大革命，谁就是反革命。江青当时任中央文革付组长，是全国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指挥官。全国发出战果辉煌的“文攻武卫”，这就是首都北京的一幕幕，还有更残忍的，在此不可笔述。 这次长征串连，是徒步串连，串连的队伍，走到哪，吃到哪，不给钱。在这次徒步“串连”中，我看到了人民对我们的不满情绪，在庆阳县黄土高原的窑洞，晚上住宿，老百姓不接待，放出家中的狗，抱走了被子，拿走了席，我们只好住“孤炕”。在隆德县、六盘山脚下，我去看老百姓，去过庄稼汉的房子，一个老爷爷在看《三国演义》，他惊慌失措地拿着书逃走，怕被烧掉。在延安吃饭，我们只有窝窝头，小米粒，当时人民生活还是非常艰苦，在我们吃饭时常常围满了小孩子，我有意多拿些，把多余的窝窝头分给了孩子们吃，因为我的童年和青年也是在饥饿中渡过的。 在这次徒步串连中，我看到了“极左”路线，只搞文化革命不抓生产，不讲民情、民风、民俗。 难忘的甘肃省“华家岭”之行。华家岭，起伏几百里的大山，松林，几十里无人烟，几天几夜下大雪，行人绝迹。但是，我们的长征队，天不亮就赶路，爬行曲崎的山岭、山麓。每到山沟，铺天盖地的大雪被扫得干干净净，在征途中，我们看见了劳动人民，背着背头，拿着扫把、铁锨，正在严寒地冻中清扫积雪，他们冻得哆嗦发抖，衣裳很薄。可是遇见我们都露出热情的笑容。劳动人民是多么伟大的啊！步行定西县，甘草店，榆中县，会宁县、镇原县，这些都是甘肃极度缺水的地方。还有干旱边区会宁县，我们由于连续走路，脚都肿了。在定西县休息了一天，更体验了这里的民情与艰苦。定西县，在每家每户的引水沟边，都有一个水窖，睡觉前都放着盖子，每当天下大雨门时，门前水沟中淌的水流进窖中，很不卫生，上边有马粪、牛粪，就是这样，谁家也不能独自灌水堵水，家家引的水，水质混脏，极不卫生。当我走了一天的路打水洗脸时，主人为难了。当我从接待站打来一壶水洗过脸，刚准备泼时，主人用手接住了，他又再次洗了脸，然后给羊，渴急了的羊像吃奶水一样甜美，在，接待站，我们看到了“宁叫亲人吃饭，不让亲人洗把脸”的情景，这是千真万确的定西之行，也是社会的第一课。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万里长江横渡”。长江的竹排，伟大的人民，一九六六年十月，天寒地冷，长江迟迟没有封冻，我们成百上千的长征队来到了长江渡口，这里的船夫，勤劳的人民，一排排渡船的，不收船费，摆渡我们过长江，他们不畏严寒，十几个人穿着救生圈，用一排排竹排，一天要送几千长征队，当时我才十八岁，我记得，他们每当送我们一排都要捎话向毛主席问好，当“兰州大学”、“西安大学”的学生送给他们钱时，他们一分也不要。质朴中厚的人民啊，这场文化大革命，又给你们带来什么？ “六盘山”之行，步行十几天我们来到了隆德县，六盘山脚下，由于连续行军，脚发肿、腿发肿。我掉队了，我在“隆德县”休息了几天，其他十四人去平凉县。第二天，大雪封山，北风呼啸，浑身冻得发抖，我喝了点酒，听老乡说，过“六盘山”要喝酒、吸烟，不然会中“烟障”的毒。这是“天高云淡”的诗作出生地。我步步走去，这里人烟稀少，一座座山、上山下山九十里，大雪封山，北风呼啸，我更体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的艰苦生活。在“六盘山”上空一架飞机向我们挥动红旗撒下传单，“林付主席是毛主席最可靠的接班人。” 成都军区向“红卫兵”致敬，我信心十足一口气跑到“六盘山”最高峰，六盘山：“天高云淡，望断南飞燕，”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新城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满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西风烈，长空燕叫霜程月。伟大的诗作出生之地，这里确实天寒地冻，几十里无人烟，也无大雁，全山六大盘，名为“六盘山”，右边镇原县，左边平凉县……。 下午四点，天色昏暗，远处不时传来狼吼声，我毛骨悚然。在“舍得一身刮，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口号下，什么也不怕，只有工人阶级兄弟的深情。在大雪中一辆车停在我身边，“红卫兵，你去哪里，请上车”。我说：“不，我要一步一步地走到北京去，不然对毛主席不忠。”两个师傅笑着说：“这里离平凉县还有几十里，你会冻坏的或被狼咬了，那才叫更不忠呢。”我被强行拉上车，把我送到平凉，已是晚上十点钟。这天是“元旦”，我们在平凉过了一个“元旦”节。 一路长征一路歌，长征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是煽风点火队，在这次“串连”中，我更体验到了劳动人民的无私。但在这场运动中，我们为人民做了些什么，深思、探讨验正。究竟谁对谁错？ 一九六六年，我们在北京过了大年三十。我们去过中南海，参观过革命烈士纪念馆、历史博物馆，进过天安门，参观故宫，参观过大专院校与造反派组织的游行示威。去过“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同时也参加过保卫档案馆的学生组织，也得到首都学生的赞同。当时首都北京，每天每夜，口号声、高音喇叭声，此起彼伏，打到“刘、邓、陶”、打倒“彭、罗、陆、杨”的口号，彻夜难眠，几乎所有的老革命，老帅都在呼打倒，都被列为“走资派”。各级党政机关天天都有造反派组织的冲击和打砸。在首都，由于造反和冲击，各级政府办公室无法正常办公，一切命令由中央文革说了算，飞机停机，火车晚点是常事。革命就是打烂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破旧、立新。 在北京日日夜夜的二十天里，由于“串连”的学生特别多，分派吃饭，住宿非常困难，我们只好住在“陶然亭”，地下室接待站里，六十个学生打地铺住宿，每天吃米饭。当时北京一只最有名的“酱填鸭”只有二十二元，一碗素面，带汤面无肉，一角钱，比“兰州”素面贵二分。而且所有食品，吃时都要用北京市的粮票，我们要吃东西，只有用全国统用粮票换北京粮票，当时处于困难时期，全省都有自己的粮票，只有全国统用粮票全国能用，记得我从北京买了各种名贵好吃，什锦果脯蛋糕，挂面五十斤食品用大包装着，几千里带回老家，年迈多病的父母亲，高喊，“我的儿呀、这么好的食品见都没见过，这就是北京人吃的”。母亲舍不得吃送给了亲朋好友，天下有这么好的东西没见过那也是个机遇，随着生活的恶化，家境日夜败落，我母亲再也没有吃过北京的蛋糕、点心、挂面、十锦果脯、等等。娘啊，这是我一生中对母亲的最大的一次孝顺，儿再也无能为力了，母亲直到去世还念念不忘北京的食品。母亲啊，是儿不孝，而是当时的处境，儿也没办法。六十岁的我，泪水满面，哭不出声：颤抖的笔啊！停一停。最令人伤心的事情是，父母供出了自己的儿女、女婿，由于历史原因家庭的落败年月，我的大姐在工作，从“西安”回来后，三过家门而不入，年老病重的母亲只收到大姐托人带来的半块面包、一把干豆子。母亲已满口无牙。大姐啊，在逆境中，你太无良心，我终生不能饶恕你的所作所为，这个阴影永远难消，直到大姐去世。 北京的大年之夜，在北京串连、造反、交流革命经验已十五天过去了。一天夜里，我班同学，长征队员王伟人，突然得了急性心脏病，由大连铁道学校的学生协同，送去“北京同仁”医院治病，由于没有药费，我跑过“中央文革”办公室，去北京市地下室找过北京市委书记，是他调动的专家，十天治好了王伟人的病。我们回老家了，当时的文化大革命、北京之行就这样结束了，我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打回老家去，复课闹革命。”旅行八个月，走了七千九百里的路，长征结束了。但以后的路更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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