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 文化黑洞——顺应与征服 |
正文 | 人类文明源自非洲,自埃及进入两河流域,再到印度和中国。这是人类进化为智人在迁移过程中,不断征服自然的结果。中国毫无疑问成为古代文明唯一一个延续至今的国家。中国人常常引以自豪,但这只包藏于过去的农耕文明之中。在工业文明兴起之后,首先进入工业文明的国家,在与农耕文明国家碰撞时,无不将农耕文明击的粉碎。这场PK争霸赛,在表面上看是军事的较量,科技的比拼,先进与落后的厮杀,其实质却是文化理念的冲撞,是觉悟对迟钝的撞击。 从中国古人对世界地理的认识来看,尽管有着秦皇汉武的一统和开疆扩土,但思维始终滞留在上古时代。琮是奴隶社会祭祀的主要礼器,从良渚文化出土的玉琮外形来看:方圆的结合,说明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念在古人脑子里很早就产生了。在《周礼·春官·大宗伯》里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已经纳入到帝王祭祀规范里。从汉代遗存的伏羲女娲石像来看:伏羲擎矩,女娲拿规。伏羲绘方形大地,女娲画圆形上天,这是有记载的对天地形态的描绘。中国最早的《山海经》描述的世界是:世界以中山为中心,四周是山,再外是海内、海外,最外是大荒。世界是个方形空间,中央居住的是华夏族,边缘四周围绕的是北狄、西戎、东夷、南蛮。古代中国并非没有向外探索过,汉朝的张骞出使西域,再到班超班勇父子开拓西域交通线,以及甘英抵达波斯湾等探路者的壮举,使得汉朝为西洋世界所知,汉民族自此接入了世界大家庭。就是这样,在探明许多未知世界甚至开疆扩土后,古人仍然将西方视作夷族,未能撼动古代帝王自己是中央帝国的根深蒂固观念。 无论古代还是近代,中国人始终顽固地认为自己处在世界的中央,夜郎国的故事深深烙印在骨肉中,磨之不去。现存一张最早的宋代石刻地图,是宋人据唐代贾耽绘制的《海内华夷图》而修改的。地图显示处于中央的中国是泱泱大国,环绕四周渺小的百余国只是“取其著闻者载之”。到了明代,虽然有郑和七下西洋遍访东南亚、西亚、东欧和北非,已知晓了地球的球体形状,但绘制的《天地定位图》依然是:天圆如倚盖,地方如棋局,地倾西北界,不满东南隅。说明中国古代形成的地理观念在中国人的头脑中扎下了很深的根,尊古顺应的思维让古人形成了亘古不变之理。尽管后来传入中国的《佛祖统纪》也绘制了世界:《东震旦图》、《西域诸国图》和《西土五印之图》等地图。这些地图将须弥山列于中央,中国偏于南瞻部洲一隅,但并没改变中国官方中央之国的观念。元代所刻的《古今华夷区域总要图》,依然沿用北宋翻刻,华夷分明,华大夷小。直到明万历庚辰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的到来,才将西洋地图和地球仪传入了中国。利玛窦绘制的《山海舆地全图》使得中国对球形的世界以及地理有了进一步认识,但这也仅仅是让中国人的天下观略有知识上的认同而已。明代末年崇祯绘制的《天下九边分野人迹路程全图》中,图的形状虽然受到利玛窦的西洋地图影响,但描绘出的中国面积竟然占了世界的五分之四。到了清朝乾隆年四库全书所收录的《图书篇》中的地图,依旧将中国放大了,缩小了的万国散落在中国四周。甚至固执地做着《万国来朝图》的梦想,唯我为大、唯我独尊。 中国是一个膜拜自然的民族,顺应自然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核心。《周易·系辞》曰:“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古人认为自然法则不仅适用自然,也适用人类社会。自然就是天意,顺应自然,就能顺应天意,天下就会太平。古人于是仰观察天象,俯察地理山川,学习鸟兽之习性后。这样建立起来的社会架构,才是符合天意的。中国文化在周朝奠定了顺应自然的宗亲基础,经过春秋战国的学术繁荣,到孔子、孟子以及荀子的发展,再到汉代的董仲舒独尊儒术,基本确立了中国儒家文化模仿自然的、以伦理为主基调的华夏世界观。实际上中国文化还是比较包容的,也并不是儒家一家独霸中国文化,老子和庄子以及佛家文化对中国也影响很大。诸子百家的不少观念也融入其中,战国阴阳家邹衍创立的“五行终始说”,认为朝代的更替是以五行转换和循环方式进行的,社会是按照“五行相胜”的顺序发展的。其创立的阴阳学说,用阴阳两气来解释世间的千变万化,与五行结合后形成了“阴阳五行说”。邹衍的研究是“必先验小物,推而达之,至于无垠”,自小推演,以至于无穷。其创立的“凡帝王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于下民”,更是为后世勾勒出了天人合一的雏形。这些思想的基础都是试图探寻自然和社会变更之理,摸清无为而无不为的自然之道,为的是去顺应自然之道。无论是诸子百家,还是儒家、道家,中国文人其实一直都在构筑中国社会人的组织架构,并在架构的每一位置上,给每个人再赋予文化内涵。阴阳五行说建立的目的,就是为了证明王权更迭是顺应自然的,这也同时满足封建王道的统治需求。 农业不仅是古中国的命根子,也是当时世界的命脉。这一个大时代的物资匮乏,节俭不只是中国文化倡导,传教士、苦行僧们更是如此。中国始终以农业为根本,商业以及科技都是末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与我何有哉!”,就是农耕社会自给自足的真实写照。农业不仅是国家的生存之本,更是国家的经济之源。历朝历代都对农业基础设施大力修建,春秋战国建有战国渠、都江堰、灵渠、邗沟。就连三国时期诸葛亮都指出:“此堰(都江堰)为农本,国之所资”。到了两汉修建了六辅渠、白渠、钳卢坡六门坡、坎儿井、鉴湖。隋唐开凿了大运河等。农业技术书籍有《齐民要术》、《农书》以及清朝的《农政全书》等。就连“唯有读书高”的圣人孔子都指出:“足食富民”。在古代不懂得稼穑,是要受到世人的讥讽的。荷蓧丈人就曾经教训过子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熟为夫子!”。就是高高在上的皇帝,都要在每年的春耕时节选一良辰吉日,圣驾躬耕籍田于地坛。皇帝左手执黄龙绒鞭,右手执金龙犁,以此重农劝稼,企盼丰年。 农业根本深深扎根于民族之林,科技被讽为奇巧淫技。古代中国的科技常常掌握在道士和炼丹术士手里,普通百姓一无所知,文人是不肖于此的。作为古代科技的代表是匠人,匠人不仅没有文化知识,而且匠人都是口口相授的父业子传。而国家给匠人制定的“匠籍制度”又限制了科技的发展和交流,祖上为匠,世代为匠。说明匠人做得再好,也只能是匠人,甚至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去做官。即便这样,中国古代的科技,不仅领先世界,而且发明众多。中国科学院自然研究所历时三年,总结了古代重要科技发明共有88项。除了指南针、印刷术、火药和造纸术四大发明以外,中国最先栽培了三大饮料作物之一茶,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水稻,最重要的豆类作物之一大豆,最重要的水果作物之一柑橘。这四大栽培作物对世界的生存和发展的贡献,不亚于四大发明。但随着南宋理学的兴起,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一元论倡导,将儒学推向了极致。灭人欲,就是消灭掉人对外界、外物的好奇心,灭掉了探索未知世界的欲望。早在《论语·大学》里就提出过的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欲成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格物致知是儒家的基本功,平天下是儒学追求的最高境界。仔细甄别就会发现,连贯八目的的目的就是要“顺应”自然之道,顺应儒家制定的社会伦理架构,而不是探寻、深究自然之理、之道。朱熹对儒学的“格物致知”可说是推崇备至,但却让儒学后来者听之晦涩难懂,以至于心学大师王守仁去躬身实践,对着竹子连续格物几天后而晕厥。格物致知,其实质就是让人:探究事物形成之理,获得智慧和感悟,然后去顺应自然之道。这些都是文人的悟道,而不是科学研究,悟得也是人文之道、社会帝王之道,与科学毫无关系。由于朱熹将其推向了高峰,蹲踞了人文高位。以至于让其它学科,尤其是科技更是雪上加霜,从此中国拥塞了科技前进的道路。 士农工商,商人虽说在古代排在第四位,但却处于主流之末。自战国开始就建立起了“奖耕战”、“抑商贾”的国策,到秦汉的“重农抑商”、“崇本抑末”的国策形成,再到宋元“专卖”法的颁布,以及明清时代的“海禁”,历代都一直在抑商。古代重农抑商不仅是为了防止社会舍本逐末,再有就是交通的不便,地理环境差,无法大力发展商业。砖茶的制作,就是因为交通不便而出现的。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方式,生产力水平低下,可用于交换的物品较少,物资匮乏成为商业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受到传统文化的长期影响,百姓普遍认为无奸不商,加上商人自身囤积居奇的本性和对物价的操控,都引发了社会的反感。这一点从近代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无约束发展就可以证明,资本贪婪的本性,不仅会失去信誉,还会导致坑蒙拐骗偷横行,欺诈、盗窃和暴力肆虐。甚至于资本为了获得极大利益,不惜发动战争扫除阻碍其攫取利益的一切障碍。第一次鸦片战争前,英国东印度公司和杂货商向中国出口大量鸦片,导致占当时中国总人口十分之一的4000万人成为瘾君子。中国政府鉴于此颁布了禁烟令,开始没收、焚毁鸦片。而丢失掉利益的英国鸦片烟商找到了持股的英国议员和部长,英国议员和部长鼓噪国王以“自由贸易”为名,轰开了中国的国门。不仅如此,放纵追求自我利益还会摧毁人类的文化体系和世界观。仁义礼智信是儒学的资本,商人的资本是赚取利益,两者文化理念相悖。而商人的作为又与当权者掌控的利益不符,既不利于国家征兵征税,又容易脱离当权者的控制,容易将世风世俗引向歧途,脱离当权者的控制。因而,抑制商人,而由官商经营,是古代中国大环境所致。 虽然历史上唐宋、明清的变革不少,北宋仁宗时范仲淹的庆历新政,采取了交子替代铜钱,使得中国的货币制度走在了世界前列。但范仲淹主要做的是吏治改革。与范仲淹有着私仇的吕夷简,趁机扑灭了范仲淹的改革。宋神宗时王安石的熙宁变法就不一样了,主要是财政改革,很有现代国家的味道。王安石的改革主要有:置制三司条例司,方田均税法,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市易法、募役法、保甲法、裁兵法、置将法、保马法、军器监法以及太学三舍法、贡举法等。但其最重要的经济改革,就是利用货币来调节经济。新法中的青苗法采用的就是利率调节、政府购买、税收调节、通货膨胀等经济手段,这些都是现今世界上,国家宏观经济调整的手段。王安石的财政变革,让国家首次实现了实物经济向货币经济的转变。因而西方人极度崇拜王安石,就连列宁都在1906年的《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中写道:“王安石是中国11世纪的伟大改革家”。然而由于王安石的“休克疗法”操之过急,宣传不到位。再加上 “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的实情;政府官员普遍为儒学文人,不懂税收等经济手段,只有地方小吏才懂得。另外,王安石性格上的孤傲不羁,神宗在他面前都不敢多言,唯唯诺诺。由于即没有变革的基础力量,又缺乏懂得经济之人助力,最终还是败给了老谋深算的司马光等人。到了嘉靖年间,浙江巡抚庞尚鹏主张浙江收税使用银子。这是因为日本发现了银矿,海外贸易使用银子结算,浙江福建商人贸易往来囤积了不少日本银子。明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变革推行了“一条鞭法”,这是嘉庆十年1530年由桂蕚提出的。具体就是:把各州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到了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明朝放弃了国家货币宝钞的发行,而改用白银作为国家货币。与此同时,开放了“海禁”,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隆庆开关之后,银子大量流入明朝,到1644年明灭亡,全世界白银总量的三分之一涌入中国,约3.3亿两。自此,开关后的浙江和福建商人也掌控了国家的经济命脉。由于中国皇帝及其大臣都注重儒家的文治,大都不懂经济,银子成为中国的主要货币后,银本位的实施让缺少银矿的中国从此丧失了货币主权。而与此同时,1570美洲发现了大量的白银,此后白银产量的五分之四也都出口到了中国。而随着银矿利润的下降,到了1630-1650年,美洲的白银出口量和开采量开始减少,由此引发了蝴蝶效应。明朝由一开始的物贵银贱,到后来的物银匮乏,引发了通货膨胀,而导致通货紧缩。经济资源的枯竭,间接导致了明朝的灭亡。到了1830至1850年间,欧洲采用了金本位的货币政策,这样导致国外大量的劣质廉价白银流入到清朝。就在这时,富裕的广东公行不失时机,将国库纹银趁此投机出口到印度,再转到欧洲进行套利。劣质白银的大量流入,再加上清朝多币制度的政策,直接摧毁了清政府的货币制度和经济体系。军饷的断流,使得参加抗英的42万清朝大军成为匪军,不去抵抗英军而是抓住百姓,将其作为汉奸来盘剥。受到官军倾轧的百姓,跳转成了英军的奸细。英军7000人又是采用清朝不擅长的海战,先封锁住了长江口,从而控制了漕运,以致清朝无税可收。42万人的清军抵不住7000人的英军进攻,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夷人变革进入经济社会后,中国虽然不时也有经济改革浪潮,但顺应儒学的实力派过于强大,墨守成规的顺应自然,将中国的经济改革尝试掐死在了摇篮之中。 中国文化是个自省的文化,中华民族也是个自省的民族。孔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曾子也言:“吾日三省吾身。”。圣人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发,教化百姓推己及人进行自省。这种自省就是要让人检点自己的行为是否顺应自然,顺应儒学的社会伦理,就连九五之尊的皇帝也在所难免。远在汉代,皇帝就制定了“罪己诏”制度。历代皇帝在自然灾害、异常天象以及动乱发生时,皇帝必须颁诏反躬自省。皇帝不仅要承认自己有错,让灾害降罪于己,还要纠正错误,恳请百官上书言事、举贤纳良。这些都是遵循《周易》周流不息之道,上顺天、下应地、中守人伦,天人合一,而万物兴。 这个内省不仅是个人的反诸自身,还是全民族的伦理网络化自省。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以孝为基点开始的。以孝为基点构筑的伦理顺应文化网络,在每个网络的节点都安置了文化内涵。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夫夫妇妇等等三纲五常,将每个节点连成网络,牵一发而全网爆,家规、族规铺天盖地而来。按照现代科学定义,就是文化黑洞。文化黑洞在形成之初,能够将一个个尘埃凝聚起来,形成行星、恒星,形成强大的民族力量。在黑洞成长的后期,四周聚集的不再是尘埃,而是星云、行星,甚至恒星。在黑洞的强烈引力下,行星、恒星均无法逃逸,被撕裂开来,吸入黑洞深渊。文化黑洞导致了固化、僵化,使得新的生命力无法产生,黑洞束缚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绑架了社会资源为其陪葬。只要是自然的就是合理的,所不合理的就是人没有去顺应自然之道。这说明中国古人对自然盲目崇拜,不明自然之理,不求甚解。只知道种瓜就会得瓜,而不像西洋人去探究种瓜为什么会得瓜。不敢承认自己的无知,也就没有了对未知的探索欲望。欲望湮灭了,社会就没有了活力。没有了活力的社会,也就没有了发展的动力,社会的车轮陷入一汪泥水之中而无法自拔。 15世纪初1403至1430年明朝的郑和七下西洋,止步于印度洋彼岸。其率领着却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最先进的船队,多达300多艘船,近三万人,远赴东南亚、中亚和西亚,甚至东非和红海。虽然郑和出行后也同当地发生国战争并取得胜利,但其出行的目的众说纷纭,按照《明史·郑和传》的说法“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而随之而来的西方,在开辟航道的探险过程中,是带着征服、肩负探索未知世界的目的出发的。 16世纪的认知革命,是在北欧首先兴起的。就在郑和下西洋差不多一个世纪之后,欧洲由于对香料和丝绸的需求增加,以及土耳其和阿拉伯人的交通阻挠,急需开辟东亚新航道。1484年哥伦布带着寻找东亚新航道的梦想先是拜访葡萄牙国王,希望得到他的资助。失败后,不甘心的哥伦布继续带着创业梦想又前往意大利、法国、英国,甚至再次返回了葡萄牙。最后他找到了刚刚统一的西班牙,伊莎贝拉女王终于被说服,同意资助哥伦布的探险。1492年哥伦布带领三艘小船,率领120名水手出发了。哥伦布的探索,让西班牙人率先征服了美洲,西班牙不仅开采了当地的金矿和银矿,还种植起了西方人喜爱而又匮乏的甜食植物甘蔗以及烟草。丰厚的利润刺激了西方王公贵族和银行家的投资热情,而化解风险的股份公司也在这时大量涌现。为了减小风险,获取更大的利益,政府以及金融业投入了更多的金钱到股份公司,让股份公司组织人去对世界各地的地理探险和征服。资本主义就是在这样的不断探险中,不断征服中崛起的。 此时的政府也在组织海上探险和科学探索,而每次探险都会让大批科学家参加,最著名的探险活动就属库克船长和小猎犬号。为了测出太阳到地球的准确位置,科学家认为只要从地球上不同的位置观测到同一场金星凌日,用简单的三角函数就可以计算出。科学家计算出1761年和1769年都会发生金星凌日。1761年,科学家首先从西伯利亚、北美、马达加斯加和南非进行了观察。而1769年的金星凌日,英国皇家协会不遗余力派出了杰出的天文学家查尔斯·格林,以及其他学科的8位科学家和几名画家,由詹姆斯·库克担任船长。科学家们不仅在塔希提岛观察到了金星凌日,还考察太平洋的一些岛屿和新西兰、澳大利亚,带回了数量惊人的天文学、地理学、气象学、植物学、动物学和人类学资料。这些资料成了许多学科得以发展的重要基础,同时引发了欧洲人对南太平洋的探索热情。1831年,英国皇家海军小猎犬号前往南美洲,绘制南美、马尔维纳斯群岛和加拉巴哥群岛的海岸图。船长本身就是一位业余科学家,他又顺便带上了年仅22岁的剑桥毕业生达尔文。正是这次远行,达尔文搜集了许多实证,成就了他的演化论。就连拿破仑1798年进攻埃及时,都带了165名学者。而这些学者的入侵,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学科:埃及学。欧洲的海外探险历程,发掘出了科学的力量,科技为其赚取了大量金钱和资源。因而加大了科学资金的投入,又进一步促进了科技的发展。而西方随着文艺复兴,个人的科学探索也在其感召力下兴起。英国人在18世纪的考古发现了波斯、印度文明以及新疆的楼兰国。在真正让欧洲人胜出的,是资本造就的他们无与伦比而又贪得无厌、不断希望探索和征服的野心。西方最早进入了社会化商业运作思维,自由市场经济充分发挥了其效能,而商业运作又充分激发出了人性的贪婪与残忍。 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控制了印度尼西亚和印度洋,西印度公司进入北美洲,控制了大西洋。而兴起的英国,英国东印度公司拥兵35万控制了印度。由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贪婪和冷漠,只关心自己的利益,直接导致了1769年孟加拉地区的大饥荒,使得1000多万人因饥饿丧身。比利时的非政府人道组织的贪婪,使得600多万刚果人殒命。美洲土著遭到灭绝式的屠杀,澳大利亚土著百分之九十被灭绝,1000万的非洲奴隶被运倒了美洲,民间贩奴公司甚至在阿姆斯特丹、伦敦和巴黎证交所上市。然而,失去政府监控的市场,金融的泡沫也会越吹越大,1719年终于引发了密西西比泡沫的破裂。按照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说:“竞争最充分地反映了流行在现代市民社会中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个战争,这个为了活命、为了生存、为了一切而进行的战争,因而必要时也是你死我活的战争,不仅在社会各个阶级之间进行,而且也在这个阶级的各个成员之间进行;一个人挡着另一个的路,因而每一个人都力图挤掉其余的人并占有他们的位置。工人彼此竞争,资产者也彼此竞争。”。资本家贪婪的本性,加上资本原始积累的需要,帝国资本主义已经使人都转变成为一条条食人鱼,每一条鱼都在伺机吃掉别的鱼。正是马克思揭露了帝国资本主义的本质,以及共产主义的崛起,让帝国资本主义的贪婪本性不得不有所忌讳和收敛。帝国资本主义由此渐渐向着自由、消费资本主义转变,这一转变依靠的是科学技术进步。除去刺激本国消费外,还在不断刺激新兴国家的消费和全球消费,凭借自身先进的科学技术、超前理念和智能化,继续征服着新兴国家以及欠发达国家的利益。 面对着18世纪科学的兴旺,19世纪工业化的突飞猛进,20世纪核子聚变产生了新能源和网络化,21世纪量子时代和全面智能化的到来,社会早已飞跃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以太阳计时的慢牛农业时代。近代英国的率先崛起,在1880年立法全国以格林威治时间为准,西方自此步入了工业化的时间窗口。正是统一的时间,不仅使得交通得以统筹,工厂也得以统一安排工作时间,贸易统一时间进行,便于了整个社会统一协调工作和生活。此时的中国,时间还滞留在三更灯火五更鸡,依然在小农经济的家园自娱自乐,官员们留步在“西厢踟蹰以闲宴”的悠悠奢华中,文人墨客则赏析着“晚叶尚开红踯躅,秋房初结白芙蓉”的诗画。远方的西洋,早已被资本主义昔时如金的世界时间所征服,分秒必争。 有人做过统计,在公元1500年时,全球大约有5亿人(当时的明朝有1.6亿人),而现今全球已达到了70亿人(现今的中国13亿人),增加了14倍(中国增加8倍)。当时全球的生产的商品和服务合现值2500亿美元,先今是60万亿美元,增加了240倍。在公元1500年,全人类每天共约消耗13万卡路里,现今每天消耗1500万亿卡路里,增加了115倍。这不仅仅是科学的成就,最主要的是资本借助科学兴起的成就,所谓风借火势,火借风威。全社会、全行业工业化的直接结果,使得社会物资极大丰富,社会由大众节俭的锱铢必较时代进入到大众消费的享乐时代。工业化的快速发展,资本主义文化理念不断激发着穷人们的消费热情,而富人们则进入了谨慎的投资保值增值的时代。穷人继续着富人为穷人拟定的文化理念,继续贫穷着并顺应着富人们设计的逻辑。其实质就是超前理念与陈旧观念的不同,就像孔子所言: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只不过劳心者就是拥有超前理念的国家和地区,劳力者就是陈旧观念的国家和地区。富人们不断地伺机搜寻着新的投资机会,财富可持续地增加着,继续征服着落后地区、征服着世界。直到旧的文化黑洞衰竭,凤凰涅槃之后新的文化黑洞才会形成。当今的世界,文化理念的落后已经不仅仅是挨打,而是会被无情地吃掉、抹杀。顺应的旧中国没赶上工业革命的浪潮,变革后的中国正赶上全球化、智能化的大潮。能不能征服这个大潮,不仅依靠国家掌好舵,摆脱旧的文化黑洞,创新超前文化理念,还需要每个中国人齐心奋力划桨,迎头赶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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