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痛苦的记忆 |
| 正文 | 不知怎么，近来我一看到超市，就想起村子中心的大会堂。这个曾经的大会堂，埋葬着我许多痛苦的记忆。 记忆中的大会堂先后有两个：一个是砖墙草盖的，一个是砖墙瓦盖的；一个是中间贯通的，中间连接巷子，一个是后墙没有留门，巷道不好在中间穿过。这两个大会堂，都在同一个位置，坐北朝南，东西走向，有五大间。 据说，前一个大会堂，实际上也不能叫做大会堂，上世纪50年代中期建造的，是大跃进时代的公共食堂，偶尔也在里面开一些会，后来拆了。后一个大会堂，建于“文化大革命”前一年，后来正好“文革”风暴席卷而来，成了传达中央文件、批斗“地、富、反、坏、右”和“叛徒、特务、走资派”的主要场所，一度时期，幼儿班也在这里。最西边一间是一个主席台，朝东，台子的西墙上白底红字写着“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大门的上方写着“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周围的墙上还写着好多毛主席语录。 我要讲的故事，是藏在我记忆深处的几件事，都发生在后一个只有前门没有后门的大会堂。 七岁了，眼看着秋季就要入学了，就要去村小读一年级了。父母先要捺捺我的性子，七八月份把我送进了那时的“耕读班”（即幼儿园）。这个班就在大会堂里。里面撂了许多用芦苇做的草席。早上去以后，老师教了几个字“人、口、手”等，然后就在老师的监督下打了玩，没有像模像样的游戏。中午吃过午饭以后，又来到大会堂继续玩了一阵，然后就是睡觉。可是，我是在村里疯玩了惯了的，根本就没有睡午觉的习惯。躺在草席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还把隔壁的同学拉醒说话。老师走过来叫我快点睡觉，于是就假假的闭上眼。可是仍然难以入睡。同学们都已经进入梦乡了，有的已经在说梦话了。我听着他们说着有趣的梦话，抑制不住竟然“噗嗤”的笑出了声。老师索性就坐在我的草席上，监管着我。唉！没办法，只能一直闭着眼，装着睡觉的样子。后来，竟然也睡着了。可当我一觉醒来时，已经暮色降临，同学们都回家了，大门已经关起来了。老师呢，看不见了。大会堂里越来越暗，我顿时有一种恐惧感产生。我迅速过去拉拉门，大门已经紧锁了。怎么办？老师家离大会堂也不远，可我喊了好久，没有来开门。于是，我就爬到窗子上，面对一片暮色，大声喊：“老——师——我——要——回——家！”可是，最先来到的是我的妈妈。看到妈妈我放声大哭：“妈——妈——”，妈妈说：“不要急！我去找老师。”我可不理，还是在一个劲的哭，好像被“拐路子”拐走了一般的伤心。老师来了，迅速打开了门，在我妈妈面前说了我好多坏话，什么开始个个睡了我不睡，人家睡了还把人家弄醒，大家走了我是睡得叫不醒，只好先让我继续睡等等。唉！第一天上学就这样活受罪，第二天我是说什么也不肯再上了。我的幼儿班，只有一天就结束了。在心里，我没有快乐的幼儿班的生活，仅存的就是关在里面一时回不了家的伤心记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大会堂就是小村里最活跃的地方。 一天晚上，干群都聚集在大会堂开会。我与父亲一起到我们生产队指定的地方坐了下来。上面的干部开始讲话了，什么内容我可不问。小孩不会那么安分，经常在会场里走来走去，也属正常。可就在我玩得比较开心时，突然，下面的群众都站起来了，都站到凳子上了，震耳欲聋的口号声席卷全场：“打倒张成妙！”“把张成妙揪下台！”、“造反有理，革命无罪！”、“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有人从台下就冲上主席台，把张成妙两臂抓住，按下他的头。后面的群众看起来也很想冲上去，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也有人高呼其他口号，想上去与那些造反派争辩。于是双方竟然开始厮打起来，全场乱成一团。我不知所措，在前呼后拥的人浪中跌倒了，险些被踩到，我失声大哭：“妈——妈——”可我的妈妈不在会场里面，这时也不知道是谁把我抱起来，在人头上传到门口，让我回家了。吓死我了！那种疯狂，简直要把我踩死。 张成妙与我父亲是好朋友，经常在我家与爸爸在一起谈论大队里的事情。他是在战争年代立过多次战功的英雄，曾经参加过战盐城战上海，文革初期，是大队干部。就在那次会议上被造反派们揪斗以后，在这里又连续斗了好多次，一直斗到全公社召开“万人大会”继续斗。罪名都是一些我那个年纪搞不清的罪名，只知道后来全公社的批斗大会已经不在这个大会堂举行，被安排到村子后面小河北的打谷场上，规模浩大，气氛异常。造反派们把他押上主席台时，是从几十米远的地方冲上来的。可笑的是，造反派没有张成妙的劲头大，押送的人只能跟着他往主席台冲，最后张成妙一个箭步冲了上去，那两个造反派还在台下呢。张成妙脖颈上还挂着一个大牌子，是从掘出的旧棺材上取下的一块厚板，沉沉的呢。上面还贴了一张白纸，赫然写上“打倒张成妙！”五个大字。 会场上，人山人海，口号声此起彼伏，造反派们个个义愤填膺，挂着厚重牌子的张成妙不屈地昂起头，但是马上就会遭到造反派的棍棒的击打。当年令敌人胆寒的战斗英雄，只能在“文攻武卫”指挥棒的压制下微微低下高贵的头颅。你看看，一个从血腥的战场走过来，与敌人拼了无数次刺刀的特等英雄，就这样遭受了非人的折磨和无情的批判。遭到批判的还不止他一个，只要有半点嫌疑，立即就可以成为批斗的对象。主席台前面常常是站满一排甚至两排“坏分子”。大会堂常常是口号的海洋，批判的战场，也是大唱“革命”歌曲、大演“革命样板戏”的剧场。 “文革”时期，每个村子都排文娱，样板戏很走时。每年的春节前，都集中各个生产队的文娱骨干抢排几个节目活跃节日生活。对我们小孩来说，排文娱的地方很有诱惑力，我们都会好奇的来到大会堂看他们排练，凑凑热闹。记得那一天好像是排的《红灯记》，李玉和正在与鸠山舌战的时候，我们几个小孩站在大门口正看得入神，突然走来了一个凶神恶煞的人，李某某（还是隐去真名为好，以免节外生枝），一边骂着我们：“滚！滚得远远的！”一边把大门狠狠地关上了。“啊！疼死我了！”我的左手大拇指被压在大门与门框之间，“日死你妈妈的，疼死我了！快开门呀！我的手指压在里面呢。”这时他才慢腾腾地来开了门，还当没事人一样走了。我在那里嚎啕大哭，因为那真的是钻心的疼痛。我的母亲听到我的哭声，连忙从家里急急忙忙地走来，一看我正举着手指，鲜血流着，滴到了地上。妈妈来了以后，立即询问是谁把我的手压下来的，得知是那个自以为了不起的人，立即开骂：“婊子养的，你以为你了不起了，排了几个节目就不认识自己是谁了，也不想想自己是哪里来的。”言语之间，似乎在讥讽他的出生不那么光彩。把那个关门的家伙骂得狗血喷头，他屁都不敢放一个。事实上也是他做得不对呀，小孩看看排练怎么了？完全可以敞开大门，只要我们不走进去干扰就好。他这时也畏惧我妈妈的泼辣劲，打不尽的招呼，道不尽的歉。仅仅道歉就完了吗？不行！我妈妈叫他亲自去给我治疗，否则排练不成。于是，他也只好垂着脑袋同我一起去诊所治疗。后来，我的大拇指的指甲掉了，好长时间以后才长上了新的指甲。 这倒霉的大会堂，带给了我好多不快，使我流下了好多泪水，甚至流下了鲜血。这个倒霉的大会堂，还使许多好人遭殃。你看看，那时的幼儿班，就那样上的；那时的“造反派”就那样疯狂，那样的违背常理；那时的稍有一点权力的人，就那样的嚣张，那样的得意。这个该死的大会堂，你早点拆了早点好！ 改革开放了，这里也曾变成熟食店，后来成了供销社，再后来终于把它拆了。拆了好，省得我老是回忆起那几次痛苦的经历。好像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在原来的位置上建起了新的供销社，现在成了满足村民生活需要的超市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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