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 痛苦的记忆 |
正文 | 不知怎么,近来我一看到超市,就想起村子中心的大会堂。这个曾经的大会堂,埋葬着我许多痛苦的记忆。 记忆中的大会堂先后有两个:一个是砖墙草盖的,一个是砖墙瓦盖的;一个是中间贯通的,中间连接巷子,一个是后墙没有留门,巷道不好在中间穿过。这两个大会堂,都在同一个位置,坐北朝南,东西走向,有五大间。 据说,前一个大会堂,实际上也不能叫做大会堂,上世纪50年代中期建造的,是大跃进时代的公共食堂,偶尔也在里面开一些会,后来拆了。后一个大会堂,建于“文化大革命”前一年,后来正好“文革”风暴席卷而来,成了传达中央文件、批斗“地、富、反、坏、右”和“叛徒、特务、走资派”的主要场所,一度时期,幼儿班也在这里。最西边一间是一个主席台,朝东,台子的西墙上白底红字写着“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大门的上方写着“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周围的墙上还写着好多毛主席语录。 我要讲的故事,是藏在我记忆深处的几件事,都发生在后一个只有前门没有后门的大会堂。 七岁了,眼看着秋季就要入学了,就要去村小读一年级了。父母先要捺捺我的性子,七八月份把我送进了那时的“耕读班”(即幼儿园)。这个班就在大会堂里。里面撂了许多用芦苇做的草席。早上去以后,老师教了几个字“人、口、手”等,然后就在老师的监督下打了玩,没有像模像样的游戏。中午吃过午饭以后,又来到大会堂继续玩了一阵,然后就是睡觉。可是,我是在村里疯玩了惯了的,根本就没有睡午觉的习惯。躺在草席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还把隔壁的同学拉醒说话。老师走过来叫我快点睡觉,于是就假假的闭上眼。可是仍然难以入睡。同学们都已经进入梦乡了,有的已经在说梦话了。我听着他们说着有趣的梦话,抑制不住竟然“噗嗤”的笑出了声。老师索性就坐在我的草席上,监管着我。唉!没办法,只能一直闭着眼,装着睡觉的样子。后来,竟然也睡着了。可当我一觉醒来时,已经暮色降临,同学们都回家了,大门已经关起来了。老师呢,看不见了。大会堂里越来越暗,我顿时有一种恐惧感产生。我迅速过去拉拉门,大门已经紧锁了。怎么办?老师家离大会堂也不远,可我喊了好久,没有来开门。于是,我就爬到窗子上,面对一片暮色,大声喊:“老——师——我——要——回——家!”可是,最先来到的是我的妈妈。看到妈妈我放声大哭:“妈——妈——”,妈妈说:“不要急!我去找老师。”我可不理,还是在一个劲的哭,好像被“拐路子”拐走了一般的伤心。老师来了,迅速打开了门,在我妈妈面前说了我好多坏话,什么开始个个睡了我不睡,人家睡了还把人家弄醒,大家走了我是睡得叫不醒,只好先让我继续睡等等。唉!第一天上学就这样活受罪,第二天我是说什么也不肯再上了。我的幼儿班,只有一天就结束了。在心里,我没有快乐的幼儿班的生活,仅存的就是关在里面一时回不了家的伤心记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大会堂就是小村里最活跃的地方。 一天晚上,干群都聚集在大会堂开会。我与父亲一起到我们生产队指定的地方坐了下来。上面的干部开始讲话了,什么内容我可不问。小孩不会那么安分,经常在会场里走来走去,也属正常。可就在我玩得比较开心时,突然,下面的群众都站起来了,都站到凳子上了,震耳欲聋的口号声席卷全场:“打倒张成妙!”“把张成妙揪下台!”、“造反有理,革命无罪!”、“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有人从台下就冲上主席台,把张成妙两臂抓住,按下他的头。后面的群众看起来也很想冲上去,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也有人高呼其他口号,想上去与那些造反派争辩。于是双方竟然开始厮打起来,全场乱成一团。我不知所措,在前呼后拥的人浪中跌倒了,险些被踩到,我失声大哭:“妈——妈——”可我的妈妈不在会场里面,这时也不知道是谁把我抱起来,在人头上传到门口,让我回家了。吓死我了!那种疯狂,简直要把我踩死。 张成妙与我父亲是好朋友,经常在我家与爸爸在一起谈论大队里的事情。他是在战争年代立过多次战功的英雄,曾经参加过战盐城战上海,文革初期,是大队干部。就在那次会议上被造反派们揪斗以后,在这里又连续斗了好多次,一直斗到全公社召开“万人大会”继续斗。罪名都是一些我那个年纪搞不清的罪名,只知道后来全公社的批斗大会已经不在这个大会堂举行,被安排到村子后面小河北的打谷场上,规模浩大,气氛异常。造反派们把他押上主席台时,是从几十米远的地方冲上来的。可笑的是,造反派没有张成妙的劲头大,押送的人只能跟着他往主席台冲,最后张成妙一个箭步冲了上去,那两个造反派还在台下呢。张成妙脖颈上还挂着一个大牌子,是从掘出的旧棺材上取下的一块厚板,沉沉的呢。上面还贴了一张白纸,赫然写上“打倒张成妙!”五个大字。 会场上,人山人海,口号声此起彼伏,造反派们个个义愤填膺,挂着厚重牌子的张成妙不屈地昂起头,但是马上就会遭到造反派的棍棒的击打。当年令敌人胆寒的战斗英雄,只能在“文攻武卫”指挥棒的压制下微微低下高贵的头颅。你看看,一个从血腥的战场走过来,与敌人拼了无数次刺刀的特等英雄,就这样遭受了非人的折磨和无情的批判。遭到批判的还不止他一个,只要有半点嫌疑,立即就可以成为批斗的对象。主席台前面常常是站满一排甚至两排“坏分子”。大会堂常常是口号的海洋,批判的战场,也是大唱“革命”歌曲、大演“革命样板戏”的剧场。 “文革”时期,每个村子都排文娱,样板戏很走时。每年的春节前,都集中各个生产队的文娱骨干抢排几个节目活跃节日生活。对我们小孩来说,排文娱的地方很有诱惑力,我们都会好奇的来到大会堂看他们排练,凑凑热闹。记得那一天好像是排的《红灯记》,李玉和正在与鸠山舌战的时候,我们几个小孩站在大门口正看得入神,突然走来了一个凶神恶煞的人,李某某(还是隐去真名为好,以免节外生枝),一边骂着我们:“滚!滚得远远的!”一边把大门狠狠地关上了。“啊!疼死我了!”我的左手大拇指被压在大门与门框之间,“日死你妈妈的,疼死我了!快开门呀!我的手指压在里面呢。”这时他才慢腾腾地来开了门,还当没事人一样走了。我在那里嚎啕大哭,因为那真的是钻心的疼痛。我的母亲听到我的哭声,连忙从家里急急忙忙地走来,一看我正举着手指,鲜血流着,滴到了地上。妈妈来了以后,立即询问是谁把我的手压下来的,得知是那个自以为了不起的人,立即开骂:“婊子养的,你以为你了不起了,排了几个节目就不认识自己是谁了,也不想想自己是哪里来的。”言语之间,似乎在讥讽他的出生不那么光彩。把那个关门的家伙骂得狗血喷头,他屁都不敢放一个。事实上也是他做得不对呀,小孩看看排练怎么了?完全可以敞开大门,只要我们不走进去干扰就好。他这时也畏惧我妈妈的泼辣劲,打不尽的招呼,道不尽的歉。仅仅道歉就完了吗?不行!我妈妈叫他亲自去给我治疗,否则排练不成。于是,他也只好垂着脑袋同我一起去诊所治疗。后来,我的大拇指的指甲掉了,好长时间以后才长上了新的指甲。 这倒霉的大会堂,带给了我好多不快,使我流下了好多泪水,甚至流下了鲜血。这个倒霉的大会堂,还使许多好人遭殃。你看看,那时的幼儿班,就那样上的;那时的“造反派”就那样疯狂,那样的违背常理;那时的稍有一点权力的人,就那样的嚣张,那样的得意。这个该死的大会堂,你早点拆了早点好! 改革开放了,这里也曾变成熟食店,后来成了供销社,再后来终于把它拆了。拆了好,省得我老是回忆起那几次痛苦的经历。好像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在原来的位置上建起了新的供销社,现在成了满足村民生活需要的超市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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