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别字的味道 |
| 正文 | 别字的味道 古往今来听说读写错别字的故事枚不胜举，其中不乏让人捧腹喷饭笑岔气的经典笑料，这也就为人们茶余饭后增添了很多耐人寻味的谈资。笔者无意引经据典，更没有能力去分析产生别字的社会的、文化的、生活的、个人素质和禀赋的原因；只是罗列本人亲身经历的别字现象，以博各位看官一哂了之。 文革期间，我工作过的某农村小学，一位姓杨的老师因为实在难以在讲台上混下去，校长只好让他打杂。谁知道，这小子特别会钻营，居然混进了这所农村小学所在的公社机关，不多久成了公社党委会成员，后来竟然让他分管教育。在一次全公社公民办教师大会上，不知是为他撰写报告文稿的笔杆子没有把字写清楚，还是还是这位作报告的分管教育的杨副书记看错了字形；竟然将“风度翩翩”读成了“风度扁习习扁习习”！与会者先是一头雾水，然后是一脸疑惑，接下来是一片愕然，最后是一片唏嘘！我差点为止眩晕、绝倒！这是什么味道？是苦味？是辣味？还是臭味？接下来更让人感到这世界这社会竟然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们的那位可怜的校长居然毕恭毕敬地手拿着钢笔，捧着笔记本，在曾几何时被他赶下讲台的分管教育的杨副书记面前汇报工作、聆听杨书记的教诲和重要指示！这是什么味道？是苦味？是涩味？还是酸味？ 还是文革期间，在我家厨房的屋顶上的高音喇叭，每天早晨都要按时播放安徽新闻，声音洪亮而清晰。一次，女播音员竟然多次将“亳县”播报成“毫县”。又一次，还是这位女播音员，反复将“黟县”播报成“黑多县”。等我弄清楚是怎么回事的时候，我彻底无语了！这又是什么味道？ 上个世纪80年代，一位曾经和我共过事的教导副主任，在全校学生大会上作关于学籍管理的报告，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地将“肄业证书”说成了“肆业证书”。还有和我同事的校长在全校教职工每周例会上居然口口声声将“酗酒”说成“汹酒”，台下是一片哗然！这是不是另一种苦涩味？ 1983年5月，全国语言学学术年会在我进修的某高校礼堂进行，全国十位知名语言学家做学术报告，与会最低文化层次的是我们这些在高校进修的高中语文教师。下午吕叔湘、王力两位语言学界泰斗做完报告，照例，主持人要捧场小结一番（其实完全是画蛇添足）。主持人是安徽省委大学社会科学部负责人（为尊者讳，恕我不能提名）说：“众所周知（既然众所周知，何苦多此一举？）王力先生在语言学研究领域里，有很高的造旨”云云。作为省委分管全省大学工作和社会科学领域的领导，居然将“造诣”说成“造旨”，这是什么味道？是辣味，还是酸味？当时台下一阵骚动哗然，会场上有好几十台大小型号规格档次不一的收录机，同时录下了这一切！这样位高权重的人在全国最高规格的语言学术年会上，犯下如此低级的语言错误，岂不让人捧腹齿冷！ 1986年我孩子在某小集镇上读高中，时任语文教师在课堂上给学生讲词作基本知识，将“上下阕”说成了“上下kui”。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孩子在课堂上跟老师较真了，起身说：“老师，这个字不读kui,应该读que”。老师问孩子是从哪里查出这个字的读音的，孩子说是从现代汉语词典中查到的；这位年轻的语文教师很自负地说：“难怪，我是从辞源中查出的，这还有错吗？”这又是什么味道？是酸味，还是臭味？像这样为了自己的师道尊严，坚持错误，误人子弟的别字先生在生活中还少见吗？ 2003年国庆期间，我随同事一道再游黄山。一位自恃清高的高中语文女教师把天都峰进山牌楼匾额上的草书“天都峰”三个大字读成“三都峰”。同行者纠正她的错误时，她竟然气急败坏地指责别人错了，真是让人齿冷三天！ 老家有一家土菜馆，经营“盱眙龙虾”。一些看似斯文，颇有文化的食客，看到菜馆灯箱广告中的这几个醒目大字，脱口而出“于台龙虾”。这种秀才识字念半边的现象在我们生活中还少见吗？ 此类故事举不胜举，个中味道难以言尽。除去时代的社会的体制的客观原因之外，听说读写错别字的人们，如果谦虚一点、认真一点、负责任一点，加强学习而不是想当然，那么语言环境是不是更纯洁一点？当然，反过来说，如果真要咬文嚼字下去；生活中也就少了很多丰富多彩的笑料，就如同少了高档酒楼饕餮大餐之外的街头巷尾的可口小吃，那么，五味杂陈的生活味道也就差了很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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