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叔公 |
| 正文 | 时光飞逝，叔公巳离开我们整整二十五年了。他是我刚刚岀福的叔公，是我们小山村走出去最大的官，县委委员，正局级干部，他为官清廉，坚持党性原则，也是出了名的清官。 叔公出生贫寒，小时候在地主家放牛，长大后又在地主家做长工，别看他个子小，每天清晨，雷打不动挑一担一百二三十斤的酒，到六十多里外的武昌八铺街去卖，晚上回来还要劈柴、酿酒，年复一年，叔公不知穿破多少双布鞋，挑断过多少根扁担。 解放后，叔公由于在地主家放牛时学了几十个字，又会算帐，加之力气大，他迅速投入到土地改革运动，打土豪、分田地，从此走上了革命路。土改时，叔公当上贫雇农组长，村农会主席。之后担任熊家岭乡、纸坊区，老环城公社党委书记。文化大革命中期受到冲击，下放到县化肥厂，厂子建起投产后，他又调到老山坡公社任党委书记，这一干就是十年。 叔公在山坡公社当党委书记时，狠抓粮食生产，粮食产量一年一个新台阶，并连年被评为先进单位和模范干部，每个月除了开会，至少二十五、六天蹲在生产队里，和老百姓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双抢”时，扯秧、割谷、挑草垛样样干，叔公挑起草垛来一天接一天，从不知疲惫，看不出是一个管几万人口的公社党委书记，用叔公的话说，干部干部，干部要干，干部不干那不是好干部。 毎年春节，叔公回到家里住上三、四天，过完年后，又火急火療地赶到他工作的地方，做他做不完的工作，干他干不完的事业。有时，春节不回家，初一就在他蹲点的生产队里挑塘泥，过革命化的春节。平时，叔公一般是不回家的，家里五朵金花，全靠腿脚不便的叔婆维持生计，连年超支。每当叔公回家补交超支款时，整个村湾已洋溢在节日的气氛之中，大人们忙着贴春联，打扫庭院卫生，小孩子则穿着新衣、新鞋在家门口玩耍、嬉戏，天还未黑，湾里几个有头面的人，围坐在叔公家火塘边守岁，听叔公拉家常，讲故事，议家事、国事、天下事，抽着叔公带回来的永光牌香烟，喝着农村人从末喝过的瓶子酒。在我记忆里，几乎年年如此，叔公有讲不完的故事，拉不完的家常，而且常讲常新，让人受益匪浅。 七十年代末，叔公调回县里工作，担任计委副主任，兼物资局局长，直至退休。在计划经济年代，找他倒买钢材、木材、煤炭等紧俏物资的人络绎不绝，并都给予高额的回扣，他不为金钱所动，都一一回绝，还动之以情，晓之有理，说服开后门的人，背地里别人都说我叔公是一根筋，他知道后却一笑而过。 叔公从政四十多年，从未以权谋私，给仼何人写过纸条、开过后门。八十年代初，我复员回乡，母亲带我到叔公家，要求他帮我安排工作，跳出农门。当时，叔公大权在握，随便在哪个单位安排一个工作那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我母亲再三求情，可他说不能犯原则性错误，不能帮这个忙，气得我母亲与叔公大吵起来，我看情况不妙，含泪拉着母亲深一脚浅一脚回了家。 记得当年春节，我到叔公家拜年，碰到叔公单位一位副局长，他看到我一表人才，问我是哪里的亲戚，叔公介绍说是自己的一个侄孙，刚复员，在村里当民办教师，这位副局长拉着我在一旁说，只要你叔公点头，我马上给你安排一个体面的工作。我欣喜若狂，待副局长走后，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叔公，他说，你别听他的，他是把你作交易，想过我这一关，他是局长候选人，正在通过各种关系达到自己升迁的目的，我无语，后来，这位副局长还是如愿当上局长，接了叔公的宝座。 叔公在位期间，对待亲戚朋友是这样，对待家庭更是如此，他坚持原则，克己奉公是出了名的，人送外号“老坚决” 。老坚决，就是坚决同歪风邪气作斗争，坚决不开后门，保持党的纯洁性。叔公家原先住在乡下，八十年代初符合政策才进城的，他生有五个女儿，没有一个是开后门出去安排工作的。那时，高考制度被废除，由考试变为直接推荐上大学，叔公手里有上大学的指标，随便让哪一个女儿上大学，那都不是问题。当时，我也曾争取过，可我叔公就是坚决不开这个口子，到现在我姑姑们还在埋怨我的叔公。 叔公生前节俭，退休后一直蜗居在单位分的鸽子笼里，没有私房，死后，更没有给女儿留下任何遗产，记得叔公岀殡的一天，一位县领导将叔公的名字巧妙地镶嵌在挽联中，深深地吸引着我，鼓励着我，仍记忆犹新，挽联是，上联“光明磊落一身正气照丹青”， 下联“全心全意两袖青风留后人” ，横批 “德高望重”。 二0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刊发在《江夏报》九版“梁子湖”副刊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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