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那年那月那些事————我的童少年生活片段 |
| 正文 | 我16岁离家，到今年已整整50年了。50年来，无论我在深山老林修“三线公路”，还是在高原雪山的军营中当兵，或是转业到地方搞行政工作；无论住在小县城，还是去了大都市，我都无法忘记生我养我的故乡，无法忘记童少年的时光；不管我品尝遍了南方北国的美味佳肴，也吃过了大大小小无数次的酒宴，但无论如何也抵不过我小时候吃惯了奶奶做的素汤素饭。那家乡风味的清香和悠远，那故土的情怀和童年的情结，时时在我的心中萦绕，挥之不去。我曾想，退休后一定要住回老屋，寻觅童年的时光。再和儿时的朋友一起爬爬箭括岭（即岐山），叙叙友情。夏天，再能在那棵枝繁叶茂的老皂荚树下和当年的对手“揪揪刀子”（智力游戏，类似围棋）。为了这个心愿，前几年我回到老家，收拾了老房子。但当我回到故乡时，我才发现一切都变了，奶奶和父亲已去世多年，村落的样子也变得如此陌生，而少年时代的朋友已有不少人离开这个世界，时光已打磨掉了童少年时代的一切痕迹。 为了赏还我多年的心愿，也为了了却我对故乡和儿时的思念，无奈间，我才写下了这篇怀旧之作。 。有人说，“人生是回忆铺成的”，也有人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一是我不能忘记也无法忘记自己的过去；二是看到如今的孙辈们如此幸福，如此矫情，如此奢侈，又如此脆弱，我想很有必要把我们这一代人童少年的生活场景展现在今天的小朋友面前，展现在年轻的父母亲面前，不要让我们这一代人小时的经历永远消失在岁月的烟云中。每当此时，童少年时代的往事就像电影一样一幕一幕的展现在我的眼前。 我们这一代人的童少年有着和今天的小朋友们完全不同的情景。我们的童少年是在古朴静谧的乡村，在一望无际的原野。在春天的菜花里，在骄阳似火的六月的打麦场上；在秋风乍起，黄花烂漫，北雁南飞，孤叶飘零的黄土高坡；在冬月飞舞的雪花中，在村中的池塘边，在乡间的小路上！ 我们这一代人的童少年也是波澜壮阔的，色彩斑斓的，是富有情趣的，是无拘无束的，是狂野的、幸福的、快乐的，也是痛苦和凄凉的。是酸、辣、苦、甜、咸的混合物。事实上，我们的童少年就根本不能用“幸福”和“不幸”这几个字来形容。它的内涵远比这几个字的内容要深邃而宽泛的多。 我们这一代人童年的玩具也是丰富多彩的，它是大自然赋予的，是不用掏钱去买的。我们的玩具是春天的蜂蝶花草；是冬天白雪堆塑的雪人和房檐垂吊的冰凌；是夏天的红雨黄泥；是秋天的黄花枯叶。我们的玩具是村头的古槐，街边的皂角树，门前的老井，沟坝上的浮土。也可能只是一只小麻雀、一只知了、一个发光的萤火虫、一块残砖、一个破瓦片…… 在那个国贫家赤的年代，我的家中由于灾难不断，更加难堪。常是吃了上顿无下顿，有时甚至连买盐的几毛钱都拿不出来。所以，在我的童年里，从不知道孩子玩耍的东西还要用钱来买。就是有钱，在乡下也没有儿童玩具这样的奢侈品。正因为如此，在我童年的词典里从来就没有“儿童玩具”这样的名词，但无论如何，对我来说，童年仍然是美好的，是满怀希望的，是值得回忆和描写的。 （一） 在外公家的日子里 三岁那年，我年轻的母亲在贫病交加的情景中离开人世。娘去世后，我在外公家生活了一段时间，但到底是多长时间，我已没有一点概念。那时，外婆已去世了，外婆的小女儿，即我的小姨娘，也在十五岁那年病死了。外公家只有外公和舅舅两人，舅舅当时学兽医，大多时也不在家，所以，我去后大多时间里，家中就只有我和外公。那时，我只有四、五岁，对许多事情还似懂非懂，朦朦胧胧。可是那段时光中，发生在我的记忆中的一些事情，至今仍然非常清晰眀了。 外公家在距离我家南边约五里地，一个叫祝家庄的村落。外公家的居住地有一个小城门，城门座北面南，是一个两层小楼阁。楼下是人车通道，阁楼西侧开有一扇小门，沿着西侧的台阶，可以进入城楼上。城门内住着十多户人家，外公家就在城内距城楼只有十多米远的地方居住。在外公家期间，这是我和小伙伴们经常玩耍的地方。我们常在楼阁西侧的台阶上爬上爬下，戏耍打闹。当时，楼阁外砌的方砖已开始脱落，小伙伴们常端着小方砖玩耍，乱扔。 五、六十年代，农村讨饭吃的人很多，调皮捣蛋的孩童们，不知人生的艰辛，常以模仿讨饭的叫化子为快事。那一天，外公去一个叫“焦六”的村上赶古会，没有带我去，我就在门前的城楼下玩耍。一会儿，一个比我稍大一点儿，名叫王虎林的小伙伴翻着白眼，学着叫化子的腔调：“打发噶老姨，打发噶老姨”，边叫边向我走来。我当时手中正端着一块小方砖玩，看到这种情景，我什么也没想，就用手中小方砖的尖角砸在他的头顶，说：“驾，把你打发噶子”。顿时，小虎林头顶鲜血直流。我看到这种情景，吓得跑到城门外一个小朋友家躲藏了起来。 晚上，我回到了外公家。外公家来了六、七个人，好像在开什么会。我刚爬上炕去，这时，从头门内传来了一个找人的声音：同兴在哪里？他把我娃头上打了一个“漏子”（小洞）。我听到虎林爹的声音，赶紧钻到炕上的被子中间。当时炕上坐满了人，虎林他爹没有发现我，我藏在被子中间，吓得大气都不敢出。虎林爹的寻问声刚落，外公就接上了话，他说：“同兴他爹黑得了来接回去了”。无奈，虎林爹就走了。第二天早饭时，虎林爹又来到外公家找我。那时，外公正在做早饭。当时，做饭烧的是麦草，麦草在灶火门外堆了一堆。我听到虎林爹的声音，就赶紧钻进麦草堆中，就这样，他又没有找到我。那天下午，父亲来到外公家，把我真的带回了家。 就这样，我人生中最早的，也是唯一的一次自己闯的祸端结束了。发生这件事时，我确实年龄太小，不懂事。从那以后到我长大成人直到如今，我再没有伤害过任何人。小时候，我虽然调皮，但我从不干偷鸡摸狗的事。那时，我就不怕强恶，同情弱者。我邻居家的小伙伴于天保，因为其父身体残疾，其母是河南逃荒来到陕西的。家里特别穷，许多大人小孩都看不起他，有些大一点的小孩子常打骂欺负他。那时，我就非常同情他，常主动找他玩，一直到长大成人，我俩都很好。现在想想，我疾恶如仇，同情弱者的秉性就根植在我幼小的心灵中。这可能就是父母给予的或天生的吧，这也就是一个人性格的源头吧！ 在外公家那段时间内，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就已模仿大人的生活，做各种游戏。如玩娶新娘的游戏，让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姑娘做我的新娘，在麦场上的麦草堆中，制作一个“新房”，找几个小朋友，帮我娶媳妇。现在想想是那样的幼稚可笑。这也可能就是一个小孩子成长的过程吧。 （二） 油菜花盛开的时节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生活空间也在不断的扩展，玩耍的地方也由狭窄的房前屋后，门庭院落变成了更开阔的田间地头，原野山水。 在童年的记忆中，春天是最美好，最令人兴奋的季节。初春，冰雪消溶，迎春花露出笑脸，柳枝像柔软的丝带，在春风中摆动。仲春，万物复生，鲜花盛开，广袤的周原大地，五彩缤纷，美丽极了。 然而，最令我难以忘怀的还是那黄灿灿的油菜花。在关中，农人们有一个口头语，以此描述土地之肥美，生活之惬意：“麦米菜籽油”。这对许多地方的人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故而关中最早被称为“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关中人祖祖辈辈吃的都是菜籽油。它是油料作物中的上品。五、六十年代，农村实行合作化大生产，我家所在的后街队，二百多口人，连片的油菜二、三十亩。油菜花盛开的时候，金黄色的油菜花一眼望不到边，在太阳的照射下，发出耀眼的光芒，十分壮观。油菜花浓浓的甜香味，在春日的空气中弥漫扩散，引来了成群结队的蜜蜂和蝴蝶。蜂群发出嗡嗡嗡的鸣叫，蜜蜂从这一棵油菜花树上飞落到另一棵上，贪婪的吸吮采撷着花蜜，来来往往，好不忙碌。天空中各种彩色斑斓的蝴蝶翩翩起舞，好像在为采花的蜜蜂做着护卫。花的海洋，彩色的天空令我们异常兴奋。我和小伙伴们钻到油菜地里，大口的吸着油菜花那浓浓的幽香味，捉蜜蜂、捉蝴蝶，捉了又放，放了又捉，高兴地忘记了回家，忘记了吃饭。饭时，大人们寻找孩子的吆喝声，才把我们从忘情的梦幻世界中惊醒。那时的情景直到我成年，甚至到中老年时还常在我的心中荡漾！ （三） 塞 烟 筒 小时候，我的嘴特别馋，怪点子也不少，有些事令人影象深刻。五、六十年代，农村豆类杂粮丰富，炒豆子吃是儿童们的最爱。特别是黄豆，吃起来特别香。我那时吃炒黄豆就用手将炒熟的黄豆皮挫掉，这样吃口感好。我就自作聪明的把这个方法介绍给左邻右舍。那时，我大概五、六岁左右，说话咬字不真，邻居的大人们都讥笑我，学我说话的口吻。 六、七岁时，我干过一件很怪很可笑的事：五十年代中期，农村粮食虽不宽余，但还是可以吃饱，就是秋粮多主粮少。那时小麦的征购任务非常重，完成国家任务后，留给农民的较少。所以，高粱、玉米、谷物等秋杂粮搭配的很重。秋粮细作，是关中妇女的拿手好戏。那时，奶奶就常用小麦面和高粱面作“画眉”馍。方法是，一层小麦面，一层高粱面，卷成花卷，最上面是小麦白面包裹，这样吃起来口感较好。而我为了逃避吃高粱面，就先把最外层的白面吃掉，剩下高粱面多的这一部分就吃不下去了，扔掉吧，大人发现了要挨打。怎能办？我动了脑筋，突然，我发现了一个可以长期“作案”，又不会被大人发现的地方，这就是完全暴露在房檐台上的炕烟筒。那时家家户户都睡土炕，出烟的烟筒都设制在屋外的房檐下，这真是一个藏匿剩馍的好地方。就这样，当我发现大人看不见时，就像做贼一样把剩馍塞进烟筒。为了不被大人发现，我“作案”时弯着腰，手伸得老长老长，将剩馍塞到炕筒深处。后来慢慢的烟筒出烟越来越不利，再后来几乎完全堵塞了。无奈，父亲只得把炕打掉从盘。.炕打掉后，发现锈在一起牛头大的一块，被烟熏得黑呼呼的东西，后仔细去看，我的这个秘密终于被发现了。这件事把大人搞的又好气又好笑，非常幸运，我并没有挨打。 稍大一点的时候，我还做了一件怪事，也在村中传为“佳话”。有一次，奶奶外出，发了面，叫我烙馍。那时吃馍用的是“黑面”，擀面条大多用“白面”。我乘自己烙馍的机会，合了一小块白面，擀了擀放入锅底，上面放的是黑面大锅盔，下面用白面为自己制作了一个小锅盔。还未等馍烙熟，奶奶回来了，把我狠狠的训了一顿。 几十年来，这些事一直记在我的心中。有时想，我小时心眼不坏，但却有点儿怪，还和大人斗心计哩！ （ 四） 过 大 年 如今的过年，已没有多少年气了，人们吃的穿的，平时和过年已没有多少区别了，人们把过年也没有看的那么重了。但是，在我们的童少年时代，过年无论对成年人或小孩子，都可以说是一年之中最大最隆重的一件事。在关中农村，关于过年，祖辈们流传着几句很著名的话：“能穷一年，不穷一天”；"穷汉腊月快如马“；”娃娃爱过年，老人怕婆烦，小伙怕花钱”。人们把过年称为“年关"。从这些流传悠久的俗言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在那个大多数人家贫穷的时代，过年将是多么大的一件事啊！为了年能过下场，整个腊月，人们都为“过年”奔波。有的穷人家变卖家中的家具什物，有的人外出找亲友倒借，有的人上山打柴，担到集镇去卖，一切的辛苦忙碌，都为了过一个好年。 那时候小孩子对过年寄托着很大的希望，过年也是小朋友们最快乐的时光。从大年三十到正月十五是小朋友们最”疯狂“的十多天。那时候，我们盼过年的心情是那样的急切。从中秋节刚过，就一天一天的算着时间，想着过年的日子。那时候，小朋友们最盼望的就是过年吃的好，穿的好，玩的好。那个时代绝大多数人家都十分贫困，只有过年时才有肉吃，有臊子面和白馍吃。大年初一，再穷的人家，也都要给孩子换上一身新衣服。除夕夜，大人小孩不睡觉。天刚黑，全家人就围坐在一起，吃着“烧酒盘子”，诉说着一年来的趣事和辛酸，也同时描绘着来年的光景和打算。这叫“坐年”。子夜刚过，新年的炮声就响了。年初一，小孩子们赶早就跑到同族长辈家中，向长辈们叩头拜年。有时运气好，大方的长辈还可以发给你一毛钱的年岁钱。 那时的“年”，年味就像浓烈的醇酒。腊月二十三、四，大小村庄都栽扶好了“秋千”，从仓库里取出锣鼓家私。整个一个正月村庄锣鼓声此起彼伏。小朋友们争抢着打秋千，秋千跟前，经常围着一大群大人小孩。我儿时胆子大，打秋千蹬的特别高，有时还两个人面对面站在秋千上相互鼓劲游荡，看的人心惊肉跳。 儿时过年期间，还有一件更让小朋友们高兴的事，就是每天晚上挑”灯笼“。大年初二以后，每家的小孩子都随父母亲去舅父家走亲戚。而正月初六、七以后，就开始送灯笼。每个孩子的外公家都会给外甥送一两只美丽漂亮的灯笼。灯笼的样式很多，有各种小动物形状的，有四四方方的上面画着人物图画的纱灯，有红彤彤的圆圆的火罐灯笼。我记得有一年，外公给我送了一个用薄薄的红绸缎做的火罐灯笼，样子和质量极好。小孩子一般从正月初四、五晚上就开始挑着灯笼在街上，邻居家游玩，一直到正月十五。十五晚上，村中到处晃动着星星点点的橘红色的灯笼和孩童的嬉笑声。农村中还有一个讲究：正月十五晚上，要挑着灯笼到家中角角落落照一照，预示着来年的平安红火。十六晚上是每年孩子们挑灯笼的最后一个晚上，有”斗灯“的习俗。孩子们把灯笼挑出来互相碰撞，让灯笼损坏着火，意味着一年当中挑灯笼的结束。我记得外公给我送的那个火罐灯笼十分漂亮，我舍不得把它弄坏，在家中挂了三、四年时间。 时光如流星划过天空。每当想起那时过年的情景，我的心情仍然是那样的激动，却又感到人的一生犹如一场大梦。转眼间我已快到古稀之年，这又使我的心中感到空落落的。如今，我已十分厌烦过年。过年已成为对光阴飞逝的感叹和对往昔的回忆。而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过年，已无法体会到那个时代浓浓的年味了！ （五） 初小学校生活琐记 如烟岁月，许多往事都被淹没，但有些特别的事情却任然记忆深刻。一九五七年秋，我八岁，开始在本村初小上学。那个年代，农村大多数人对孩子上学不重视。我八周岁上学，算是上学最早的学生，而许多孩子大都在十岁左右才开始上学。一九六0年秋天，有一个新政策，上学年龄被限制，超龄学生被下放回家。在我的记忆中，我家的邻居，和我同班的女同学于秋英，就因为超龄被下放了。秋英被我大三、四岁，当年已十五、六岁了。她长得很漂亮，也很聪明，十分热爱学习。立志学业有成，以后走出农村，干一翻事业。谁知就这样强行剥夺了她继续上学的权利。这标志着她的前途完了。她只有像旧时代的农村所有女人那样，出嫁、生孩子、围着锅台转，作一个浆洗妇人。她被下放时，伤心得眼睛都哭红了。现在想想这件事对一个刚懂事的、充满理想的少女，是多么大的打啊！ 实际上，这一政策葬送了一大批人的前途。被下放的一些同学想不通，把仇记在了班主任的头上。我的一个教师朋友说，他的班上有七名学生被下放，文革中他遭到这些人的暴打，他也是有·冤无处诉阿。 我们读书的年代，物质极其匮乏，条件非常艰苦。那时小学每天上两晌学，早晨和中午，下午不去学校。但早晨去的特别早。冬天常是摸黑去学校。我们常五点多起床，六点多学校就开始早读。“入九”以后，气候变得异常寒冷。那时的冬天，比现在的冬天冷得多，有的学生为御寒，就提着一个冒着浓烟的火罐去学校。学生们的火罐大多是黄泥烧的陶制品，圆圆的，中间大约20公分左右粗细，口口约七、八公分。烧火罐要寻找朽木头，没有火焰，保持时间长，不易熄灭。但大多数学生没有这个待遇。我皮肤坏，每年冬天都生冻疮，一个漫长的冬季，手经常是烂的。白天还好，晚上睡在热炕上，手上的冻疮特别疼。至今，我手指上的冻伤痕迹仍然清晰可见。 二年级放寒假时，我不知怎么搞的，把我写字用的铅笔弄丢了。实际上，那支铅笔只有七、八公分长了。那时家中特别困难，丢了铅笔，在我的心中可闯下了大祸。整个假期我恐慌不安。心里想，这件事如果被父亲知道了，我非挨打不可。为了不挨打，整个假期，我多次在父亲面前唠叨，我不上学了。我当时心里想，如果不再上学，就不用铅笔了，丢铅笔这件事就不会被父亲发现。谁知父亲嘴上应承，但到了正月报名上学时，还是叫我必须去上学。无奈，我才说出铅笔丢了一事。那一次很例外，父亲没有打我，也没有责骂我，给我买了一支新铅笔。但这件事却如热铁的烙印，永远留在我童年的心中。 （六） 吃 食 堂 1958是中国历史上“大跃进”的年代，是充满急风暴雨的年代，是一个波澜壮阔的充满变数的年代，更是一个疯狂的年代。那一年的政治口号是“超英压美赶苏联”。在经济发展上提出钢铁元帅升帐，全民大炼钢铁。中国大地上到处是炼铁的高炉。整个国家热气腾腾，烟尘滚滚，忘乎所以。 那一年干什么事都讲求速度。上面下令收割秋粮，下面就要求绿黄不过夜。“夜战”是平常事。就连八、九岁小学生也参与其中。也就是这一年在中国农村发生了开天劈地以来的一件大事，改变了千百年来农村人的生活习惯，全民实行“食堂化”。食堂化一开始，几天之内生产队就找地方盘好了大锅大灶。接着，由各级干部带队，组成检查团，逐户逐门检查，除过吃饭的碗筷，小钵小盆外，所有的铁锅一律交到炼铁厂，大盆大瓮送到公共食堂。食堂化运动似急风暴雨，来势汹猛。几亿农村人口被裹挟之中。食堂中的大锅一次足足能煮一头牛。就这样，以家庭为单位生火烧饭，一起用餐的生活格局被打破了，变为一个生产队大人小孩二、三百人挤在一个大饭厅吃饭的场景。吃饭时出现了大人叫喊，小孩哭闹，鸡飞狗叫，乱乱哄哄、热闹非凡的场景。 食堂化运动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昙花一显，是一个小小的插曲，是一个难以入耳，令人心神不安的怪曲，它就象春天的沙尘暴，没有那一个人会喜欢它。 食堂化前一、二年，粮食大丰收。刚实行食堂化，为了体现其优越性，吃饭不定量，生活还算过得去。但饭做得很粗糙，扛子馍，饭中下一些青菜苗之类绿菜，且浪费十分严重。这种饭就根本谈不到质量和可口，就象当时农村人说的“跟喂猪喂牛差不多”。就是这种局面，也只维持了一年左右时间。1959年到1961年三年期间，自然灾害频发，旱象严重，农民在田地里你哄我，我哄他，天灾人祸并存，粮食逐年减产。1959年还勉强能吃饱，到1960年至1961年，情况就越来越差，食堂常常是稀拌汤、稀糊汤、没有馍吃。这就是著名的“低标准，瓜菜带”时期。 有一件事我记忆深刻：那时，生产队常派人出去采割青菜。我家门前左前方一百米开外，有一个城壕，残砖碎瓦，死猪死鸡常在壕沟中乱扔。壕岸上有一片土地，约有一、二亩地。因为离村庄太近，鸡和猪经常在里面寻觅吃的，故而无法正式耕种。那一年，在这片地里种了土油菜。深秋时节，油菜叶长的十分茂盛。但那个地方也常是大人小孩拉大便的地方，脏臭脏臭的。但那时的青菜已经很难找了。村中一个姓张的老汉，就从那片地里割回了满满一背篓油菜叶。回到食堂，就向食堂中一倒。食堂负责洗菜的妇女们就用手向洗菜的大盆中掬放。怎么闻到臭哄哄的，而且手中黏黏的。后来细致一看，油菜叶上面全是大粪。无奈，捡了捡，用水冲一冲，不言不语就把菜下到锅中了。这件事当初是保密的，但时间长了，一传十，十传百，全队大人小孩都知道了。 那个时代，在农村，即是谁家私藏了粮食也没有办法吃。无锅无灶，而且政策很紧，若发现谁在家中私自做饭吃，就要挨批挨斗，甚至挨打。那确实是一个“不准你烟筒冒烟”的年代。但从来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1961年初春的一天，不知父亲从哪里弄来一点小麦面。天黑以后，全家人把头门关了，从板楼上取下藏在上面的一口小铁锅，找来三个半截烂砖，把锅支起来，在家偷着做饭吃。当时，已有好长时间没吃过白面条了，虽然无油无菜，但还是感到奶奶擀的面条好吃极了，直到今天，那浓香的面条味道好像仍在我的舌尖间流淌。 食堂化后期还发生了一件记忆犹新的事情；我记得那天是农历十月一日。农历十月一日在农村称为“鬼节”，也是汉民族一个传统的重要节日。传说，这一天是死去的人在地下过年的日子，人们都要到坟头上给故去的亲人烧纸祭奠，送去寒衣。那时食堂已难以为继，但上面没有命令，谁也不敢私自解散。可是生产队却采取了一种折中的方法，每一顿吃饭时，各家各户就到食堂领面粉，回家自己做饭吃。那天，我去食堂领面粉，走到半路，碰上领到面粉向回走的人，我已得到消息，今天过节，面粉比平时多了一半。那时，食堂管理员叫张文斌，是一个退伍军人，当过大队的民兵营长，是农村的积极份子。我去食堂领面粉，张可能看我是一个小孩，他也不知道我已了解了今天的优惠政策，就仍按平时的标准给我称了面粉。我看到这种情况，就理直气壮的说：“听说今天过节，面粉比平时多给一半吗，怎么还和平时一样呢？”张闻听此言，面红耳赤，给我补上了面粉。从此以后，到我长大成人，我对他影响很不好。后来我想，可能是我父亲当过队长，在什么地方得罪了人家。 “食堂化”是我们这一代人永远的伤痕，妻子就经常讲她“食堂化”岁月中的事情。1961年，她八岁，那时，已不在食堂饭厅吃饭了，食堂开饭时，每家每户就用盆盆罐罐打回来在家吃。有一次她和他爸爸（我们这一代人称父亲为“爹爹”叔父为“爸爸”）两人用一根小木棍抬着一个瓦罐子去食堂分饭，回来走到半路上，不小心罐子打烂了，清汤全部抛洒在半路上，两人的木棍上抬着一个罐耳子回到家中。就这样全家人你看我，我看你，谁也没说一句话，只能盼望着下一顿饭了。这就是“食堂化”运动带给中国农村人的“福气”啊！ 食堂化开始不久，听说毛主席还说过，“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我也不知道他老人家到底说没说过这话，但到一九六一年下半年，“食堂化”实在支撑不下去了，这个”心脏“也就停止了跳动。 食堂化是中国农村人心灵上一个难以忘记的悲哀，几百人，男女老幼，挤在一起，吃同样口味的饭，后来还根本吃不饱。人的口味本就多异，今天，一家人甚至夫妻之间有的都吃不扎。食堂化运动，是中国几亿农村人感受最深切，而又感到最无奈的一件事，也在我童年的心灵中留下了永远难以忘却的情景。 那个年代，在农村有一个最流行的名词，“停伙”。因为人人都要去吃食堂，吃饭的这个“权柄”，勺把子掌在农村极少数人手中。生产队长，食堂管理员看你谁不顺眼，就可以随便“停伙”，不让你吃饭。这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在农村孩子中，有一个口语小品，说话时用舌头弹出很响的声音，就像打快板一样：“我吃我喝我由我，我穿我戴我由我；我不吃我不喝我由我，我不穿我不戴我由我”。但在食堂化年代，小朋友的这句话是大错而特错的。吃喝是由不了各人的。 我家族中有一个名叫于安邦的老人，他和我祖父是同辈，我祖父排行老三，他在兄弟里面最小，我们称他为“碎爷”。我碎爷这人脾气不好，但他很喜欢和孙辈们开玩笑。外号人叫“毛胡胡”，我们也叫“胡胡爷”。他的人生很凄惨，妻子走了，孩子也被带走了。吃食堂那年，被他得罪的人刚好是一个姓高的食堂管理员，一天中午，他去食堂吃饭，姓高的管理员看到他挟着饭碗来到食堂，就把他的碗刁了下来（方言：把碗抢去）。说：“你不干活还想吃饭吗？”这件事后，碎爷连气带饿，他疯了。再后来他跑到一个叫羊屎坡的小山坡上，自杀了。那时是夏季，当人们发现他的时候，他的身体已开始化了……实际上，碎爷不干活不是他懒，而是他病了，已没有力气干活了。那个年代，人们互相开玩笑时说：“你稍轻，看不把你的伙给你停了”。“停伙”，就是剥夺吃饭的权利。食堂化在我们这代人的心中留下了难以抹去的记忆！千百年来有一句古话：“千年铁栏檻，挡不住一个土馒头”，就是坐监狱的人，每顿也得给吃饭啊！ 历史的喧嚣过后，留给人们的是更多的伤痛与思考。在经历了1958年的“大跃进”，“大炼钢铁”和三年时间的食堂化运动后，国家发生了解放以来唯一的一次大饥荒，就连以“麦米菜籽油”称著的陕西关中也发生了饿死人的现象。问题最严重的是甘肃，听说死了很多人。大批大批的逃荒者涌进陕西。蔡家坡火车站许多甘肃逃荒的年轻媳妇和姑娘，被饿得躺在火车站的候车室里。没有媳妇的人用一个蒸馍就可以换一个媳妇。我家的邻居就是这样引了一个甘肃甘谷县的姑娘做了媳妇，生了一个女娃，1964年撇下孩子又回了甘肃。写到这里，我又想到一件令我更为痛心的事：1968年夏季，我得了大叶性肺炎，在宝鸡二康住院，遇到一个病友，老家是甘肃甘谷县。那一年他验上了兵，马上就要进入部队了，他来到陕西兴平县看他的母亲，而他的母亲就是在大饥荒的年代逃到陕西另嫁他人。一个从未出过远门的小伙子，被火车从大腿根部砸断了双腿，听说是解放军把他送到了医院。在医院中，他一手端着便盆，胳膊向前一伸，放下便盆，然后两手再在地下一撑，屁股象拖把一样向前移动，把地拖出一行干净的印痕。几十年来，他的这个身影深深的嵌进了我的心中，每每想到这件事，我的心就很痛很痛。在以后的几十年中，每次碰到失去双腿的人，我都要仔细辨认是不是他。如果能碰到他，我一定要给他一半千元，以表达在他最痛苦的时候我们的相识之情。我经常在想，他的人生是在怎样的景况中讨生活啊？ （七） 捉 蝎 子 童年时代，我家没有一分钱的收入来源。父亲能弄到称盐打油的钱，这让我已非常敬佩父亲的本事。年三十的压岁钱父亲是否给过我一毛钱，我已没有任何记忆。八、九岁时，在农村其他小朋友的传、帮、带下，我已开始学着自己挣钱。这就是捉蝎子和上山挖药。春天到山坡上挖药，夏天捉蝎子卖，十三岁那年秋天也还贩卖过水果。 五、六十年代，农村人居住的房屋是沿续了几千年的土坯墙。名贵的中药材蝎子就生长隐藏在土墙之中，土墙的年代越长，蝎子就越多。捉蝎子的时间性很强，一年四季就只有入伏后的十多天时间。入伏后，气温闷热，天黑后蝎子就从土墙墙缝中爬出来乘凉。晚上，天刚黑，我们就端上煤油灯，提上一个瓷罐子，再拿一双筷子，沿着墙根找蝎子。如发现了蝎子，就用一根筷子压在蝎子的背上，这时，蝎子的尾巴就翘起来，我们就用筷子挟起来放入罐中，罐体非常光滑，蝎子在罐中乱爬，但它永远爬不上来。我们那时不但在自家的院庭中寻找蝎子，也到邻居家，村庄中的外围去寻找蝎子。年龄稍大一点后，白天，还扛上镢头到山沟里的土崖上寻找蝎子。蝎子的生长环境一般在有缝隙的墙壁和土崖中。土崖中的蝎子特别大，毒性也特别强。小蝎子的颜色是红褐色，而老蝎子大蝎子的颜色是黑褐色。土崖中的老蝎子把人蜇了，死不了也很危险。在过去农村就有小孩子被蝎子蜇死的事。我记得六一、二年，一个大蝎子可以卖一分钱。运气好时，一晚上能捉十多个蝎子，运气不好只能捉五、六只，有时天气突然变凉就只能捉二、三只，甚至一晚上捉不到一只蝎子。如果努力，一个夏季能捉到二、三百个蝎子，这对我们小孩子来说是一个不错的收入。自己挣的钱，可以自己支配，把蝎子交到药材店，拿到钱后，那种高兴、快乐和自豪劲儿使现在的小朋友们无法体会到的。 我小时特别喜欢冒险，什么事都想尝试一下。我记得那时，我常把二母指突然伸到装有一、二百条蝎子的瓷罐中猛搅，蝎子竟然蜇不到我，这个游戏作了好几年，胆子越来越大，先是快搅，后是慢搅，再后来有一次，我终于被蝎子蜇了。蝎子蜇了的滋味真不好受，那个疼啊，是钻心刺骨的疼。从此以后，到我十六岁走出家门，我再也没有胆量将手指伸到蝎子罐中。 （八） 推 磨 子 六十年代初，在村坊间流传着这样的话：“毛主席大个子，领导人民推磨子”。“毛主席，北京坐，先挈（qie)扁担后推磨”。村坊间的这些话看似对毛主席老人家有些大不恭敬，但它却反映了当时农村生活的真实情景。那时，在经历了大跃进和农村食堂化的折腾后，城乡经济陷入了极大困难之中。农民的柴米油盐都成了主要问题。农村大食堂解散后，吃的面粉就都靠人力去推磨子，磨面粉。千百年来农村人就靠石磨磨面，而石磨一直一来就是牲畜拉动，每晌一个牲口约能磨一斗小麦（约30斤）。磨面是一个辛苦活，旧时代在农村，磨面是家庭妇女的主要活路之一。一般凌晨四、五点起床，直到上午九、十点左右才磨完，除过麸皮，只剩二十四、五斤面粉。农村中的四、五口之家，一星期只少磨一回面，六、七口之家每星期只少要磨两回面。 六十年代初，所有牲畜都归生产队统一饲养。况且那个年代人都吃不饱，牲畜饿得皮包骨头，给牲畜很少的饲料，有的还叫饲养员偷去吃了。当时，村坊间有这样的戏言：“牛哭呢，娃笑呢（指饲养员家的孩子）饲养员偷料呢”。当时牲畜是生产队的集体财产，一家一户使用也不方便，也不能开这个头。在这种情况下，原来牲口干的活就只能用人力代替。 推磨子是个很难言的苦差事。抱着磨棍在磨道中转了一圈又一圈，不大功夫，许多人就觉昏天昏地，反胃呕吐。推磨子的差事大都是妇女小孩干的活路。在我家经常就是我和我哥推磨，奶奶箩面。我那时十二，三岁，我哥十五，六岁，但我哥小时候发育不好，个头和我差不多，为了推磨子我们兄弟二人经常闹矛盾。你说我不出力，我说你不使劲，有时还就罢了工。奶奶气得没办法，一会哄这个，一会骂那个。后来为了“公平”，干脆“抬硬扛”，数圈圈。刚好我家磨套旁长有一棵槐树，正好是数圈圈的标志物。推磨者和休息者共同数，一、二、三、四、五……你推二十圈，我推二十圈，推够自己的圈数，转到槐树下，磨棍啪的一扔，就到旁边休息。 为了推磨，我们常惹奶奶生气。农村有句俗言：“婆娘当家驴犁地，娃娃做活淘死气”。奶奶本就爱叨叨，加之我们不听话，奶奶被气得哭一阵笑一阵。一九六一年夏天，父亲去了距我们十多里地的桃沟山庄收庄稼，推磨时奶奶嫌我们不听话，不停的骂说，我哥突然失去控制，抽出磨棍打了奶奶一磨棍。这下可犯了大法，奶奶生了大气，伤心的哭了。哥哥又后悔又害怕，就用卖蝎子的钱买来碘酒为奶奶抚伤。后来父亲从山庄回来，还是知道了这件事，哥哥挨了一顿饱打。实际上，哥哥是个孝子，他那时正处于青春萌芽期，被奶奶不停的叨叨完全激怒了，这才犯下如此大错。后来奶奶于一九六七年初得了半身不遂，在炕上躺了十一个月，都是哥哥一人精心照管，才使奶奶没有受大罪。在以后，父亲和哥哥二人生活的几年时光中，都是哥哥为父亲做饭吃。 我从公路上当兵后，哥哥本来可以顶替我当工人，但为了给父亲做饭吃，他一直未能走出家门到社会上工作。由于家庭问题，他受尽艰辛，历尽磨难。在此，我希望他晚年苦尽甘来，能享几天福。 （ 九） 故 院 风 情 故院是人生旅途出发的地方，生命的摇篮。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故院是一个难舍的情怀，是一段温暖的记忆，是生命中最神圣的殿堂，是游子永远的家。在关中农村，故院叫老屋。出门几十年，老屋时常在睡梦中出现，有时候我看到她变成了漂亮的青砖绿瓦的小洋房；有时候却梦见她同奶奶和父亲一起在风雨中飘摇。 小时候，由于家里穷， 在我的记忆中，我家只有半截院。院后面是一排土墙，西边留有一米宽的豁口，从豁口出去是一个荒草丛生树木蓊郁的壕沟，后院（关中农村将宅院内厕所称“后院”）就设在那里。我记得父亲说那一小片荒地是村西头一个名叫经福的人家的。那时候，土地还是私有。以后，土地公有化，不知什么时候，父亲终于想办法把那片荒地申请了过来，我家这才重新扩充了院子，踏好了院墙，这才和两邻的院墙补齐了。 过去，关中农村中的老院基都很大，一亩地的院子也不少见。我家的老屋扩充后，有七分大小。后半截院子长着三棵大楸树，有一棵上面喜鹊还筑了窝。后来父亲还栽了两棵李子树，一棵杏树。春天，树木发芽，嫩绿的叶子慢慢舒展开来，树荫一点点的遮蔽了后半截院子，宅院显得清凉而又幽然。初夏是喜鹊繁育后代的季节，它们经常在树上叽叽喳喳叫过不停，给庭院增添了无限生机。特别是那两棵李子树，仲春时节,开满了密密匝匝的粉色小花朵，葳蕤烂漫，使整个院落都弥漫着淡淡的芳香。每当这时节，早晨一觉醒来，睁着胡松的睡眼，我第一件事就是去到后院看李花，几十年来，这情这景，犹在眼前！ 三间（约10米左右）宽的院子，前院东边五间“半边盖”（关中十大怪：房子半边盖，姑娘不对外......）的厦房是我家住，头门靠西边两间房是爷爷（我祖父的弟弟）住。前院西边有一片空地。初春，奶奶和我们一起在这片空地上挖土整地，再刨上七八个土坑，然后从后院弄些土粪，渥上瓜窝。仲春时节，奶奶不住的念叨：“椿苞脑绽，栽瓜蒜”，督促我们将瓜豆点种下去。 一场春雨过后，种子慢慢发芽了。夏天，天气越来越热，那时节年年有伏旱。奶奶就叫我和我哥用洗脸盆一趟一趟从约300米开外的涝池中端水浇。瓜蔓长的很长很长了，花儿张开了金黄色的大嘴巴。蜜蜂钻进花中采蜜，我调皮的把花儿的口用手封起来，蜜蜂急的在里面嗡嗡乱叫，我却开心的笑了。 辛勤的劳作，换来了丰收的喜悦。院子中种的叫牛腿瓜，青褐色颜色，象牛腿一样的长而弯曲，一个就有几十斤重，奶奶还经常把它送予亲戚邻居。 我很小的时候就没有了母亲，父亲又常常在外奔波，童年时的许多时光，是和奶奶及哥哥一起在故院中度过的，故院留下了我成长的痕迹和记忆。想起小时候在老屋中的岁月，我的心中既有甜甜的温暖，又有淡淡的悲哀。一恍然，我已老唉！但每当我又一次回到老屋，朦胧的泪眼中，我却总能看见：离去亲人的身影还是在老屋的院坝中徘徊，在头门口张望，好像仍然在等待着我的归来...... 如今，老屋住着我哥及侄儿一家人，随着社会的进步，时代的发展，故院已改变了昔日的容颜，但我却永远无法忘怀那土墙土院的古朴、厚重和亲切。 老屋，我生命的根须之地。故院，我灵魂的归宿之所。 (十） 黄土韵味 我年轻时听一位朋友用这样的语言叙说中国的好地方：“天下省，西安省，天下州，苏州杭州，天下县，泾阳、三原县，天下村，山西露村。”我的家乡实在地说，她并不算美丽富饶，因为她不象山西露村那样有一条常年流淌的小河，清澈的小河流水从村边汩汩涛涛流向遥远的地方。但是我还是爱我的故乡，故乡的黄土青山养育了我，留下了成长的记忆。虽然离开家乡已整整半过世纪了，可浓郁的故土气息，早已深深地融入了我的血脉。我时不时梦见：我回到童年，和小伙伴们在春天的田野里奔跑；在小麦青黄的初夏，寻觅杜鹃鸟鸣叫的身影；雨后天晴，在那铺满绿茵茵莎草的小路间行走，在路边的塄坎上（方言：指胡同两边高出小路的土坡）用小手采摘开着淡红色的打碗花...... 有一件记忆犹新的事情，多少年来常常展现在我的脑际。我已记不清那件事发生在哪一年，只有兴奋和快乐永远留在心头。在我们村子东边，有一条沟。名曰“石炭沟”，一年中大多时间它干枯无水，我小时候和小伙伴们常去沟中玩耍。秋夏时节，山洪暴发，滚滚的洪水卷着泥沙，倾泻而下。石炭沟有一段地方全部是石层，没有一点黄土。洪水退去后，小铜钱就沉淀在那一段光溜溜石层上面。小朋友们就都在石层上面寻找小铜钱（旧时用的一种货币）。说来也怪，每次大水过后，小朋友们总能在那一段石层上面捡到小铜钱。五、六十年代，小铜线不大值钱，也不是稀罕之物，家家户户都存放有几枚。所以，那个年代，小铜钱常被小孩子用来玩耍。 后来，石炭沟修了一条档水的土坝。土坝约有五、六米高。修建的土坝质量很差。土坝坝体两侧坡度很大，表层约有三十公分左右的浮土，最上层大多是六、七公分大小的土块，下面就是细沙一样的黄土，我们几个小伙伴常去土坝玩耍。记得有一次玩得最疯狂。四、五个小朋友在土坝南侧爬上来又爬下去，而下去的时候竟然头部朝下溜着下去。我们的衣服、身体，和黄土涂为一体。大家越玩越兴奋，快乐感犹如江水的浪头，一浪推着一浪。忘记了时间，忘记了回家吃饭。我们从早饭后一直玩到太阳快落山了，后来，来了两位小朋友的家长找自己的孩子，我们这才余兴未尽的回到家。回家后，才感到饥肠咕咕，精疲力尽。我边吃饭，奶奶边数落我，但我心里非常高兴，感到今天玩的太痛快了。在以后奔波他乡几十年的慢慢时光中，那一天的场景总是时不时出现在眼前，令人回味，使人留恋。 鲁迅先生曽说过：“没有亲吻过土地的孩子没有童年”。我们这一代生长在农村的娃们，实际上就是从黄土中钻出的土疙瘩。黄土的韵味，对我来说，永远是那样的香甜，那样的亲切、那样的投缘。 （十一) 山水情缘 我的故乡杜城村，地处“周原膴膴，堇荼如饴”之古周原大地。她是西周京城“西岐城”的西城门，故此叫“西杜城”。（东杜城现属扶风县法门寺镇管辖）我的故园就在千山（俗称北山）山脚下三华里处，距“岐山”约20里左右路程。“岐山”因一山二峰对峙名曰“歧山”，又因其形似箭括，亦称“箭括岭”。（民间也叫箭豁岭）西周早期的都城“西岐城”，隋开皇16年（公元596年）在此设立县置，俱以此山得名。 旧时代的农村，重男轻女，对于男孩寄予厚望。俗言曰：“儿子娃娃不吃十年闲饭”。又有“男长十二脱父子”之说。也就是说，男孩子十、一二岁左右就已成为家庭的劳动力，有的人家如果在十二岁以后失去父亲的佑护，就可以承担起养家糊口的重担。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的家乡是箭括岭山脚下的第一个村落，在我九、十岁以后，那如黛的青山就成了我新的伙伴。上山寻生活，成了我每天不可或缺的内容。春夏时节到山上挖药、割草、拔野菜；秋冬季节，又去山中摘拾野果，割柴。我少儿时十分顽劣，又非常胆大。而爬树就是我的一个得意之技。有时候我双脚交叉倒挂在树上，并不感到危险和惧怕。“净果木”是我特有的本事之一。我常爬上又高又险的大树。采摘主人家收获后树上极高处剩余下的核桃，树尖上的柿子。这些主人家为松鼠和乌鸦等馈赠的食粮，我都要设方想法把它弄下来，让它成为我和伙伴们的口福。 五、六十年代，北山的植被十分茂密，山的容貌基本处于原始状态。人人都说：“秦地无闲草，样样都是宝”。这话一点儿也不错。春天，家乡的山坡沟梁，到处芳草萋萋。黄芩、防风、柴胡、苍术等中草药隋处可见。在我的记忆中，开设在我村的中药材收购门市部，收购的黄芩堆积得像一座座小山。饭后课余，我常和林岐、天保、德云等儿时的伙伴扛着镢头，提着伴笼，在山坡上寻觅挖药。开着蓝色小花的是黄芩，开着白色小花的是防风，长着细长叶子的是柴胡。那时，我们虽然都是孩童，但我们几乎认识山坡间生长的所有药材。大多数药材生长在阳坡或半阳坡，也有极少数药材喜阴，要采挖它，则要爬上高高的山峰，在山的阴面或石崖寻找。这些药材采挖难度大，但价钱高。挖药卖的钱，除了给家中称盐倒油外，剩余的钱 ，我就可以自己花销，这让我感到十分地惬意啊！ 初夏，我和小伙伴们去箭括岭山后采拔野韭菜，深山中的野韭菜情味悠长。“四月深山桃花迟”。那时节，山外的周原大地各种果树都已长出了茸茸的小青果，但深山中满山遍野的野桃、野杏、野梨树，却花期正盛。粉红色的桃杏花和洁白如雪的梨花相互辉映，宛如一个浓妆艳抹的少妇，把山坡装扮得更加美丽。 “近水识水性，近山识鸟音”。初夏，不光满山遍野的花儿开得十分好看，各种鸟的鸣叫声也动听而又有情趣。山坡之上五音繁杂，犹如《百鸟朝凤》之交响曲。有一种鸟的叫声听起来很有意思，“咕碌碌滚到底”……听到这种鸟的叫声，小伙伴们就相互打趣：“你听，叫你咕碌碌滚到底”。还有一种鸟叫声凄凉，好像在诉说着它悲惨的身世。“麻子哥哥，杀人强盗”（|| |）。听老人们讲，这种鸟有一个令人悲伤的传说：“古时候，山外住着一家人，家中有父母和两个儿子。然而小儿子却不是亲生子，他是他们弟弟的儿子。他不幸父母早早双亡，在苦难和不幸的岁月中，慢慢长大成人。可是他却成了他继母的一块心病，她千方百计想将他害死。有一年春天，这个继母终于想出了一条毒计，她命兄弟二人去北山上种麻子。给兄弟二人分了种子和种地的任务。临行前，她对兄弟二人说：‘谁种的麻子生长出来了，谁就可以回家’。谁知，她给弟弟的麻种是炒过的。哥哥种的麻子很快就出来了，他先回家了。弟弟种的麻子一直未能出苗，他后来死在了山上，变成了这种叫声凄凉的鸟。” 秋天，山上的野果子成熟了。记得那一年，我大约十二、三岁，很想去山中采摘野果。中秋时节，去山上采摘的主要是山桃，苦李子等野果。在小孩眼中，野果子香甜味美，十分诱人。我决定跟着几个大人去深山中摘拾野果子。可是父亲却不叫我去，他说：“浅山中没有果木，摘桃要跑五、六十里的山路，你根本走不动”。但好奇和诱惑使我非去不可。后来，我终于同哥哥跟着几个大人去了。我记得是下午走的。一直走到第二天天亮时才到了目的地。沿途还有不少小河，我们还要涉水过河。整个晚上深一脚，浅一脚。走到半夜时，我实在走不动了，双腿疼痛，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我感到我会立刻倒下，甚至死去。我求求大人们歇息一会儿，他们说：“才走了一半路程，现在还歇呢？”大人们仍然不停的赶路，四周是漆黑的暗夜，远处还时不时传来山狼呜呜的恐怖的怪叫声。无奈，我只有跟着走。后来的事情我已忘记了，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是如何度过那个痛苦而可怕的夜晚，不知道我是如何从深山中回到家里的，只记得我只吃了几颗山桃，却一颗也没有带回家中。如今，五十多年过去了，但时光并没有冲淡我对那个夜晚那无法言状的苦痛的记忆。 冬天，上山割枈又成了我们兄弟二人的”必修课“。那个年代，柴禾都是靠用扁担担回家的。那时到北山上主要割的是蒿草、黄柏蒹一类的软柴。上山割柴两头不见日头，赶天亮要走到目的地。带的干粮一定要藏好，山上的乌鸦眼睛可尖了，如果馍被它叼走，那整整一天就只能喝西北风了。柴割好后，把柴担扎起，担着担子就向山外走。人常说：“灶火门上掂担子”。开始，还感到不沉，但越走越沉。出了山，离家只有二、三里路了，却越走越走不动了，就只能担着柴担挪脚脚。 我十五岁那年，腊八节，天气阴沉沉的，清早，天上还纷纷扬扬的飘着雪花。当时，父亲却命我和我哥去山上割柴。常上山割柴的人都知道，初冬柴好割，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浅山的柴都被割光了。临近过年，山上的柴就更难割了，要割一担柴要跑很远很远的路。加之那天是腊八节，天气又不好，我就不愿去，和父亲犟了几句嘴。父亲脾气大发，用一根桃木鞭杆狠狠的打了我一顿。无奈，我只有和我哥扛着扁担上山。后来雪也停了，到了山坡上，我脱了裤子看身上的伤，屁股上青一道、红一道，我在山坡上伤心的哭了。 尾 声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如今，童少年的往事已成为遥远的记忆，但是，每当回想起儿时的岁月，我的心情仍然久久的难以平静！我们这一代人啊，能享到晚年衣食无忧的生活，我已十分满足。如今，我永远不敢设想，也没有兴趣想到要住大房子，喝名酒，抽名烟。这就是我，永远是一个山村的孩子，永远是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写下这篇不长不短的回忆，希望现在的年轻人，更希望我的儿孙后辈们，能从我们童少年的生活中，感悟到些什么，并从中学到些什么。 小时候的经历，使我们成了最易满足的一代。看来所谓的“代沟”就是人们的生活情景和所处的环境造成的。 我们这一代人小时候的经历，其实，也是那个年代中国农村人生存的历史记录，用文字传承下去，这也是我的一点小小心愿。以后，它也可能是中国农村百年巨变的一个小小节点。 于辉 2015年 二月初稿于岐山 阅读(62)| 评论(12) | 编辑 |删除 |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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