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回忆师大附中 |
| 正文 | 回忆师大附中 曾建文 1964年7月下旬的一天，富民中学（今天的富民一中）中考放榜了，我和几个同学上山砍柴回来，汗都顾不得擦一擦就急急忙忙跑去学校看榜。学校教导处门口已经围了一些同学和家长，我挤进去一看，榜上虽有我的名字，可是录取的学校却是昆明师大附中。我一看有些不高兴，以为带师范两个字的学校毕业后肯定也是当老师的，而我却不大喜欢当老师，我想读普通高中，将来毕业以后继续念大学。我从人群中挤出来，刚好碰上我们的班主任甘丽艳。甘老师看我一脸不高兴的样子感到有些奇怪，我把我的想法跟甘老师一说，甘老师笑了，说昆明师大附中是云南的重点高中，教育质量特别好，能够考上这样的学校是很不容易的。听甘老师这样一说，我才转忧为喜，高高兴兴的准备去学校报到去了。 九月一日是师大附中开学的日子，我和富民中学一同考上师大附中的四位同学一起挑着行李书包，跋山涉水步行三十多公里路来到昆明大西门新建设电影院对门文林路上的附中报到。当时的附中校舍很小，据说是云南省委招待所改建而成的。一道大门进去，左右两排两层楼教室，中间隔个大教室，前后两个花园，园内种有腊梅。两个操场，前面一个不大，可供上体育课和做广播操使用，后面一个稍大点，有篮球场，还可以打排球。而再后一点就是昆明古老的又高又厚的城墙了。好在当时附中住校的学生不多，只有我们富民来的几个农村孩子和茨坝昆明机床厂来的几个工人子女，就这十来个学生，学校也没法安排宿舍，干脆把我们安排到隔着一条文化巷的师大附小去住。 当时附中的学生从高一到高三大约有700多学生。处熟了才知道，这些学生大都是省市一些高级干部和大学教授的子女，家庭条件都比较优越。上学放学时有同学会有轿车接送，这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事了。星期天到同学家里去玩，看见有的同学家里有沙发，觉得很稀奇，坐上去怪舒服的。 上高一的时候，因为同学来自四面八方，互相都不熟悉，不好进行选举，老师指定我当班里的学习委员，我连忙推辞说不行。老师说：“怎么不行，我是从考分里挑最高的学生选出来的，就你先当着，一个学期以后再改选。”就这样，我这学习委员一当就当到了毕业。高二的时候，学校选我到学生会工作，负责生活方面的事情，那时候，国家刚从三年困难中走出，物质还比较短缺，学生反映食堂的饭菜打得少，吃不饱，我们学生会介入监督，组织各班的生活委员轮流参与食堂卖饭打菜收饭票。 附中的老师教书教得特别好，不论是语文数学外语还是生物化学历史等，老师教案都不看一眼，一进教室就淘淘不绝地讲开了，而且讲得很生动，很吸引人，很少有打嗝噔的时候，四十五分钟一节课一忽儿就下课了。有的老师在社会上还有点名气，比如秦仲权老师，经常有轿车来接他去文庙作学术报告。知内情的同学说，师大附中的老师都是师范学院毕业生中的尖子。难怪他们的学识那么丰富，口才那么溜唰。 学校门口就是新建设电影院，看电影十分方便，然而我看附中的学生，包括我对学习都抓得很紧，很少有去看电影的。除非学校组织不得不去看才去。学校对门右前方有个不大的书店到是我常去的地方，不过那时家里穷买不起书，许多好看的书我都是站在书店里把它看完的。 学校隔壁是凤煮马店和一些住户，恐怕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川滇的马帮到昆明来大都住在这里。我很喜欢溜过去和他们吹牛，那些马哥头一肚子的故事，听得我不想回学校。 那时的学校，贯彻的是毛泽东的教育方针，即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因此，学校的学生除了读书之外，不仅要打扫卫生，勤工俭学，而且还要到农村去支援农业，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一个学期大约要去二十天左右。每到支农时节，学校的学生就排着队唱着歌，背着背包，挽着手袖，戴着草帽敲锣打鼓浩浩荡荡地从学校里开出。昆明郊区的六甲、小麦溪、大普吉都曾留下我们支农的足迹。 学校经常组织学生开展文艺活动，师大附中的文艺演出水平可高啦，原因是当时学校有一批学生是艺术学校并过来的，唱歌的，跳舞的，画画的，玩乐器的都有一批经过专业训练的人才，班级的节目只要有他们参与都很象回事。 师大附中的学生常常自豪地说，进了师大附中的门，就等于有一只脚已经跨进大学的门了。可惜1966年底的文化大革命打破了我们的美梦，那时我才读到高二，学校没法上课了，停下来闹革命，一闹就闹到1970年，全部学生一个不留，全都下农村当知青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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