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父亲《第五章》 |
| 正文 | 经过父亲四，五年的精心打理，到1949年末家境虽难说富庶，但也似小康般招邻人热眼相顾。五间正房翻盖一新，重修了院墙置了大车不说，还又买了几亩地，姑姑，二叔，三叔也于当年先后定亲。 可恰恰因为多了这几亩地，1950年初划定阶级成份时，父亲家就被凭成中农了。父亲后来还庆幸，当年若再多置几亩地，真没准就兴许被划成富农成份了。没经过那个年代的人不知道，在1980年以前中国农村的地主富农是资产阶级，是被专政对象，都似生活在炼狱般；而贫农下中农是无产阶级，是保障共产党政权的中坚力量，两者政治待遇和所处境遇径渭分明有天壤之别。 而当年凭定身份也与所处地域贫富程度有关，富户多的大村好多中农比穷户多的小村地主都要富。因为再小的村也要有阶级斗争，也得有阶级敌人敌我矛盾，就好象反右时期有的右派是被“凑数”凑上的一样。 1950年父亲为二叔在村里举办了挺红火热闹的婚礼，也算了却当年娶母亲时的寒酸与尴尬，让奶奶在村里父老乡亲面前赚足了面子。因此父亲在家有奶奶支持下绝对的权威，直到天津后至我们成年，二叔二婶，三叔三婶，姑姑姑父，保括母亲，二姨与二姨父，舅舅与舅母对老爸都似对家长般毕恭毕敬。父亲每当谈到二叔的婚礼就很自得，说当年农村结婚有一个大炕柜就很好了，父亲却为二叔二婶置了三个大炕柜，引得乡里乡亲都眼红的很。 也别说1943年爷爷刚病逝时，我母亲和二叔才14岁，其它人都不到十岁，在这群孩子眼里21岁高大键硕的父亲自然就是主心骨就是靠山。何况奶奶41岁守寡，父亲是被视为家中的顶梁柱，一切希望也都指望着父亲。因此1970年奶奶弥留之时，紧紧握着我的手说：华，以后要好好孝顺你爸，他这辈子可不容易啊！ 1950年，由于家里人越来越多，母亲又生下大哥，十几亩薄地打的粮食还是不够吃。馒头房的生意也因周边百姓生活趋好渐渐陷于窘境，人手上父亲也觉力不从心，恐怕不能长久。遂停了馒头房，要到天津看看情形，此时天津已解放，父亲还听说二舅爷也病故，是与父亲有恩且私交很好的三舅爷掌管柜上，改名福兴缝纫社。 解放后工人地位提升，任何虐待和伤害劳工者的行为都似犯罪般被城市解放军接管部门格外重视，资本者都似惊弓之鸟。1950年9月前后几乎所有国有私营企业都先后成立了工会组织，工人当家做主落实到各行个业。加上1950年毛泽东访苏后，随即中国志愿军入朝参战，紧跟着大批苏联专家来到中国，数百个大型企业开工建设，全国都呈现出空前高涨的建设热潮。父亲由于有四五年的学徒经历，活技上几乎轻车熟路，加上三舅爷也希望这个一向喜欢的亲外甥帮柜上打理业务，于是父亲很快就萌生了全家落户天津的念头。 解放初的几年军需民用都很大，缝纫社活很多，1952年末就开始实行计件工资，每月父亲刨去所有消费还能往家寄几十元。我1979年进厂上班时听老师付们说过，五十年代初物价非常偏宜，如今几百元一斤的对虾一毛钱一个，二个就能当顿早点；一块钱一袋50斤的米和面；几个人去趟登瀛楼吃大餐也花不了四，五块钱。父亲合计一个月的收入就能顶上家里十几亩地一年的收入，而耕种锄收还得父亲亲力亲为。父亲每月往家寄钱让村里人羡慕的很，全家的生活变得很宽裕，又盖房子又置家用。1954年还为21岁的三叔风光娶妻，但父亲把全家迁来天津生活的心意已决。 2017年7月9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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