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关于土地流转问题的思考 |
| 正文 | 毛主席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土地曾经是神一般的存在，人们依赖它生存，世世代代，离不开对土地的眷恋。土地曾经属于国王、属于奴隶主、属于地主，却在很长的历史阶段不属于依赖它生存的劳动群众。土地还是那土地，它却几易其主。 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从内心深处都是民以食为天的农耕文明的民族。新社会伴随着土地革命的发展而发展。红色政权正是通过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得到了底层劳动群众的广泛支持。建国后，土地由分到合，再到分，几经折腾，中国的劳动群众给予了这个国家最大牺牲和贡献。土地问题在新中国几十年的变迁见证了国家的发展脉络，也给我们当下正在进行的土地流转带来了巨大思考空间。 建国后，土地国有化、人民公社运动甚至联产承包责任制之所以能够顺利实施，都是基于新中国人民群众翻身当家做主优越感的存在，都是基于政府的群众基础坚实和牢固，都是基于上层建筑设身处地地考虑到了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些政策在经历了时代的浸洗之后，有的被推翻，有的被质疑，有的也不能完全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矛盾不停地变化，不变的是劳动群众对于权益的需求。 土地流转本质上是对土地国有基础下联产承包责任制做出的重大调整，通过土地流转，加速了农村土地的确权登记，为集约式管理土地提供了政策支持，变相地削弱了农民对于土地的主动权，最终将中国土地政策置于私有化和国有化一墙之隔的尴尬之地，或者说为彻底实现土地私有化铺平了道路。（敏感） 改革开放至今将近四十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也有三十余年，同时，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一胎制计划生育政策的施行也都过了而立之年。经济就像汹涌的大潮，潮涨得时候谁也不在意谁在裸泳，潮落的时候许多羞耻想捂都捂不住。几十年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光辉的成绩，也埋藏了巨大的隐患。首当其冲的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混乱，由集体主义向个人主义的急速转变，导致历代领导人重建新的核心价值观的努力都淹没在拜金主义的狂潮之中。其次，城镇化的迅速发展，导致中国传统城乡二元体制弊端尽显，城市迅速扩张，农村劳动力外流，城乡相对生活水平的差距日益拉大，新农村建设被迫让位给城镇化建设。第三，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很强的政策导向性，投资和投机家们都能先于普通人捕捉最佳投资行业和时机，这也造成了官商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并最终将劳动群众屏蔽在网络之外。第四，农村的凋零持续加剧，劳动力减少，老龄化加速，内在发展动力匮乏，导致土地的利用效率不断下降，也为土地流转政策的出台提供了客观条件。 面对经济下行和诸多隐患，政府提出了一系列应对措施。从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到施行“二孩制”，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到推进农村土地流转落实等等。其中，农村土地流转涉及到的问题最为棘手，它牵动的是无数人的根本利益。 农村土地流转和农地确权、合作社经营等政策最终的目的是希望实现农业产业化，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最终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农地确权先给农民吃一颗定心丸，合作社经营再给农民描绘一副蓝图，最凶险的一招却是土地流转，弄不好就要把农民的命根子给斩了。 通过土地流转实现农业产业化，本质上是农民向产业工人转变的过程。产业化的商品只有通过流通才能实现盈利和增值，因此产业化从根本上动摇了农村或者区域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农业产业化不论通过什么途径实现，都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社会的产业格局，都将把全国的经济绑在一起，都将与全球的命运紧密相连。 那么，打破农村现有的经济模式，实现产业化，谁拥有最大的动力呢？我认为是企业及其背后的资本集团。农业产业化一旦成为现实，掌握农业资源的方面将拥有产品生产、加工、销售甚至定价的权力。农业产品作为商品出现，就可以寻求最可行的利益最大化方案。因此，农业资本将首先对农业资源尤其是土地虎视眈眈。掌握资源就是资本增值的基础。 可见，土地流转的背后还是利益的博弈。那么政府、企业和农民这三者在土地流转过程中都有什么样的行为和目的呢？他们各自需要达成怎样的平衡才能促进土地流转的顺利进行呢？ 首先是政府，政府作为土地流转的主推者，同时肩负着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的责任，对土地流转从始至终的任何问题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政府的角度来考虑，土地流转是缓解经济下行压力、改善民生、促进发展的必要条件，势在必行。美国式的个人农场模式（土地流转的预期后果）或者中国试行的合作社制度，都能促成产业结构的大调整。 无论从常规媒体的宣传还是组织农民进行相关政策的宣讲，都在为土地流转等一系列政策的实施做足了准备。各级政府也都起草了相关的合同、法律文件，一定程度上听取了群众的意见，同时得到了同等程度的认同。但是，以依靠土地为生的弱势群体为主，数量庞大的农民群众以及从农民中走出来的工薪阶层，其复杂程度远远超过目前政府的预估。许多工作不够细致，涉及到农民长期利益的问题，并不是简单的几句甜言蜜语所能解决。 政府在对待企业和农民的态度上也过于暧昧不清。对于企业，政府更像是形象代言人，凡是听上去吸引人的企业项目，优先贷款、优先规划、优先解决等等，提供了一切可以提供的便利条件。各级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媚气十足，抢投资、抢汇报、抢政绩，掩盖了许多突出问题。在土地流转过程中，诸如流转期限、土地补偿款，尤其农民后续的生计问题，合同条文中往往缺乏足够的重视程度，一笔带过，增加了农民的后顾之忧。有些地方政府确实考虑到了农民利益，反过头来以敲诈的手段狠宰企业，顾此失彼，得不偿失。 因此，我认为土地流转比较顺利的地区，政府部门的工作比较踏实，既能充分考虑农民的需求，又能协调好企业或者合作社的利益。反之亦然。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做好群众工作绝对不是威胁群众，而是敬畏群众。 一个有良知的企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企业背后的无良资本。企业家、政府职员和农民一样，都是人民群众的一员。脱离了人民群众的企业，必然会被历史淘汰。 企业作为土地流转中使用土地的主体之一，其本身往往并不直接通过与具体土地拥有者（农民）进行接洽，而是通过政府得到流转土地的使用权，再由政府负责与村民商议流转土地的具体内容。当土地流转完成后，得到土地的企业土地使用过程中，才会与当地村民产生雇佣、边界纠纷等关系与矛盾。政府的桥梁作用在这个过程中相当重要，既要仔细考量企业给当地带来利弊，又要全面衡量村民的利益得失。 因此，参与土地流转的企业必须具有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提出切实可行，真正符合当地发展的整体方案。这个方案不但要得到当地政府的审批，最好还要得到当地村民的认可。由于基层政府工作不细致，往往导致后一步工作的缺失，造成村民对投资的怀疑与顾虑情绪。投资项目的投资规模、相关利益分配、透明度等，都影响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由于企业之间的竞争关系，导致许多敏感信息并不为基层群众所了解，村民不了解收益率到底有多大，往往会漫天要价，阻碍土地流转的进度。企业的方案足够细致，具有历史责任感，才能通过政府向村民传达正确的信息，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 企业想要经营好从村民手中流转过来的土地，必须充分考虑当地村民的利益诉求。群众诉求不仅是政府的工作，也是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不得不考虑的。当一个企业丧失了基本社会责任心，基层群众不得不怀疑企业与政府狼狈为奸，利益寻租。失地村民向产业工人的转变是痛苦且漫长的，企业能否提供就业岗位、能否在利益分配中充分考虑当地的弱势群体等等都是考量企业是否具备社会责任心的起码条件。 需要重点关注的是农民。 作为土地流转过程中的绝对核心，农民更像是被动地无奈地接受现实的一方。政府项目的出台往往没有经过基层表决，其优惠政策的出台也不为农民所知，政府与企业签订流转合同也缺乏村民的有效监督。当村委会通过大喇叭喊村民领取征地款的时候，村民的思想工作并没有做通做透。政府与村民签订的劳动合同条文简单、期限过长、补偿款达不到村民的要求、法律法规方面缺乏对于政府或者企业的约束等等，通过细节可以看出土地流转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一刀切、粗放，缺乏耐心等不符合群众路线的做法。 农民本能地依赖土地，同时也要为稳定安康的生活积极谋划。 第一，做好农民向产业工人转变的心理准备。即使不是土地流转，农业生产也会最终走向产业化，许多农民不得不走出田间，走进工厂，从事第三产业等其它工作。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是商品化，农民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后，已经具有了一定的产权意识和法律意识。作为农民，要重视土地的产权价值，同时也要学会灵活地利用土地进行投资生产。重视土地的产权价值就不会上当受骗，灵活地出租土地获取投资回报就会获得生活资本。 第二、要学会理性地争取合法权益。土地流转中出现的问题和疑问，村民要要求政府做出合理解释和解答。农村土地作为集体用地，属于全体村民共同所有，并不属于某个干部，也不属于某一级政府。在遇到重要政策出台的时候，全体村民要理性要求上级领导或者投资方的企业向全体村民进行政策宣讲、项目介绍等。基层政府不作为的情况下，村民要团结，群策群力，不要贪小利、忘大义，起哄捣乱。 第三、农民要勇于树立自己的主人翁意识。几十年来，人民群众都习惯了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国家建设。近些年，党的基层建设却不尽人意，出现了太多的腐败案件，一天天地耗损着党曾经建立起来的深厚的群众基础，许多地方政府把人民群众当家做主当做一纸空文。不堪重用的基层干部，村民要坚决拒绝，不选不用。不堪忍受的错误政策，村民要敢于反对，责令政府纠正。 第四、农民作为整体上的弱势群体，又要面临着身份的巨大转变，需要政府的积极引导，也需要新的投资加速农业产业化的实现，更需要尽快学习知识、法律、技术以适应时代的需要。以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经济为目的的土地流转政策有着多方利益博弈的复杂性，特殊性，甚至具体到地方还会衍生出千奇百怪的措施以不同的名义出现。不管其以什么样的面目出现，只有真正符合老百姓的利益才会最终得到落实和拥护。 中国社会庞大的农业人口基数决定中国的农业产业化道路必然不会一帆风顺，这并不表明农民是天然要被消灭和压制的群体，也不能说明农业产业化之路是百分之百顺应时代趋势的必由之路。庞大的农业人口基数说明针对土地流转会有许多不同的意见，说明中国的农业产业化绝对不会是出台一个土地流转政策就能完成的。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问题或许会因为土地流转而峰回路转、柳暗花明，更大的可能却是，在土地流转过程中三农问题会被暴露无遗，从而导致更深刻彻底的解决三农问题的方案被讨论出台。 在我考虑继续分析各方利益在土地流转博弈中可能出现的各种结果的时候，遇到了一位令人尊敬的农民企业家。他深厚的专业功底和良好的企业氛围实在让我钦佩，但是他对于农民的态度却和我完全不同。许多人也这样认为，现在的农村恶习遍地、赌博、懒散、无赖之风泛滥，有出息的人外出进城，村里剩下的人已经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和谐进步，农民已经不是原来的羊，而是贪婪的狼。当我从另外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时，农民现在的问题被这样刻画也并非空穴来风。但是，农村民风的转变到底是由所谓农民的劣根性引起的还是社会氛围造成的？我认为后者的可能性更大。 当前，中国的腐败是从上到下，由表及里的全方位的。基于集体主义价值观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崩塌之后，价值观混乱引起的浮躁氛围伴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而日趋严重。拜金主义迅速蔓延，每个人都无法深刻地反省自己的内心。具有较好经济条件的中产阶层和富裕阶层紧紧地握住财富带来的安全感惶惶终日，人穷志短、马瘦毛长的低收入者和基层劳动群众无法获得正确的价值观导向，只好在人心浮躁的时代趋于形式上的堕落。 然而，真正能够看透和认识这个世界的人永远都是底层的人民群众。他的命运就是社会的真实写照，他不会在空中楼阁中忘我，也不会在堕落无助中停止对于生命的坚持。他们就是时代，而有的人只不过是浮云！ 政府和企业甚至文化人群对于基层劳动群众的误解将深深地影响其对于时代的判断和认识，资本本身无好坏之分，但是资本在错误的指令下会犯下吃人的罪过。因此，国之大事，民为之本，慎之又慎，不可不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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