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小姨花铃 |
| 正文 | 前两天回家，聊起外婆那边的事，妈妈说前两天大姥爷走了。 大姥爷？我一时没反应过来，不知妈妈说的是哪个大姥爷。 “还有谁，就是花铃她爹呀！”妈妈提醒道，顺便让我抽空去看看外婆。我“嗯”了一声，低头扒了两口饭。 花铃是我的小姨，年龄和我一样大。 小时候，为了躲避计划生育，妈妈将家中最小的我放在外婆家养了几年。花铃就住在外婆家附近。虽然大姥爷和外婆只是远房表亲，但由于住的近，关系自然也亲密许多。 刚到外婆家我谁都不认识，花铃是第一个主动找我说话的人。虽然两家离得不远，但花铃走起来却特别费劲。她拿着一个小板凳，一步一挪地走过来。第一次见面，她拎起外婆家养的小黑，笑嘻嘻地对我说“不咬人的”，仿佛她才是小黑的主人。 由于腿脚不便，花铃的活动范围十分有限。一天大部分时间就是拿着小板凳坐在门外发呆。天气好的时候，村里总有几个老头老太太喜欢聚在门前，聊聊天、晒晒太阳，有时还会有人拿着录音机听徐州梆子，咿咿呀呀的声音一响，花铃就跟着呵呵笑起来。我问她听到什么这么高兴，她晃着脑袋想了半天，说不知道。 我觉得花铃不仅腿有问题，脑子也不太灵光。 我悄悄问外婆：“花铃是怎么回事？” 外婆说：“花铃是讨来的。” “讨”就是收养的意思，我还是不明白这和我的问题有什么关系，在我的追问下，外婆一口气讲完了花铃的故事。 故事要从花铃的哥哥也就是我的小舅舅说起。大姥爷的老婆，大姥姥怀小舅舅时，肚子特别大，见的人都说怀的不是双胞胎就是龙凤胎。不管怎样，包括大姥姥在内的所有人都坚信大姥姥肚子了装了两个娃娃，可是最后却只生出了小舅舅一个孩子。由于条件艰苦，大姥姥生产时大姥爷还在建筑工地打零工，并没有亲人在她旁边。小舅舅出生时五斤都不到，这让所有人都大感意外。人们不明白为什么大姥姥怀孕时肚子这么大，生的孩子却可以如此瘦小。所以大姥姥始终都认为自己生了两个孩子，之所以只有一个小舅舅，她怀疑是接生的医生做了手脚。 这个想法在大姥姥心里挥之不去，她之后去医院找了几次，但结果可想而知。空口无凭，没有人傻到会承认。大姥姥得了产后抑郁。为了她那个一出世便被抱走的孩子，整天愁眉苦脸，以泪洗面。大姥姥是大姥爷借钱从四川买来的媳妇，借的钱还没还上，媳妇可不能再出事。为了大姥姥好起来，大姥爷托人从外地抱来了一个女婴，一子一女凑一个“好”字，大姥姥果然便好了。 这个女婴就是花铃。 花铃长得清秀乖巧，一双眼睛扑闪扑闪的，谁见了都忍不住逗一逗。花铃一咧嘴，大伙就都跟着笑起来。但快乐总是短暂的，花铃两岁时还不会走路，两条腿细的像腌过的辣萝卜。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是得了小儿麻痹症，学名叫“脊髓灰质炎”，得这种病的人腿部肌肉会慢慢萎缩，严重的会导致瘫痪。大姥爷家吃饭都成问题，根本没钱给花铃治病。他们第一想到的是把花铃送回去，但是两年了，当初受大姥爷之托的人已经不在村子里了。看着在床上爬来爬去的花铃，大姥爷和大姥姥心软了，他们放弃了寻找，说这就是命。 “那他们到底给花铃治了没？”我忍不住插嘴问道。 “这种病，治也治不好，而且还会影响脑子”，外婆指了指我的小脑瓜，继续说道：“你大姥爷和大姥姥卖了一季的稻谷，在花铃腿上装了两块钢板，现在也算是能下地走动了。” 那时我不知道，小儿麻痹并不会影响智力，花铃出现了智力障碍，说明她大脑发育也有问题。当初她亲生父母把她送人，也许和这些有关。 花铃的事在亲戚之间是个公开的秘密，至于她自己知不知道，我不清楚。但自从知晓她的故事之后，花铃就在我心中变得特殊起来。 我觉得花铃和我不一样，和我周围的其他人也不一样。那时我已经渐渐交到了几个朋友。他们知道我和花铃的关系，有时会故意在我面前提起她，他们说“瘸子花铃又呆又傻”，说我和她在一起时间长了也会变傻。 他们的嘲讽起到了作用。我不想变傻，更不知道该怎样面对花铃。一方面我觉得她很可怜，不忍心她天天跑来找我；另一方面我和其他小朋友一样，以看不起花铃的残和傻来证明自己是个正常人。这两种矛盾的情绪在我心里挥之不去。对待花铃，我选择了疏远。 我的这些想法，花铃当然不知道。她还是坚持每天来找我。我告诉她，我感冒了，一接触别人就会加重，让她等我好了再来找我。花铃相信了，很长时间她没有出现在我面前。 有一天放学，我从花铃家门前路过。她正好又在门外听大人聊天、晒太阳，看到我经过，她忙叫住了我：“千千，你感冒好了没？” 我早已忘了这一茬，随口说了一声：“早好了。”花铃高兴的拿起小板凳朝我挪了挪，拽着我的衣角，激动地说：“那我又能找你说话了啊！” 那一刻，我觉得花铃真的很傻。我哪有什么感冒，不过是一个不想见她的托词罢了。真话假话，她都听不出来。 也许是花铃的无知让自己显得很有心机，我变得不耐烦起来。转身想走，却被她拉着来到了她家里。 家中空无一人，大姥爷忙着打工养家，大姥姥整天在地里忙活，而我那个小舅舅，则不知道又上哪野去了。空荡荡的的四面墙，一面比一面破败。我看着这些光秃秃的墙壁，觉得花铃很孤独。 “给你！”花铃不知从哪里拿出两个苹果，伸手递给我一个。 “什么好东西！”我非常不屑，一把将苹果打翻在地。 “脏了脏了！”花铃大叫着，挪着小板凳将苹果捡了起来。 “脏了脏了！”花铃一边用嘴啃掉脏苹果的皮，一边嘟囔着，然后伸手又把另一个苹果递了过来：“那个脏了，这个给你！” 我愣了一下，没有去接苹果，转身跑了出去。 说是跑，其实更像是在逃避。我觉得自己莫名其妙，在又瘸又傻的花铃面前有什么可跑的。我安慰自己，我只是在炫耀，炫耀自己的健康，炫耀我是个正常人。 我和花铃的关系就这么僵着。花铃每天乐呵呵的来找我，我找了各种理由推脱不见她。不是要写作业，就是要帮外婆干活。不管说什么她都相信，然后拿着小板凳一挪一拐地往回走。我躲在房间里，从窗户往外伸头望去，花铃那小小地身躯，看起来像是缩了水一般，只有背影在夕阳下被拉得老长老长...... 其实，对我来说，不见花铃更像是自己在和自己较劲。我讨厌花铃每天都乐呵呵的，让人一看就知道她是个傻子。其实外婆说过，花铃只是智力发育比一般人晚，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傻子。我觉得很多事花铃都是在装傻。我讨厌她装的这么像。 直到发生了一件事，我才知道自己有多么可笑。 那时候，小学生之间流行养蚕，同学给了我一包蚕卵，我用棉花包着放在枕头下，隔天就忘了。后来想起来，拿出来一看棉花里多了一条条黑丝，一动不动，原来是孵出来的蚕宝宝都被我活活饿死了。 因为这件事我被外婆说了一顿。但是小孩子玩性大，忘性更大。很快学校里又兴起了别的玩意儿，养蚕这件事也顺势被我丢到了脑后。 有一天晚上，大姥爷来找外婆，问花铃在不在这。外婆说不在。大姥爷着急地说花铃不见了。由于花铃平时活动范围特别小，能去的地方很快就翻了个遍。可是花铃连影子都没有。折腾了大半夜，花铃自己回来了。满身都是泥，手里还攥着一把桑叶。她见到我，将桑叶一片片码齐，递给我说：“没有桑蚕只有桑叶”，样子像受了气的小媳妇。 原来外婆和大姥姥闲聊时说到了我养蚕的事，花铃在旁边听着就记住了。她知道村西头的有个桑园，桑园里有几棵桑树，她觉得那里一定有蚕宝宝，就想去那里为我捉几只回来。 花铃不知道，现在都是人工养蚕，而那时也早已过了养蚕的季节，飞蛾都不一定有两只，哪里又能找到蚕卵呢？ 花铃一无所获，摘了一把发黄的桑叶回来。 我看着她一身的狼狈样，觉得哪里不对，问“你的板凳呢？” 花铃还是呵呵的笑着，说：“他们说喜欢，给他们了。” 从她断断续续的言语中，我知道了事情的大概。花铃在回来的路上遇到了村里放学回来的孩子。我的那些“朋友”们，本来想要花铃手里的桑叶，但是花铃死活都不肯给，他们无奈，只能转移目标，连哄带骗抢走了花铃手上的板凳。花铃长这么大，走路全靠这个小板凳。失去了它，花铃只能爬着回来。 “桑叶比板凳还重要？”我气急败坏的质问，而忘了这一切都是因为我。 “桑叶是你的，板凳是我的！”花铃不服气地大声争辩着，一串一串眼泪理直气壮地流下来。 “谁要你的桑叶！”我气急，一把打掉花铃手里的桑叶。 这是我第二次打掉花铃手里的东西。但我心里知道，这一次我再也没有什么理由把她从我心里赶走了。 花铃是我的小姨，但我从没有叫过她一声“小姨”，也从来没有承认过她和我的关系。最初她是我打发无聊时光的对象，后来她是阻碍我和同龄人相处的障碍，现在，我心里居然有一点点想承认她是我的小姨了。 我抱着为自己减轻“负罪感”的心理，沿着去桑园的路仔细寻找着，果然在一条灌水渠的旁边找到了被丢弃的板凳。我拿回家，仔仔细细洗了一遍。板凳上暗红的油漆早已脱落成一块一块独立的区域，于是我找来喷漆，给它重新喷了一遍，换成了自己喜欢的天蓝色。 给花铃的时候她高兴地不得了，完全没认出来这就是原来的小板凳，以为是我新做的。我告诉她这就是原来那一个，她还是笑的手足舞蹈。我看着她的样子，有一点羡慕。 那时的我虽然还很小，但是心里已经生出许多烦恼。和同学的关系、和父母的关系，还有每天写不完的作业。每次说给外婆听，她总是让我学学花铃。“学什么？跟她一样做个傻子！”我既不解也不服气。花铃连学都没上过，哪里有值得我学的地方。 可是在后来的许多年里，每次想起花铃，我总觉得其实傻的那个人是我自己。花铃无欲无求，乐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而我越长大，想要的东西就越多，顾虑也越多。我总说自己活得累，总说很多事情身不由己。其实哪有那么多身不由己，不过是自己不甘心放手而已。花铃早已洞察一切，才能把日子过得像玻璃珠一般发光透明。 小学四年级后，我被父母接回到自己家中。只有每年放假的时候会在外婆家过一段时间。每次回去，还没走到村口，花铃便会迎上来。那时她已经离开了小板凳，用上了双拐。花铃的辫子总是留的特别长，每次快齐腰的时候，大姥姥就给剪下了拿去卖。黑黝黝的头发，总能卖上好价钱。 有时我会教花铃认认字，照着《三字经》的顺序，一个个教。花铃学的慢，我又特别懒，想起来就教她一个字。两个暑假下来，还没学到“父子亲 夫妇顺”。我有意拿花铃开玩笑，问花铃：“长大你想娶媳妇吗？” 花铃摸摸刚剪的短发，笑呵呵地说：“不娶媳妇，我就是媳妇！” 我乐不可支，又问：“那你想给谁当媳妇？” 花铃羞红了脸不说话。 有了拐杖，花铃的行动方便了许多。期间，她又做过几次手术，腿上的钢板已经换了好几块。虽然为了省钱，手术都是在小医院做的，但花铃腿部肌肉的萎缩速度好像真的慢了下来，医生说已经基本排除了瘫痪的可能。 花铃经常拄着双拐满村子转悠，有不懂事的小孩跟在她后面，她也不生气，从兜里掏出几块快化的奶糖要给他们，结果谁都不敢接，一个个都被吓跑了。有时花铃会来到村里的小学，推开教室门直愣愣地就往黑板上看，学生们一个个转过来，对着她大笑，老师以破坏课堂纪律为由请她出去，她站在一动不动。这样来了几次，她成了学校的“名人”。 不管有什么烦心事，一想起花铃身上的这些事情，我都能笑出来。 看起来一切都还不坏，只是没有变的更好。上高中后，我去外地住校，课业越来越重，寒暑假都花在了各种补习班上。去外婆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但每次回家，妈妈总会说起外婆那边的事，花铃的事情也听说了不少。 大姥姥家出事了。 惹祸的是我那个不争气的小舅舅。 小舅舅十几岁时就离开了家，跟着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混社会。七八年里和家里联系的次数屈指可数。现在我已想不起他的模样。出事的那一年，他不知怎么跑去了甘肃。和别人打架，生怕被看出来是外乡人，刀子挥的比谁都狠。直到死了人，才惊慌失措地想起了家里人。 大姥爷一家的情况，在农村都算是贫下中农，每日拼命干活只为了吃饱饭。哪里遇到过这种事。大姥爷也慌了，找了家族中见过世面的几个老人在一起商量。大家的意见很统一，尽量让这件事私了，否则牢饭就够小舅舅吃一辈子的了。结果对方开口就要五十万，大家一下又没了主意。 按理说，小舅舅杀了人，五十万都算是便宜他了，可是大姥爷家里实在是穷，周围的亲戚也大多不富裕。大姥爷东借西凑、砸锅卖铁，结果五万都凑不齐。对方以为受了骗，恼羞成怒，报了警，小舅舅被判故意杀人十一年，收押在甘肃的一所不知道具体地点的监狱里。 小舅舅少小离家，家里早已习惯了他的缺席。大姥爷依旧每天去工地打零工，大姥姥依旧每天下地干活，花铃也像往常一样守着这个空荡荡的房子。看起来什么都没有变，但实际上这个家已经塌了。 杀人犯的父母，杀人犯的妹妹……左邻右舍顾忌街坊情面，不会当面这么说，但眼神多少和以前不一样，这是想掩饰也掩饰不了的。我替花铃庆幸，庆幸她智商不高，庆幸她可以任性的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完全屏蔽外界的目光。 但她的父母却不行。大姥爷年纪越来越大，加上又遭受这层打击，佝偻的身躯又矮了几分，渐渐地连工地里的零活都接不了了。大姥姥则郁郁寡欢，对小舅舅有多恨就有多思念，一想到要有十年见不到儿子，大姥姥就难受的快要窒息。 有段时间，花铃经常嚷嚷着要出去打工。那时她已十七岁，而我已经升入高二。邻村有人不知怎么听到这个事情，主动说要帮忙。他说自己有个亲戚在上海，开了一家足疗店，里面招的都是残疾人。因为政府有补贴，待遇都还不错。如果花铃愿意，他可以给亲戚说个情。大姥爷犹犹豫豫，他担心花铃从没出过远门，到了上海会不适应。但花铃态度异常坚决，她执意要去。大姥爷拗不过她，便陪她一起跟着老乡去了上海。 到了上海，大姥爷和花铃被安置在一间出租房内。每天早上6点多钟，便有车准时来接花铃。老乡骗他们说这是足疗店的班车。其实哪有什么足疗店，花铃是被他们带到了地铁车站设摊乞讨。花铃什么都不需要做，只要往那一站，就会有脚步匆匆的行人为她驻足，在面前的瓷碗里放上五块、十块……龙阳路、金桥路、人民广场......许多地方都留下了花铃的身影。 直到一名救助站的工作人员留意到花铃，大姥爷才知道他们的上海之行原来是一场骗局。当初的老乡已经不见踪影，连同花铃乞讨得来的那些钱。 后来有一次去外婆家，见到花铃，我问她：“你怎么突然想出去打工了？” 花铃支支吾吾地说：“攒钱！” 我问她：“你要钱做什么？” 花铃回答：“去看哥哥。” 我一时无言，花铃真是太傻了、太傻了…… 后来，我高中毕业，去镇江上了大学。几年之后，又辗转去了南京、苏州、厦门等地工作。我在这个世界漂泊着、挣扎着、奋斗着，努力为自己找一处安身立命之所，每年回家的日子寥寥可数，花铃和所有儿时的记忆一起变得模糊而单薄。 关于她的后来，在一些只言片语中，我知道了一个大概。 花铃结婚了，对方是个经济条件不错的傻子，一个真正的傻子。妈妈说，以大姥爷家的条件，花铃能找到这样的条件已经算是不错了。 很久之后有一天，妈妈给我打电话，问我最近什么时候能回来。我说工作很忙，手头有个项目要赶，回去只能年底了。妈妈说最好还是抽空回来一趟，花铃快不行了，上次去看她，她还提到了我。 我不信，问妈妈：“上次见她还好好地，怎么说不行就不行了？” 妈妈说：“上次？你想想你都多久没回家了？” 我心头一沉，原来我说的“上次”，已经是四五年前的事了。 妈妈说花铃嫁的那个男人虽然脑子有问题，但并不是傻子，而是精神病。对方故意隐瞒了病史，说只是智力障碍。男人每次犯病，就拳脚相加地折磨花铃，常常是旧伤未愈又添新伤。花铃身体本来就比常人差很多，哪里还经得起这种折磨，两三年下来，已经没有了人样。大姥爷大姥姥已近年迈，小舅舅还被关在遥远的狱中，亲戚们都自顾不暇。没有人知晓花玲的事，后来知道了，已经晚了。 我连夜买了机票，匆匆赶回老家。来到花铃床边，已经是第二天的傍晚了。花铃看着我时，我不太确定她是否还能认出我。她颤巍巍地拉起我的手，乐呵呵地说：“你来了，那我又能找你说话了啊。” 我看着她那张消瘦泛黄的脸，泣不成声。 【后记】 花铃走了，几年后大姥爷也走了。小舅舅在狱中来过一封信，说接受了党的改造，出来后会重新做人，孝敬父母。大姥姥不识字，邻居念给她听时，树皮般的脸上老泪纵横。后来小舅舅真的出来了，但没过几年，又因打架致人重伤再次入狱，这次，再没有信寄过来。 有时候连续加班几周，筋疲力尽地回到家中，本想倒头大睡，却会在一瞬间想起花铃，想起在苏北农村中那个破败的家。曾经，花铃在那个家中度过了孤独的童年和青少年。如今，大姥姥又将在那个家中孤独地等待。等待能迷途知返的儿子，等待渐渐老去的每一天。 现在，偶尔想起以前的事，我都无比后悔。后悔没有从花铃手中接过那个苹果，后悔没有好好教花铃写她的名字，后悔没有当面喊过她一声“小姨”。她是我在年少无知的时候，上天赐予的一块璞玉。虽未经雕琢却无瑕至极。 只可惜，当时的我，还没有学会珍惜。 【全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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