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 |
| 正文 | 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 ——学习毛泽东思想，纪念中国共产党百年 2021年6月18日 绪论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前夕，笔者花了一段时间，下功夫诸篇诸章诸卷，重新认真系统地通读了一遍《毛泽东选集》（1-5卷）、《毛泽东文集》（1-8卷）、《毛泽东年谱》（1-6卷）、《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共产党宣言》中文版、《刘周朱陈邓著作选读》、《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76年全年的《人民日报》缩订本，及其他有关论著选读等。 通过阅读体会，并结合实际看了一些电视专题片等资料史料，感到：近代中国饱受欺辱，真是内忧外患，险象环生，民不聊生；中国革命波澜壮阔，艰苦备尝；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灾难深重，饥寒交迫。受帝国主义、封建官僚、军阀地主豪绅压榨掠夺剥削，生死挣扎在水深火热中，苦不堪言！…… 无数志士仁人，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为了中华崛起，做出了一次次艰辛的奋斗和探索，付出了巨大牺牲。无论知识界还是官吏阶层，无论贫民还是上层社会，从林则徐、洪秀全，到康有为、梁启超这些人的禁烟、起义、戊戌维新，君主立宪，废科举、办新学，再到邹容、陈天华、严复、孙中山、黄兴这些人的革命军、猛回头，同盟会，以及辛亥革命，推翻腐朽没落的满清王朝，实行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都不能改变人民受压迫剥削的命运，也都未能使中华民族走出危机，成功摆脱列强欺凌，军阀混战，民族走上复兴的问题。反而屡屡遭受战火兵燹，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人民遭受更大的灾难，民族危机愈加深重！ 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直到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的面目从此一新。走俄国人的道路，这就是当时许多进步人士痛定思痛后做出的选择。紧接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五四运动的爆发，使中国很快有了共产党，才把中国人民一步步从灾难深重中解救出来。在这个过程中，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一大批优秀的中国共产党人，起到了力挽狂澜，中流砥柱的作用。 历史不容篡改或否定，领袖们的作用尤其不可低估，否则也要犯历史性的错误。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这个有特殊意义的历史时刻，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笔者感到有如下几点浅见需要表明，尤其是对于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认识态度问题需加表明。 一、历史的结论 毛泽东同志是我们党的伟大领袖，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衷心爱戴的伟大导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的缔造者；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是我们党的最优秀代表。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生动而丰富的智慧结晶；是照耀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永远前进的光辉灯塔；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丰富、最完善、最生动、最伟大的理论成果；是我们党必须永远坚持和遵循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历史地位，绝不容篡改和贬低！否则，全党不答应，全中国人民不答应，就要亡党亡国。中国就会重受帝国主义奴役和欺辱，中国人民就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这绝不是什么危言耸听！因为当今世界仍不太平，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仍虎视眈眈，亡我之心不死！和平演变，经济霸凌，军事威胁，颠倒黑白，混淆视听等各种欺人伎俩不断出现。我们必须头脑清醒，必须用伟人的思想和精神，重振国人的信心和爱国力量。 二、人民领袖的伟大之处所在 通过阅读学习一部党史，笔者发现，毛泽东及其思想占了过半篇幅。一部中国革命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毛泽东同志的功勋和作用，也占了过半篇幅，而且其作用和意义，远远大于过半篇幅。 吾党百年之际，笔者之所以费时数月，重读一遍毛泽东雄文五卷（其他文稿还未出全）及其相关史料，且仍然心如泉涌，激荡难平，心中定要写出点什么，是因为笔者深切地感到：不写不足以纪念党史百年；不写不足以纪念伟人给吾党之贡献。虽然最初建党人物只有13人，然对吾党发展壮大，对中国革命建设成功，对人民军队建设和发展，对社会主义道路、阶级、理论、革命观点探索等等，贡献最大者，毛泽东当之无愧，毛泽东思想当之无愧，且人民群众至今能深深怀念，并呼之伟大领袖者，毛泽东当之无愧。 虽然后来有关史料，对毛泽东同志曾颇有微词，随意点评功过看法等等，甚至基本上否定或闭口不提他老人家1958年以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到1957年底）至1976年逝世，近二十年的思想、论著和功过是非等内容。要提也似乎是贬低或否定的口气成分居多。这次据笔者细细重读毛主席著作，中共党史，深切知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千真万确的真理，然而没有毛主席作决断，没有毛泽东思想作指引，也确实就没有新中国的快速顺利建立，和迅速发展壮大。中国人民恐怕还在灾难深重的黑暗岁月中摸索不知多少年。很可能革命胜利遥遥无期或中途夭亡。对这一点，只要不是心存偏见，或稍稍了解党的历史的人，是不会不理解这种看法的。 吾此言也绝非危言耸听或无知妄说，这就是人民群众和领袖的关系中，领袖的伟大作用和地位所在。如果否定毛主席，否定毛泽东思想，就是给吾党抹黑，给中国革命抹黑，给人民革命和建设的奋斗史抹黑，这是极其荒谬和错误的！这里笔者不排除这些不好的或反动言论，可能来自后来改革开放以后，混进各级党政军内的一些反动右派、地富官僚坏分子极其残渣余孽，甚至极个别的党内当权派所为。 笔者肯定：没有毛主席极其光辉思想，中国就不可能从工农革命的实践中看到光明和希望；中国人民就很难找到一条把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起来的工农武装割据，同敌人周旋打游击，建立红色政权的道路模式；就不可能出现点亮全中国，唤起工农千百万的星星之火；就没有红军转战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战略性胜利；就没有吾党独立自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捉蒋抗战策略的形成，和吾党及其人民军队的保存并发展壮大；就没有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和人民革命的成功；没有毛主席三湾改编、古田会议、游击战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一系列的建军原则形成；就不可能有人民解放军的一步步发展壮大，以至于攻灭蒋家王朝，建立新中国；就没有新中国三大改造的成功和很快地进入农业合作化；就不可能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没有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勤俭建国的思想，中国就不可能出现一片片社会主义大庆式的工业企业和大寨式新农村；就没有独立巩固的国防，中国人民就不会扬眉吐气，斗志昂扬地生活在欣欣向荣的新中国，生长在充满希望和信心的社会主义红旗下；没有毛主席独立自主充满骨气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就不会赢得亚非拉人们和世界人民的普遍欢迎和尊重；就不会玩苏美两霸于股掌之间，使中国较早进入联合国，起大国作用；中国就不会有英明决策，并且很快使原子弹、氢弹和东方红卫星上天，早早在世界科技尖端领域占一席之地等等。是毛主席群防群治，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一切为了人民的思想，才使中国很早根绝血吸虫等一系列的传染病；也是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民才可以创造出林县红旗渠、南京长江大桥，及河北遵化沙石峪等新中国一个个人间奇迹；以及工业鞍钢宪法、农业八字宪法，粮食过黄河（亩400斤），越淮河（亩800斤），夸长江（亩1000斤）等中国创造中国特色；没有毛主席，中国人民也不可能在那个年代心情舒畅，信仰崇高，涌现出如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向秀丽、时传祥、孟泰、雷锋、王进喜、焦裕禄、陈永贵、张秉贵、钱学森、吴桂贤、倪志福等一大批英雄模范人物；中国也不可能迅速消灭一切丑恶形象，逐步缩小三大差别，社会风清气正，祥和公平安定，人民到处充满幸福感…… 总之，没有毛主席及其思想，中国就不可能很快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人民真正站立起来，有了做人的尊严；没有毛主席及其思想，就不可能丰富完善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党、阶级、革命和建设道路等一系列带有远见性的闪光的探索思想；没有毛主席历次从危机中挽救革命、挽救党，在党内历次左右倾斗争中总结和提高党的认识水平，就绝没有吾党今天发展壮大的坚实根基。 三、对某些派别、阶层、人物歪曲淡化毛泽东及其思想的质疑 综言之，笔者以为，对一个政党来说，对任何人物、任何历史事件，必须要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角度看待问题。而在关于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认识上，面对此，有的人，有的派别，或什么教科书、文件或决议之类，对于毛主席前半生或者说新中国成立以前，乃至反右运动以前（1957年）的成绩或功劳，基本上持肯定态度。十分遗憾！却基本否去了他后半生的功劳成绩或者说是基本承认了其错误。比如他老人家临终前谈话中提到的：一生所干的两件大事之一——“文化大革命”。足见毛泽东同志把此事看得多么重要。笔者细翻有关史料分析知，这可能是他老人家出于我国走人民公社合作化道路、社会主义道路中，力防少数当权者阶层走资本主义道路，反修正主义，防修正主义，切实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得来江山不容易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事实上，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国工农业生产、科技战线，捷报频传，并未受到所谓的经济出于崩溃边缘之类的损失（后面有部分资料可以佐证）。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造就了一大批社会主义建设新人。虽然运动初期打倒了一部分与他持不同政见的领导人、阶层。但在文革后期，遵照他老人家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劳动改造，视情况分配工作的干部政策，林彪事件以后，邓小平、陈云等一大批老干部即被解放出来，立即安排分配工作，恢复和进入党和国家领导层。至中共十大后，中央领导层的成分，也基本上体现了毛主席所认为的工农兵和知识分子相结合，老中青相结合的无产阶级专政政权。被整死的也可能属于下面或基层运动扩大化或过火行为，他们未执行毛主席运动初期“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以致伤了一部分人。有一部分或被真正打倒的人，可能也是极少数真正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或毛认定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从巩固党和国家政权、以及保证我们党的执政地位长治久安的要求出发，确需打倒的代表人物，比如他认为的刘少奇等人。但是对邓小平及大多数领导人及大量的所谓挨整派干部，毛还是心中有数的，也确实是采取了包容态度的。在他晚年的多次谈话中，也承认了自己有错误，比如说他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整了贺龙等。还说对“二月逆流”不要再提了，那是老帅他们对付林彪的。在陈毅追悼会上还说他是个好同志等等。这些话实际上是对老帅们、老革命的部分平反。 现在这些也只能从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角度，来分析看待了。不能仅仅责怪于毛泽东同志或毛泽东思想有问题。难道1958年以后以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的一切错误，都只能记在毛一个人的头上？当时的中央及其领导人都十分清白或不分担一点责任、失误？这显然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至少有的领导人在毛做出决策后，没有发言或表态。某些人、某些派别或阶层，毛主席在世时，不表态，随泼逐流，毛逝世后，又极端地憎恨、轻视他老人家，露骨地泄私愤，图报复……这明显不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光明正大，不搞阴谋诡计的原则。 笔者想，改革开放已四十多年了。新的时代，新的领导人，应该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发展过程中的成败经验教训，有必要重新总结或决议一下了。对建党人物，其他革命者的宣传有必要，对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宣传，更为必要！应还原和恢复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则是中国共产党之幸，中国人民之幸，中华民族之幸！因为毛泽东同志是我们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思想仍然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丰富深刻全面，理论体系完整，割裂或误解它，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毛泽东同志生前一贯主张的实事求是精神的，是不利于全党和全国人民，以及后世全面完整地认识、领会和理解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 曾有个别人物、派别或阶层，极力诋毁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极力搞非毛化。但事实证明，毛泽东同志是否定不了的，毛泽东思想是不可战胜的，且在社会实践中更加丰富和完善，更加深入人心。中国在毛泽东同志逝世后的改革开放和现在的新时代，笔者认为根本上就是毛主席学说和思想的继续丰富完善和发展。曾经对于他功过的所谓第一位、第二位的说法，或结论，是令人怀疑，或难以置信的。这种评价，到底比例各占多少？给人的感觉好像功过差不多似的，突不出领袖的功绩，反而感到抹煞了他的伟大功绩，其用心是险恶的！倒不如他老人家生前自评的三七开，即“三分错误，七分成绩”的说法来得中肯。其他领导人的功过也各有份，错误也不能推给毛一个人，全党和执政领导者，都应程度不同地承担责任。这样作决议，下论断，符合国情，符合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符合毛泽东思想及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原则或作风。 四、毛泽东同志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思考、探索和实践 （一）、毛泽东同志的治国思想与理念 毛泽东同志一生中，有许多闪光的治国理念和思想。关于他的治国特点，笔者从系统重读他的光辉著作，尤其是从他的《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论十大关系》等文章中，以及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讲话中，可以看出更加详细、明确的、和富有远见的闪光点。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起，他便提出逐步地，分阶段地剥夺官僚、地富资本，消灭人剥削人制度，逐步地引导亿万农民走农业合作化道路，走社会主义道路，以至于最终在我国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对全中国全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 毛泽东认为孙中山等人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旧民主主义革命）断然不行，不能实现平均地权，使耕者有田的理想。坚信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以后，建立的新中国，才能实现此目标。他老人家的目的是让全体中国人民走共同富裕的农业合作化道路，即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剥夺剥夺者。 1934年1月23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他就讲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重要思想。全国解放以后，毛泽东仍然十分重视新中国的水利事业。他号召全国人民连续治理祖国的大江大河等许多造福子孙的、完善的农业水利防洪工程。如长江荆江分洪工程，淮河、海河、黄河等的治理。修建了新安江、小浪底、三门峡、刘家峡、青铜峡、盐锅峡、龙羊峡等水电站。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研究始于上世纪50年代后期。1970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兴建葛洲坝工程的报告上批示：“赞成兴建此坝”，工程于当月30日正式动工。第一期工程1981年完工，第二期工程1982年开始，1988年底整个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建成。这是新中国最了不起的成就。还有成为世界八大奇迹的河南林县的人造天河——"红旗渠"。 1939年12月，毛泽东同志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是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他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后，所撰写的重要理论著作，文中首次在中国共产党内提出并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一起，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代表作。毛泽东指出：中国现阶段的性质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过程，不是无产阶级一党专政，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由几个阶级组成的，统一战线形式的抗日民主政权。主要是反帝反封建反汉奸，必须经过此阶段，将来才能进一步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去。这种革命和社会主义性质根本不同，不破坏建立革命同盟的资本主义成分，是基本符合孙中山所主张的三民主义的。 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毛泽东同志进一步发挥了以上思想，及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必须走孙中山先生说的节制资本的道路，其经济性质是社会主义的，但这个共和国不没收资本主义私有财产，不禁止资本主义发展，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实行孙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农村富农小经济也允许存在，此即平均地权。在此基础上，建立各自合作社经济，也具有社会主义因素。总之，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地主操纵国计民生。同时要按照孙先生遗嘱中说的：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这种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同我们党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内容也基本一致。 1949年6月30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他进一步深刻指出：在中国成立共产党，闹人民革命，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共和国，才是中国唯一的出路。 新中国建立初期，一边倒，学苏联，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收剥夺蒋介石官僚资本为人民所用，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利用城乡资本主义因素。节制资本而不限制资本主义发展，但不能让其占统治地位。对于地富经济，也要逐步采取剥夺政策，让其劳动改造，重新做人。并逐渐从互助合作走向农村合作社、人民公社。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进行公私合营，工商业采取赎买渐归国有化，逐步走向国家的工业化道路。 为了迅速向农业生产的深度、广度进军，毛泽东审时度势科学的总结了农业生产的自然规律，系统、深刻、简明的归纳了农业生产的基本内在要素。他在1955年亲手起草了农业十七条，1956年亲自主持起草了农业四十条的基础上，于1958年末提出了农业“八字宪法”，内容即：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它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解决了中国人吃饭的最根本因素，影响了当代中国农业20多年。 1959年4月，毛泽东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1966年2月，他正式提出，用25年时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毛主席逝世以后，1977年8月的中共十一大报告上，时任党央主席的华国锋同志，为了提前实现他老人家生前的遗愿，提出争取在1980年全面实现农业机械化伟大任务。 1960年，毛主席党中央于提出的"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农业生产方针。即发展农业必须坚持以粮为纲的同时，积极发展林、牧、副、渔经济作物,做到五业并举。 1963年底，毛泽东依据中央有关材料，发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号召，学习它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大庆和大寨成为当时我国工农业战线上的两面旗帜，极大地推动了全国工矿企业、农村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发展，成绩值得肯定。 从1958年大跃进开始到1959、60那几年，针对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全国各行各业出现的浮夸、虚假风气，毛泽东号召全党各级干部要讲真话，不要讲假话。并强调要建立粮食储备，不讲大话高调，强调吃饭是六亿人民第一件大事。 1961年他强调全党要搞一个实事求是年，各级干部都要下去调查研究，摸清情况，解决问题。1962年以后，党中央决定国民经济进入调整时期，毛泽东又强调全党要对社会主义的建设规律进行深刻的认识和探索，从中找出规律性的认识，以利于指导我国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少走弯路，顺利而正确前进。 可惜，时过不久，毛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发生了变化，更直接的因素是，他同处于一线刘少奇等领导人的治国思想发生严重分歧。他认为在新中国的建设道路上，要严防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成了主要矛盾，从而导致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爆发。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从此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的艰难曲折中，在一方面要抓革命促生产；一方面还要面对苏修美帝的威胁，促工作促战备形势中前进。 可以说毛主席党中央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和认识，付出了艰辛的代价。直到他老人家遗憾地离开人世，其探索和认识仍未完成。 总之笔者以为，1957年反右以前，毛泽东治国思想理念或策略，在全党无异议。1957年以后，他与某些持不同政见者之间的治国思想上逐渐产生了分歧。主要区别在于：毛坚持走工业化道路之外，力主迅速摆脱旧中国积贫积弱的局面，迅速摆脱帝国主义的封锁，更加注重以马列主义的观点原则，进行矛盾、阶级、形势、道路的分析，更加注重贫富分化情况，更加注重广大的贫苦农民阶层，以及缩小三大差别问题。他一生严防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严防剥削阶级思想现象抬头，善于抓主要矛盾，看大问题，观大方向。在外交格局上更有硬气、骨气，力主使中国人活得有尊严、自信，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帝国主义的威风，极大地促进了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反殖反霸事业。五十年代末期，他在极其困难的关头，在苏联撤走建设专家的威胁下，甚至不惜同赫鲁晓夫闹翻，也要捍卫新中国的尊严和骨气。他也更加注重树立和宣传艰苦奋斗、艰苦创业、勤俭建国，一心为民，思想崇高的英雄先锋模范人物的形象。注重先公后私，以国为先，重计划，讲节约，教育人民吃苦在先，享受在后，甘于奉献的共产主义风尚，以及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等等。 而后执政者，曾一度更注重抓具体事，不大提贫富差距，很少讲矛盾，阶级，斗争，只提反腐，治贪肃吏，不太重视，理想信念、信仰、精神动等。只多提抓发展，抓生产，注重生活质量数量，注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以及注重综合国力等。 笔者以为，以上二者兼而有之，综合使用，方为善策。当今新时代，一切政事、利益、发展正在上进，人民生活水平、综合国力等大幅提高，习近平总书记提倡一系列社会主义新风尚，比如：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撸起袖子加油干，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等等，这些都是很好的，也是符合大多数百姓愿望的。不足之处是，感到从党的事业成败的角度，应该总结成功有益的经验， 吸取失败的教训，比如：在适当的机会，总结一下1958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建设的若干重大历史问题，做个决议，以利于国家进一步统一步调，团结人民一致向前看，则能获得更多更好更健康的发展，更加可喜有加。 （二）、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探索实践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亿万农民走农业合作化以及人民公社道路的问题，并从中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和实践。他多次召开中央有关会议讲话部署，并亲自下基层调查研究，发现和解决问题。对于五亿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他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付出了极大的精力。 在1955年7月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中，毛泽东论述了我国农业合作化加快发展的方针政策，和可能性、重要性,为中国农业化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同时他针对党内某些同志在办社问题上的右倾思想，严肃地指出：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高潮就要到来了，而我们某些同志却像小脚女人一样，老是迈不开大步，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别人走快了走快了。他强调各级领导要走在运动前面，而不应落在群众后头，要大胆指导群众运动。要相信群众相信党，否则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他鼓励河北一小合作社三户农民，坚持走合作化道路，是全中国五亿农民的方向。 毛主席还指出：合作社一定要在艰苦奋斗中建立起来，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要经过艰难曲折的。社会主义事业也一样要付出极大努力，一帆风顺是幻想。 毛主席还批评了党内有些同志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保守思想，称他们老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和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立场上，替少数人打主意，却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为整个国家和人民打算。鼓励他们赶快上马，巩固工农联盟，逐步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消灭富农经济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人民富裕起来。 1955年9月，毛主席亲自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加写了104条按语。他赞扬了贫下中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介绍了各地农业合作社办社经验，在《书记动手，全党办社》一文中，加了极富热情的按语，他指出：“遵化县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二十三户农民只有三条驴腿，被人称为“穷棒子社”。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时间内改变落后面貌，是参观的人感动的下泪。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又富又强的国家吗？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解决问题，任何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 在另一篇按语中，毛主席进一步赞扬了人民群众的办社积极性，同时又严厉地批评了一些干部在办社问题上是右倾思想。他说：“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那些在革命时期只会按照常规走路的人们，对于这种积极性一概看不见。他们是瞎子，在他们面前出现的只是一片黑暗，老是对人民的积极性估计过低。一种新事物出现，总是不赞成，先反对一气，随后认输，做一点自我批评。这种人老是被动，在紧要关头，老是止步不前，需要人们击一猛掌才行。……农业合作社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场严重的思想政治斗争，每一个合作社不经过斗争就不能创立。” 在另一篇批文中毛主席又热情地指出：“一切可以到农村去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进军，下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 1957年一月，针对年前反右倾，1955年反冒进、砍社风潮，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作了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农业合作化的必要性、可能性，指出合作社必须保证质量，反对盲目追求数量，要坚持自愿互利原则。提出书记动手，全党办社，全面规划，加强领导。他还提出要亲自修订农业发展纲要40条，中国将来要变成不知要好过多少倍，生产力世界上第一个高产国家，中国农业要靠精耕细作吃饭。进到二十一世纪时，亩产要提到两千斤。主席的这些愿望设想，是富有远见和基本正确的，如今可以说已经实现了。 毛泽东在这次讲话中还针对富农动摇，煽动单干退社思想倾向，鼓励各级干部要鼓劲，不要泄气，泼冷水。指出反冒进使六亿人民泄了气。合作社刚搞，犯点错，哪能一棍子打死呢？要拿以前条件最穷最差的先进典型社，后来翻身做样板，大讲其优越性，鼓励农民办社，不能泄气！他还满腔热情地说：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要好过多少倍，生产力一经解放，生产就会有更大的发展。 毛坚定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大多数，他指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是赞成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包括无产阶级、贫农、下中农等，不赞成或反对社会主义的人里面，最顽固的反革命大概只有六亿人口的百分之二，其余就是地富、中农、民族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等，也翻不起大浪。 （三）、毛泽东同志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思考探索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毛泽东同志同样倾注了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开会研究，讲话指导，并亲自下去调研、体察和实践。他认为这是我国人民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是六亿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选择。并要求全党各级领导同志亲自下去调查研究，掌握情况，不断总结经验，提高办社水平。 1958年8月，毛主席在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农村视察。在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视察时发出了“人民公社好！”的伟大号召。之后在当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建议中央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两本书，同时也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的用意是十分明显的，就是要全党学好理论，尤其是苏联的社会主义理论，借以搞好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1959年第二次郑州会议前夕，毛泽东对各地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普遍否认价值、交换法则，违背经济规律，不抓主要矛盾，提出了批评。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针对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以后出现的“共产风”的表现，即①贫富拉平②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大③共各种产，如私人的鸡鸭猪牛羊等，归社未作价，实际上造成无偿占有劳动人民劳动成果的情况。他指出：1956年以前的社会主义改造中，我们对民族资本家的资产，尚且采取赎买政策，而对于劳动人民的成果，怎能无偿占有呢？无产阶级政党只能剥夺剥夺者，如对地主、资本家，绝不能剥夺农民普通财产，性质变了。后来在1960、61年两年他连续指示，对瞎指挥、浮夸风、一平二调等错误，要求一一纠正。在一份针对“共产风”中人民公社有些干部榨取生产队现金、财物，不退还一事，批示道：这不是善财难舍，这是劫财，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是不许可的。又如他在1960年的几份有关大跃进、不正之风报告中批示：永远不许一平二调，要彻底纠正“五风”。平调农民的劳动成果，什么都不给，这是黑手起家，比地主资本家还厉害！一定要坚决退赔，刹住这股风。有钱还钱，有无退物，共产风必须取，必须刹住，不能掠夺农民。对冤枉的人，要平反，这是马列主义完全不许可的。还有瞎指挥、浮夸风，都是五风中最厉害的，要承认这些经验教训，不然就改不了。 在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讲话指出：58年八大二次会议上我们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以后，各地出现了生产建设中的大跃进，也刮起了共产风。他肯定人民群众的建设热情宝贵，但也指出工作带有盲目性，只想好的，没想困难，一条腿走路，没有搞经济的综合平衡，犯了错误。又提出粮食问题，安排精细过日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在1961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强调：调查研究，极为重要。鉴于1958年的教训，全党必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各级领导会后抓一两个典型生产队或工厂，做到心中有底。只有摸清情况，才能情况明，决心大，工作方法对头，取得成绩。比如一平二调、刮共产风，从农民手里直接拿东西，坚决要退赔。凡是冤枉的人都要平反。无产阶级不能剥夺农民劳动者，要剥夺剥夺者。只有地主、资产阶级才是剥夺劳动人民的。并指出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十分急，否则办不成事，越急越不成事，不如缓点波浪式向前发展。他还引用《汉书.河间献王》中的实事求是典故，指出1961年全党要搞一个实事求是年。并要求高级干部都下去调查研究，号召同志们把实事求是精神恢复起来。毛主席此篇讲话极其重要，对制止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共产风、浮夸风、一平二调错误做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促进了以后人民公社健康发展和国民经济的调整恢复。 1961年3月广州会议前夕，毛泽东就人民公社中反对两个平均主义（即一个大队中小队与小队平均，小队内社员与社员平均）问题，致信中央一线领导人，提出批评，不能满足于一知半解，走马观花，要亲自下去调查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又提出人民公社三年没有搞条例了，需要有一个条例起草讨论。对历史和现状作系统的调查研究。他还列举了自己1930年写的《调查工作》一文，即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并指出过去几年犯错误，首先是因为我们情况不明，决策就不正确，决心就不大，方法也不对头。这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也很大。中央领导要亲自下去看，调查几个实际情况，不要看报表。并提出对反社会主义的，难以为继的公共食堂，要散伙。 在1961年5月的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指出，要总结经验，用农村人民公社条例教育干部。像延安整风一样，一通，革命就胜利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还没有搞过整风，要用农村人民公社条例六十条教育干部和群众，没有几十年的工作是不行的。社会主义谁也没有干过，我们搞了十一年的社会主义，现在要总结一下经验了。民主革命从建党到胜利是二十八年，社会主义才搞了十一年。我看再加十一年，二十二年行不行？总之，经过广州会议，这次北京会议，同志们思想解放了，对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大为深入了。 总之，从1958年大跃进开始，1959、60两年，碰了钉子，我们再不能学苏联经验，碰钉子，吃苦头了。随后毛主席提出改变人民公社，实行社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核算办法，彻底解决农业社严重的两个平均主义问题。 由此看出，毛主席党中央是不断地反省、纠正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共产风、浮夸风、一平二调这些过左的东西做法，不断地总结经验，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从北戴河会议、武昌会议、第一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庐山会议及这次北京会议上，都是基本干这件事的。广州会议上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条例60条》。 1961年6月毛主席关于农村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核算办法，于当年12月北京中央工作会议通过执行，一直到改革开放后的八十年代初期撤社建乡为止，共执行了二十多年。 从这些史料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志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头脑认识一直还是清醒的，也体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领袖的先进性，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公社的可贵探索，是在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发展。 (四)、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和建设道路的思考、探索和实践 1954年，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中说：“我们的总目标，是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此，究竟需要多少时间？大概是三个五年计划，即十五年左右，可以打下一个基础。总之，大概要经过五十年，即十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了。但是目前只会造桌椅、茶壶、种粮……一架汽车、拖拉机、飞机都不会造。还是要谦虚，到那时也不能骄傲，看人家不起不好，一百年也不要骄傲翘尾巴。” 1956年，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主席就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 1959年12月——1960年2月，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首先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他说：“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 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同志深刻指出：“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问题，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无到有，从较少到较多，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飞跃，到自由王国了。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我们没有经验，过去没干过。1960年我在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曾说到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要使中国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赶上并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也许只要几十年，如像有些人所设想的五十年，果然这样，谢天谢地，岂不甚好？但是我劝同志们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三百几十年建设起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那又有什么不好呢？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时代都不能比拟的。” 令笔者值得欣慰的是，在建党百年之际，中国现在已经完全验证了毛主席五十多年前的英明论断。2020年底，中国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百年前夕（2049年），中国要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完全能够实现的。目前中国已经跃升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制造业稳居世界第一，粮食、钢铁、煤、造船、汽车、化肥、轻工产品等指标，均居世界第一。到毛主席预料的一百年左右，即建国百年前夕，中国的经济实力超过美国，是完全有把握的。 毛主席接着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1958年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建立人民公社，提出大跃进口号起，一个相当时间内，我们由于经验不足，一切照抄苏联，来不及也无可能制定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方针政策办法，使国家这几年碰了钉子，得了正反经验教训……”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带头向全党承认了错误，说第一笔账由中央负责，中央又是首先由他负责，省市县区各有各账，全党应该共同负责。 1962年，毛泽东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时，还提出了“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项革命运动”的重要论断。他认为这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是使共产党人避免修正主义、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实行民主专政，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而可靠的保证。 1963年，一篇哲学文章中，毛主席又说道：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只能从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社会实践中来。并指出：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物质到精神，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发明、创造、前进。停止、悲观、无所作为、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同年12月他在听取聂荣臻汇报我国科学技术十年规划的谈话中指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高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 1964年，毛主席又指出：“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步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 1967年，毛泽东又提出：“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水平。” 可以欣慰地告许他老人家的是，中国现在200多项指标已居世界第一，已赶超了世界先进水平。中国已成了制造也第一大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不远的将来，中国经济必将站在世界第一。 1968年我国人民克服重重困难，独立自主、自行设计、自主建造的南京长江大桥胜利通车。 1968年12月底，他看到甘肃日报报道：会宁县组织初高中毕业生纷纷下乡劳动，县城居民王秀兰，积极响应上山下乡政策，提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的消息，非常赞同，当即发出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从此全国各城市引起了市民、知识青年纷纷上山下乡到农村去劳动锻炼的感人情景。 令人十分敬重、钦佩的是，毛泽东同志直到晚年仍然在不停地思考和探索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如何走的问题。笔者敢可以肯定地说，毛主席一直到逝世，都没有停息思考中国的发展和未来。1974年8月至1975年1月，毛泽东先后作出并重申了安定团结、学习理论反修防修、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三项指示。1974年10月还批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列述参考资料 写到这里，笔者不妨列数举一些有关国内外一些专家学者研究披露的，中国1949——1976年毛泽东逝世这26年多时间，中国客观的发展成就。供各位有兴趣的同仁和笔者一阅。笔者也通过阅读这些资料（姑且不论其真假，笔者宁可相信其真）感到：新中国至毛主席逝世前的建设成就，是令人十分震惊、叹服和发人深省的！ 1949前的近代中国，任东西方列强掠夺、宰割，中华民族任人欺凌，中国人民生活中水深火热之中。中国落后于西方两百多年，中国人被称为“东亚病夫”和“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当时连最基本的火柴、钉子、肥皂被称作“洋火洋钉洋皂”，都要从外国引进。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千疮百孔，一穷二白。当时的中国还仍然处于“战争状态”，其中朝鲜战争中国付出了50亿美元，援越抗美战争中国付出了200亿美元。经历印度、中苏边界大军压境和战争冲突，及中越西沙海战和东南沿海反美蒋入侵。中国在国际上受到孤立及全面经济封锁和禁运，在国内还受地富反坏右叛特的颠覆和破坏。其中就有国民党反动政府留在大陆上的土匪有200万等。 但是，毛主席、共产党却不怕打压封锁和威胁，带领全国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满腔热情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仅仅以26年多点的时间，做出了世界历史上极其罕见的，连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都望尘莫及的成绩。国内生产总值年均递增9.8%速度，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曾有英国科学家统计1978年以前的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时发现：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工业生产仍继续以平均每年超过10%的速度增长(1966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递增10.7%，只有1967、1968年稍有减少，分别递增9.8%和9.9%，到了1969年年均递增16.9%，1970年递增19.4%)。上个世纪全球规模最大、最成功的工业化是在中国，而同期世界的增长速度仅是3%。可见进步何其大！ 美国耶鲁大学某教授，经过大量研究作出这样的结论：“毛泽东时代为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也说：“中国以世界上6个最大工业国之一的姿态出现了。它们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 试问：人类历史上和今天有过现在这样的险恶环境下创造出来的奇迹吗？ ①毛主席逝世时,既无内债，又无外债，也无通货膨胀。国库里留下了5000亿斤粮食,500多万吨棉花,20多亿美元； ②遍布全国的无数水利工程； ③均寿命由35岁增加到65岁； ④1972年中美关系恢复正常化以后，与我国建交的国家一下从七十年代初的50几个猛增至七十年代中期的110几个国家，中国迅速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种下了一棵为子孙后代遮风挡雨的外交大树； ⑤毛主席时代只用十年时间，就成功研发出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导弹、核潜艇等。如果没有毛时代搞成的原子弹、氢弹，中国就没有今天这样的安全局面，恐怕早就挨打了； ⑥杂交水稻、大型喷气客机、铁路机车、现代海船、微电子、卫星回收、计算机、远望号系列船、歼十、大型喷气客机、高性能航空发动机（以上三项80年代被迫下马,已经有了相当的起步的）、大规模集成计算机研制成功。CPU、"汉字激光照排"、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神5载人宇宙飞船（还是70年代的技术）； ⑦从现代技术几乎为零到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中国的工业和科技成就，超过了以往几千年的总和。新中国仅用了26年时间就走过西方国家100到300来年的科技成就，更是远远超过改革开放的26年(1980年瑞士洛桑局的统计数字，我国当时的科技竞争力第13，2005年却降到第31。世界经济论坛公布2005年全球竞争力排名中国第49)； ⑨至今中国再没有出现过以身许国，年龄都只30几岁的航天之父钱学森、原子弹之父邓稼先、氢弹之父于敏、卫星之父赵九章、核物理泰斗王淦昌，钱三强、导弹之父彭桓武、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数学家华罗庚、理论化学的奠基人唐敖庆等一大批顶尖级的科学家。中国最顶尖科学家及科技成果几乎都是毛主席时代产生、培育和研发的。 （五）、毛泽东同志商品生产和商品经济的有关论述 在人们的认识中可能觉得毛主席不太重视经济，尤其是商品生产和商品经济，其实不然。毛主席是非常重视它的，特别是在1958年前后曾经有一段时期，在有关的谈话、讲话中多次涉及。 1958年，在关于读书的建议和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讲话中，毛主席提出了许多重要观点。在11月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他多次提到要重视和发展商品生产，价值法则，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问题。针对有些人避而不谈商品，商业的问题，他说，不对，我国商品生产很不发达，我以为有了人民公社，必须大大地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满足人民生产生活需要。现在大跃进把有些人搞糊涂了，好像到处都是诗。他们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大跃进刮共产风，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废除商业，实行产品调拨。这是剥削农民，只能使台湾高兴。不能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不要怕，我们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对不好的地方要限制，不要怕，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要使商品生产乖乖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搞社会主义没有耐心是不行的。 在1958年11月底的武昌会议上，毛泽东针对一些地方搞高指标，提出质疑：证据不足，只讲可能，不讲客观条件根据；就各级作假问题提出批评：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不要放卫星，争虚荣，搞假数字。但同时指出：人民群众做出的成绩也不能抹杀，泼冷水。如果样样都不行，那就要变成机会主义。他同时还说，不能把真理科学的东西当迷信破除了。比如资产阶级法权，只能破除一部分，如等级制度、老爷作风、猫鼠关系等，一定要破除，对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制度，一时还不能破除，要使其为社会主义服务。我们要向有用的资产阶级法权道歉。 1959年第二次郑州会议前夕，毛主席对各地在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普遍否认价值、价格交换的法则，违背价值规律，不抓主要矛盾的做法，提出了严厉批评。毛主席说：“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能教会我们几万干部和几亿人民，才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而且有百害而无一利。要学会算账，一身清净，才会解救干部，利于六亿人民。”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由于大批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东西，大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对商品经济、商品生产这些好的思想再未提起。文革中后期，进入斗批改和抓革命促生产阶段，社会生产秩序慢慢恢复和走上正轨。在毛主席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依然焕发出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生产建设热潮。 1974年底，毛主席在会见丹麦首相哈特林时的谈话中，重新提起商品生产和商品经济。他指出：“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改变了。” 12月26日，他又对周恩来说：“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 从这些谈话可以看出，晚年的毛泽东对资产阶级法权，也即商品生产，商品经济的思索，是心存疑虑，心中充满矛盾的，既要限制发展又不能取消它。这就是他老人家1958年所说的，对不好的资产阶级法权要破除，对有用的要道歉的根源之所在。 总之，无论对错，笔者认为，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讲话、谈话，体现了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人民领袖，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尤其是关于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如何搞好商品生产、商品经济的极为重要的探索和不懈的追求。表明了他很重视人民公社和企业，发展社会主义商业、商品生产；主张价值规则、价值规律；主张人民群众的劳动产品实行交换，不主张无偿调拨的。也反映出他老人家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特别是对人民公社化中出现的刮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之类问题，头脑还是比较冷静、清醒并持怀疑、批评和否定态度的。其精神价值是难能可贵的，其光辉是永存的。 毛主席逝世以后，一些史料、书籍、文献，把大跃进的失败全归咎于毛泽东。笔者也认为这是不公正的，不符合客观事实的。实际情况是，他始终满腔热情地支持亿万人民群众，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焕发出的大干社会主义的建设热潮和干劲，并严格告诫各级干部谨防给人民群众泼冷水。但也不免好心干了许多错事，出现许多失误。比如：他号召全党大炼钢铁，对付帝国主义是好心，但是却可能没有注意下面真实动态，造成政策、决策失误，违背经济规律，劳民伤财，土法上马，炼出了许多废铁、废品。也是无可奈何，万不得已的。因为当时我国毕竟经济技术落后，科技水平低，不应求全责备于他的。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失误，后来，毛泽东同志在1959年到1962年的多次中央有关会议上都承认了错误，作了自我批评，反映了我们的人民领袖是胸怀坦荡，光明磊落的。当时党中央和全党同志，都应该各自承担历史责任，并挽回失败的损失，吸取工作中的经验教训的。 五、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和阶级斗争、反修防修、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道路问题的认识和探索 1956年八大以后，在反右派运动过程中，毛泽东同志感到，阶级斗争并没有像八大决议说的那样已经结束，而是在一定的程度上仍然存在着，有时甚至表现很激烈。 1957年2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在群众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在我国虽然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残余还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发展，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他们口头上讲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攻击反对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反对或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 在1957年3月的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讲话中，毛泽东指出：“我们现在是处在有关社会大变动时期，我们建设社会主义，阶级关系都在变化。个体经济变为集体经济，资本主义私有制正在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广大人民群众拥护这个大变化动，因为社会主义是中国唯一的出路。建设社会主义制度，是一场伟大的斗争。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在这篇讲话中毛主席还提出：“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都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一定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向前发展，不能停滞不前。但其基本原则又不能违背，违背了就要犯错误。用形而上学的观点看待马克思主义，是教条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否定马列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路线。” 在《1957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毛主席又指出：“要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端正政治方向，分化和孤立资产阶级右派和一切反社会主义分子。有事和群众商量，任何时候不要脱离群众，否则党群关系不好，社会主义建成也巩固不了。” 在《做革命的促进派》一文中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虽然八点决议没有提这个问题，但三大改造是社会主义革命，反右派进攻是尖锐的阶级斗争，看来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 在1962年2月的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是反动的法西斯式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没有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巩固。由于反动阶级残余的存在，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种斗争是长期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1962年9月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针对57年反右， 58年大跃进以来的国际国内形势，鉴于苏联背信弃义卡我国脖子的教训，并认为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同志提意见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进攻。严肃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重要思想。并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随后不久，在中央个别领导人的支持下，农村中出现“三自一包”（即自留地、自留畜、自由市场和包产到户）等这种同人民公社体制严重对抗的现象，以及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出现的一系列偏差和问题，使得毛泽东同志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在一次中央常委扩大会上，毛泽东同主持一线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冲突。使他更加认定党内确实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存在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严重斗争；存在无产阶级专政变修，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毛进一步认为政权不稳定。思虑再三决定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向各阶层展开夺取和斗争，并逐步展开了对刘的批判。 起初毛泽东号召要文斗不要武斗，他的主要目的是开展灵魂深处闹革命，试图改掉人们的错误思想和观念。后来运动逐步扩大到全国各地发生武斗夺取，超出他的想象。到1968年以后全国山河一片红，各省市区普遍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和农村人民公社革委会。紧接着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刘少奇被打倒。以后“文革”进入斗批改阶段，各地复课复工闹革命，不再进行串连。毛泽东认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1969年4月，在党的九大上毛泽东进一步认为：“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但是工厂里确有坏人，就是说革命没有完。” 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有所醒悟。不久，在他的亲自过问下，邓小平等一大批文革初期被打倒的老干部，被解放出来，重新分配了工作。同时在中共十大上，毛泽东从反修防修的角度考虑，中央领导层增加了新鲜血液，选进了工农兵、老中青等各阶层干部包括陈永贵、吴桂贤、倪志福等来自工农业战线上的后起之秀，一些实干家如华国锋等人也都被提拔到中央。但是被毛批评过的四人小宗派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人，也进了中央政治局。 1973年他强调：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指出搞革命不能忘了工作，要以革命促进工作。到1974年后半年，毛或许感到王洪文等治国无能，又加上周总理病重住院，1975年初，他又把邓小平提到重要领导岗位，并恢复了他的一切职务，让其负责中央日常工作。 当邓重新受到毛的信用，让他代替病重的周，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时，遭到四人帮的极为不满和阻止。毛泽东解释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1974年8月至1975年1月，毛先后几次作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谈话，并重申了全党，要安定团结、学习理论反修防修、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三项指示。1974年10月，在一个批示上毛主席着重指出：“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毛内心的想法，可能在重用邓的同时，希望他能主持起草一个对“文化大革命”肯定性的结论或决议，其基调是：对“文革”做出一个“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总结或评价。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邓小平却以他在“文革”中是“桃花源中人”为由加以拒绝。邓的这种倔犟态度，让毛大失所望！使得毛泽东下决心进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正如他临终遗言中说，文化大革命是他一生所干的两件大事之一，不管邓以及党内承认不承认，他都要坚定不移地捍卫它，绝不容任何人对此存有非议。 事情的原委是，1975年下半年，毛泽东病重难行，无法出席政治局会议。他的侄儿毛远新，随即就成了他与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从9月底到11月初，毛远新几次向毛泽东汇报：“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以来，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把生产搞上去。” 而事实情况是，1975年邓可能恰恰埋头于国民经济的整顿工作，并未重视毛的指示中把抓阶级斗争，防止资本主义道路问题作为路线之纲来看待。这恰恰为他的整顿工作，或者说倔强态度，埋下了祸端。又加上毛远新对邓近期工作动态的话，引起了毛的警觉、重视和不满，可能决定再次打倒他。 1976年初，邓被再次打倒。毛主席指定华国锋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周总理逝世不久，又让其担任代总理、总理，及中央第一副主席，直至毛逝世。 1976年前后，毛主席就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连续作了多次谈话、指示。其中也包含了他认为的一系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深入思考，就是马列主义的。 1974年底，他和周总理在针对理论问题的谈话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他还说：“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1975年底1976年初，他进一步指出：“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笔者至此，就毛对邓的三项指示为纲的指示，联想到他对刘、邓在三年困难时期对国民经济调整的不满，可能认为这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不斗争就不能进步，八亿人口，不斗行么？”； “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天安门事件以后，根据毛远新等人的汇报，毛进一步认为邓是后台，在搞打、砸、烧，事件的性质变了。再次谈话作出一系列指示： “翻案不得人心。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 “1949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一堆叛徒、死党。林彪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熄灭了吗？”； “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 “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公报毛主席晚年犯了严重错误，以至于彻底否定“文革”，并说其错误是第二位的。 笔者在前面有关章节，已经对此基本作了论述。笔者再次认为：对毛主席晚年的错误，不能一概而论，一棍子打死；对“文革”也不能全面否定。笔者以为，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防止走资本主义道路，资本主义复辟，以及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等等的角度，来看待毛发动文化大革命，或许是是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毛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气概和思考的。党史学界、理论研究界等，应该继续探讨、写文章加以必要的肯定。因为这绝不是一般人所能够理解的，但是从运动扩大化以来，以至于上升到整人于死地的地步，笔者以为又要令当别论了。一方面此种情况可能只占运动中的发生的极少数事件，一方面也可能有毛的疏于干涉或放任，造成下面有极端分子或坏人利用，任意作恶之嫌。 再一个，前面也已述，把毛主席的功过，定位第一、第二位的说法，笔者认为也不太科学、恰当。比例各占多少？似乎有贬低毛主席或让人觉得功过相当之嫌。倒不如应该像毛主席生前自己说的那样，定位三七开，或什么比例，倒觉得全党全国人民比较好接受些。因为毕竟是涉及对一位中国人民的伟大的开国领袖的评价问题。毛主席生前也所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既然功劳人人有份，则过失全党也应该人人有份吧？从客观的、历史唯物的角度评价问题，方能辨明是非、方向、大局，取得客观的经验教训，使全党全国人民更有信念，更有信心地推进党的各项事业向前发展。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笔者亦感时间节点之重要，意义之重大，并不揣浅陋，以学习研究毛泽东思想为主题，写上这么一篇纪念文章，以示对党的纪念，对毛主席的纪念。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是伟大的，博大精深的。对此笔者仅仅只是写了几个片面片段，可能也仅仅只是破了个题，或只是略述了一点皮毛而已，不及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体系之万一。同时笔者限于思想认识水平、写作水平和资料搜集的有限和难度，使完成的作品必然有不妥和缺漏之处，还望各位看到此文的大家、专家、学者和同仁们批评指正！ （注：资料引用：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毛泽东年谱、中共党史、共产党宣言、1976全年人民日报缩订本、周朱刘邓陈有关论著、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的决议，及中央档案馆有关谈话记录稿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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