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怀念我的母亲 |
| 正文 | 文：汪群 我的母亲，尊名：沈国珠，家乡名：婉珠。 母亲1933年10月出生在桐庐县横村镇（原分水县），卒于2015年7月5日19时零2分，享年83岁。7月6日，我的父亲（汪士锐）在万分悲痛之中写下了这段母亲的简历，用于当晚告别母亲的仪式上：沈国珠，1949年8月（17岁）参加革命工作。起先进入建德干部学校学习，学习结束后，随工作组到淳安县进行解放接管工作。此项任务完成后，被分配到分水县（后并入桐庐县）粮食局工作。1955年5月4日与汪士锐结婚（至今已60年零2个月）。1958年被下放，1959年到安吉（父亲原籍为安吉）。经过安吉县委组织部同意，按复职处理，被安排到安吉县电影管理站任会计工作。直到1962年被下放，随丈夫一家到递铺公社双友大队安家落户。曾担任大队会计数年。她一生不怕吃苦、勤俭持家，从50多岁开始，经常生病，在后半生的三十年中，基本上是在疾病中度过的。 这是对母亲最为简练的生平介绍，因为母亲离开我们太突然了，太匆忙了！此时，纵有千言万语，也表达不尽我们对母亲的声声爱戴，我们永永远远怀念母亲的养育之恩，生生世世铭记母亲的善良与伟大！ 医院里的5天 2015年7月5日中午时分，安吉县人民医院新住院部10楼12病床。 母亲的心情虽然显得有些焦虑，手里还是拿着一把木梳，时不时地梳理着自己凌乱而花白的头发。梳着梳着，母亲会把木梳放在我的手心上，又把我的手指弯曲起来，让我把这把木梳好好保管好。这个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母亲的意思，还是遵循着母亲平常生活习惯的思维，没有引起我向预料不到的地方去想。总认为，母亲这一生任劳任怨，艰难坎坷，精神上受尽了不可弥补和难以忍受的创伤。近些年来，尤其是从去年开始，母亲的一些言语和举止的反常，我们都看在眼里，听在耳里，记在心里，经常陪伴在母亲的身边，与她多说说话，多谈谈她过去工作时，那段难忘和开心的事，多孝敬和关心母亲，安慰母亲。 也就在这个时候，母亲在病床上反反复复嚷着要回家，还向我和我的妻子程建萍说：“我要回家，你们把我拉回家。”并不停地说：“求求你们，求求你们，我要回家”！于是，母亲从病床上反复坐起，朝着病床护栏的缺口处挪动，我们只好劝她好好躺下，答应她过几天身体好些了就回家。母亲这时显得特别地烦躁，由于我们没有答应母亲马上回家的心愿，看得出母亲有点不高兴。母亲入院还只有进入第5天，身体状况还没有稳定下来，医生还在根据母亲的病情调整用药，怎么能让母亲回家呢？况且，以往每次住院的时间，都在1个月左右呢。 母亲这次入院的时间是7月1日。我早上到单位刚进办公室，就接到了父亲的电话，说母亲昨晚吵闹了一夜，是否到医院去看看，我马上联系上了医院的一位朋友，预约好母亲入院的时间。下午，我开车与妻子一起把母亲接到医院，在搀扶母亲从家里出来时，母亲不愿意出门，我说到医院去给您看病，她还是坚持不去，我和妻子哄着她，说到医院把身体看好了就会马上回来。前些年，母亲身体不好时，我们送她上医院时她会显得很高兴，口里总是夸奖我们孝顺。这次与以往就显得有点不同了。 来到医院，我们在一楼将母亲坐上从家里带来的轮椅，我问她坐着舒服吗？她说舒服的。我们乘上电梯来到住院部护士站，然后进入了病房。到了病房，母亲还是安不下心来，吵吵闹闹说：“我要回到老地方去。”母亲说的回到老地方，就是回到自己家里的意思。病房里入住了我的母亲，整个10层楼面特别是距母亲相邻的病房都能听到母亲的嚷叫声，许多病人家属来到母亲的病房外张望。与母亲同病房的患者更是不能静心了，我们深感不安！通情达理的患者家属会对我们说：“没有关系的，大妈有病才来医院的。”我们多次表示歉意，得到了大家的谅情。医院对母亲做了相关的检查，针对母亲常年的病情症候，很快用上了药物。晚上很迟的时候母亲渐渐睡着了，7月2日上午也静静地睡着，是医院用上了镇静药物起到了作用，再加上母亲这些天的吵嚷，体质上也有所疲倦困乏了。 7月3日早上7点，我和妻子建萍来到医院，根据医生上一天的安排，要为母亲做脑电图、心电图、B超等项目的检查。这天，母亲的心情很好，我们用轮椅推着她来到门诊大楼，在经过几个电梯的上下，以及长长的走廊，我们与母亲一路说着话，母亲虽然搞不清去哪里，去做什么，但从她的神态上看，情绪还是稳定的。这个时候，母亲嘴里还说些这样的话：“我要到小颖家去吃饭（小颖就是我的妹妹汪雅颖），亲戚叫我们去吃饭。” 医生从母亲的病情症状考虑，由于像磁共振这一体检项目需要10多分钟时间的坚持，母亲会做不到，因为她不知道配合，就会影响检查项目的正常进行。在做脑电图时，我担心母亲会拉去网在她头上的罩子和针管，我蹲在母亲的座椅前，与她说说话，以引开她的注意力，还好，这次比较顺利。在做心电图和B超时，一些医疗器械需要放在母亲的手上、脚上和胸前，母亲会觉得不舒服，有时会用手去阻挠，但还是勉强地坚持过去了。 7月4日，母亲上一天所做的体检项目报告都出来了。医生告诉我们，母亲心电图检查结果不好，还有肺部也有炎症。尽管母亲身上还有冠心病、高血压、便秘等多方面的疾病，但此时，她的精神状态还是不错的，讲起话来声音不轻，见到我们亲人特别高兴，这一点我是感受至深的。 7月5日中午的情况，我在前面已经说了，母亲虽然有些焦虑不安，但还是看不出母亲的生命有转危迹象。我的父亲这天下午一直陪伴在母亲的身边，母亲的精神状况还是不错的。后来，父亲告诉我，母亲下午也梳梳头，有时还会把木梳放在我父亲的上衣口袋里，父亲此时也和我前面所说的，不会想到母亲会发生什么。然而，让我们全家人难以置信，犹如晴天霹雳！母亲在6点多钟吃了晚饭后，突然发生心慌意乱，呼吸急促困难，于是神志不清，经医院全力抢救，还是难以挽回母亲的生命...... 母亲永远离开了我们，令我们全家人处于极度的悲哀和悲痛之中。我对母亲有着深厚的感情，我太了解母亲了，母亲也太了解我了。母亲的养育之恩和一生奉献，历历在目，铭记于心。母亲的离去，我的心里显得空荡荡的，每天每时想起就会深深难过。 苦难的童年 我对亲爱的母亲有愧对之处，那就是母亲曾经写过一些回忆录的文章，让我修改整理一下，能否在有关报刊上发表。可是，我一直忙着，没有静下心来，完成母亲生前的这一愿望，我深深谴责自己，没有尽到儿子对母亲的孝道。 母亲离开我们后，我将母亲的一份份遗稿寻找出来，大部分是在父亲那里保存着，我从父亲手里接过来。有母亲写《纪念抗日战争65周年》的文章；有1949年参加革命工作时，用一双男式军用布鞋在小店换来了一双美丽的袜子，作为第一次送给她的妹妹沈瑞珠（我的娘姨，当时11岁）的回忆文章---《一双鞋》；还有母亲用财务“分类账”的空白账页上写下的69页---她的“大半生回忆录”，我的父亲后来为这部回忆录，在它的蓝皮硬质封面上取了名，并写上了《逝去的岁月》5个字。父亲、母亲和我，在一起讲到这个名称时，我们还都议论过一番，认为取这个标题很确切。母亲当时也洋溢着一种成就感的那种幸福。当然，在我的心里，同样也感受到了一种快乐，更多的是为母亲有过这样的经历与体会，感到崇敬与骄傲。 母亲用文字留下的一些回忆录，虽然有的只是一些断断续续的“碎片”，但在一些主要的年代里所发生的事件和亲身的经历却没有遗漏和遗忘，写得情真意切，非常感人。有的事件，我们在母亲的生前已经不止几次的倾听过，因而我没有感到这些事件的陌生，如同母亲就在我们的身边一样，唠唠叨叨，如数家珍，她常常在倾诉，时时在诉说，我们也会细细地听着，想着，品味着。 根据母亲的回忆和记录，母亲有过苦难的童年。母亲说，她在5岁之前是非常幸福的。家住桐庐县横村埠，门前有一条江（系分水江，流经此地，注入富春江），后面是一条古老的街，景色优美，民风淳厚，母亲说这里是一块风水宝地啊。母亲的爸爸（我的外公沈德亨），是杭州地区的国大代表，那时在省城杭州公务在身，不能回老家与亲人相聚，母亲也记不清她是几岁与她的母亲（我的外婆）一起前往杭州与外公同住的。在杭州，母亲就很方便地进入了幼儿园，在那里可学唱儿歌、儿童舞，母亲天生性格开朗，勤快活泼，听话懂事，生活得很开心。所以，母亲对这段快乐的童年生活，一直深深地烙印在了脑海里，觉得那个时候是天真烂漫的，也是最最美好的。母亲的哥哥沈国良（我的舅舅）当时在桐庐老家由爷爷奶奶带住，母亲说，大人们都很喜欢我们，对我们哥妹俩无论是说话还是教育，都是温温和和、亲亲热热的，在家里的感觉氛围特别好，其乐融融，感到家庭很幸福很温暖。 可是，母亲童年的幸福生活，不仅是短暂的，而且又是极其困苦的。母亲说，在她5岁那年，日本鬼子入侵了中国，还占领了杭州，母亲的妈妈对她说，不能影响你爸爸的工作，我们不能在杭州待下去了。于是，我的外婆只好带着幼小的母亲逃回到了老家桐庐。很快，日本侵略者又疯狂地进入了桐庐县，让一家人从此过上了担惊受怕，颠沛流离的日子。我外婆带着我的母亲，以及还在外婆胎腹里我母亲的妹妹（我的娘姨沈瑞珠），迅速往我母亲的外公外婆家村子里逃。这时，母亲的哥哥由他的奶奶带着他，逃往了乡下杜俞王家（村子名称）躲避灾难。但唯有母亲的爷爷，此时舍不得丢弃这个家而留守家门，便躲进了房屋的楼顶层。可是，日本鬼子烧杀掠抢，丧尽天良，无恶不作，无孔不入，残害百姓。母亲的爷爷怎么也不会想到，日本鬼子会一把火点燃了自己苦心支撑起来的老房子，木结构的老房子很快变得烈火熊熊，使母亲的爷爷无处藏身，危在旦夕，此时还烧坏了耳朵，为了活命，老人只得从楼上纵身往下跳。这一跳，且受伤倒在了大街上，还被一群日本军人你一脚我一脚，踢得爬也爬不起来。鬼子还不放过母亲的爷爷，叫嚷着、逼着母亲的爷爷给他们扛抬抢劫来的物资，伤势惨重的老人怎么行得动呢？危急关头，当场有几个年轻人，实在看不下去这样的情势就冲了过去，为母亲的爷爷解围说：“这位老先生实在是抬不动了，还是让我们来抬吧！”母亲的爷爷终于幸运地躲过了这一生死的大劫难，接着又被好心人抬到了乡下。 老家的房屋被日本鬼子烧毁的，不仅仅是母亲的一家，母亲说，整个横村埠烧得只剩下了两间平房。母亲的爷爷，自从被抬到了乡下母亲叫表叔（名字叫关炎）的家里，得到了暂时的安身和照料，但毕竟那个年景兵荒马乱，家里一下子多了人，经济拮据，捉襟见肘，也难以养家糊口啊！母亲自责地说，那个时候她一点也不懂事，爷爷病在了床上，危在旦夕，她自己还说：“爷爷，我还没有吃饱呢。”爷爷看看自己的孙女儿，又能对她说些什么呢？心疼得无语可言，流下的只能是眼泪，还是眼泪。不久，由于贫病交加，母亲的爷爷就此撒手人寰了。母亲生前每当对我们说起这段心酸的往事时，就会痛心地哭泣，更加痛恨万恶不赦的日本侵略者。 房屋被烧，家里变得一贫如洗。母亲说，她接下去的日子是在她的外婆家住上了几年，吃穿用都是得到她的外婆帮助与照料；而哥哥此时已在姨父母家得到照顾，并在那里上了小学。那段日子，母亲说，外公在地头挖番薯、挖花生，我就在他的身后捡番薯、拣花生，还帮助外婆拣柴禾。后来，母亲在她奶奶家读小学时，还是读读停停，停停读读；还给人家抱带小孩，吃自己家的饭，一个月能得到10斤大米。母亲把小孩抱回家时，母亲的奶奶还帮她抱。母亲说，那个时候，母亲的妈妈在一家服装店帮助做衣服，母亲说，她的妈妈很能干，很聪明，很贤惠，很孝顺，样样活都会做，尤其是像绣花、缝制衣服这样的手工活，一件件做得特别地精细、美观，衣针在她的手里像穿行的飞梭一般，针针到位，看上去很舒服，很是羡慕。 母亲在断断续续的四年半时间中，终于在横村获得了高小毕业，那个时候是母亲叫表叔的王九如担任校长。后来在杜俞王家的村子里，母亲舅公的女儿王秀贞，母亲叫她为娘娘，又带母亲去她的家里听老师教英语，母亲非常感兴趣，并在这位娘娘的热心帮助下，母亲还考上了桐庐中学。遗憾的是，由于家中实在无钱支撑求学，母亲只得痛心地放弃了。 抗日战争胜利时，我的外公动员外婆和妈妈跟随他出去，母亲说，由于我的外婆曾被日本鬼子吓得背井离乡，再也没有胆魄出远门了。母亲还说，更重要的还有，我的外婆与母亲的奶奶之间，婆媳关系处理得非常好，舍不得离开我的奶奶。这样，我的外婆和外公在万般无奈之下只得分离了。当时，外公给了外婆一笔钱，还让我母亲去学做生意，母亲当时说我不喜欢，她喜欢去读书，然后当一名教师。但这个时候，我外婆对母亲说，你也有十六七岁了，还是找个婆家订婚、结婚算了。于是，母亲为此天天吵闹哭嚷，外婆也没有办法，只得将手头上的钱买下了12亩粮田。 赴建德干部学校 乌云散开见了太阳。母亲到了17岁时，桐庐县迎来了解放的好日子！全县人民为此欢欣鼓舞，喜笑颜开，老百姓终于熬到了出头的那一天。母亲说，解放军来了格外亲，解放军还走进了老百姓的家，走进了我们的家。 这时候，母亲说，她的娘娘王秀贞与她的10个同学，还有一位是同学的姐姐，她们11人都来动员我，做我的思想工作，娘娘对我说：“你家里穷，母亲没有钱给你读书，娘娘带你出去参加革命。”母亲还说，当时她的娘娘还指了指墙上的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像说：“是他们叫你出去的，这次机会好，带你出去是为了让你好好读书，读出来还有钱呢。”母亲听了说：“真的？！”既高兴又激动。就这样，得到了家里大人们的同意后，母亲就跟随着她们，离开了家乡横村埠。 母亲等12人，来到了桐庐县人民政府。母亲说，报到时，我才知道面前的这位就是县里的王县长，王县长亲自为我们大家开了介绍信，信中的内容是到“建德干部学校学习”。当王县长发现我个子不高，瘦弱小巧，看上去还是一个很小的姑娘时，皱了眉头，当即提出让我回家去好好读书。说到读书，母亲的心里就犯嘀咕了：娘娘明明说她们这次出来，就是去读书的，怎么会变卦了呢？母亲正想要问问她的娘娘，此时，她的娘娘正在与王县长为我母亲说情，为母亲解释，母亲听到：“姑娘真的不小了，已经是18岁了。”王县长看看我的母亲终于笑了，母亲的担心也就过去了。母亲她们很快到建德干部学校参加了学习，而母亲的娘娘呢，却被抽调去了第三野战军。 在建德干部学校，母亲回忆说，学习的是政治理论，参加的是军训，还教我们学唱革命歌曲。可是，军训和革命歌曲，母亲说她也学会了一些，但很多深奥的革命知识和道理，母亲说懂得的还不多。如“劳动创造世界”、“革命人生观”、“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等等。后来，母亲觉得有一个很奇怪的问题，教过她小学的俞老师也与她们一起参加了革命，奇怪的又是，他是有了孩子做爸爸了啊，还怎么进入干校学习？母亲第一次出门，又是一位小小年龄的姑娘，那时怎么会懂得参加革命的“年龄”、“时间”与“先后”呢。在考试时，母亲面对很多道难题，一时看不懂不理解，就请问身边的俞老师，而俞老师呢，只顾自己，低着头专心做题，他回答我母亲的一句话是：“每道题，你只要写上一句‘为人民服务’就行啊。”可是，母亲说我大部分的答题都写上了“为人民服务啊。”后来，母亲说，首长同志看到了她的考卷后，乐得哈哈大笑。还有，学校为母亲她们发军衣时，母亲穿在身上的军衣又大又长，母亲怨道：“这个衣服穿上去没有一点样子啊。”发放军衣的同志笑着对母亲说：“不是衣服太大太长了，而是你的年纪太小了啊。” 建德干部学校学习的同志很多，学习时间的跨度均在40多天。学校里的生活很艰苦，母亲说，吃饭时8人一组，只有一盘菜，而且还要蹲在地上吃呢。母亲回忆时说，学习期间，指导员还带领我们去做解放淳安的接管工作，每一天都要步行70-80里路程，路上经常看到写在地上、石头上，如“加油、加油”之类的宣传鼓励的文字。许多同志跑得很快，一位大我一岁的18岁姑娘，她也走不动，与我一样走得都很慢，脚上都走出了血泡，晚上领导叫我们用烧酒烧热了擦敷，我们走了三天才到达了目的地，而且路上指导员还为我俩背着棉被呢。在淳安县，母亲说是住宿在祠堂里，指导员提醒大家：“这一带是土匪出没最多的地方，你们都要警觉。”指导员还对母亲等5位女同志说，明天晚上你们参加动员大会，先听县区长讲话，我（指导员）讲话之后，你们一起唱革命歌曲，唱完了歌，你们马上脱下军衣换上便衣，为了安全，你们都要分散到群众当中去。母亲说，在区政府那时，我们进入的是一个大地主家的房屋，那时，里面的收粮人员（国民党留用人员）拿出一叠粮单让我们计算，我们5个女同志一个也不会算盘，我们采取的是边学算盘，边用笔算，双方核对一致了才算准确，后来大家也慢慢会用上算盘了。母亲离开家乡的日子久了，很想回去看看亲人，但怎么行呢。一次，母亲一人在路上哭了起来，被指导员发现了，问母亲发生了什么？母亲说，离家太远了。指导员一听是这样，就对母亲说：“你想离家近一点么，就给你调到远一点的地方；你想到远一点的地方么，就给你安排到近一点的地方。”母亲机灵地脱口而出：“指导员，那就给我安排到远一点的地方好了。”指导员笑着对母亲说：“你这个调皮小鬼啊！” 母亲在淳安40天的艰难磨砺，虽然有过煎熬，有过困惑，但她觉得，是在期盼理想的信念中，是在增长知识的收获中，是在提高工作的才能中，是在开阔视野的见识中，愉快而又匆匆地过去了，这段经历，值得珍藏在心底。学习结束时，组织上为母亲和其他的4位女同志，一起分配到了分水县（现在是桐庐县），一共多少人在一起，母亲后来记不清了，其中就有叶鸾、陈惠兰、袁福林等同志在内。正好是离母亲的家乡横村镇上不远，母亲又是感到特别地高兴。 母亲回到杜俞王家时，想到自己身上没有钱，那怎么办呢？家中还有一个妹妹呀，我拿什么礼物送给她呢？纠结之中，母亲想到了身边的包里，还有在干校里发到的、一双簇新的男式军用布鞋，于是想办法到一爿小店里换来了一双花格袜子，这是母亲参加革命后，第一次送给亲人的一份珍贵礼物啊！我作为儿子，也为母亲当时在困苦的年月里，有了这样的一份至爱亲情，而由衷地感到高兴。 母亲在自己的家里只住了一个晚上，就急匆匆地赶到了分水县人民政府。分水县粮食局成立后，母亲被安排在了局里工作。当时的局长是陈仰臣先生，他对大家的态度很和气，母亲对他的为人很赞赏，印象很深。母亲说，百废待兴，当时工作上的调动变化也频繁，合理的变动当属正常。这里，母亲对其中的“频繁”一词也有其它的因素，我从母亲的“回忆录”中可以得知一些原委，她经历了从局里到所里、从所里再到局里的上上下下，反反复复，这些过程我在这里就不展开言及了。母亲特别提到了在分水武盛镇粮管所的工作，她说这个办公场所是和区政府合并在一起的，这座房屋原来也是一家地主的。母亲在所里担任记账；区政府俞指导员还让母亲兼任区政府伙食账的管理；在共青团组织中，母亲还担任了宣传委员。母亲说，凡是有文艺演出活动，粮食部门都会叫她参加演出，还有调花灯什么的。母亲对这里的工作环境很满意，她说还有区长张妈妈对她也非常好，母亲对待工作的积极性很高。想不到这些好领导，后来又被一一调走了，母亲为之感到遗憾。 诞生小家庭 对于婚姻大事，母亲说，她在参加革命工作后的起初阶段，根本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一心想着：自己年龄还小，要好好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为国家为社会多做事，多做有益的事。对于个人问题，哪怕是人家有了这个“情”，在这个时候我还是不会去领这个“意”的。母亲对自己的婚姻问题还是有独特的个性的。我在前面说到了一些“不明”的细节，就是母亲身边的一些好领导被无故地调离，就是有个别主要领导“主观”上对婚姻抉择上的“妄为”，居功自傲看高自己，而没有完全尊重母亲的个人想法和意愿。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让母亲特别地感到困惑和无助。 后来，母亲说：“我们终于结婚了。”我从母亲的这句话中，悟出了她在婚姻这个问题上，肯定是有过一番磨难的，当然也包括我的父亲，他们终于走到了一起，是一起经历过了种种磨难。母亲说，那时的结婚，是要经过单位领导批准的。说到这里，我对父母“磨难”的症结也就自然解开了。母亲在回忆录中有这么一句：“我们不叫那个领导批，我们请另一位领导批了。”听上去母亲讲得很轻松似的，但实际上，又将担负日后的工作上会遇到被人刁难与欺压的“风险”。 母亲说，我们结婚很简单：她的亲叔叔从上海寄来了一条毯子；她的哥哥寄来了一对枕头；她和我父亲合力置办了两条棉被。新郎没有一顶新帽，新娘没有一双新袜，房间里只有一张木头床，一张小方桌，两把竹椅。母亲还说，那时的她每月工资是44、50元，经济条件要比我父亲家的条件好一些，她每月还拿出了10元钱贴补给了公公婆婆（我的爷爷奶奶）。 我的外婆去世后，母亲说，我的娘姨（沈瑞珠）就在她的身边读初中，毕业后到我的舅舅（沈国良）那里去实习。母亲说我的娘姨很幸运，当时具备了3个条件：身体健康；成绩优秀；初中毕业。这样，就很顺利地被挑选进入了国家水电部北京勘察设计院工作。 前面我讲到过父母走到了一起，会遇到难免的“风险”，后来父母真的是经历了，母亲在回忆录中把这一经历说成是“恶果一场接着一场，一言难尽，有口难言。”母亲婚后第一个生下的是女儿（大我一岁的姐姐汪雅玲），第二胎生下的就是我。母亲说，当时，党和国家对育龄妇女的产假就有明确的规定，产假期为56天，但母亲总共只休息了29天就被催着去上班，而且工作的地点被调远了，岗位的工作又忙又很艰苦，就连自己的丈夫也很难见到面了。 那时尽管母亲经历了种种磨难，心情处于极其地低落，但母亲对小家庭始终充满着热爱与希望。由于受当时、当地的医疗条件所限，为了我的姐姐和我，打个预防针卡介苗，既到过杭州，又去过上海，都是母亲一个叫表妹的柴巧仙带领着一路陪同。柴巧仙，我也叫娘姨，母亲说这位娘姨，那时是在剧团里演戏的，此时正在上海。 母亲为我去上海打卡介苗时，母亲见到了在上海皮鞋厂工作的叔叔（也就是我外公的亲弟弟），她向叔叔倾诉了自己心里的痛楚，母亲的叔叔听了母亲的一肚子委屈还气得发了火，他对母亲说：“你把桐庐的工作退了，不要干了，我帮你在上海找个岗位做工人，你把户口也迁到上海来。” 正逢此时（1958年），国家出台了干部“能上能下，能文能武，为国为民”的政策和号召，母亲也觉得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于是，母亲向原单位呈上了报告，积极要求退职。办理手续时，母亲拿到了400多元的退职费。母亲当时如释重负，心情也随之好了起来，由保姆陪同先来到了在安吉的公公婆婆家（我的爷爷奶奶家）。母亲说，那时母亲身边的这位保姆是哭着离开她的，母亲送给了她我父母结婚时的一对枕头、一件衬衣。母亲说，在我的爷爷奶奶家，当时买了100多元的东西给公婆。在婆婆家只住了几天后，就把我的姐姐交给了婆婆家带养，母亲就抱着只有几个月大的我，走向了上海。母亲来到上海后，吃住用都是母亲叔叔负担，自己不用交伙食费。其实，母亲的叔叔当时的工资每月也只有80多元，经济条件也不是很宽裕的。母亲说，母亲的奶奶那时也在上海，母亲、我与奶奶都住在一起。母亲每当想到这里，脸上就会露出笑容，感受到当年与亲人在一起时的那种温情与幸福。 通过母亲叔叔的操心与奔走，母亲的户口落实在了上海的龙华镇，镇里了解了母亲的情况后，让母亲去一所小学担任少先队辅导员。母亲说她当时既不会上海话，又讲不好普通话，但还是很高兴地去报到了。在学校，少先队员给母亲戴上了红领巾，母亲说，她当时只能教学生们军训和唱革命歌曲，以及做做游戏。有一回，一位少先队员跑到母亲跟前立正敬礼：“报告沈指导员，明天什么任务？”这下，给母亲难住了，因为母亲毫无准备，也没有经验。但母亲灵机一动：“明天的任务，还是你们自己决定吧！”（母亲生前经常回忆这样的经过，觉得当时面对学生这样的回答很好笑）。第二天，学生们把拿来的毛巾放在了洗脸盆里，自觉地为客车上下来的旅客洗脸。对于这样的事，很让母亲感动，母亲的心里当时是这样评价的：想不到，龙华镇的校长和老师们把学生教育得如此好啊！ 后来，学校提出让母亲担任老师，母亲实事求是地对校领导说：“我的文化水平低，没有教学的经验，还是安排适应我特长的工作吧。”于是，镇里的领导给母亲安排到一家工厂担任会计工作。母亲说，那时要经常出去结账，天天路过飞机场，看飞机起飞和降落，觉得很新鲜。这样的工作和生活当然是好，但过了几个月，母亲的心里总是感觉到不踏实：儿子还小无人带，在安吉的婆家还有自己的大女儿，有点不放心。心里不安起来，就思忖着不能再这样留在上海了。当时这家工厂是一位女厂长，耐心地做了母亲的思想工作，让母亲好好考虑还是留下来。母亲内心深深感谢这位好厂长，无奈之下只得婉言谢绝了，母亲就抱着我回到了在安吉递铺的爷爷奶奶家。 母亲在上海仅仅工作了9个月，但她对那段工作和生活，在后来漫长的岁月里总是引以为傲，一想起就会高兴，就会兴奋，因为这毕竟是在大上海啊！母亲每当讲起这段往事时，也会让我忆起一些模模糊糊的“碎片”，我那时只有3岁，回到安吉后，还记得当时有那么一个难忘的场景：有一个像铁锅一样的形状，很大很大的，有人在里面上上下下绕着圈子骑车。母亲那时告诉我：“这就是飞车走壁啊！”还夸奖我当时这么小还有这样的印象呢。如今，我对在上海的这个场景，以及母亲那时告诉我的这句话，还记得清清楚楚，好像就在眼前似的，印象深刻，历历在目。当然，也有一些没有一点影响的经历，如：在上海大世界乘坐假飞机，在变形镜子面前看自己，等等。 递铺镇上的日子 母亲从上海回到了安吉递铺，来到了我的爷爷奶奶家，从此就意味着失去了工作，没有了收 入，且身上只剩下30元钱。面对新的生活，特别是要养活我和我的姐姐（我的爸爸此时还在桐庐工作），加上我的爷爷奶奶家（爷爷汪肃侯、奶奶杨梅贞）经济条件不好，爷爷是从事挑货郎担的小商贩（早年从安徽老家迁徙这里），一天的收入也只有零零碎碎的一些硬币、纸钞，一年的收入也是很有限的。 为了生存，为了生活，此时的母亲在递铺寻找可以挣钱的各种活儿，苦活累活都干，那怕是钱不多的活儿也要干，如到镇上竹器厂做削筷子的活儿等等，为的是能在递铺安心下来，扎下根，把我们子女养育大。母亲为这个小家不仅默默地奉献、付出，不怕苦累，而且还参与到社会，能够见义勇为做好事。我爷爷奶奶的家，就在递铺路老剧院的边上。一天，剧院门前一户人家的房屋突然起火了，母亲得知后就急匆匆跑进了这户人家，帮助他们把房屋内的东西往外搬，还拖出了一个特别沉重的大箱子，母亲的这一举动让在场的大家看得发呆。他们这样议论母亲：“真看不出来，那个聋子（我的爷爷那时耳朵已经聋了）的媳妇那么的瘦弱，且有一副善良的热心肠，又是那么的能干。” 母亲想，尽管在递铺镇上能找些活干，但面对两个子女的生活负担，微薄的经济收入是很难走出一家人的生活阴影的。于是，那段时间，母亲天天在想啊想啊，能有什么方法走出困境，撑起小家庭的一片天呢？母亲想到了自己是1949年参加革命工作的，为自己那么小的年纪就能为国家做些事情，心里总会感到有些激动与热望，即使前几年自己从桐庐响应党的号召退职回来，但平民百姓遇到了苦难的日子，总可以向党的组织反映心声与要求啊！ 母亲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写了一份要求复职的申请报告提交到了中共安吉县委组织部。很快，让母亲意想不到、且有了“喜从天降”的好消息：安吉县委组织部给母亲来信了！信中说，得知母亲是1949年参加革命工作的干部，有过很多的工作阅历与经历，肯定了母亲的工作业绩，要求母亲写一份自传，又让母亲写一封信去桐庐县委组织部，把母亲原来的工作档案材料转到安吉来。仅仅只有一个多月啊，更何况那时还是靠信邮的唯一方式联系工作，安吉县委组织部就通知母亲到县文化局报到，县、局领导在征求母亲的意见时，问：“把你安排到县电影管理站担任会计好不好？”母亲此时高兴得这样说：“不管工资多少，我都会很高兴去！”在这里，我作为母亲的儿子，从内心深处感谢党的组织，更为那个年代的领导和干部，在工作岗位上具备那种真诚务实、为群众排忧解难的可贵精神和服务态度，由衷地敬佩与赞扬！在我的心里，尽管这是一件事关百姓普普通通的事，但组织上能够这样做到了，真是了不起，真的是不容易啊！母亲后来也说起过这件事，她说，那个时候的干部就是这样为民办实事，不会有任何的索取，一心想着为民服务的。这是一件多么能让百姓群众温暖与慰藉的事啊！ 母亲到电影管理站工作时，她还只有25岁，不难想象，母亲那么年轻就有过如此多的磨难。而当时的电影管理站，连她算在内也只有3个人。母亲说，负责管理站的是叫张维孝（后来我听母亲说过，张的老家是南北庄张家村羊角山的，后来下放到农村还做过酿酒的活儿，走村串户买卖度日，再后来，又听说老张离世了）；另一个是做维修电影放映机的叫杨天文；母亲任会计。 经母亲生前自传中回忆：管理站下面有7个放映队，一个工会电影队、35毫米双机放映队。母亲虽然任会计工作，她说自己什么都去干，从来不会闲着，如排片计划、影片调动，有时还要写工作总结，下乡收放映款，通知人员参加党代会、人代会期间的电影安排。有次为了一部影片的安排，说是县里的一次大会结束后接着要放映的，打电话到取片的地方却始终打不通，急得母亲一大清早赶往长兴县，当接过这部影片急匆匆赶回递铺时，县里的会议刚刚结束，大家就等着要观看这部影片了，多么万分火急啊！由于影片顺利播放，母亲出色地完成了任务，领导叫我的母亲去县委食堂吃饭。母亲后来回忆说，她自从来到递铺后，这是她吃到的最好的一次饭菜。母亲每当讲起这件事，总是喜形于色，视之幸福与满足。母亲何以评价这是“最好”的饭菜，并不是县委食堂里菜肴有多奢侈，而是从一家人当时生活的拮据感悟到的。母亲说，她当时每个月的定粮是28斤，规定节约、奉献上交1斤，每月还寄给我的父亲3斤，虽然我和姐姐跟爷爷奶奶一起吃，但母亲还是吃不饱。即使这样，母亲平时还经常在招待所买回一些面包给公婆和儿女吃，她自己呢，往往买点南瓜汤和便宜的东西充饥。因为去乡下放电影很辛苦，自己推独轮车又是体力活，加上工资低，靠点定粮根本吃不饱。母亲说，不是她一个人吃不饱，其他的同事也一样。有一次，母亲回办公室，同事宋金根还在为放电影前准备写幻灯片，看到他是用糖精冲开水喝。母亲问他：“小宋，你怎么用它当茶喝？”宋回答：“每天都吃不饱。”母亲还拿出半斤饭票送给他。对于“吃不饱”之事，原广播站早已退休的职工王美娣阿姨（当时与母亲一起共过事，），无论我在街上遇到她，还是她来我们单位（县广播电视台）参加重阳节活动，每次总是问问我妈的身体状况，其中让我印象至深的就是说母亲当年的生活日子过得很艰辛。她说：“你母亲那时真苦啊，我经常看到沈会计（我的母亲）偷偷地从办公桌的抽屉里拿出一个装有谷糠粉的罐子，迅捷地舀一些在杯子里用开水冲泡，以解决肚子饿的问题。我当时还认为沈会计藏着什么好东西经常悄悄地吃呢。你母亲说，工资和粮票能省得多一点，就会让子女吃得饱一点。”我每当听到王阿姨说到这里，我的胸口就觉得很难受，我的母亲在我的心里是多么崇高和伟大啊！我也默默地对自己说：在今后的日子里，我要好好报答我的母亲。 据母亲说，安吉县当时有两个越剧团，宣传部还建议她调到越剧团担任政治团长。母亲当时很矛盾：自己是个越剧迷，很想去；但毕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早晚又需要照顾。犹豫之中，电影管理站的领导也提出“单位很需要她”，就这样母亲没有离开电影管理站。直到1962年，我的父亲从桐庐粮食局下放回到递铺，并向我母亲提出一起走向农村。当时父亲为了说服母亲，便说：“农村生活要比单位工作好，那里当当会计，养养鸡养养猪什么的，就有饭吃了。”母亲在父亲的再三鼓动下终于应允。县委组织部、宣传部、文教局、电影管理站知道母亲的情况后，都不同意母亲到农村去。我记得母亲常常唠叨的一句话：“范嘉庆局长（文教局）当时就对我很认真地说，小沈啊，你在单位表现好，很能干，千万不要下去啊！”还有母亲的小姐妹也强烈劝她不要到农村，我的爷爷也说不能下去。父亲说，这是响应党的号召，也喜欢那个地方，还是坚持要一同到农村去，就选择了递铺公社的双友村（后为梅园村、现为双河村）。于是，我（五岁）和姐姐（雅玲，比我大一岁），还只有一岁的妹妹（雅颖）一起随父母来到了农村。 举家下放乡村 父母下放时，为何选择到双友村（梅园村），在王家生产队（第五生产队）安家落户，何以没有选择到山区或者其他的地方？是因为我们家与这里的关系是早有渊源的。 我曾在《篾箩如车》一文中（注：我们姐弟是坐在父亲挑着的篾箩里来到农村的），对当时下放农村后的生活情境有过叙述。曾经听父亲说，日本侵略中国，又很快进入安吉，递铺也被日军飞机狂轰滥炸，横尸遍野，鸡犬不宁。那时父亲与姐姐（汪瑞萱，我的大阿娘）随我爷爷、奶奶从递铺逃难到这里，入住一户叫施百林的人家，关系甚好。因为梅园有个自然村叫木橡园，这里有连绵成片的小竹林，当然竹林中还有零星的橡子树，长得比竹子高。在躲难的那段时期，如果一听到有飞机声过来，就可以从屋内马上逃进竹林。日军飞机轰炸的目标是百姓房屋，躲在竹林里就显得安然点，风险也会小一些。在那段躲难的日子里，我的爷爷、奶奶和父亲就结识了当地不少好乡亲，有的成了莫逆之交。乡下人听说父亲下放选择于此，当然是热情欢迎。至今，我从那里出来参加工作已有30多年了，我们一家人对乡亲们的情怀丝毫没有淡化，近几年父亲还让我陪他一起去看望当地的一些老乡亲，如阿新妈、阿苗妈、建华的爸妈等等，他们都与我父亲的年龄相仿。至此，我与施月苗、孙根生、徐敬业、孙林平等等，均也保持常年的走动，家中有事都会往来。 刚到农村时没有居住的房屋，被母亲称为“好心人”的孙卫臣，是同一个生产队的社员，是他让我们一家人先在他的家入住下来。当时老孙（我称老孙伯）是村里的干部，又是一名老党员，他很热情，在照顾上又很周全。母亲后来也常常提及当初来农村时，像老孙伯一样的乡亲们，他们伸出了一双双援助之手，让我们一家人深为感激。前几年，老孙已年高90多岁，父亲叫我一起去看望他。后来，父亲由于自己身体也不好，就吩咐我在每年快要过年的时候去看望他，每次我都是与妻子程建萍一起去的。再后来，我听到老孙伯离世的消息，就陪同父亲来到乡下，为老人送上了最后的一程。 母亲说，当初来到生产队时，要参加队里的各种劳动。但她要料理家务和照顾几个幼孩，还有挑水、弄柴等等，再加上队里分给了我家许多自留地，所以母亲就不能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了。就说弄柴一事，村子里没有山，只有路边上的杂草，母亲跟随人家去小竹林里捡柴。有一次，母亲去一个叫高墩上的竹林里，把一些小竹子砍下背回家当柴烧，新鲜的竹子只要有引火的纸就会燃起来，因为竹子里有一种“竹油”。结果被邻队的一名社员知道了，就赶到我家对母亲说：“这是集体的竹子，不好砍的。”母亲这才恍然大悟：竹子是生产队的集体资产，砍伐后卖出去就是集体的经济收入，既可用于集体固定资产投入的支出，盈余部分又可在年终为社员们“分红”。母亲每次讲到这里，就流露出自己来农村时什么都不懂啊，心里想想真是有点不好意思呢。父亲呢，有一次去六里外的山上（现为中南百草原附近的鸭舌岭一带）斫柴，傍晚人家陆陆续续都回来了，可是到了天漆黑父亲还没有到家。母亲碰到已回到家的邻居孙阿德，孙叫我母亲去接我父亲，说父亲这担柴很重，可能挑不回来。母亲想，父亲也挑不动我怎么行啊？后来知道可以将四捆柴分拆开，每人可挑两小捆，母亲就扛着一支竹干就急匆匆去了。人生地不熟，何况又是黑夜，母亲担惊受怕走错了一条山路，再加上山里的风大，不时传来“呼呼呜呜”的声音，于是用呼喊父亲的名字壮胆：“汪士锐、汪士锐......瑞麟、瑞麟（父亲的小名）......”正走投无路之间，母亲好像看到另一个山岗上有一个穿白衬衫的影子，好像空着手下来，就高兴得向对面问话：“同志，你有没有看到一个挑柴的人啊？”很快传来一句似乎笑着的声音：“啥个同志哈子，快下来！”其实，这就是我的父亲。母亲见到了父亲时就急着问他：“你的柴呢？”父亲风趣地说：“放在一个老人家家里。”此时，他们俩都笑了。母亲后来说，原来父亲已把这担柴滚下山去了（意思是挑不动就不要了）。回来后母亲把这件事告诉队里的社员，大家都乐得笑开了。后来父亲也常常跟随人家一起去斫柴，斫会来柴成了特别的“精贵”，父亲说：“这样的柴只能是放着看看的，不能烧”。母亲理解父亲的意思是：弄柴实在是太辛苦了。父亲自从下放农村后，除了直接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之外，兼任了所在生产队的会计以及其他几个生产队的会计，后来又被推荐为担任大队会计。对于农村播种栽培方面的技艺，父亲也都是从头学起，后来在农事上还成了行家里手，不仅会财务管理，还懂得四季播种、稻苗育秧、品种选优、统筹安排、病虫防治等等。 我们家分到了自留地，可是母亲不会种菜，也不知道什么季节种什么菜，怎样去种好菜。都得一一从头学起，全靠队里的社员们经常帮助指导，母亲虚心学会，但每天下来十分劳累。而父亲呢，也是从来没有参加过像队里这样的强体力劳动，天天出勤，疲惫不堪，结果没有多少天，母亲和父亲双双都病倒了。但，这样的艰难困苦，还得要靠自己去煎熬，去克服，去战胜。除了体力上的透支以外，经济上更是不堪重负。面对一家人生活上的所有开支，一切农具的全新购买，还要时常对付看病就医，要用到钱的地方就像雪片似地飞来，如千斤重担压得透不过气来，而且仅有的一点退职费也已全部用完。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迷茫和困惑。 想到乡亲们的热情、关心与鼓励，想到自己还算年轻，想到孩子们会快快长大，在父亲和母亲的心里，总觉得今后的日子会慢慢地好起来。就在这个时候，母亲又生下了第四个孩子。由于身边没有亲人，没有帮手，母亲第三天就只得到河里去洗衣服。当时，家务繁忙，劳动紧张，再加上经济困难，刚生下来的孩子患病无钱医治，吐泻不止，造成脱水，结果医生说来得太迟了，孩子且在100天的日头上离开了人世! 这是父母亲到农村之后，遭遇的第一件悲愤与伤心的事啊。这件事的发生和当时的情景，我一直没有印象，后来我怎么也回忆不起来，包括小孩有否取了名字。或许那时我还太小，不懂事。 母亲对那段伤痛的日子，回忆时说，得到生产队乡亲们的特别关爱，劝导我们要保重身体（父母亲当时经常生病，体质下降），乡亲们当中就有像徐晓财的妈妈，她经常到家里来做母亲的思想工作。我在日后，也常常听到母亲亲切地叫她为“妈妈”，她给了我母亲精神上的极大安慰。 圆了“上有寸瓦” 日子一天天过去。母亲说，一家人总不能在人家那里长时期地居住下去，一个家庭总要有自己家的房子，才能安居乐业。 经过打听了解，终于在“孙家上”（本村第八生产队所在地）那里买下了一间半的旧楼房，另外又买下当时徐坤跃和他的妹妹居住着的、与“一间半”连接着的一个厢楼，属百年以上的徽派建筑。我们家这“一间半”位于三间房的西侧，即靠最里边，西侧没有对外的通道。另“一间半”是一户严姓人家，位于东侧，即朝向东南，当然就有对外的通道了。其实，我家当初买了这里的房屋时，我们走的是“东南向”的一条出路，没有路可走也不可能将其买下。我们居住的楼房处于居中，在我家的前面和后面，同样都是“徽派”建筑，前、中、后，连在一起便形成了“大三进”。当然，我们入住时就不是完全的“三进”了，前、中、后的进出通道，都是各归各的。我后来在想，当年建造这样有气派的房屋，肯定是一个大户人家。然而，我没有去认真打听，当时虽然有过传说但后来印象不深了。 自从搬进了属于自家的房屋，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就显得不方便了。中间隔着六队和七队，每天都要往返于此，且午间收工回家午餐同样还要往返。可见，每一天在路上的时间就大大增加了，但作为农民，每天的走动肯定要比城里人多，在田地里劳作一天不知要走多少路？也从来没有人做过这样的步行数据统计，与现在城里人每天的“步行健身”，其意义也就大不相同了。 路远不去说，居住这样的房屋应该还是幸运的，因为买下房屋所需的100多元钱，积攒的又是多么的不容易！不能与今天的性价比同日而语。 话说圆了“上有寸瓦”，只是拥有了“天”，而没有“地”。“天”，有一个像四合院一样的“大天井”；“地”，就是东、西、南三侧没有一处可以向外行走的路，是全封闭的。而北侧，即后面是户主孙志贤一家人进出的主要通道。就是这个北侧，给了我们“有路走”的希望！ 我曾经在《远去的猪粪味》一文中这样描写：虽然一家人有了自己的“一砖半瓦”，旁边没有一寸土地可以拓展利用，又享受不到农家居住的宽畅与阳光。一间半的老屋，楼层是松木地板的居住房间，因为干燥还要兼容堆放稻谷之类的粮食作物；一层是日常居家活动的主要场所，泥土地面，坑坑洼洼，常年被踩得黑不溜秋，灶台、猪棚、厕所、就餐统统聚在一起。浓浓的猪粪味，加上一家人大小便是利用简易的木制敞开式粪桶，散发出的臭气弥漫着整个屋子，这种“混合气味”，特别是在夏天更是可想而知了。 自己一家习惯了这种气味的“熏陶”不说，还会影响到生产队的社员们。社员们到我家挑猪栏粪时，就遇到了大问题。我家从后面走的是一扇很小的门，社员肩挑一二百斤重的担子，不能顺顺当当地从门里走出来，而是用了气力斜着挤出来。尽管如此，还是能得到社员们的谅情与理解。尽管这样，我们一家人的心里还是暖意融融的，因为这个世界总会有好人！在我们遭遇十分窘迫的逆境下，是邻居孙志贤（我称呼老孙伯伯）一家向我们伸出了温暖之手。 对于当时没有“路”可走，我也纳闷过：为什么这样的事会发生在新中国解放了几十年的时候？周围的农民也有怨声：“这样的事不该发生。” 我们的日子是在艰难中漫漫度过。没有北面的这条路，我们根本见不到一丝阳光。有了这条路，我们就有了晾晒衣服的地方，还有，有时可晒一些鲜活的柴禾。 讲到这里，我更为我的母亲高兴：一位勤劳、爱家、慈祥的农家妇女，得到的不仅仅是自然界的一束阳光，而得到的是对人生、社会最深、至理的感受，获得的又是人间大爱的无比温暖！我为我的母亲感到慰藉，感到舒坦。 因而，我们没有忘记我们身边的好人，我们感恩，至于老孙伯的儿子孙林华、孙林海等兄弟，我们彼此胜似同胞手足，亲密无间。 接二连三的“伤痛” 虽然一家人有了居住的房屋，从此期盼过上幸福美好的日子。但天有不测风云，遭遇的是接连不断的乌云密布和冷雨凄风，居住的这个地方，也就成了一家人“最为伤痛”之地。 1966年夏天的某日。 午餐后，母亲把两只大圆蚕扁安放在居家堂前的地面上，让姐姐、我和妹妹三人一起午睡。此时，来了两位客人，一位是本队的女性长辈，另是居家后面的一位姨妈，她们是姐妹俩。她们也是乘着午间的休息时间来看望我的母亲，一起聊聊天，同时也来看看我家栏里的生猪饲养得多大了。因为那个年代家家户户饲养生猪，也是家中的一件大事，年初光投入猪崽的成本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因而在猪圈里聊天，会引出许许多多的话题来。母亲是个热心肠的人，家中无论是来了什么人，她都会是热情相待，递烟泡茶，在人们的心目中，长期以来评价母亲是一位纯朴善良、勤劳持家，又开朗直率的农家妇女。 母亲特别讲究礼节，当客人离开时，又把她们送到了大门之外。母亲回来后，再朝堂前地面看时，三个孩子都不见了。母亲还在与客人聊天时，姐姐、我、妹妹3人可能都已蹓出去玩了。但那时我没有与姐姐在一起。母亲在想，孩子们会到哪里去呢？母亲纳闷时，我急促促地跑回家告诉母亲：“姐姐（雅玲）掉到水里了！”其实，我也忘记了当时自己在哪里玩，和那些小朋友在一起，在外面听到了村子里的人在说这件事，我马上回家告诉了母亲。母亲听到这个消息，犹如五雷轰顶，急急匆匆跑出门外，向家附近的河塘边奔去。其实，我的亲姐姐啊，她早已浮在了河塘的水面上......村子里的好人从河塘里把我的姐姐轻轻地抱上岸来。他们还叫来了医生，又牵来了一条水牛......无论怎样采取抢救措施，我的亲姐姐已是没有了一顶点的反应，没有了一丝的生命迹象。悲痛啊！我们一家人是多么得伤心欲绝啊！！！突如其来的无情打击，似万劫不复，让我们一家人怎能承受得起呢？！母亲伤痛得悲天呛地，在姐姐的身边哭得天昏地暗，打滚不止。人们怎样地去劝说母亲，都是无济于事。生产队的社员们也在伤痛之中，挑选了一些木板，制做了姐姐的棺材，又把我的亲姐姐安葬好。亲人离别的剧裂伤痛，已使父亲、母亲的精神支柱到了崩溃的极限！ 那些年，母亲不知道多少次来到姐姐的坟头，不知道流下了多少的眼泪。母亲无论走到哪里，不管遇到了谁，她都是说不上几句话就眼泪汪汪，泣不成声。在农村生活得多么不容易啊，何况雅玲姐姐已是到了10岁的花季少年！ 后来，母亲常常说起姐姐：“雅玲能活在世上是多么的好啊！”雅玲姐姐是一个很听话的女孩子，在我的印象中，她长得胖胖的，五官端正，面相很善，似乎没有一点儿脾气，从不与人吵架，对我这个弟弟更是爱护有加。这次遇难，她是以做姐姐的一颗爱心，为了我们弟妹俩，她拿着竹干到河塘里去捞野菱。那时候啊，农村生活的贫苦，普通人家根本没有条件吃上新鲜的水果。然而，姐姐又怎么知道呢，她处于年幼，还根本不知道河塘会潜伏着万恶凶险！稍有不慎，我的亲姐姐就滑进了难返的深渊！ 至今，我和妻子程建萍也会时常讲到我姐姐离去的事，我们都会这样说：假如雅玲姐姐还健在，我们的家境就会大不一样啊！是啊，亲姐姐如同慈母，我做弟弟的一定会生活得更幸福，更温暖，我们的门庭会更大！ 屋漏偏遭连夜雨。雅玲姐姐的离去，一家人已经难以承受巨大的伤痛，想不到，大祸又从天上降临我家！ 时隔6年，1972年的某天。我的亲弟弟小凡（汪凡），也同样在姐姐告别短暂人生的这个河塘里离开了我们！ 那天，母亲正在为我的舅舅（沈国良）写信。母亲收到了舅舅的来信，舅舅在信中说到青霉素、链霉素已经用包裹寄出。但母亲天天在等候，没有一点消息传来，显得很焦急。因为母亲那段时期动了手术，身体很虚弱，且还有炎症，而这两种药物当时在安吉来说又十分紧缺，再加上经济上也很困难，信里急于告诉舅舅还没有收到的情况。那时，小凡弟弟就在母亲的身边。母亲这时还对弟弟说：“小凡很乖的，妈妈在写信，你不要到外面去哦。”之前，小凡弟弟曾经对母亲这样说过：“我看到河里有一条黑鱼。”因为我的姐姐已经遭遇不测，一家人平常对小凡更是特别细心地照管。小凡对母亲说：“妈妈，你放心好了，我不会去河里玩的，因为大姐是在水里淹死的。” 当母亲写信写到第三页时，突然发现小凡已经不在身边了。于是，母亲急忙问我的奶奶：“姆妈，小凡呢？”我的奶奶说：“小凡在与邻居小孩一起玩，还在吃生的南瓜籽。”奶奶还问到南瓜籽是谁给小凡吃的？母亲回答是他的爸爸给他的，还说小孩吃南瓜籽好的，能泻下蛔虫。这样的话语对答之后，母亲又继续写信。 过了没有多少时间，队里的爱娣到她的娘姨家来时，在河边听到了不幸的消息，于是赶到我家对母亲说：“小凡淹在了河里，你们怎么还不知道啊！”母亲怎么也没有想到，小凡仅仅离开了怎么短的一段时间，就出大事了！伤悲啊，小凡弟弟从此与我们阴阳相隔，我们怎么呼喊他，我们怎么叫唤他，可怜的小凡弟弟再也没有醒来。我的亲弟弟，我们家还只有6岁的好弟弟啊，你却永永远远离开了我们！ 我很喜欢我的小凡弟弟，我很爱我的小凡弟弟。至今44年过去了，如果小凡弟弟还健在，2016年应该是50岁了。50岁了，应该早已成家立业，应该是一个幸福的家庭。我对小凡弟弟的印象特别深：长得白白胖胖，成人后一定是英俊潇洒。在我们姐弟妹中，他是最听话的一个。因为，有一句话母亲时常放在嘴边：“三岁之老”，意思是，三岁的小孩就这么懂事，长大后一定会很有出息的。在雅玲姐姐离开我们之后的第二个月，母亲生下了第5胎，即小凡弟弟。弟弟的降临，对父亲、母亲来说是极大的安慰。母亲说，小凡5岁时，教他认字记住的特别多，又会听写，一些数字概念也很清楚。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正在流行“三忠于四热爱”，农村的每户人家在一日三餐之前，都要朗诵毛泽东主席的语录，而小凡弟弟就会朗诵许多语录，每逢此时，小凡弟弟就会代表全家人朗诵，一家人开开心心，其乐融融。 我在村里小学读6年级时，整个村只有两名6年级学生，正因为只有2人，我们被插班在5年级的班级里。那个时期，我常常把小凡弟弟带入学校，就入坐在我的身边，一方面他很听话，从来不吵，在课堂里也不会发出一句声音；另一方面父母也放心将小凡放在我的身边，我会悉心照管他，安全上也就避免了一些担忧。 人间最伟大的是母爱！ 母亲接连失去了一个个从自己“身上”残酷撕裂下的“心头肉”，怎不痛心疾首？怎能悲悯难消？母亲是越剧迷，她把自己的满腔苦水倾注到一段自己编写的唱词中：“过去的事情不必想，多想来多烦恼。自从到达农村来，我样样苦头更吃尽。五个孩子三个亡，一个是无钱医治病中亡，二个是无人照顾水中亡啊！如今是年老眼花，一身的病把我打磨啊”...... 母亲，她有过人生绝望，有过心灰意冷。然而，她又很坚强，又很无奈，与命运作一个个的抗争，天天在无限的悲痛中，艰难地度过一个个不眠之夜。她每次看到我们时，从她的眼神里我清楚地感到：我们敬爱的母亲，她把满腔热血和殷切希望，寄托在惟有我和妹妹的身上！ 撑起一片天 双友村历来盛产稻谷和小麦，还有着饲养桑蚕的农业传统。母亲除了家务为主的劳动以外，还学会了许许多多种植、养殖方面的技术。就说饲养桑蚕吧，母亲特地到城里购买了养蚕书籍，潜心钻研学习，这就是当代知识女性所体现的作为。后来机会来了，生产队把饲养桑蚕的任务分解到了有能力饲养的家庭，母亲很高兴，因为她很自信，相信自己有这个天赋和能力。 我记得很清楚，母亲早早地把诸如蚕扁之类的所有器具清洗、消毒干净。把领回来的蚕种，采用家里祖传的木制果盘，垫上雪白的纸张后，小心翼翼地把蚕种放在上面。饲养春蚕遇到了气温低，母亲还会点亮房间里普通的电灯，用光照来提高温度，使幼蚕尽快地孵化出来。每当幼蚕从躯壳里钻出来时，母亲特别地高兴，就叫上我和妹妹一同来来观看这些小宝贝。母亲还经常对我们说，蚕宝宝最爱清洁了，我们要小心对待，不能粗心大意弄伤它们，要轻脚轻手哦。 母亲接受了生产队的养蚕任务后，一家人就更加忙碌了，我和妹妹（汪雅颖）的主要任务就是采摘桑叶，有时母亲还与我们一同去，她很体贴我们，尽可能减少我们的劳动量。饲养蚕宝宝要有一个多月的生产周期，经历“小眠”到“大眠”的一个个忙碌过程。蚕宝宝“眠”的时候就不需要采桑叶。蚕宝宝一旦到了“大眠”醒了以后，“吞吃”桑叶的需求量就骤然猛增，这个时候我们只要走进饲养的房间，就会感受似在下阵雨般“唰唰唰”的声音。刚刚添加上去的桑叶，不用多少时间就会被吃得快剩下光秃秃的叶茎了，从这里我们也懂得了---“蚕食”的词汇意义了。每天清晨我们都要到桑地里去采桑叶，用背篓、簸箕等工具或背或挑回家。听母亲说，带着露珠的桑叶最好。现在想来，可谓应了“自然生态”。春天雨水多，遇到下雨天，仍然要冒雨采叶。当然，雨天采来的桑叶还要晾干，不能将带着雨水的桑叶直接給蚕宝宝吃，这样就让母亲更加显得忙碌，母亲说，蚕宝宝如果吃了沾了雨水的桑叶会“腹泻”生病的。 每当蚕宝宝快要“上山”做茧时，我的任务就是“摇出”一条条用稻草、大麦秸秆做成的“草龙”，也就意味着这一季的养蚕行将结束。结果，在生产队里，母亲领来的几张蚕种，其饲养的“单位产量”最高、茧质最好。母亲视这项任务是“军令状”似的，完成得出色就自然快乐在心里。母亲用事实得到了社员们的尊敬和信任。除了春蚕，到了饲养夏、秋蚕的时节，母亲也同样把这项工作做得很好。 母亲还是圈养生猪的好能手。在“孙家上”的老房子里，猪圈里常年都有三条生猪。那个年代，养猪是家庭看得见、摸得着的经济来源：每头生猪到了毛重120市斤，就可以到收购站出售了，当然猪的分量越重越好，收入就会多一点。每次生猪到了可以出栏时，母亲总会请来邻居的男劳力帮助抓猪、捆猪，猪圈里就会传出生猪惊恐、乱闯的嗷嗷声。每次，母亲都是和我一起用双轮车拉生猪到县城递铺去。生猪出售了，能卖到较好的等级（评价生猪的出肉率），价格就会高一些，母亲就会特别高兴。当然，这个高兴：一方面是当年度的收益增加了；另一方面就是能支付家庭之前欠下的账款。那个年代，我家是生产队的“一号倒欠户”，因为家里劳动力少，最高的年份倒欠了300多元，这个数字对当时来说，已经是不小的数目了。一家人也常常念叨：何时能丢掉贫困的帽子。当时，每年的年初，猪崽子都是借款购买的，日常的油盐酱醋烟等等，也常常在代销店赊欠的。当然，平常还靠家里饲养的几只鸡，生下的鸡蛋可到代销店换回一些日用品，如肥皂、电池、蜡烛，以及咸菜什么的。一句话：家里一旦进了账，重点是还账！ 那时我每天放学回家，总是很自觉地帮助母亲做点事，特别是像刁猪草这样的事更为乐意，因为这个活儿可以到外面的田头里去，而且会同小朋友一起，心情可以放飞。当然，有的小朋友会将集体大田里的“紫云英”偷偷地刁来放在竹蓝里的中、底层，上面覆盖一些野草，而我没有一次是这样的，这也是家庭父母的教养之故。紫云英，是当时农村种田最好的有机肥料，还是饲养生猪的一种主要饲料，其产量很高。到了收获时节，生产队就组织社员进行集中收割，然后按照每户家庭的所得工分进行数量（斤量）的分配，家家户户还采用腌制的办法，把紫云英饲料囤积起来，可饲养一段时间的生猪。紫云英收割结束了，也就意味着春耕、早稻种植等等可以正式开始了。 除了生产队分配的紫云英之外，还有番薯藤、稻谷脱粒后的“草娘头”的分配，但这些饲料还远远不够一年中生猪饲养的“口粮”，还要在自己家的自留地上解决饲料问题，如青菜叶、南瓜藤、丝瓜藤、黄豆叶、空心菜叶等等，这些都是母亲常年在地里种植产生的。除此以外，队里分配来的稻谷加工后的谷糠就是饲养生猪的精饲料了，即使这样，还要有另外的一些“洋饲料”，就是需要用钱去买的那种。 母亲在自留地里种植蔬菜、植物，除满足了一家人的生活之外，还要将一些植物采摘、整理，挑到县城递铺的街上去卖，诸如毛豆荚、冬瓜、南瓜，还有番薯苗等等。母亲在那个时候，也不讲究什么面子不面子的，她曾经在县城比较好的单位工作过，在大街上论斤买卖，遇到熟人时，也不会在过秤后再添一些给人家。这也是母亲会计出身，为人正直、无私和坦荡的本性使然。 为了提高家庭的经济收入，就得起早贪黑多吃苦。我印象很深的是，我与母亲一起推着四百磅的双轮车去孝丰酒厂拉酒糟，当时还是一种用“金刚刺”酿酒的酒糟（是提倡节约粮食，后来逐步采用糯米之类的粮食酿造）。从家里到酒厂的距离是20多华里，往返就是近50里了。光行走就已气喘吁吁了，而且返回时要拉上六七百斤重的酒糟，且在沙石的路面更为艰难。当拉到“岗窑岭”时，我和母亲使出全力就是拉不过岗，因为我和母亲都气力小，脚下沙石打滑，站立不稳，折腾了半天还是难行一步。且上坡时车身失去平衡，糊状般的酒糟随着车子上坡时的倾斜，晃荡的酒糟就沿着箩筐口直往下流，原本出厂时箩筐里满当当的酒糟，到了岗上已剩下不多了。这样一来，到家后的酒糟就显得特别珍贵，喂猪时，酒糟只能当作“味精”般的调料了，但家猪吃到这种味道也是胃口大开，好像它们也知道这种酒糟是来之不易啊！ 那时，一家人尽管吃苦耐劳，勤劳持家，生活的日子还是过得急急巴巴，捉襟见肘的。我的舅舅（沈国良）、娘姨（沈瑞珠）还是经常帮助我们，常年不断给我们姐弟妹寄来衣服、凉鞋、读书工具等，每个月还从经济上贴补我家。这一点，从我幼年起就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 迎来新的曙光 1978年，我们家也和我国万万千千的家庭一样，迎来了新的曙光：党和国家落实了下放干部新政策，当时双职工下放的家庭可以抽调一名重新回到原单位工作。喜从天降！我们一家人感到无比温暖和幸福。这个时候，父亲提出让我的母亲去参加工作，如果母亲出去工作，原工作单位就在递铺，离家不远，也能照顾到家庭。而母亲呢，又让我的父亲去参加工作，她认为，父亲虽然是家庭的栋梁和支柱，去桐庐工作后会照顾不到家庭，但母亲认为父亲出去工作更有作为。父母双方都让对方出去工作，给我的感觉是：父母下放农村后，他们确确实实都经历了坎坎坷坷、风风雨雨，也吃尽了苦头，遭受了贫穷，一旦有了转机，双方都能以体贴的姿态关爱对方，照顾对方，让对方的心情更好，精神更佳。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还是父亲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离开家乡，到了桐庐县粮食局工作。 父亲重返工作岗位后，生产大队经过商量研究，原来父亲担任的大队会计工作由我的母亲接任，同时母亲同样又接任了本生产队的会计工作。几乎天天是：这头忙好了大队，那头又要去忙小队，而且小队最忙的是对家家户户的分配需要造许多的方案。因而，家里的许多事情就落在了我和妹妹的身上。我在想，会计工作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去做的，母亲接任了父亲的工作，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啊！当然，母亲是会计出身，是先天优势，但一个家庭的父母都是会计能手，这毕竟是不多的啊，我也为母亲感到骄傲！ 其实，母亲担任了大队和生产队的会计后，压力并不轻松。不仅要参与到大队面上的许多工作，当时就遇到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母亲担任指导员，正因为是第一次的新工作，其工作的要求高，开展的难度大，任务重。母亲对每一项工作都是很认真、很细致的。在开展普查工作前，母亲还要向广大社员作报告，宣传人口普查的重要性。那时，我还担任了生产队的普查员。再如，大集体那个时期的“双抢”，即夏收夏种，抓质量、抢进度。为了鼓舞士气，力争上游，大队要出一个“双抢快报”，要把每个生产队每天的生产进度数据统计上来，并在当天迅速地把“快报”印发下去。各种情况的了解和数字的统计，母亲都要亲自往每个生产队里跑，把一件件需要掌握的真实情况了解清楚，核实到位。如每个生产队出现的好人好事、好经验、好办法，都要及时宣传。还有当前农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如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等等，也要收集内容及时发稿。我在那个时候，也帮助母亲办好“快报”，如组织文字，承担蜡纸上刻字、手工油印等工作，有些字体需要套红、套绿就要分几次油印。怎样在蜡纸上刻好字，这方面我还得到过父亲的细心指导，如顺着钢板的纹路与蜡纸的隐格“对齐”等等，使字体显得美观漂亮。母亲对我在蜡纸上刻写的字很满意，还常常在人家面前夸奖我。前几年，我还对此事写了一篇怀旧散文《双抢快报》。 父亲重返工作过了3年后的1982年，对于我和妹妹来说，也是迎来了新的转机与希望。当时的政策是，国家看到了当年一大批下放干部到农村后，由于家庭日子困难，其子女有的失去求学机会，有的不能更好地为社会发挥作用和施展才能，就出台了“精减收回”的政策，但要有一个条件，这些子女目前能有一份自食其力的基础工作。意思是，国家当时还不能全部分配和安排精减收回人员的工作，如果户口收上来了，子女本身就有一定的基础工作，那么，就不会导致由此“收回”而“返贫”。所以在申报填表时，母亲十分焦急，我和妹妹以什么理由填报“基础工作”这项内容呢？母亲那段时间天天为我和妹妹的事奔走操劳。在热心肠、好心人的关心帮助下，我选择从事的项目是“饲养家兔”。就此，母亲还买来了毛竹，请来了竹匠，制作了一些圈养白兔的竹架子，并凑了些钱委托人家购买了几对兔子。这样，我就去田坎路边采割青草等，开始饲养家兔。而妹妹的项目呢？我记得，当时县里的外贸公司为了出口业务的需要，专门从上海请来了一批师傅，安排她们到县城递铺附近的生产大队，辅导一批年轻姑娘学习“手工钩花”。这种“钩”出来的产品，其材料是采用纯棉白线，钩出各种各样图案的装饰品，有的是服装，有的是用在家具、沙发靠背上，或生活日用品作为铺设的垫子，既可增加美观又可起到清洁作用。我们大队来了两名从上海来的女师傅，大队领导觉得她们是从大上海来的，有知识的女性，安排到那户农家合适呢？他们很快就想到了我的母亲，认为安排在我家会更放心。当然，母亲的热情为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把师傅安排到了我家并安顿下来后，母亲也叫我的妹妹与其他姑娘一起学习“钩花”。这样，妹妹也有了一份“钩花”的工作。后来，经过上报，我和妹妹都符合了条件，就变成了非农业户口。同时，我的父亲在探亲回家时，也带来了外面的一些新的信息，国家进一步放开政策，可以鼓励从事个体经商。我记得我当时在县工商部门办理执照，我的营业执照号是195号，说明在当时农村里个体开小店的还几乎少见，我的小店店名叫“益群商店”开在了自己的家里，就在村道的的路边。当时我负责去递铺进货，妹妹在店里售货，母亲做着大队和王家生产队的会计工作。 1983年，县城一家叫安吉金属制品厂的大集体企业来当时的丰食溪公社招两名工人，公社领导直接向企业领导推荐，说梅园村有一位男青年汪群，他在村里表现积极，群众中影响好。于是，这其中的一个名额就给了我。很快，国家更加放开了一系列政策，不仅非居民户口可以开店，农业户口的也可以申请开小店了。于是，一个村子里一下子开了多家小店。这个时候，我认为母亲的思维不同常人，很有远见。她说：“现在开小店的人多了，汪群还年轻，总不能这样下去，等今后遇到生意真正不好时再寻找工作可能就有难度了。”所以，母亲在我还在开小店的时候，就向公社领导提出过要求：“如有招工的机会，就让我的儿子报名参加。”公社领导了解我们家的情况，也是从落实政策，关心照顾的角度给予了重视照顾。1983年7月，我到工厂上班时已有26岁了。我的妹妹后来也在递铺粮管所招工时也顺利录取了，当时她是安排到了塘浦鹤鹿溪一个粮食仓库工作。可以想象，我和妹妹都正式参加了工作，我的母亲是多么的高兴啊！那个时候，是母亲一生中最为开心和快乐的。因为开心，因为快乐，我开的这个小店，一时还没有关闭，母亲接着开了一段时光。我呢，早出晚归到芝里龙山厂里上班，下班后，就抓紧时间到批发部进购一些商品回来。当时，商品流通活跃了，从事各行各业的人也多了，有的商品是批发商直接送货上门的。也就在开店的那个时候，我们家才真正积累了并不多的一些钱。 终于启动自造新屋 随着我和妹妹的长大，成家立业也就成了大事，一家人居住在一个没有光照的老房子里，总不是长久之计。前文讲到我当时的小店是开在了自己的家里，其实就是第一次建造在梅园桥堍的新屋，还只是在建的一层楼里，因为没有资金的保证，中途停建了一年多时间，建了一层就先住了进去，由于屋面是临时的，因为还要建造第二层，只是浇筑了一层薄薄的水泥，容易开裂，遇到下雨天，不得已用了许多脸盆和水桶来盛接雨水。后来，对裂缝处采用了沥青处理，过了一些时日也是无济于事。 母亲期盼有一个属于自己手里建造的新屋，对此，她苦心积虑，呕心沥血。那时，父亲还在桐庐工作，家里的大事小事母亲件件操心。针对我们家庭居住的环境，当时就有好多热心人建议我们选择一块地皮，把新房子建起来。那时，农家造房子选择的地方还是比较方便的，因为村队的远景规划还没有实施。对于建造自己家的房子，母亲生前回忆：“当时队里的施永年其妻子风英对我说，你们住在这个地方，条件差，与生产队又路远，还不如到外面去建造三间平房要好得多。”母亲无不担忧地对似同姐妹的风英说：“我在银行里存得要命还只有170元钱啊！这些钱还是我的兄妹（我的舅舅、娘姨）寄给我们的，帮助我买一台缝纫机的钱呢。”当年，那个农家有一台缝纫机，也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啊。风英阿姆为了做通母亲的工作，又劝说：“我看，买缝纫机还不如造房子重要，着手准备起来，一步一步进行，可以先买些山石，请人拉回来。”母亲听了风英阿姆的话觉得蛮有道理，于是母亲与我、妹妹一起商量建造房子这件大事，我和妹妹听了也很有激情，心里热乎乎的，也早盼着自己家也像许许多多的农家一样，有一幢像样的房子，有天地、有阳光啊！母亲的一番话语也激发了我们子女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向往。母亲同时还把这个想法和愿望，告诉了我的奶奶（奶奶杨梅贞），奶奶听了也和我们一样特别高兴。紧接着，母亲又找到了三队的叶苗坤叔叔（当时他是大队小学的教师）的爸爸（我又叫老叶公公，名字好像叫叶宗夫），母亲对老叶公公说：“我们家想造房子，地皮选择在梅园渡那里，想先把墙脚基础弄好，慢慢地去建造，我身边只有170元钱，能把砌墙脚的石头买回来吗？”老叶公公是一个和蔼可亲的长者，又是大队的老干部，有着丰富的农村经验，尤其是人缘好，在村子里是德高望重的，村子里的人遇到什么大事小事的都喜欢听听他的想法。老叶公公估算了一下回答母亲说：“这些钱足够把石块买回来了。”石头虽然拉到了准备建造房子的大路边，但由于资金的原因，一放就放了一段很长的时间。村里队里的好心人，看到我们没有建房的动静，在见到母亲时就说：“石头长时间放在路边不好，这些石头人家不知道是谁的，会移作它用的。”母亲听了大家的话觉得很有道理，又和我们一起商量，还是把墙脚做起来。当时，农村建房的用工基本上是请亲朋好友来帮忙的。于是，请人帮忙的事主要由我出面。包括拉沙石料等等。那天，要起墙沟，拌沙石料，基础是采用“三合土”打底（石灰、沙石、黄泥混合一起），我叫来了7位关系比较好的朋友，有自己生产队的，也有其它生产队的，有的岁数比我还要大些。当时母亲在家里，因为请人帮忙造房子，要准备做菜做饭招待帮工，我的妹妹主要是买菜，后来很快学会了烧菜，再后来妹妹的一手好菜还赢得了许多人的夸奖呢。那时，农村风气特别好，村民之间互相帮忙，不收工钱的。对于这件事，我一直觉得有一种缺憾，有一种愧对，有一种不安，那就是我后来出去工作了，对曾经为我家出过大力的好朋友，我虽然没有更多的地方来回报他们，但感恩之心我是永远不能忘怀的。 也就是建房的第一天，我们在工地上忙，在家里的母亲突然叫人来到了工地，告诉说我的奶奶病倒了，叫我马上回家，母亲同时也让人叫我的妹妹也赶快回家。母亲对我和妹妹说，奶奶吃过早饭坐在堂前，母亲吃好早饭后先喂猪然后扫地。不知什么原因，一直身体好好的奶奶，突然之间起病了，当时的症状是眼睛翻白，双手捏紧，母亲连喊“姆妈”你怎么了怎么了，母亲把奶奶抱在了怀里。妹妹回到家里后，母亲叫她赶快把高墩上的老谢伯叫来（老谢伯我称呼老谢公公，是队里谢生华的父亲），母亲把老谢公公看成是自己的父亲，我们一家自从下放到这里，谢氏一家人像亲人一样关心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度过一个个困难的日子。母亲叫我到递铺向桐庐拍电报，叫我的父亲快回来。同时，母亲还要我打电话给我的两个阿娘（在杭垓的大阿娘汪瑞萱；在双建公社岭一大队的小阿娘汪瑞云），告诉她们奶奶突然发病的情况。老谢公公来到我家时，母亲就让他帮助拿定主意。老谢公公懂得一些急救的知识，他对母亲说，你不要难过，又说现在不能把奶奶送医院，路上很有可能危险的。于是，老谢公公马上出去把医生叫来了，医生看了奶奶的症状后指着随身带来的药说，这种药是黑龙江一位下放知青拿来的，说人死了还会还魂的。这边，母亲马上煎药；另一边，医生很快给奶奶输上了盐水。那天晚上，母亲一直坐在奶奶的床前，通宵没有合眼，接连不断地问奶奶好些了没有。后来，奶奶终于回答说“好些了”，母亲终于放下了搁在心中的“石头”。 对于建新屋的第一天，奶奶就突然起病的问题，我当时也有一个念头在心头一闪而过：难道我们在动土前，没有做好该做的一些准备“工作”吗？我回来也细细回想，我们也做了按农村建房时的一些风俗习惯，比如，我们在选择屋基的方位时，前面提到的老叶公公还专门到现场确定房屋的朝向。当时，这里还是一块生产队的老桑树地，老叶公公还爬上了几棵桑树，“高高地”看了看认为是不错的好位置呢。另外，选了个什么日子来动土我忘了。 第一座新房子建了三四年 新建房屋虽然启动了，但进展的速度十分缓慢，这当中资金短缺是第一因素。当时，我记得6队的施松堂路过这里，说了一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话语，意思是建房的进度慢，但其中可能还褒奖着“慢慢来会质量好”的意思。 房屋的基础起好了，由于资金问题我们也只好暂时先搁一搁。但问题又来了，如果不在上面砌上一定高度的墙身，还会由于荒芜被人为地移动石块。因为这里距离我们老房子较远，平常一点也照看不到。此时，好心人又对母亲说，起好墙脚不造上去还是不好的。于是，对于资金问题，母亲也只得多途径逼着自己去想办法。除了父亲在桐庐工作省吃俭用，经常把钱寄回来之外，母亲的哥哥、妹妹几乎每月都寄来日常的另用钱。母亲的叔叔（我外公的弟弟，我叫小外公）从南宁回来后专程看望我的母亲，看到我家在造房子，条件又那么差，就摸出了100元，后来他回到富阳其女儿沈丽珠那里时，又给我们寄来了200元，我们一家人深深感动，因为他年岁大了，他并没有什么经济来源。我们还向亲戚借，我去了杭垓向我的大阿娘也借来了钱。还有一些朋友，我们觉得能够开口的地方我们都去借了。 而此时，母亲也为这个家更辛苦劳累了。这边要造房子，那边要照顾我的奶奶。自从奶奶那天突然之间起病后，身体时好时坏，接着病情也是每况日下。那时，母亲兼任的大队会计工作就不能像正常时到大队上班了，母亲只得将账本拿回家，在奶奶的病床前边照看服侍奶奶，边核算做好账目。此时的奶奶，已不能自己起身下床了，都是母亲一人给奶奶处理大小便，喂药、递茶，给奶奶洗脚、擦身等等，都要把奶奶从床上艰难地扶起来，母亲也累得腰酸背痛，每天如此要忙到零时之后才能歇息下来。母亲回忆时说：“有的时候，最迟是鸡叫两遍了才能入睡。婆婆总是心疼我，她说国珠啊，你还不睡？我说我等你小便后我再去睡。婆婆说我真可伶。”不仅如此，母亲还在饮食和营养上细心照料奶奶，尽管经济条件差，母亲还经常买来橘子、枇杷等糖水罐头，以及当时比较上等的双宝素、青春宝等保健品。因为是老房子，一年四季的温差大，夏天时，母亲就把奶奶的床搬到屋的外间，空气也好一点，冬天时又搬回到里间，奶奶的心里也很高兴。 那个时候，母亲基本上不能去大队上班，也给大队面上的工作带来了不便。大队主要领导也委派干部马阿年经常来我家，了解真实的情况，当看到母亲如此地忙碌劳累，也无不同情地对母亲说：“那怎么办呢？”他的意思是，母亲在这样的家境情况下，实事求是地说，是不适合再担任大队会计了啊。但当时，大队也没有合适的人选接替母亲的工作，就这样母亲还是认认真真、兢兢业业地做了一段时间的大队会计工作。 母亲即使精心照料好奶奶，也尽到了儿媳在孝道上应该做的一切，但由于奶奶年岁大，身体弱，病情重，在经历了卧床不起的10多个月之后的1980年，就永远离开了我们。我们很悲痛！我们一家人最为难过的是，就是奶奶没有看到我们有一天建造好了新房子，没有过上搬进新房子时那份幸福、开心和享受温暖温馨的好日子。这样的遗憾，这样的难过，母亲在那个时候是常常提起的，她说：“婆婆能多活上几年该多好啊！”我对奶奶的印象特别深，奶奶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人，还绕着一双小脚，个子不高，步履轻盈，很聪慧、很贤惠，很能干。奶奶很关怀我们晚辈，对我们说话时总是很亲切，很轻声，如果我们做错了什么事，或者没有做好那件事，她从不高声呵斥，总能和蔼可亲，循循善诱。如在对我们的饮食上，我记得有一个小细节，奶奶把烧熟的糯米饭先盛在一个小碗里，然后又扑入到另一个碗里，上面就呈现出圆圆光光的模样，奶奶又在它的上面撒上一些白糖，就亲切地叫着让我们好吃了，这个时候我特别地开心。因为那时条件不好，能吃上甜甜的、香香的糯米饭是何等的幸福啊！ 新房子建到了一层时，母亲又听了好心人的建议：如果资金跟不上的话，建好的一层只要在面上抹上一层薄薄的水泥，就可以先搬进去入住了。前面说到上海师傅来安吉教当地的姑娘们学“钩花”，我起先开的南杂小店，以及一家人的生活就在这个在建中的一层楼里。这是我家第一次建造的新房子，我们是用了三四年时间完成：第一年（1979年）是起基础；第二年（1980年）完成一层后先入住；第三年（1981年）把二层加上去才结顶，第四年（1982年）才真正竣了工。我们建造的房子，土洋结合，当时在乡下大家也称作是别墅。这种房子，我们对一楼的墙身采取的是“三合土”，二楼采取的是把原来老房子拆卸来的砖块合理地利用上。这种砖头是那种徽派建筑“空斗墙”的大尺寸型号，砖片薄薄的，烧制得很精致，敲起来会有当当当很清脆的响声。我们请来的泥水匠，把这种砖块用在新建的墙体上，只能选择其窄的那头采取平放实砌，但也结实，可说是物尽其用了。新房子虽然搁的是五孔水泥板，但在墙身加固上没有用上足够的钢筋，所以若干年后发现有许多的地方墙身开裂，还成了危房。当时，建造房子的配套材料也是因陋就简，没有足够的木材、毛竹，如把五孔水泥板抬上楼，采取的是用两根毛竹靠在墙体上，地面置放两只长木凳，先把水泥板抬到凳上用麻绳固定好两头，墙身上面和地面分别安排人员，上面几个人拉、下面几个人推，水泥板靠在光滑的毛竹上就比较容易拉上去了。用这个办法把水泥板拉上楼，还是时任康山煤矿大电厂的一位汤姓书记在现场指挥，也是母亲让老叶公公把他请来帮忙的。这种五孔板也是出自大电厂下面的预制场，我在购买前也去过预制场，这些五孔板浇筑时采用的砂砾，还是西苕溪里的鹅卵石经过大型机器磨碎的，这种材料被清洗得干干净净，水泥和沙石的粘合性也特别强。 我家第一座新房子终于建好了，建在了梅园村的村首。这里不仅交通方便，而且一天到晚阳光充足，一家人的心情也随之好起来了，村子里的人也为我家有了新屋而道贺。新屋的场地比较大，队里还把我家的自留地集中安排在了这里。那个时候，母亲天天在房前屋后忙碌，母亲和我们一起先后种植了各种花草，如鸡冠花、一串红、蝴蝶兰、芙蓉花、夜来香、牡丹、杜鹃等等；还有药材类的芍药、黄芪、麦冬、兰花三七、无花果等等；菜园里栽种了各种各样的时鲜果蔬，家里一年四季的蔬菜全部来自于这里；路边、溪边还栽种了水杉、泡桐、桂花、杨梅、银杏、棕榈、芭蕉、红枫、苦楝、含笑、板栗、玉兰、香樟、杏梅等等，还有原先已有的乌桕、檫树等乡土树种也完整地保存和保护好；东边地里种植了连片红竹，屋后还有早竹、黄苦竹、佛肚竹。居家一年四季与这些绿色相伴，鲜花映衬，环境也变得更美了，当时就有人们称赞我们生活在了花园里。 在这座新屋里，1986年我与程建萍结婚的新房就安排在了宽敞的二楼里；妹妹也在这里高高兴兴地出嫁，妹妹、妹夫（郭云虎）的婚房是在塘浦粮站的单位宿舍里；不久，1985年父亲也从桐庐调回到了安吉粮食系统工作（1992年父亲离休）。 到了2005年，一家人在第一座新房子里已经整整住了24年了。也就是那年的春节，我觉得这座房子也成了老房子，我对妻子建萍说，是否把房子修缮一下，并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我的父亲。父亲听了，他认为这样的房子已属危房，靠修已经不行了。我与妻子觉得有道理，于是，我们商量重新建新房子。母亲听了我们的打算，当然是很支持、很高兴，但母亲觉得这也是一件很累和辛苦的大事啊！2005年春节后的3月，天气转暖了，我们的新房子也就正式进入开工建设了。建设期间，我们把父亲、母亲安排到我们递铺穆皇城的家里居住。在短短的6个月时间里，新房子建设顺顺利利，预期竣工。也就是当年的国庆节长假前，一家人又住进了“原拆原建”、变得更漂亮、更宽畅的新房子了！在这座新房子里，父亲和母亲分别有自己的房间，不仅有我和建萍的房间，有妹妹和妹夫的房间，而且还有我的女儿汪玮的房间、外甥女郭婷婷的房间（她们虽然很少住在这里，但一家人团聚时就显得很方便了）。 本以为，一家人从此就可以在这里长长久久，安安眈眈地居住下去。可是新房子只住了五、六年的时间，又要面临搬迁了。因为，梅园大桥被一场特大的洪水冲垮了！政府很快拿出了建造方案，重新建造的大桥要比老桥开阔几倍，这样牵涉到我家新建不久的房子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要拆迁。当时，梅园、狮子山、方家上三个村已经合并了，村名是“双河村”，由于母亲还是农村户口，能享受到建房的土地安置，村里安排母亲的房屋建造地点在原来的方家上区块，是一个在建的新小区。2010-2012年，我们在安排的区块开始筹建新房。听说，村委会的办公楼也要着手建在了那里。 我们家在梅园桥这个地方已经居住了30多年，一家人对这里已有难以割舍的深厚感情。在即将拆迁的那段日子里，母亲深深叹息和无限眷恋，舍不得离开，也就是遇到明天就要搬迁了，母亲还在房前屋后继续种着花草。后来，我为了一家人的深情寄托，尤其是母亲对居家这块土地的乡愁，我写了《乌桕“七姐妹”》和《“桂花”也有情》等散文，以示留念。 永远铭记母亲的大爱 我们的母亲，这一辈子经历了太多太多的人生磨难，为我们家庭的幸福、美满付出了毕生的精力和无私的奉献，赢得了我们对她深深的爱戴。 母亲来自桐庐，在安吉，除了一家人之外，母亲身边没有其他的亲人可以依靠，可以依赖。特别是下放农村后，遭遇了失去三个子女的沉痛，对她的打击是难以承受的。每当伤痛袭来，母亲从心底里呼唤遥远的至亲至爱，此时就会更加显得万般无助，有时也陷于万念俱灰。 母亲生前十分想念她的父亲（我的外公），因为母亲6岁的时候，我的外公就只身离开家庭，离开家乡，投入戎马生涯，先后在杭州、上海，至此，母亲再也没有见上父亲的一面，且母亲的妈妈年仅40多岁就离开了人世。母亲在遭遇人间最痛苦的时候，她没有能像常人一样，向自己的父母倾诉委屈，倾诉衷肠。 2000年9月25日晚上，母亲接到哥哥（沈国良，安徽全椒）打来的电话，说第二天台湾亲人沈国桢，随台湾桐庐同乡会一行（他是同乡会的副会长）要来安吉考察，并要催出一点时间会见母亲、父亲和我。母亲接到电话后，兴奋得一个晚上都没有睡觉，她把会见这位亲人等同于见到自己的父亲一样激动。沈国桢，母亲叫二哥，是我外公兄弟的儿子（我叫他舅舅），是外公那年离开大陆时随外公出去的，基本上是在外公的身边，生活在台湾与美国之间。这次台湾桐庐同乡会来安吉，是海峡两岸关系改善后，中国大陆进一步开放政策的实质性体现。那天，父亲、母亲和我，早上8点钟就来到了当时的安吉宾馆等候，其实同乡会一行先去参观了天荒坪电站、竹种园和吴昌硕纪念馆，到达安吉宾馆时已接近午时，桐庐同乡会一行还得到了时任县长钱坤方等领导的热情接待。当客人们下车走进宾馆时，母亲和我们也不知道那一位是沈国桢，母亲和他也从未见过面。母亲找啊找，看见他们每个人的胸前都有一块标有自己名字的牌子，就很快确定了。但母亲当时激动得语塞，连称呼一声“二哥”也没有，母亲后来觉得十分惭愧。母亲见到了他的二哥，觉得二哥穿着简朴，说话温和，就问他：“我的爸爸身体好吗？”母亲的二哥回答：“身体还好，就是听觉上有点不便。”母亲听了很高兴。母亲和二哥还聊了有关我外公方面和家人的一些情况。当时，浙江省人民政府侨办王主任还与我们一家人亲切交流，王主任在递上他的名片时对我们说：“大陆对台湾开放了，今后都可以互相走动了，如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希望多与我们联系。”我们听了王主任的一番话语，感到十分温暖。母亲当时百感交集，她激动地说：“那我就有机会见到我的父亲了！”母亲，她能在有生之年见到自己的亲生父亲，是一件多么甜蜜与幸福的大事啊！沈国桢舅舅回到台湾后，他把见到我母亲和我们时的情况告诉了我的外公，外公听了很高兴也很放心。后来，外公与我的舅舅沈国良写信和通电话时，也多次问候我的母亲，其中一次由国良舅舅转达的信件中，也问到了我的父亲和我的情况，外公的书信字体很美，很流畅。沈国桢舅舅自从那次同乡会来安吉后，有过两次携舅妈一同来安吉，每年也有几次电话给母亲，他们都说安吉是个美丽的地方。 母亲早年身体好一些的时候，她几次叫上我、建萍，其中一次还把抱在怀里的孙女儿汪玮一起前往桐庐，在我外婆的坟前祭祀，母亲生前不计其数地对我们说过：“外婆是多么得可怜啊！”我的外公沈德亨在其98岁时离开了人世。我们家中挂有外公的遗像，我许多次看到母亲在我外公的遗像前鞠躬默哀。 外公和外婆生了3个子女，母亲排列中间，她的上面是她的哥哥沈国良（我的舅舅），下面是妹妹沈瑞珠（我的娘姨）。舅舅早年从桐庐走出，先后分配在安徽全椒县中学和县政府工作；娘姨早年考入北京国家水电部，后来又去了天津勘察设计院。母亲的哥哥和妹妹都不在身边，但他们兄妹之间的感情深厚，前面也提到了我们家在农村时的艰苦岁月，每一步所走出的困境，都离不开我的舅舅和娘姨的帮助与支持。母亲不仅与自己的胞兄、胞妹感情深，而且还与我的舅妈王慧贞、我的姨夫吴超也很谈得来，相处甚好。舅妈和舅舅一起来安吉看望母亲时，舅妈也对我说：“你母亲性情坦率，勤劳善良，为人热情。” 母亲对我们子女寄予厚望，她平时经常对我们说，要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所以，我每当取得一点进步时，她都会从心底里感到高兴。他说：“汪群在农村吃了那么多苦，现在很争气，先苦后甜啊。”母亲对儿媳建萍相处得也特别好，她把建萍看成是自己的亲生女儿，促膝谈心，无话不说。母亲每年都要入住医院治疗，一住就是一个多月的时间，无论是严冬酷暑，建萍总是忙前忙后，服侍周全，还骑着自行车为母亲天天送上可口的饭菜，常常得到母亲的夸奖。我为了表示对妻子的感激之情，还专门为妻子写了一篇赞扬的文章：《她把孝风带我家》。母亲对我们的要求与进步，母亲对党的热爱，对国家的热爱，我也能从她的言行中体会到，她对日本鬼子恨之入骨，对新中国的幸福生活十分珍惜，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衷心地爱戴。比如，母亲讲到她兄妹之间的名字时，多次对我们这样说：“你们的舅舅叫国樑（良），就是国家的栋梁；我的名字叫国珠，就是国家的珍珠。” 母亲生前已是四代同堂，她对孙女汪玮，外孙女郭婷婷也十分关心、呵护，常常听到她连连叫着“玮玮、婷婷”的名字，听到她们喊着“奶奶、外婆”的声音时，她更是开心得不得了。前几年，母亲的身体状况已越来越差，记性也不好了，虽然常常坐在电视机前，但已经不知道、说不出画面里的内容是什么了。至于孙女婿胡竞、外孙女婿赵彦来看望她，在病床前叫她时，母亲会把他们的名字叫错，每当纠正的时候，母亲总会谦虚地说：“奶奶、外婆生病生得老糊涂了啊！”每当玮玮带着女儿胡语浠、婷婷带着儿子赵煜诚来看望太婆、太外婆时，母亲虽然叫不上玄孙女（小名听听）、玄外孙（小名骏骏）两个小宝宝的名字，但母亲知道他们是她的后代。从一张母亲抱着玄孙女胡语浠的照片中，母亲的手轻轻地点着玄孙女可爱的小脸蛋时，我们从中就看到了母亲幸福而灿烂的笑容。 前几年的时候，母亲在家中跌倒过几次，其中一条腿严重弯曲不能走路了，医生说母亲年岁大了建议不要动手术。这样，母亲也只得天天卧在病床上。同时，母亲的记忆力也大大下降，母亲经常会把儿媳建萍叫出是以前我们曾经请过的几个保姆的名字。我问母亲：“姆妈，我是谁？”母亲会毫不犹豫地说：“是汪群啊，自己的儿子还不认识？”我们经常看望母亲时，母亲总是这样的感觉。我在2015年5月8日母亲节那天，为母亲写下了《推开房门的一刹那》一首诗歌：房门推开的一刹那/我急促地张望慈祥的母亲//病卧于床，母亲/她说很累总是想睡/是啊，含辛茹苦/母亲耳朵比眼睛明亮/从脚步声里欣喜/儿子你来了！//八十出头，母亲/久远的梦很清晰/昨日的热烈却浑然不知/岁月怎会磨灭记忆/我问她我是谁？/一丝不糊/儿子！//我的眼眶瞬间泉涌/开门前琢磨世态/顷刻间拥有春天/母爱，就是这样震撼！ 2015年7月5日，是我们永远难忘的日子，也是阴雨、迷茫、灰暗、悲伤的日子。就是这一天，我们敬爱的、亲爱的母亲告别了长久的病痛，永远离开了我们，永远离开了她用勤劳的双手撑起的这个家，永远离开了她日日牵挂的家庭中的每一个人！ 我的父亲在母亲的生前，为表达对贤妻的深深爱意，在几个年份里，从内心深处为我的母亲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生命之花（三首）2002年3月24日 （一） 妻病连年我理家，洗衣煮饭捧汤茶。 偷闲戴镜医书学，心血甘浇生命花。 （二） 长夜寒灯风叩棂，漫翻书报绪难宁。 沉疴老伴求医去，铃响身旁不敢听。 （三） 风和日艳合家歌，老伴终于胜病魔。 不是阎王抬贵手，如今医术骇华佗。 乐 2004年5月23日 榴花似火小桃盈，庭院葱茏多宛鸣。 老伴无忧任人笑，洗衣犹学鸟啼声。 倔老妻 2006年5月15日 长期多病近来痊，竹帽携锄稀岁年。 掘笋拾柴疲不止，菜园忙好又花前。 老妻无闲 2005年7月1日 红枫渐绿临炎夏，天色微明百鸟哗。 凉席难留伊晓梦，园中细细捉虫蚜。 家有常客 2009年8月7日 庭院葱茏境也幽，鹁鸪时落步悠悠。 妪翁悄悄窗边看，常客去来凭自由。 同游公园 2012年11月20日 耄耋登车耄耋推，病躯还把病妻培。 经年六十同风雨，柳畔花旁春意回。 （2016.5.3.完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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