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寻常庸人”的悲哀 |
| 正文 | 梁启超在他的《李鸿章传》序言中写道：“其为非常之奸雄与为非常之豪杰姑勿论，而要之其位置行事，必非可以寻常庸人之眼之舌所得烛照而雌黄之者也。知此义者可以读我之《李鸿章》”。 梁氏这段话，把许多人赶出了《李鸿章》这本书的读者队伍。那些纯粹以自己的是非好恶来评判他人的寻常庸人，没有必要读“我之《李鸿章》”，读了也白读，因为庸人是不可能理解非常之人的。 在梁氏看来，能抛开自己一厢情愿的是非标准，根据他人具体的“位置行事”进行评判的，才不算寻常庸人，才可以读懂这本书。 这里就提出了非常人（不是非常之人，非常之人就是英雄或奸雄）的一个重要标准：不要根据自己的好恶信口雌黄。 芸芸众生是什么？说得直率一点，就是生活的爬虫。这句话一点没有贬义。众生只能顺着生活的波浪而起伏爬行，才能勉力生存。纵观1949年至今的历史，三反五反时，你不能沾着一点点“贪污，浪费”的边；大跃进时，你不可以抵毁大炼钢铁；文化革命时，你必须跟出身不好的老爸划清界限才有出路；改革开放之后，你不能赚钱，而且不能赚大钱，那肯定为人所瞧不起了。 由此可见，众生都是顺着生活的潮流而动，他们是水里的落叶，根本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逆流而动。 非常之人则不然，他们是打造生活潮流的人。他们的个人生活不是随大流，而是“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他们是历史所选择的让历史车轮不致于停滞而继续滚动的人。他们要承受“举天下人而恶之，举天下人而誉之”的命运。 可笑的是，“天下人”的99%是寻常庸人，而庸人的评判是没有价值的，因为他们的评判标准只根据自己的好恶：喜欢甜食者会诅咒所有喜欢咸食之人。因此，众口吹捧不是喜，乱棒打死不是悲。 非常之人毛泽东也不例外，全国人民恶之和誉之者大概一半对一半。有一本厚厚的书，是毛的私人医生李某写的，对毛的憎恶可谓登峰造极。我不认为全书都是谎言，如果能造出这么厚的谎言，李也就不是庸人了。问题出在哪里？就出在李是一条生活的小爬虫，却去振振有词、口沫四溅、引经据典地论说一个呼风唤雨的非常之人，其之可笑与可悲，有过之者乎？ 八国联军侵华之后，远在广州的李鸿章对人说道：“我又要去卖国了。”他知道，外国人最后肯定要清朝大量出血的，而这个谈判也是非他莫属。果然，辛丑条约又使李鸿章的卖国罪名加深一层。当时梁启超向他转达革命党人的建议：要李鸿章在广州宣布独立，走君主立宪的道路。李鸿章说了一句大实话：“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意思就是：怎么改造中国，是你们年轻人的事，我作为清朝的老臣，政治理念和情感都已经定型，决定了我只能去为清政府修修补补，去承担历史罪名。 世界由数量众多但只能顺应潮流的寻常庸人，和少得可怜但能量足以左右潮流的非常之人所组成，而对非常之人的评判却都是由寻常庸人作出的，所以非常之人永远不会以真实的面目出现在后代面前——这是我们这个世界的荒诞性之一。 稍可减轻荒诞程度的，就是我们要心无旁骛地认认真真地去做生活的爬虫，如果爬了之后，精力有余，那就尽量去做非常人，即多了解了解非常之人的“位置行事”，不要一味以自己的好恶对非常之人信口雌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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