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莫常居有我之境 |
| 正文 | 莫常居有我之境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评词，说道了“有我之境”。何谓此境？“以我观物，故物我皆著我之色彩。”其实有我之境不仅仅在词作或是其他文学样式中，这一境界常常还混杂在我们的生活中，可以说难以剔除。我们的生活是离不开自我中心的，但是有时候我们却要提醒自己莫常居有我之境，否则有时出了错，甚至失去了自我，还不知道。 今天在人人网上看到有人以主席吃包子花了21元说事，他的思维是一天三顿饭光吃包子最少要50元好。一个月30天，如果全吃包子就要1500元。加上老婆孩子全吃包子总共4500元。请问一个月5000元的工资能干什么？全家都吃包子都不够！ 上述是典型的以我观物，这里最初的编者可能怀有瓦解民族凝聚力的野心，也可能只是为了吸引眼球。除去这些不谈，若是转载者或是赞颂者则多是没有一点逻辑思维的人。这段话是典型的偷换概念，前半部分说的是一个月5000工资（根据上文提及老婆、孩子知主语为老婆之夫），后面说全家人吃饭。如果成立，那么预设前提就是老婆不挣钱干吃饭，孩子和大人吃得一样多。要是改为全家月工资5000元，在逻辑上才说得通。但是一旦如此，便失去了吸引人的极端语境，也就没了好似忧国忧民情怀的愤青色彩。为什么愤青总是茫然而愤，因为在自己说话和转载时都沉醉于潜意识已经意识到逻辑不清的东西，这样盲目的相信与崇拜无异于迷信。再加上网上左右人士捕风捉影，对攻火力正胜，于是便站队辩驳进而到了胡说谩骂的境地。 与此相似，去年莫言得诺贝尔奖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段子。Q：中国有没有人拿过诺贝尔奖？A：有，但他们都是外国国籍。（丁肇中，李远哲，朱棣文，崔琦，赛珍珠。）Q：有没有中国公民获得诺贝尔奖？A：有，但他们都是中华民国公民。（李政道，杨振宁。）Q：有没有新中国公民获得诺贝尔奖？A：有，但他不承认自己中国公民（高行健）Q：有没有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新中国公民拿奖？A：有，但我们不承认他是我国公民。（达赖）Q:有没有承认自己是中国公民，国家也承认他是中国公民的获奖者？A有，但他在监狱里。（刘晓波） 这段话单从语言角度讲是多么富有暗示性与吸引力，再在当下由于多元导致的向心力尚未凝聚，更演化成了煽动力。于是很多人都从自我出发，纷纷转载。但是稍有常识的人就会知道这段话的内容几乎全是谣言。我记得我当时就愤而评论这段话为：“刘晓波因为公然宣称中国应该成为殖民地，甘做亡国奴。自我殖民，深西方所爱，达赖就不用说了，一个民族分裂分子。诺贝尔和平奖应该改名为诺贝尔人促进国家西化被殖民分裂奖。杨振宁、李政道早就入外籍，获奖也是外籍。杨振宁前些年又回来了。赛珍珠是纯种美国人，你就因为她的中国名字就说是中国人，至少也要先百度再去写吧！朱棣文不会汉语，丁肇中虽会汉语，但他们生生自美国，只能说祖上曾是中国人。李远哲出自台湾，而且94年放弃外籍，是中国台湾人，并非外国人。故而鉴定，此段文字原作者是被西方洗脑的洋奴、汉奸外加国家分裂分子，但本身文化水平低劣，所写内容驴唇不对马嘴，一无是处。” 上文说的是网络上的以我观物的些许迷潭，下面说个生活中的事例。来到小城以后，普通话水平经测试在一级乙等以上的我常常遭到普通话水平测试在二级乙等以下人嘲笑方音重，何则？答案大抵就是诸君以我观物。我曾经去过很多讲方言的地方，如晋方言区的鄂尔多斯，四川方言区等。当地人都觉得自己说话接近于普通话，当我到了那以后，他们以为我说的是方音重的普通话。而在大学，我的山西、四川朋友们不得不承认他们说的不是普通话，甚至普通话测试都要找人替考或是辅以其他作弊手段。一个说普通话的人来到方言通行的地方，自然会被认为是异类。而当地人多以符合国家要求自居认为自己字正腔圆，于是普通话在这里便成了方音。无独有偶，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也曾遇到类似的事情。赵元任被公认为我国语言学界的奇才，可以说数十种方言，相传在欧洲只要和当地人说上一段时间话，就能多会一门西语。在上世纪20年代，赵元任为著名商务印书馆灌制留声片，以推广“国语”，也就是今天所谓的“普通话”。赵元任夫妇在香港时一次出行逛街，走到了书店，发现店员的国语很糟。赵元任本会粤语，但却坚持说国语。结果这个店员听不太懂赵元任的话，便说：“我建议先生买一套国语留声片听听，你的国语实在太差劲了。”赵元任问道：“谁的国语留声片最好？”回答竟然是“自然是赵元任的最好了。” 实际上“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的有我之境未必不及“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的无我之境。所以我们生活中的主角还是要“有我”的，但在我们考虑问题时候更多得去“无我”思量，也许会让我们这个“有我”更上一个台阶。 王福来 2013-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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