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曲折坎坷前半生 |
| 正文 | 曲折坎坷前半生 程正渝 目录 1、 湖南故乡的童年 2、 上海的沧桑之变 3、 华东革大援疆团 4、 在新疆省一中读书 5、 青葱岁月 6、 全家遭灭顶之灾 7、 侥幸上了大学 8、 大学韶华 9、 1961年暑假，探亲之旅 10、 在县拖拉机站当技术员 11、 文革之劫 12、 落难华县 13、 身陷囹圄 14、 父子同在一个劳改队 后记——人生翻开新的一页 1、湖南故乡的童年 1940年6月，我出生于日寇轰炸下的重庆（1）。 父亲程元宇抗战开始即离开母校交大参加抗日活动：1938年在长沙创办抗日刊物《今天十日刊》，并任陆军大学代理校长蒋百里的侍从副官。后辗转来到重庆在军委会供职。 我来到人世的第一印象是躲警报：灰色阴暗的天空，惊恐不安的人群…… 1944年冬，我们全家齐聚故乡湖南桂阳天塘村（其它家人于1939年从上海经香港回乡）。 天塘村因村前近八亩的池塘叫天塘而得其名，周边常年青山绿水，景色十分秀丽。数百年来程姓聚族而居于此村。 我家的三层楼洋房子位于天塘村的中央。一进院子大门，两边各是一棵高过墙头的芙蓉树。走进楼房是宽敞的堂屋。堂屋中央摆着八仙桌，两边各摆放着一个茶几和两把椅子。堂屋北墙中央是神台。神台上方是一帧装在镜框里的孙中山绣像和《总理遗嘱》 上了二楼，东厢房是寝室。西厢房是书房，有几个大书柜，摆放着许多带骨针的线装书和西洋式的精装书。线装古书有《论语》《孟子》《易经》《曾文正公家书》等；精装书有《四部精华》《资治通鉴》《世界史纲》等；还有《西行漫记》《蜕变》《子恺小品集》等。母亲常在这里给我们弟兄们唸童话书；父亲则教我们弟兄临帖写毛笔字。 三楼是一个角楼，两边是楼顶的斜坡，我常常趴在三楼中间的窗户眺望天塘村的景色，山清水秀鸡鸣狗吠宁静祥和的故乡从此永驻在我心中。 1945年2月12日，也就是农历年的年三十，我们全家围坐在堂屋的八仙桌旁吃年夜饭，全家四代十口人欢聚一堂，盛况空前。面南的上席自然是曾祖母和祖父了；八仙桌的东边是继祖母、姑姑和大姐正江；八仙桌的西边是父亲、和母亲抱着三弟；大哥和我坐在八仙桌的南边。 八仙桌上摆满了家乡菜：红烧鸡块、酸辣鱼块、扣肉肘子、肉丝粉条、蛋皮肉丸子、米粉蒸肉、棋子豆腐等。 席间，平日里在家威严寡语的祖父显得非常高兴，他叫父亲给我们弟兄三个都喝点酒，气氛顿时热烈起来，不一会儿，我和大哥就酩酊大醉，而三弟却没有醉，依然笑嘻嘻的，大家都说是因为三弟脸上有酒窝…… 在我的记忆里，从此以后，我们家再也没有重现当年四世同堂全家团聚的盛况。 1945年9月，我上学了，同姐姐哥哥在同一所“程氏族立国民学校”，就在天塘村东北角的程氏宗祠祠堂（又叫会馆）内。从一年级到四年级都在一个教室里。我在这里懵懵懂懂读了三年书。 抗战胜利了，偏远的故乡村民自发地相互转告，鞭炮齐鸣，锣鼓喧天。——使我朦胧地懂得纯朴的爱国之情。 此后，祖父、父亲、姑姑、曾祖母、继祖母和大姐先后回到上海，只留下母亲和我们几弟兄仍在乡下，我于是受到母亲的虐待。原因是，在我不满一岁的时候，全家支持父亲跟脾气暴躁的母亲离婚，并把我从母亲身边抢走，请了奶娘给我喂奶。后来南京女子法政学校毕业的母亲打赢了官司，法院判决不得离婚。从此母亲就把我视为异类，经常打骂我。 1946年春，父亲从上海给我们弟兄带来许多书，其中有范泉先生改写的《世界文学名著?少年文库》12本书，包括：《鲁滨逊飘流记》《格列佛流记》《天方夜潭》《安徒生童话》《伊索寓言》《格林童话》《木偶奇遇记》《堂吉诃德》《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团的儿子》《金表》《红萝卜须》等。这十二本书配有插图，通俗易懂，精采绝伦，我们弟兄们竟相阅读，爱不释手。——我从此喜欢阅读。 1947年1月26日，也就是农历正月初五，这一天，父亲带着我们全家到天塘西南面的山坡上观看村里干塘捕鱼，只见在阳光下全村男女老少一齐上阵，跳进放干了水的鱼塘，个个泥水满身，喊声此起彼落，鲜鱼活蹦乱跳，——父亲说，如此壮观的干塘捕鱼的场景真该用照相机拍摄下来！ 1947年3月父亲再次去上海以后，我挨母亲的打又成了家常便饭。入夏的一天上午，我不小心打破了一只碗，母亲又抓着我的头发将头撞墙，还用火钳打我的腿，我忽然一反逆来顺受的常态，大哭着冲出大门，逃到我们曾去检过蘑菇和竹笋的背岗山，那树林里有小矮人、匹诺曹和红萝卜须……暮色降临，良笔、方和父子打猎回来偶然碰到我，强行带我回家——此后母亲就很少毒打我了。 注： （1）给我接生的郑推先医生的丈夫刘百闵是国民党中央委员，我祖父的友人。 2、上海的沧桑之变 1948年春，母亲带着我们五弟兄（大哥十岁、五弟半岁），坐轿子、搭木船、乘火车、登轮船，离开了偏僻宁静的山村，见到了兵荒马乱的社会、颠沛流离的人群，来到繁华热闹的上海。——儿时的这次旅行使我们大开眼界，也改变了我们的人生。 我们来上海不久，一天，平日沉默寡言、身着深色中式长袍的祖父带我和三弟去电影院看电影《1948世界运动会》，这也是我们第一次看电影，感到特别稀奇，尤其是电影中运动员跳高像飞了起来，令我们大惑不解，我和三弟争论起来，祖父给我们解释说，那是电影的慢镜头，并不是运动员可以练得能够慢慢飞起来。在回家的路上，祖父还语重心长地教导我们：无论干什么，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像中国运动员楼文敖（1）那样坚持到底。 祖父程一中出生在湖南桂阳丛山中的贫农家庭，四岁时喪父，守寡的母亲昼耕夜织供他读书。1917年他考入武昌中华大学，接着投奔孙中山，走上革命的道路。1926年他从军参加北伐；后到长沙创办《南岳报》；并先后任醴陵、湘潭县长；1929年任北伐军第五路军军法处长（少将）；1932年任实业部秘书主任；1933年任农商银行上海分行经理；1937年任国民党中宣部秘书主任；1946年加入民革。 在上海法租界我家的小洋楼里，居住着好几家人。郭春涛先生（2）和秦德君女士（3）居住在二楼。郭春涛先生身材魁梧，穿一袭深色长袍，戴一顶罗宋帽，架一副宽边眼镜；秦德君女士容貌清秀，衣着华贵。他们活泼可爱的小女儿才七岁。 后来我们才知道，郭春涛先生和秦德君女士在1948年介绍我的父母加入了民革，投身中共领导的地下革命活动：策动了母亲的表弟杨沧活（当时任吴淞炮艇大队副大队长）等国民党海军官兵起义；搞到青年军202师在浦东的地堡分布及防卫工事图；并营救了在运粮工作中被敌人抓捕的解放军运粮队的人员；等等。 常来我家的陈伟斯（4）英俊潇洒，西装笔挺。其实他是中共地下党员，也是我父的朋友。他给我父带来《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列宁主义问题》等书籍，还有《新华日报》《中共领导人简介》等，这些书我们小孩都看到了。 常在我家打电话的徐甫堡，身着军装，瘦削，黧黑。他也是一位地下工作者、著名的画家，解放后出版了连环画《白毛女》《丹嬢》等。 祖父出资在闸北区公兴路办了一所“方震小学”（5），由姑姑哲宣当校长。姑姑和姑父黄建平都是中共地下党员，他们以此作掩护从事地下革命工作。 因为“方震小学”离家太远，我们弟兄进了附近的“磐石小学”读书，这是一所法国人办的教会学校。我们虽然来自乡下，刚进校不久，我和大哥就分别夺得三、四年级作文比赛的头名！——可见自幼爱好阅读的习惯起到了作用。由于我每天早起都自觉地背英语，我的英语成绩全是100分，也是全班第一。 1949年5月的一天，杨沧活舅舅身着笔挺的海军军官服，驾着他那辆棕色的小汽车，匆忙进了隔壁弄堂，从后门来到我家，告诉我母，因叛徒出卖，他受到通缉。我母当即给他化了妆，叫来三轮车，通过秘密管道，把他送到了苏北解放区，受到张爱萍将军的接待。 接着，秦德君女士也被国民党的特务抓走了，直到解放才救出来。 1949年初，祖父受组织委派去长沙参与湖南和平起义的工作（此前，姑姑和姑父已先去长沙）。不久曾祖母和继祖母也去长沙。 从1949年4月起，国民党就在上海街头修碉堡、垒沙包；隆隆的炮声一直在郊区不停地轰鸣；伤兵摆满了公园；每天凌晨警车尖叫着驰过街道…… 1949年5月25日，这一天显得格外宁静。大队解放军突然大步行进在上海街头!解放军战士都头戴钢盔，身着草绿色军装，扛着步枪，背着背包和一把军用铁铣，满身尘土，迈着大步向前。解放军对老百姓秋毫无犯，不进民房，休息时，大队人马就在人行道上躺下。老百姓都自发地走出家门观看解放军进城，欢迎人民解放军。 ——我在上海亲眼目睹了沧桑之变！ 在盘石小学同学们常常互相串门，关系很热恪。我的同桌叫张兆松，瘦得像猴，皮肤有病。他学习很努力。有一次他考试成绩不好，流着泪对我说，我妈妈受那么多的苦，可是我却没考好。他们家住在角楼亭子间里，院里院外到处晾晒着他妈妈给别人洗的被褥。而我后座的席臻贯（6）则恰恰相反：长得白白胖胖，学习却不怎么用功。我们到席家去玩，席家有一座花园洋房，楼房豪华气派摆设考究。席臻贯为人忠厚，寡言少语。还被人“剥猪喽”（7）了。——我们都不是少儿队员，因为我们学校是教会学校，迟迟没能建立少儿队组织。 插班的杨墨秋（8）是少儿队员，还是小队长呢！她梳着两根过肩的粗辫子，眉毛细长，两只大眼睛忽闪忽闪的。她和一般女少儿队员一样，穿着白衬衫、兰裙子。她当上了班长，我是副班长。当周一轮到我们班升国旗的时候，在国歌声中，在队列前面，杨墨秋戴着红领巾和我庄重地拉绳升旗——这是我儿童时代的纪念照！ 我们的班主任叫庄云龙，穿着一身灰色呢子的中山装，颇瘦，脸多皱纹。他在讲语文课时非常投入。当讲到“腾云驾雾”这个成语时，他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地说：“我庄云龙就腾云驾雾地飞了起来——”。而在讲解“戈壁”这个词汇时，他又如亲临其境似地描述道：“在一望无际的‘戈壁’上，一长队骆驼在行进，一只跟着一只，最后那只骆驼脖子上挂着的驼铃‘叮当叮当’地有节奏地响个不停……” 1950年6月，我父在“华东外贸部”因工作积极，被提任为调研科科长（处级），他的业务著作《外销猪鬃实务》（9）出版。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开始，每天早晨我都怀着激动的心情，看操场边的黑板报（10）。回到家里还要看父亲定的《解放日报》。从那时候起，我养成了每天看报、关心时事新闻的习惯，几十年如一日。 1951年2月，镇反运动在上海激烈展开。每天凌晨警车都会呼啸着从街上驰过。不久，教导处副主任、学校负责筹组少儿队的俞老师等被逮捕了，据说他们都是国民党党员。——这样，我校组建少儿队又耽延了。 1951年9月，不常来校的瘦小的校长张维屏被揪出来批斗了，据说他是反动教会组织“圣母军”的成员，。 1952年伊始，“三反”、“五反”运动在全国激烈地展开，在上海枪毙了奸商王康年，学校组织我们同学们到“大康药房”（11）现场参观，进行政治教育。我们还到隔壁弄堂观看“打老虎”（12），几十个人挥拳喊着口号，喊着喊着就有人拳打脚踢把“老虎”打倒在地上！——我顿时吓了一大跳。 1952年5月，我们弟兄们得知全家将随父支边去新疆，以为是要出远门旅游似的，个个兴奋不已。我兴冲冲地来到教导处，吴介繁主任听了我的讲述后，用很漂亮的中楷毛笔字写了《转学证明》，态度和蔼地跟我道别。这时同学们还在上课。我步履轻松地走出了灿烂阳光照耀下的静谧的母校。——我竟没有留恋那整洁明亮的课堂；我竟没有留恋教学楼前全校列队升国旗、发奖品令人激动的地方；我竟没有留恋踢皮球、跳沙坑、爬竹杆的操场！我毫无挂牵地离开了这所培育了我四年的亲爱的母校，离开了敬爱的老师们和朝夕相处的同学们，以为不久又会回来似的，根本没有想到自己已随父母走上了一条永远离开上海的不归路！ 注： （1）楼文敖（1919—？），中国著名运动员，聋哑人。1948年到伦敦参加第14届奥运会，因被鞋钉磨破了脚，发挥失常，但仍坚持跑完全程。 （2）郭春涛（1898—1950）湖南炎陵人。民革的创始人和领导人。解放后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全国政协副秘书长。 （3）秦德君（1905—1999）重庆忠县人。早年投身革命。解放后任2—7届全国政协委员。 （4）陈伟斯，中共党员，早年从事地下工作，1957年被打成右派。1980年出任《民主与法制》的记者；1981年因撰写《林昭之死》而闻名全国。 （5）蒋百里先生字“方震”，为纪念友人蒋百里先生之意。 （6）席臻贯（1941—1994）上海人。敦煌古乐破译者。 （7）“剥猪喽”指骗子骗走小孩的衣物。 （8）杨墨秋（1940—2004），曾任上海复兴中学校长。特级教师。 （9）该书为美国密歇根大学收录。 （10）九十年代后，才从报载的苏联解密资料得知是金日成先动武的。 （11）后来得知，王康年案是冤案。其实王康年经营的只是一家普通的药房，并不具备“制假”能力。 （12）指批斗“贪污犯”。 3、华东革大援疆团 1952年5月，父亲元宇从“华东革大”第4期学习结业。就在他们学习期间，新疆军区司令员王震将军向中共华东局要干部 ，华东局就号召革大这一期学员去新疆支援边疆建设。这一期学员大多是“在旧政府供职时间较长”的知识分子（1）,结业时共1269人，竟有1253人争相报名，除少数年老体弱者外都被批准。——这是上海首批去新疆支边的团队，开创了上海支援新疆建设的先河。 我父虽在1948年加入了民革、并参加了中共领导下的地下工作，但因为郭春涛先生在1950年病故和秦德君女士蒙冤而未得到当局的承认；他作为身份掩护担任的输出入管委会科员等职务，在1951年镇反运动中，却被认定为国民党留用人员和历史反革命被列为镇反的对象；并于9月调到“华东革大”交待历史问题，接着就集体被派到新疆支边。——这为以后的“肃反”“反右”埋下了伏线（2）。 于是，父母带着我们弟兄姊妹七人，离开了我们程家四代人居住了近二十年的上海复兴中路496号。 1952年5月的一天，华东革大赴疆大队的学员带着家属乘火车离开上海。跟我们同在一个车厢的还有金家五姊妹。她们的父亲叫金毅深，瘦高个儿，带着一副黑框眼镜，嘴上面留着胡髭，讲一口北京话，他是原华东外贸部的秘书科科长(我父是调研科科长)。她们的母亲总是低眉信首的，从不见高声说话。金世琦是老大，十三岁；其余四姊妹都相隔两岁。她们都穿着兰色衣服，都梳着两根辫子。她们总是轻言细语，规规矩矩地坐在那里，不像我们几弟兄满车厢乱窜。 在西安我们滞留了半个多月，我们随大人们上城墙，看碑林，观光了不少名胜古迹，大开了眼界。 从西安开始，我们乘汽车继续西行。出发前每家都发了装饮用水的长竹筒，以及当作干粮的大锅盔和马香肠，每人还发了风镜、口罩，可见前面旅途的艰难！我们乘坐的是新疆军区的军车，都是苏制吉斯车，驾驶员和助手都是军人。驾驶室仪表盘下面还横架着一支步枪（3）。华东革大赴疆大队，这一批连家属共两千多人分乘几十辆军车一路上浩浩荡荡，蔚为壮观！每辆汽车上约坐三十来人，车厢板上先放行李；然后在行李上面分成四行坐人，车箱上面拉着蓬布遮挡风雨。我家九口人坐在前面右边两行，金家七口人坐在前面左边两行，其余人挨着朝后坐。 汽车在漫无尽头的公路上奔驰着，“华东革大”的学员们常常不约而同地引吭高歌，他们最常唱的一首歌是： 年轻的心在跳跃 满腔的热血在燃烧 听祖国呼唤我们向前进 我们要响应她的号召…… “华东革大”的这批学员大多不年轻了，他们唱起歌来也不那么铿锵有力了，但是他们齐声唱歌时很认真，很投入！ 我在小日记本里记下了沿途见闻：途经六盘山，山势陡峭，盘山路曲曲弯弯，汽车一辆跟着一辆缓缓地爬行；在兰州，黄河边矗立着许多高大的水车，雄浑粗犷，悠然旋转；在嘉峪关，长城像龙的脊椎蜿蜒不断；在浩瀚的戈壁上，骆驼队款款而行…… 到了迪化，我们就住在新疆军区司令部大院里的西大楼第一层的会议厅，各家把被褥铺在地板上，一家挨着一家，中间稍微隔一下就这样住宿。到了开饭的时候，大家到军区司令部大灶食堂就餐。傍晚，在大院里就会拉起幕布，同时喇叭里播出广东音乐，放映的大多是苏联影片：《党证》《夏伯阳》《保卫察里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注： （1） 实际上就是指“历史上有问题”的人。后来在历次运动中，许多人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右派分子”等。 （2） 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对冤假错案的复查平反中，我们才得知，我父在“华东革大”第4期学习了八个月，在档案中的结论竟然是：“虽经学习改造，但效果不大”！ 而这档案是不跟本人见面的。 （3）乌斯满和尧乐博斯匪帮曾在哈密一带烧杀抢掠。 4、在新疆省一中读书 到了迪化后，父母先安排在商业厅工作，后又调到新疆畜产公司当科员。我们家住在二道桥附近一间十多平米的平房里。房里的主要摆设就是两张用木板拼成的大床。父亲在墙角搭了一个简易书架，把他的那些马列主义著作（《资本论》《列宁文选》《斯大林全集》《联共（布）党史》等）和一些文学名著摆在上面。两块砖一块木板，一层一层往上搭，那简易书架上的书籍竟然一直碰到房屋的顶蓬！这个简易书架给我们弟兄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无论住所如何简陋，生活如何艰难，人生离不开书籍！ 1952年9月，我和大哥考入新疆省一中学习。新疆省一中创办于1891年，原名博达书院，有着光荣的历史。大姐正江则考入新疆省一师，管吃管住。三弟四弟进了小学。 那时省一中的初中部全是男生，因为迪化市还有一所一女中，金世琦她们都在那里上学；高中部则是男女合班的，全疆的高中学生都在这里上学，直到1954年乌鲁木齐高级中学成立。 1953年春夏之交，乌鲁木齐河爆发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洪水。一时全城轰动，人声鼎沸，我忙到河边去观看，只见数百米宽的河滩波涛滚滚，河水从南向北奔腾咆哮而去！连接迪化市东西两部分的三座大桥全都被冲垮了！离我们最近的三桥，还剩下小半截木桥架上，竟有许多人在观赏从未见过的乌鲁木齐河发洪水的壮观场景呢。到了冬天，宽阔空旷的乌鲁木齐河河滩，除了几股冒着水气依然奔腾的河水外，又成了一个天然的滑冰场。我们一帮孩子拉着爬犁牵着狗，在这片宽广的冰场上尽情的玩耍！——呵，天真烂漫的少年时光而今安在？宽阔的河滩、奔腾的乌鲁木齐河而今安在？ 1954年秋的一个星期日，大姐也回家来了（她自从在省一师读书就很少回家），全家团聚在一起吃饭，父亲这位三十年代的交大学子感慨地说：“今天你们兄弟姊妹七个都聚齐了，这样的日子不会太多了，不久你们就会远走高飞，各奔东西——我要把你们七个都培养成大学生！” 次年，大姐正江果然考取了陕西师大中文系。从此，我们弟兄姊妹就再没聚全过。 进了省一中，我的学习成绩平平，语文课则受到几任老师的表扬，作文被当作范文在班上朗读。只有体育课成绩较差，单杠、双杠的一些基本动作做起来都很吃力，于是我跟同桌、谨小慎微的李春发在下午放学后，到马路对面西院的体育室锻炼，坚持了一个多月，单、双杠的许多基本动作都会做了。这件事也启发了我：再难的事，只要付出比常人多，总可以做好的。 我们初五五级丁班的班主任阮光耀是一位仪表堂堂多才多艺的老师，他把动（植）物课讲得风趣生动。我们班有校学生会主席王裕泰、校团总支委员温希永、校篮球队队长吕宝成、多才多艺的王煊烱等，也有家在明园开水磨的黄义吾、家住马市的回族棋友郭宝清、家住南梁的俄罗斯少年赵传贤等，但多数同学没升高中。 我班的学习委员名叫周纬华，他长得浓眉大眼，英气勃勃，学习成绩拔尖，是军人子弟，住校生。他也喜欢到图书馆借书看，那时候，我们特别爱看《水浒》《三国演义》《杨家将》《说岳全传》《新儿女英雄传》《吕梁英雄传》等。我们也常常下象棋，互有胜负。上高中后他分在乙班，我又是丁班，来往就少了。1958年高中毕业，周纬华被保送到清华大学学习，临行前特地来找我交谈了一番，开导我不要背上家庭出身的包袱，要振作精神，争取美好的未来。 1955年6月1日，学校通知，年龄在15周岁以下的学生在儿童节这一天都放假，到西公园去游园庆祝儿童节。我们班只有我和吴肇基(也是华东革大子弟)未满15岁。当我来到西公园看到戴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们在鉴湖上划着船，唱着《让我们荡起双浆》时，心中油然腾起一种伤感失落之情：我的少年时代就这样结束了，可是我却一直没有戴过红领巾！（初中就没见少儿队的组织活动了。） 5、青葱岁月 1955年9月，我考入乌鲁木齐高级中学，它是1954年9月才成立的全新疆当时唯一的高中学校，位于南梁团结路。 乌鲁木齐高级中学在当时师资力量是相当雄厚的。教数学的刘博特老师早年就读北平燕京大学，讲课耐心细致，真正做到诲人不倦。吴景新老师曾留学英国，知识渊博，能够把数学讲得像诗歌一样优美。教语文的王以恒、张鸿慈和杨景峦等老师都学识渊博、水平很高。校长是黄珍之，教务主任是董高智。 我们五八级丁班有四十多名同学，男女比例差不多；约1/3的同学是从外县考来的。班主任叫童克常，是刚从内地大学毕业分配来的，教物理课，善于运用教学仪器，进行启发式的教学，颇有新意。他对待同学们言语不多，但很友善。他说他是林彪家乡的人。他的两道粗眉果然有些像林彪，说起话来尖声拉长调也颇像林彪。班长名叫张守廉（1），团员，是从博乐县来的，皮肤黝黑，浓眉细眼。他这位外县来的农民子弟，一进高中就当上了班长！团支书李佩兰是一女中来的，高而胖，总是面带微笑。同学中人才济济：唱歌的张文华、跳舞的张东来、拉提琴的钱世祯、弹钢琴的何淑芳、打篮球的许义轩、踢足球的孟繁龄、打乒乓的任学谦、下象棋的林立宽、会武术的闫守敦、投掷手榴弹特远的赵连贵、当过兵的赵铭善、种过地的权生华…… 高二时语文课分作文学课和语法课，文学课从诗经起全部是古文。使我有幸系统地学习中国古代文学的精品。讲文学课的老师叫杨景峦（2），身材高瘦，不甚修边幅。他讲起课来非常投入，语调随着课文抑杨顿挫，自我陶醉得摇头晃脑。我们全神贯注地听讲，也渐入佳境，模糊了时空界限，步入到诗文描述的美妙意境之中。 也就在这个时期，我萌生了将来也要写作的念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把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和理想写下来。并开始记日记。 同班的赵铭善和王嵘（3）也爱好文学，我们常在一起谈文学、谈理想。 赵铭善原是某炮校的学生，因色盲退伍，插班来的。他个头不高，但沉稳大气。王嵘身材矮小，左眼偏斜。他俩又分别是团支部组织委员和宣教委员，还给我介绍《共产主义人生观》这本小册子，引导我向团组织靠拢。 赵铭善会画画，喜欢安徒生童话。后来他是我班仅有的两名保送到重点大学的学生之一，从北师大毕业后在北京女三中任教。 王嵘别出心裁发起创建“芦笛诗社”，吸收各年级爱好文学的同学参加，还特地邀请自治区文艺界的名流，如作家权宽浮、画家列阳等来校座谈指导，盛况空前！成了乌鲁木齐高级中学当年的一件轰动一时的大事。 那年代的口号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一切向苏联学习。那时候我们读的小说是苏联的《童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等一本接一本，唱的歌也是苏联的《朋友》《山楂树》《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一首接一首，看的电影也是苏联的《牛虻》《保尔?柯察金》《锦绣前程》等一部接一部……那时据说高中毕业生俄语课成绩优秀的，可直接参加考试去苏联留学。因此我格外努力学习俄语，俄语成绩也像小学时学英语一样总是拔尖的，受到俄语老师王荫桐（4）的器重。王荫桐老师是才从北京外语学院毕业的。他常穿一身黑呢子中山服，戴一副黑框眼镜，讲一口慢条斯理的北京话。 高二时我的同桌王秀兰（5）是从塔城来的，父亲是山东人，母亲是俄罗斯人，她于1938年出生在莫斯科，俄语名字叫丽达。她和其他有俄罗斯血统的同学一样，自幼从俄罗斯母亲那里学过俄文。课余，王秀兰教我唱俄语歌曲，我们谈苏联小说，谈苏联电影……渐渐地我觉得苏联电影、苏联小说里的女主人公都有些像身边的这个丽达：亚麻色的发辫，碧兰的眼睛，雪白的肌肤，矫健的体态…… 1957年9月1日，高三上学期开学的第一天，我像往常一样无忧无虑地到学校上学，走进教学楼，突然看到楼道里挂满了用毛笔写的大字报： 杨景峦封建残余的教学方法必须批判 挖去张鸿慈剥削阶级的思想根源 吴景新必须老实交待其出国留洋等历史问题 反右派运动开始了！遭到批斗的老师像杨景峦、张鸿慈等消失了；吴景新老师跳楼自杀摔成了重伤；王以恒老师的丈夫、新疆日报的一位编辑也被打成了“右派”…… 反右派的风暴越来越猛烈。我们高三年级也被揪出来几个同学在大会上批斗。后来有六个同学被定为“有右派言论”，没给高考准考证。 层出不穷的大字报，没完没了的批斗会——这就是反右派运动！也是我第一次置身政治运动。 1957年12月的一天，自治区团委书记宋发宏来到我们学校，慷慨激昂地向全校师生发表讲话：自治区团委号召乌鲁木齐的青年在这个冬季，在天山脚下的戈壁滩上，修建一条长达32公里的青年渠，让青年学生在劳动中锻炼成长，让知识分子做到又红又专！ 1958年元月初的一个晴朗而寒冷的日子，我们把行李放在汽车上，乘坐汽车向乌鲁木齐南郊出发，进驻在戈壁荒野搭建的帐篷营地，正遇到一女中的小女孩们叽叽喳喳地排队上车回校——她们竟比我们先来！ 我们住宿的棉帐篷，每顶要住二十多个人，非常拥挤，晚上起来小解后，必须把两边熟睡的同学用力推开后，才能勉强挤下身去。帐蓬中间有一个火炉，经常出毛病，因此半夜常被冻醒。 天还没有亮，指挥部的起床号就吹响了。大家虽然睡眼惺忪却都迅速起床叠被，洗漱，吃饭，然后排好队扛着工具到工地去。到了工地，大家马上投入劳动。只见十字镐快速地起落，铁铣哗哗地飞扬，抬把子飞快地穿梭……劳动了两个钟头之后，吹号休息，大家随地坐下，取出早晨自带的大馍馍啃起来。值日已把茶水桶挑来放在地头。大家一边大碗喝水，一边大口吃馍。中午就在工地吃饭、休息，由值日从伙房挑来饭菜，大家在工地上吃完饭休息一会儿，抓紧时间继续再干。直到天已经黑下来，大家才拖着疲惫的身子，扛着工具排着队走回营地。十字镐统统交到锻工炉旁。由锻工连夜打尖淬硬，明天再用。摸黑吃完晚饭，不等熄灯号吹响，劳累了一天的同学们大多都钻进被窝睡觉了。 我有一天从小组里分出来单干，自己挖土自己铲。当时气温在零下三十度左右，地层都冻到了五、六十公分，又都是沙、石、土混合在一起硬得像三合土一样，八公斤重的十字镐挖下去，火星四溅，铿锵发响，震得两手发麻，只能砍下一个白印子！挖好几下才能敲下一些小粒碎块！挖过冻土层，就可以从底下挖空，然后从上面用十字镐猛烈击打，使戈壁石子塌方下来，从而提高工效……我一天到晚不停地挖和铲，拼尽了全力，到量方的的时候，只有一方二，而定额却是一方半！ 我们在天寒地冻的乌鲁木齐青年渠工地，拚命劳动了二十多天以后，回到了学校。 在乌鲁木齐青年渠建成后不久，《参考消息》某天的头版头条刊登了一位英国记者写的文章，他说，看了中国报刊的报道，在乌鲁木齐郊区修建“青年运河”的事迹，真像是奥威尔写的惊险故事…… 我们高三年级从乌鲁木齐青年渠工地回校后，不再放寒假，立刻上课，因为随后还要复习功课，准备高考。学校里的政治活动，像写大字报呀、开批斗会呀等等都暂时停止了。义务劳动也暂时停止了。各门功课都陆续进入总复习阶段。 语文课进行了全年级会考，由学校统一出卷，统一考试，统一改卷。五八级全年级共二百三十多人（也是当年全新疆的高中毕业生），只有二人得满分（100分），我是其中之一。——这是我中学时代的光荣！ 1958年4月的一天，晚自习铃声刚响，金世琦在教室门口向我招手。我连忙起身出去。她悄声说：“我找你有点事，你送我回家好吗？”我不加思索地说了声好，返回教室收拾好书本，就同她走出教室楼。外面已经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了。我陪她走出校门，走在空荡荡、黑幽幽的团结路上，她谈起六年前我们两家同车从上海到新疆的趣闻轶事，说着说着就来到漆黑空寂的河滩了。她平时是不在学校上晚自习的，我被这位聪慧美丽的女生单挑出来，确实有点受宠若惊，仿佛自己也变得高大有力了。黑夜中乌鲁木齐河水哗哗流淌，零星的灯光在远处闪灼。快要到三桥了，她突然问道：“你知道为什么今天我请你送我回家吗？”我答：“你家远，路又不好走。”她停了一下，说：“我家出事了，我父亲被捕了，是右派和历史问题，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妹妹们都小，母亲也不知道怎么办……”我愣住了，也不知说什么好，就说：“我的父亲也被定为‘右派’了……”我默默地陪着她走过三桥，来到河田街她家门口，一盏昏黄的路灯惨谈地照着路口，街道小巷显得格外凄清。 我什么主意也说不出来。我俩默默相对了片刻，她才说：“那你就回去吧，路上要当心呀。” 在黑沉沉的夜里，我独自一人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回走。金世琦是位聪慧过人的姑娘，她的各科成绩几乎全是5分，这在全年级也是极少有的。她的相貌也端庄雍容：广额丰颐，明眸皓齿，一米六五的个头，白白净净的皮肤，总是穿一身清纯的学生兰制服。她讲一口悦耳动听的北京话。她很少参加文体活动，也不向团组织靠拢…… 我想起王嵘不久前代表团支部对我的谈话：你的入团申请还没有得到批准，要努力跟家庭划清界线。 我想，我的家庭出身不好，父亲又被划为右派，受到组织的审查——倘若我跟金世琦交往，她的父亲又被捕了，岂不是黑上加黑！ 于是我决定疏远金世琦，有意回避她。——这是我在青葱岁月犯下的一桩不可原谅的过错！ 注： （1）张守廉后来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六师师长。 （2）1960年代初，杨景峦老师的年轻漂亮的俄罗斯妻子把他和两个儿子带回了苏联。 （3）王嵘后来任新疆作协副主席。 （4）王荫桐老师因出身问题在1958年被下放农村，不久，英年病故。 （5）王秀兰高中毕业后到塔城体委工作。文革初期因“里通外国”遭批斗，抛下夫君和儿子自杀。 6、全家遭灭顶之灾 1958年5月的一天，我的父亲因“右派兼历史反革命”被捕。学校先得知这个消息。当时我们弟兄三个都在乌鲁木齐高级中学读书，学校和团支部安排我们不要回家。团支部宣教委员王嵘还说，你的父亲虽然被捕了，但是你们是党和人民培养长大的，应该跟你们父亲、跟家庭划清界线，站在党和人民一边。 翌日，放学了，我们才不约而同地回到家里。母亲见我们弟兄回来，悲愤地说：“昨晚你们为什么都不回来？难道不怕家里出事吗？家里还有弟弟妹妹呀，难道不是你父亲养活你们吗？”平时我对父母的话是不敢回嘴的，当时我竟然用团支部干部的口气回答说：“我们是党和人民培养的！”母亲顿时大怒，破口骂道：“放你娘的屁！我们的饭碗都被人端掉了，谁还管你们呀！” 我父被捕以后，诚如母亲所说：“我们的饭碗被王子纪（1）们端掉了，不让我们吃饭了！”“党和人民培养教育我们”真的成了一句空话！谁给我们一碗饭吃，谁给我们交伙食费？为了全家不至于饿肚子，为了孩子们不至于中断学业，体弱多病的母亲很快就找到给某单位洗工作服和拆洗棉被的活儿，独自拚命干起来，挣钱买粮食……那时我和大哥正忙于高中毕业和高考，没能帮上母亲的忙。三弟在高一，四弟在读初一，五弟在读四年级…… 不久，我父以“右派兼历史反革命”被判刑10年，判决前没有对他审讯，也没有对他核实所谓的罪行的事实。 此前，我母以“同情”历史反革命的丈夫为由被开除公职，虽经中央监察部三次撤销处分而被新疆外贸局拒绝执行。——我家于是遭灭顶之灾！ 大姐得知父亲被捕的消息后，毅然中断了大学学业，参加工作，在西安市34中当上了高中的老师，每月工资41元，她除留7、8元伙食费外，其它30多元全部交给母亲供弟妹生活之需。接着大姐又托人安排母亲到西安28中管理图书。此时全家居住在西安东郊韩森寨韩一村10号的一间简陋的出租屋里。但是好景不长，当西安28中根据母亲填的履历表从新疆外贸局调档，王子纪们强调我母是被开除的，于是我母便被解雇了。王子纪们真是比蛇蝎还要歹毒呀！他们执意要把我们这一大家人赶尽杀绝，置于死地！ 母亲张国华出生于四川秀山一个地主家庭。外公早年被土匪杀害。外婆守寡抚育其姊妹三人。1933年她随五姨妈来南京（五姨父陈新燮早年是同盟会成员，在南京政府任职），不久，考入南京女子法政学校。1935年跟在交大攻读的父亲结婚。在反右时父亲身陷囹圄，母亲独自一人支撑着这个破碎的家庭，先在西安卖冰棍，后到农村干农活，受尽磨难！在文革时还顶住了社会上的阵阵狂风恶浪，承受了家破人亡的惨痛！ 在湖南长沙当政协副秘书长的祖父一中每个月给孙子们汇30元生活费。一直持续到1960年12月12日去世。 三弟正湘在这次家庭灾难中，是我们弟兄中遭受打击最重的一个，他那时只有16岁，身体瘦弱，正在读高中一年级，失去了一切生活来源，每个月12元的伙食费（2）只能靠他自己做小工、拓土块挣得，一直到高中毕业。 注： （1）王子纪是我父母所在的新疆蓄产公司经理。因多行不义，在文革中被群众批斗致死。 （2）当时中学生月伙食费是18元，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只能享受1/3的助学金。 7、侥幸上了大学 在高中毕业前夕，我父被以“右派兼历史反革命”的罪名逮捕判刑，按照后来的说法，我成了名副其实的黑五类子女！我的入团申请在支部大会上讨论时，因为家庭问题虽未获通过，但我仍被当做能向组织靠拢争取进步的青年，因而获得了高考准考证。据说当时有一个高考的不宜录取政策（1），政审很严，五个毕业班各有一两名同学因有“右派言论”而不发给准考证，也就是取消了他们的高考资格。与此同时，每个毕业班又各有两三名同学因家庭出身好、学习成绩优良而被保送到内地重点大学上学。——那年月阶级阵线真是泾渭分明呐！ 1958年夏天我在乌鲁木齐高级中学毕业时，当时全新疆这唯一的一所高中学校仅有二百二十多名毕业生。那时已开始大跃进，高中生供不应求，新疆规定应届高中毕业生只能报考新疆的大学。而新疆当时的四所大学（新疆大学、新疆医学院、新疆八一农学院、新疆矿冶学院），除了新疆大学有一个“维文翻译”的文科专业外，并没有中文系或相关的专业，我也就没能学文科。 在填报高考志愿时，我想起了初中时教室里那张《让你的青春更美丽吧》宣传画，画面上是两位身穿蓝色工作服棉袄的姑娘，她们红扑扑的脸上是灿烂的笑容，她们的面前是一架经纬仪，她们的身后是雄伟壮丽的高山，其中一位姑娘挥手指着前方……同时，热情奔放的《勘探队员之歌》也在耳边回响： 是那山谷的风 吹动了我们的红旗 是那狂暴的雨 洗刷了我们的帐篷…… 于是，我遐想联翩，想象自己将来当上一名勘探队员，走遍祖国的山山水水，该有多么自豪，多么富有诗情画意呵！这样也可以实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愿望了，因此，我在填报高考志愿时，第一志愿就填报了“新疆矿冶学院地质勘探系”。 在参观新疆八一农学院的实习农场和实习工厂之后，我想起了毛主席号召青年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的教导，这农学院的农机系可以称得上是“亦工亦农”了，可以深入社会深入生活为将来写作创造条件！——于是，我的高考第二志愿就填写了“新疆八一农学院农机系”。 后来，因为当年新疆矿冶学院地质勘探系没有作好开班的准备，我被新疆八一农学院农机系录取了。 1958年，在反右的风暴中，在家庭遭到灭顶之灾的情况下，我竟成了幸运儿——考入了新疆八一农学院，成为农机系本科的一名大学生。那时同龄人有一千几百万，应届大学生只有二十多万。 那时新疆八一农学院不仅不收学费、杂费、书费，还管学生的伙食、住宿、衣着、零用钱等，——那时的大学生真是“天之骄子”呵！ 其实，我能上大学也只能算是侥幸。仅隔两年，1960年夏季，据说，彭真（2）对北京中学毕业生讲话，强调教育要讲阶级路线。于是，在中国，“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从此一律不准升学，失去了受教育的权利！当年三弟正湘在新疆高考名列第二，四弟正潭在西安中考成绩第一，——都不准升学！ 注： （1）按照要求，从1958年起高考前对学生政审。政治审查的依据，并非个人表现或学习成绩，而是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摘自网络） （2）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市长。 8、大学韶华 新疆八一农学院于1952年8月1日由王震将军创建。毛泽东主席亲自给学院题名。凃治任院长。学院的地址就在乌鲁木齐老满城。 1958年9月，新疆八一农学院并没有像往年那样开学上课，而是同其他单位一样，全院一千多名教职员工和一千二百多名学生全都投入到大炼钢铁之中。学院提出：“男女老幼齐动员，全院集中力量大搞钢铁生产”，坚决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为实现年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 我们机631班是一个机动排，哪里需要就派到哪里去。 我们曾随着运输连的汽车到西山去装运过煤炭，到大黄山去装运过铁矿石。我们也曾参加突击抢修土高炉。炉膛里温度很高，耐火层全都烧坏了、烧塌了，我们全然不顾炉膛里里面又热又闷又危险，争分夺秒地进行抢修。耐火砖早就供不应求了，就用泡砂石代替；没有耐火泥就只能用草泥。我们也在土高炉旁炼过铁。有的同学在装料台上摇辘轳把煤炭、铁矿石和石灰石一筐筐地提上来倾倒到土高炉里。有的同学当炉前工掌钢钎，抡大锤，当铁水终于流出来的时候，迫不及待地敲锣打鼓向院党委报捷——而实际上待到铁水冷却凝固，大多只是铁渣疙瘩。 一卡车的煤倾倒在土高炉里，再加上成吨的铁矿石和石灰石，就炼出来这么一块用不成的烧结铁块！——个别同学对此提出质疑。领导的答复是：现在不能只算经济账，主要是要算政治账。 1959年元月，大炼钢铁之后进行了总结评比，除班长田中午（1）被评为突击手外，我班上光荣榜表扬的只有5人，我是其中之一。 接着，1959年1月19日至3月15日，新疆八一农学院开展了“拔白旗”运动，即对那些对“三面红旗”不满、宣扬白专道路或只专不红的言论进行批判。所谓“白旗”，就是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的人。全院共有6名学生受到重点批判——被“拔白旗”，并被开除学籍。 农机系被“拔白旗”是机62级的舒先达和林肇群二人。舒先达英俊的脸上戴着一副宽边眼镜、分头梳得整整齐齐、穿一件浅棕色的哔叽夹克，他来自广州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全系二百多人的批判大会由系党总支书记郅玉洁老师主持，他是转业军人，皮肤黧黑，身材壮实，说话声音不高。批判大会开过多次，一个接一个发言的同学个个慷慨激昂，人人义愤填膺。而舒先达拿着一张小纸条，面不改色、声不变调地轻声说道：“我只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说了几句实话：我们全院师生员工几千人，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花费了那么多财力物力，炼出来的那些铁能用吗？我们是钢铁学院吗？——这跟反党、反社会主义沾不上边。” 后来，系里特地请院马列主义教研组朱粹主任前来坐镇。朱主任个头不高，头发略有些蓬乱，讲起话来有些上海口音。他首先习惯性地谈了一下当前的形势：1958年以来，在全国各条战线上迅速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1958年全国超额完成了年产钢1070万吨的任务，在超英赶美的大道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接着，他话锋一转：我们的成绩和缺点的关系，正如毛泽东同志说的，只是十个指头中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有些人怀疑或否定大跃进，这种观点显然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同志说过：“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我们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如果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很容易走到“只专不红”或“白专道路”上去…… 尽管如此，舒先达和林肇群两位同学在暴风骤雨般的批判会上，沉着冷静、言简意赅地坚持自己的观点，仍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1959年3月1日，新学期开始，同学们高高兴兴地打扫教室，领到了新课本。翌日，正式上课。我们来到新疆八一农学院半年了，大炼了四个月钢铁，拔了两个月白旗，现在总算坐在课堂里正式上课了！ 我们农机系属于理工科，新学期伊始，自然是开理工科的基础课，如数学、物理，以及公共基础课政治、俄语等课。那时候国务院《关于全日制高等学校的教学、劳动和生活安排的规定》：每年教学7－8个月，生产劳动2－3个月，假期1－1.5个月；各专业课程设置20－30门；总学时为3000－4000（我们农机系是5年制，学时在4000左右）。 政治课当时开设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以后还开设了《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总课时为400多，是所有20多门课中最多的；其次是高等数学，总课时也近400。 那时候每天上午老师来上四节课，下午两节课自习，接着是课外活动和自由活动，晚饭后有两节晚自习。因此，我在做完作业后常到阅览室阅读杂志和到图书馆借阅图书。 学院图书馆当时保有11万册图书。我翻阅图书目录，文艺类中竟有大量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和各种文学著作，真使我大喜过望。于是我如饥似渴地到图书馆借文学书籍看。引起图书馆倪管理员的注意。倪管理员个子高大，黑长脸庞，目光锐利。同学们都知道，倪管理员有非凡的记忆力，对图书馆的十多万册图书了如指掌。他向我建议道：“读文学方面的书，如果按照文学史的介绍读名著是最有效的，因为我们的时间毕竟是有限的。”——倪管理员的这个见解使我受益终生！从此改变了我以往认为“开卷有益”和凭兴趣阅读的做法，并养成了常年手不择卷阅读名著的好习惯。 特别是假日，学院开两顿饭，早晨九点钟开早饭，我吃完饭就带上一本名著到阅览室去，坐在那里一直看到下午四点开晚饭，每个钟头可以看四五十页，一本三百页左右的书一天就可以看完。每打开一本名著，我都按捺不住欣喜和激动的心情，有时候一边阅读，一边手指都在颤抖。每本名著都展现出一个色彩缤纷的世界、栩栩如生的众生、深邃睿智的思想，——我仿佛也置身其中，休戚与共，不能自已。像约翰.克利斯朵夫、大卫.科波菲尔们的奋斗精神也激励着我，鞭策着我。 后来倪管理员对我说，学院图书馆也购进了大学中文系的课本，如《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文学概论》《修辞学》《逻辑学》《心理学》等，你可以自学，也可以函授。你们农机系是五年制，每年都有4个月左右的生产实习和义务劳动时间，可以挤出时间来。——我采纳了倪管理员的这个建议，开始自学中文系的有关课程。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我在大学读农机系的同时，总能抽出时间来读文学名著和学习中文系的有关课程。在五年的时间里，我除了按规定完成了农机系的二十多门课程和五次生产实习外，实际上还读了一个中文系，这是毫不夸张的。——现在想来，我还十分自豪，在那个年代我总算没有白白度过青春年华！ 1959年下半年开始实行粮食定量。这之前早就听说要实行粮食定量，那时总以为这是为了节约粮食而不至于饿肚子的。谁知这次是动真格的：每人每月定量32斤，其中平时吃的细粮（白面、大米）只占20%，其余是玉米面、高粱面和豆面等粗粮。同时，清油和副食品的供应也大为减少。——大家顿时就感到饥饿降临是什么滋味了。每天上午第四节课开始就感到饥肠辘辘，心神不宁，课也听不进去了。但是谁也不敢说“吃不饱肚子”，否则，就会受到批判，说这是对‘粮食政策’的不满。 到了1960年情况越发严重，大部分师生员工都得了“浮肿病”和“肝炎病”。这时学院一面给病号发“炒黄豆粉”当特效药；一面提倡“劳逸结合”，也就是减少课程和上课时间，全面停止体力劳动和体育活动，允许大家多卧床休息保存体力。——即使到了这个时候，我只要拿起文学名著，立即忘记了辘辘饥肠，忘记了现实世界，迅速置身于名著描述的境界之中，灵魂出窍，忘乎所以！ 那时在大学里，政治运动、政治批判如同家常便饭，高级知识分子往往是批判的对象。 汪荫德老师建院之初就担任农机教师。1949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农学院。1954年起与学院特聘的苏联农机专家赫维利亚共事多年，成绩卓著。但在教改时却被降为农机教研室副主任。 潘天青老师，四十来岁，个头矮小，脑门宽大锃亮，一副精致的水晶眼镜闪闪发光。解放前毕业于湖南大学，民盟早期成员。他讲授《金属工艺学和热处理》课时，能把原本枯燥的内容讲得生动活泼趣味横生，很受同学们欢迎。1961年教改时因为说了“这回毕业留院分到教研组的是个专门淬火的（2）”，在遭到批判后被撤去“金属工艺学和热处理” 教研组组长的职务。 还有1956年分配来院任教的清华研究生赵云望，他是一位高挑清瘦、蚕眉凤眼、谨小慎微的年轻人。因为说了一句“我只凭良心做人。”就受到严厉的批判。 甚至农业专家、德高望重的凃治院长，在 “大跃进”的时候，对有人提出在实习农场搞小麦“深耕密植”，准备翻地3米深，播种量每亩将达到1000公斤，予以否定。——也随即被批判为右倾。 1962年7月，院党委按照上级的要求进行了甄别工作，也就是对在反右以来的政治运动中整错的人（右派分子不在此列）进行甄别。甄别的对象：“右派言论”40人，“拔白旗”6人，“右倾”5人，“教改”5人，“三反”3人，“平时处理”23人。同时要求“使以往受过批判的人，解开思想疙瘩，心情舒畅。”（3） 前面讲的“白旗”舒先达甄别回到学院，被安排到651班，系党总支书记郅玉洁老师向他宣读了学院的《甄别决定》，并真诚地向他鞠躬道歉，——郅玉洁老师这种敢于自我批评和承担责任的态度和决心，也令人感动。 原来曾是61级3班的吴方乐，长得人高马大的。因为1960年他父亲在湖北农村饿死了，他接到家里的来信，在学生宿舍大哭大骂了一场，被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开除学籍遣返原籍；现在甄别复学，安排在我们631班。系党总支书记郅玉洁老师也向他鞠躬道歉了，但他依然心结难解。 农机系在5年教学中，除了课堂教学，还有5次生产实习：金工、驾驶、夏收、修理和毕业实习。每次实习3个月。其中金工和修理是在本院实习工厂实习；驾驶、夏收和毕业实习是在农场实习。 新疆八一农学院在1956～1958年间逐步建设起完备的农机实习工厂，下设车工、钳工、铸造、锻工、修理等车间，全部为苏联新式装备，当时在全国农机专业院系也是名列前矛的。 我们从小学起就知道工人阶级是最革命、最有觉悟的阶级。——现在进工厂实习，接触到工人阶级，体验了一番工人的生活。 1961年9月，我们在院属头屯河农场进行驾驶实习。我们驾驶的是解放牌汽车。当我手握方向盘，脚踩油门，抬头望着前方，奔驰在洒满阳光的平坦的道路上，我的心也随着奔驰的汽车飞腾起来：人生呵，前进！美好的未来在召唤我们…… 接着，我们又进行了拖拉机驾驶实习，也就是秋耕田间作业。当我坐在拖拉机的驾驶室里，眼睛望着前方，搬动着操纵杆，拖拉机突突地轰鸣着、链轨卡嗒卡嗒地在田野上驰过，黑油油的土垡像波浪一样翻滚。——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这就是与工农结合的职业象征呵！ 带我们实习的是盛达智老师，他是1956年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毕业的，也是二十来岁的小伙子，一米七几的个头，英俊潇洒，跟同学们有说有笑的。还有谢宗慈老师，她是1959年秋从东北农学院毕业分配来我院的。盛达智老师介绍说，谢老师年纪小，跟你们同学们年龄相仿。因为她特聪明，绰号叫“化学脑袋”，上学时跳了好几次级。她还是作家谢冰心的侄女呢。 1961年冬，学院开办“英语选修班”，全院有二十来个同学参加，老师讲得热情洋溢，同学们学习情绪高昂。我班除了我以外，湖南口音很重、不甚修边幅黄训方（4）也报名参加了，他平日学习刻苦认真，毕业后分配在新疆农科院。文革时我逃难到母校后去看他，他在农科院锅炉房劳动，还同时学着英俄德日四种文字呢。 1962年夏，我们八一农学院机631班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六师十六团农场参加夏收，也就是按照教学大纲在大四进行康拜因（5）实习。全班二十多个同学分散到各个康拜因上，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夏收工作中：炽热的阳光，扎人的麦芒，爬到喂入室掏扒堵塞麦捆时的灼热和刺痒……兵团农工们在工作中义无反顾、奋力拼搏的精神使我们深为感动！ 我们和兵团农工一起住地窝子，喝脏水，吃杂粮，干重活。农六师十六团农场虽然地处偏远、荒凉落后，但是农业生产已经实现机械化了。然而农工的生活条件却依然非常艰苦！一些青年农工不免发些牢骚：“老乡都说我们兵团有三怪：‘粗粮吃、细粮卖；工资不发打牌牌；刮风下雨当礼拜。’”——的确发人深省！ 1963年5月我们到农四师10团农场进行毕业实习，带队的正是受人敬重的汪荫德老师。我分到某机务连当实习副连长。 农四师十团所在的肖尔布拉克，原来是荒凉的伊犁河谷草原，现在已建成繁荣的小市镇，又被称作“小北京”呢！ 该机务连多年没解决的清选机和割草机的故障在汪老师的指导下得到排除。汪荫德老师的言传身教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 毕业实习之后，回到学院，接着就是写毕业实习报告(代替毕业论文)，和毕业答辩。 毕业答辩结束，我突然如释重负，到校园款款漫步，抬头又看到远方常年积雪的博格达峰映着霞光，大学五年的往事一幕幕在眼前闪现：大炼钢铁的狂热；拔白旗的阵仗；在大学课堂攻读的幸运；在图书馆徜徉书海的欢乐；多年饥肠辘辘的考验；进工厂当学徒的经历；到农场开拖拉机的自豪…… 注： （1）田中午后来任新疆农科院农机所所长。 （2）淬火的：淬火是热处理的技术术语；这里借其义指在政治运动中专门批判别人的人。 （3）见《新疆八一农学院史》P49。 （4）黄训方后来任新疆农科院现代化所所长。 （5）即联合收割机。 9、1961暑假，探亲之旅 1961年暑假开始，我做小工挣得百十元钱，买了一张从乌鲁木齐到长沙的往返半价学生票只用去70元。于是，我踏上探亲之旅。 祖父程一中1960年12月在长沙去世。我们在上海一别十多年，竟成了永别！ 1958年5月，我父被判刑入狱，身为湖南省人民代表、政协常委的祖父得知后，愤懑地说，我们父子俩解放前就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和民革的领导下，冒着生命危险做地下工作，怎么就成“历史反革命”了？祖父在我上大学后常给我来信，有时还把政协组织他们旅游观光的明信片寄给我…… 去年中考，四弟正潭在全西安名列第一，因为家庭出身，不被录取，只得跟着母亲上街卖冰棍…… 三弟正湘去年高考在全新疆名列第二，也因为家庭出身，不被录取，分配到哈密文教局工作…… 我在西安东郊韩森寨的一栋破旧平房的一间小出租屋里找到了家。房间只有十来平米，光线暗淡，除了两张床，一张桌子，没有别的家具。正在读中学的五弟和读小学的小妹放暑假在家，他俩面色青黄，骨瘦如柴，小小年纪却难得见到笑脸，可怜兮兮的样子。特别是，他们因家庭出身不好没能加入少先队，——这在当时对于孩子们来说，是最大的打击，最大的歧视！直到天黑很久了，身体单薄、更加消瘦的母亲和背着冰棍箱的四弟正潭才回到家里。原来活泼调皮笑口常开的四弟现在变得少年老成郁郁寡欢了。 ——我忽然想起“贱民”这个词，只有“贱民”比较接近我家当时的处境。 翌日，我到位于小寨的陕西省中级党校家属院找到了大姐的家。大姐正江在西安某中当教员，1960年结婚。姐夫郭尚勇出身贫苦，解放前就参加革命工作了，后来被派到中央党校进修，现在在陕西省中级党校当教员。他们的女儿出生几个月了。 因为我买的是从乌市到长沙的学生通票，在西安呆了两天就得启程去长沙。 姑姑一家住在湖南医学院家属区的一栋平房里，设备齐全，条件不错。姑姑哲宣已经三十八岁了，依然身材挺拔、风度娴雅。她用老家天塘乡下话和我交谈，倍感亲切。 1945年我在湖南老家小学读一年级的时候，姑姑就是老师。抗战胜利后她回到上海进国立苏州教育学院学习，是著名歌唱家高芝兰、蒋英两位老师的得意门生。1946年冬，姑姑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组织。 1947年春，祖父在闸北区公兴路创办的“方震小学”不久就成了中共地下革命活动的一个联络点。南京国立政治学院研究生黄建平因参加了“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大游行，遭到迫害，由同学引荐来到方震小学。1947年10月，经姑姑介绍，黄建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即他们结成伴侣。 1948年春，姑父黄建平和姑姑哲宣受组织委派去长沙，利用祖父与湖南军政界头面人物有旧做策反工作。 解放后，姑姑哲宣被任命为湖南医学院马列主义教研组书记，姑父黄建平为该教研组主任。他们育有五个孩子。继祖母杨允文是一位温柔贤惠的旧式知识妇女，只有姑姑这一个女儿，姑姑的五个孩子都是她一手带大的。她还沉浸在祖父去世的悲痛中。 姑姑带我到里间，在祖父的遗像和骨灰盒前，我久久伫立默哀。墙上还挂着一帧毛主席接见湖南各界人士的照片，在前排就坐的就有祖父。 姑父黄建平周末才从农场回来。他戴着眼镜，高高的个儿，穿着短袖衫和灰色的短裤，风尘仆仆，但依然是一副知识分子超凡脱俗的模样。他只呆了一天就回农场了。 后来我才知道，姑父黄建平在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严厉的批判，并责令下乡劳动改造。1962年他得到甄别。但在文革中他又三进牛棚，被当作“黑帮” “牛鬼蛇神”的活靶子在各种场合受到残酷的批斗！ 许多年后，继祖母晚年病重，大姐去看她，她讲述了姑姑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越来越左，在“大义灭亲”的旗号下，干下了一系列“革命行动”：在“肃反”运动中，新疆外贸局派人到姑姑那里调查，她落井下石，用不实之词给其兄添加“莫须有”的罪名；1958年我父在新疆判刑入狱，远在长沙的曾祖母已是85岁高龄，尽管身体硬朗，大家怕她悲伤，决定不告诉她，而姑姑却故意泄露了这个讯息，曾祖母得知她唯一的最疼爱的孙子坐了牢，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不久就辞世了； 姑姑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越来越感到祖父这个“历史人物”对她的前途是个绊脚石，屡屡对祖父恶语相逼，祖父终于在1960年12月郁郁而终，年仅64岁；在“反右倾”运动中她又逼迫姑夫黄建平自杀未遂；在“文革”中她又把自己父亲的骨灰扔掉；把年老体弱的母亲赶到偏僻的农村。 我在返校路过哈密时到县文教局找到了三弟正湘。我说起这次暑假探亲，沿途到处都是要饭的。正湘说，全国出现大饥荒是“大跃进”造成的后果，彭德怀的意见是正确的。 正湘颇为伤感地对我谈起去年高考没被录取的事：“高考发通知书的时候，班主任特地找我谈话：‘程正湘，你这次高考成绩很好，列全疆的第二，但是按照上级的指示精神，因为‘出身问题’没有被录取。你不要因此背什么思想包袱，无论干什么都是为人民服务。’——我那时才十八岁啊！” 10、在县拖拉机站当技术员 1963年8月我从新疆八一农学院农机系毕业，先分配到B州拖拉机管理总站工作了三个月后，又分配到W县拖拉机站。总站白站长说，B州只有W县拖拉机站还没有大学生技术员，所以分配你去。而我那时满脑子都是“响应党的号召，到边疆去，到基层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所以欣然前往。W县是一个边陲小镇。那时县拖拉机站建立不久，条件很差。可是我却认为这正是锻炼自己的时候，我主动跟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还主动要求担任车长亲自开拖拉机到生产队耕耘播种，犁遍了W县各社队的土地。 1964年4月初，春耕开始不久，县委赵书记和我站H书记到当时唯一的ДТ–54拖拉机的耕作现场视察，拖拉机竟拉不动五铧犁！H书记当即打电话叫我和吴师傅到地头去。到了现场我检查判断是柴油机供油角度错误，并迅速予以排除，拖拉机立刻突突突地拉着五铧犁在大田里正常耕作！——我的内心十分激动，这是我当技术员以来第一次解决的技术难题，而且是在春耕大忙的火线上！ 县委赵书记是一位黧黑瘦削头发斑白的老头，看到拖拉机正常工作了，非常高兴，和H书记一起在地头跟我们交谈了一会儿。 ДТ–54拖拉机的主修工吴忠辉师傅是上海来的高级工，他的技术高超是远近闻名的，这次失误的原因是他过去在上海只修过美式柴油机，对苏式柴油机不熟悉。——从此我和吴师傅成了莫逆之交。 吴忠辉魁梧黧黑，须眉浓重，常穿一身蓝华达呢工作服，雪白的衬衫领子很显眼，说话上海腔很浓。他虽然只有三十来岁，但是工龄长，大家都尊称他“吴师傅”。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把妻儿从上海接来，他说，自家还否晓得啥时光被下放呢！ 那两年上级陆续给我站调来11台崭新的“东方红—54”拖拉机和配套农机具，全站职工也增加到一百几十号人。 我是站上唯一的技术员，负责全站的生产和技术工作。我根据生产实际条件，和职工一起创制的“耙地—筑埂—播种—镇压”复式作业机组因为保证了播种质量、提高了工效和降低了油耗，受到了上级的表扬。我们W县拖拉机站被评为1965年全疆六个先进县拖拉机站之一。 “四清”运动开始，站领导组织批判站医张医生，说他虽然是起义人员，但要清查他是如何加入国民党的；批判姚会计，说他的账目不清；批判钳工高师傅，说他平日给人修钟修表焊盆焊锅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开了许多次批判会后，他们的问题被挂了起来。 “四清”运动要求每个干部都要“下楼、洗手放包袱”。也就是说，每个干部都要在全站大会上把自己在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的问题都谈出来，向党交心，并要得到全站干部职工的通过才算过关。——我的“洗手放包袱”顺利得到通过。 然而，这次“四清”运动组织上派人外调，我的父亲是“右派兼历史反革命”，家庭如何反动如何复杂盛传开来。我还没来得及解释，跟我悄悄谈对象不久的L，立即向我表达了决绝之意。——这对我是一次不小的打击，因为我认为L是共青团员，思想进步。之前我婉拒了另一个姑娘Z的情意表达。Z曾要我代买衣裳，还多次对我说，给她三百元，她可以把家里需要的东西都买回来。——我当时认为这是小资产阶级思想。 1966年春，县上发了一个精简下放干部的通知，我站那位一副文弱书生模样的叶统计就因为说了句“C秘书没文化怎么能当秘书？”而被精简下放，全家都被赶回甘肃老家农村，成为一无所有的农民。——真是兔死狐悲物伤其类，我那时也提心吊胆不知什么时候被下放。特意作了仔细的观察，发现农村太落后，农民太贫困：全县三个公社一万四千多社员，只种了10多万亩小麦，单产不到百斤，每人每月只供给30斤回销粮；农民每天早出晚归，在地里抡坎土曼（1）干活，日工分值只有几角钱；更不用说，农村没有公路、没有汽车，住的是土屋、烧的是柴禾，只偶尔可以看看电影……于是我计划存款到3000元，每个月可以有9元利息，一旦我被下放到农村，就够在生产队一个月的伙食费了，那样一来自己可以少干农活、抽时间读书写作了。——当然，这只是我当时的一个设想。 注：（1）新疆的一种类似锄头的农具。 11、文革之劫 1966年8月下旬，各单位都集体乘车到州城参观“黑帮分子穆宗饶罪行展览”。 黑帮分子穆宗饶，其实就是大名鼎鼎的州党委常委、州党委宣传部长兼州报社社长。他穿着一身旧蓝布制服，低着大脑袋，面对墙，站在自己住所的门口，参观的人群排着长队窃窃私语从他身边走过，再走进他的住所参观…… 我参观了穆部长的住所之后，心中大为惊恐：仅仅在书房里有几本《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仅仅在客厅里有几缸金鱼；仅仅有一封他给组织部的不愿去国家体委工作的信件；仅仅有几张他出身于地主家庭身着西装、又投身革命身着八路军军装的照片。——他就被定性为黑帮！ 我回到站里，趁吴师傅和小于上班去了，慌慌张张地把自己的八本日记翻出来，将其中记有读世界文学名著的笔记、看电影的感想等撕下来，趁中午休息没人，丢到锻工炉里烧了。 果然不出我所料，没过几天，“站文革领导小组”和“站红卫兵”相继成立，立刻以大破四旧之名查抄了本站的张医生、姚会计和我的住处。他们自封无产阶级革命派，有的背着民兵用的步枪，来势汹汹，挤满了我们宿舍，翻箱倒柜，抬走了我那只父母留下来的、装满了马列主义著作和文学名著的大箱子，我的八本日记也在其中…… 1966年9月初的一天，我们正在宿舍吃午饭，吴忠辉（1）师傅说：H书记在会上讲了，文化大革命就是革有文化的人的命。他们做了三顶高帽子：最高的那顶是给张医生准备的：第二顶是给姚会计准备的；最小的那顶是给你——程技术员准备的。我听了大吃一惊，犹如遭到当头一棒！——我长在红旗下，受党的教育十多年，怎么忽然就变成“南霸天”——要被戴上高帽子游街了？！于是，我带上仅有的一百多元钱、还有洗漱用具和换洗衣服，悄悄上街搭便车去州党委告状。到了州城，只见州党委被示威群众包围，“炮打州党委、火烧张XX”的口号声震天动地，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大街上，随处可见戴高帽、挂黑牌的“黑帮”们被押着游街示众，有的“黑帮”甚至被泼得浑身墨黑……我感到格外惊惶，便搭班车去乌鲁木齐，打算向区党委上告。 我乘班车来到乌鲁木齐，只见满街满巷到处都张贴着大字报大标语和形形色色的传单、海报。大街小巷到处都行驶着车前赫然矗立毛主席的巨幅彩色画像、被红色标语包裹着的宣传车，高音喇叭一律播放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街头不时有高举着红旗、挥舞着标语、呼喊着革命口号的游行队伍呼啸而过。满街飘扬着红旗，到处飞舞着传单。在旅社和饭店门口都簇拥着从外地来串联的红卫兵，人头攒动，水泄不通。在人民广场看到北京来的红卫兵像摆擂台似的分作几拨进行宣讲和辩论…… 我来到自治区党委“文革接待站”， 接待人耐心听完我的诉说之后，态度和蔼而又诚挚地说：“最近中央下达了文件，对在前一段时期被打成‘反革命’‘黑帮分子’的一般干部和普通群众通通平反，像你这种情况完全可以回单位了。” 我回到站里，果然没有人来过问，甚至这些日子我没有上班也没有人过问。早晨的批斗会也没有了，只有“雷打不动”的政治学习。这样平静的日子没有过多久，一天在车间里吴师傅提醒我：“他们可能要从你的日记里找麻烦，要留点神。” 果不其然，在一天早晨“雷打不动的”的政治学习时，照例主持学习的C秘书在读完《人民日报》的社论后，又重读了其中的一句：“学生起来闹革命，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指向一切牛鬼蛇神。他们的大方向始终没有错。”他把“指向一切牛鬼蛇神”读得特别重，特别慢，然后说：“结合站上的具体情况，哪位同志发言？”许多人一下子都举起手来要求发言。可见“站文革领导小组”已经事先作了布置。有的说，程正渝，你在日记里为《红楼梦》之类的书写了读后感，难道不是歌颂封资修吗？有的说，你在日记里记录了你跟在国民党当过官的祖父通过信，难道不是想当国民党的孝子贤孙吗？有的说，你在日记里说周立发的棉衣和棉帽都破了，不是污蔑贫下中农吗？有的说，你有俄文书、英文书，还唱外国歌，难道不是崇洋媚外吗？你藏着一大箱子书是想当资产阶级精神贵族吗？…… 我立刻想到在乌鲁木齐广场北京红卫兵们的表现，他们虽然处于少数受围攻的境地，却大义凛然、不卑不亢，讲究斗争策略，摆事实，讲道理，有理有利有节。于是我尽量克制自己，从口袋掏出在乌鲁木齐买的《毛主席语录》（当时站上其他人还没有），翻开来，高声道：“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这一招还真灵，唧唧喳喳的会议室一下子安静下来了，“世界上只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最省力，因为它可以由人们瞎说一气，不要根据客观实际，也不受客观实际检查的。”我合上《毛主席语录》，接着说：“辩论要摆事实讲道理，乌鲁木齐的规矩是，选出会议主席主持辩论，双方无论人数多少，都规定每方各发一次言，交替进行。” 他们居然照我说的办，可见他们认为我才从乌鲁木齐回来，懂得新的规定。经过一来一往的激烈辩论，会场沉静下来。 “党的政策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不能讲家庭出身不好就是国民党的孝子贤孙。”吴师傅打破沉静说了这么一句，吴师傅平时开会很少发言。 “上中学都要学外语的，怎么能说这就是崇洋媚外呢？”同宿舍的钳工小于也接着说了一句，他也是贫农出身的工人，平常也很少在会上发言。 “我们在春耕时工作紧张条件艰苦，程技术员说的没错。”周立发也是平常开会很少发言的人。他不但是贫下中农，还曾是志愿军战士、现在站部唯一的持枪民兵！ 接下来会议室里成了各说各的议论纷纷什么也听不清了。C秘书只得大声说：“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大家上班工作。” 此后，站上每天早晨“雷打不动”的政治学习又回到只读毛主席著作，读中央文件，读两报一刊社论了，气氛又渐渐缓和下来。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元旦社论，我和吴师傅小于通过学习，觉得应当写一张指出我站文革大方向有问题的大字报，写好之后贴到站办公室门口的墙上，马上就引起极大的反响：正在站部集中进行冬季学习和休整的各机耕队的职工和站部的职工纷纷来看我们写的这张大字报；接着就在我们这张大字报的周边出现了十多张大字报。这些大字报都表示对我们这张大字报的观点的支持和声援。有的甚至写出“打倒走资派！”、“打倒保皇派！”的口号。接着，观点相同的职工集会，成立了“红旗战斗队”，选举吴师傅为一号勤务员，拖拉机手小刘为二号勤务员等。我因为家庭出身只当了个记录员。 原来的“文革领导小组”和“站红卫兵”一帮人傍偟了许多时日，终于自上而下地回过神来，改头换面宣布成立了“捍卫毛泽东思想红色军团”（简称“红色军团”）认为各级领导干部都是革命的领导干部，就是要保！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从上海“一月风暴”开始的夺权运动在全国迅速蔓延。以新疆红二司为主的革命造反派在一月下旬也夺了权。事实上各级当权派早就靠边站了，各级党委和各级政府机构早就瘫痪了，不管事了。所谓“夺权”运动这个潮流当时是谁也阻挡不了的。在一片“夺权”的声浪中，我们“红旗战斗总队”的成员当时已在全站职工中占多数，夺权也顺理成章。 不料“红旗战斗总队” 在《夺权声明》的传单上写错了字，把‘无产阶级’的‘无’字写成‘资’字，竟惊动州公安处S处长亲自来调查这件事！调查结束，他瞪着一双猫头鹰眼，说：“你们二号勤务员小刘是怎么写的、姚会计是怎么刻写的都不重要，关键是程技术员是怎么改的？在某牧场出现类似传单，我们立即逮捕了当事人，你们知道吧？”——公然对我个人进行恐吓！ 接着县武装部的S部长（2）来我站调研，这个眉头紧锁忧国忧民的军人，在一些群众组织中说，群众中有坏人，夺权幕后有黑手。——把矛头直接对着我。结果一些战斗队和大批群众退出“红旗战斗总队”！ 随后，矛头指向我个人的大字报大标语和漫画铺天盖地贴满了县拖拉机站的角角落落。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我无端遭到漫骂和污辱已经很多次了，也受到过恐吓和威胁，本应有一些承受能力的，然而这一次打击却使我悲愤莫名。正如遇罗克说的，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人”是“先天的罪人”，一有风吹草动，屎啊尿啊就往我们这些人头上扣！这时恰恰A公社三大队来人说东方红－75拖拉机出了点毛病要我去看看，我以此为借口，对吴师傅说我去三大队协助春耕。 1967年4月初的一个黎明，晨曦在东方刚刚出现，我驾驶拖拉机犁了一夜的地，正准备停车保养，只见地头出现了几个干部模样的人正在查看春耕进度。我驾驶机车来到地头，看到为首着军装的正是S政委。他也显然看到了驾驶室里戴眼镜的我！他们没有招呼示意，我突然一转念没有按照常规停车招呼示意或停车保养机具，而是转过地头示意农具手降下犁铧，接着加大油门，继续犁地。 机车咆哮着前进，犁铧劈开层层土垡。我回过头从车窗看看S政委们，他们全都站立着向渐行渐远的我们机车组呆呆地望着——他们原以为我会停车向他们请示的。 伴随机车的轰鸣，我心中的热血奔腾：你们看清楚了吧，这就是你们认定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就是你们认定的阶级敌人！——他多年来一直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跟工农相结合、战斗在生产第一线呵。 在“文革”的那段时光，州公安处S处长当面对我恐吓威胁；县武装部C政委背后对我诽谤污蔑；大字报大标语把我当作黑靶子，轮番轰炸！“黑帮分子”“牛鬼蛇神”“反动技术权威”“国民党的孝子贤孙”等等黑帽子一顶一顶地扣在我头上。我被涂得浑身污黑，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精神备受摧残，肉体备受折磨。我住在像会议室一样嘈杂紊乱的集体宿舍，穿着破旧的工作服，吃着集体食堂清汤寡水的菜饭，身体消瘦，面色青黄……既不知道什么时候运动后期才会到来，也不知道运动后期会有什么结果；唯有拼搏到底的意志，顽强不屈的精神，以及对共产党的政策的信心期待在支撑着我。——然而，就在此时，我竟受到几个女人的青睐(后来才知情)：一位是身姿挺拔、才华横溢的下乡知青；一位是年轻漂亮的来串联的中学红卫兵；一位是风姿绰约的响当当的工人。她们有的悄悄给我写信；有的偷偷给我洗衣服；有的抽空子跟我约会。——真如同飞蛾扑火！使我既受宠若惊，又大惑不解，甚至来不及解释。 1967年7月，武斗在新疆迅速蔓延，W县这个边陲小城自然也不能幸免。 1967年9月的一个夜晚，W县三促（3）的头头之一杨某，在县中队的值班人员跟兵团某农场值班连队发生误会的交火中丧生，县三促大造舆论反诬是三新（4）暗杀的，并借此在县拖拉机站的锻工车间打造长矛大刀，在大门口修建碉堡，准备武斗。 1967年10月，W县三促的几个头头，在试制手榴弹时失误被炸伤，又反诬遭到三新的暗算，于是开始在县拖拉机站的铸造车间制造手榴弹和地雷，准备大规模武斗。——伙房郝清泉大师傅，这位跟我们来往很少的普普通通的群众，却有一颗主持正义和善良的心——悄悄地把铸造车间制造的手榴弹壳给我们拿来了，我们拿了这准备武斗的铁证到军分区“文革接待站”上访，接待人不但无视这些铁证，反诬是新疆红二司挑起了B州的武斗。 1967年11月中旬，在武斗日益迫近的当口，W县三促又贴出打倒包括我在内的三大牛鬼蛇神（5）的大幅标语，县三新的头头们劝我们三个暂时离开W县，看县三促还有什么借口搞武斗。我随即离开W县，直奔乌鲁木齐，到母校八一农学院老同学处暂住。 1967年12月4日夜，郝大师傅又敦促吴师傅等逃离W县。 接着，W县三促暴徒有组织、有预谋地制造了一起震惊全疆的流血事件！1996年出版的《中共B州历史大事记》是这样记述的：1967年12月6日，W县两派群众组织发生武斗。在派性驱使下，得胜一方6—12日先后关押不同观点群众258人，致死11人，重伤72人，轻伤127人，并强加对方有一个‘暗杀队’罪名，抄家181户，游街示众61人，被逼外出62人，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 1967年12月11日，吴师傅一行10人也辗转逃到乌鲁木齐找到了我。那时母校八一农学院安置了许多从全疆各地因武斗逃难而来的人。我找到八农造（6）后勤部的校友，说明我们是因W县发生了大规模流血事件逃难而来的，于是我们被安置在水工实验馆，还安排我们每天派四个人到造反食堂帮伙。 白天，我们常常到南门人民剧场，跟从W县逃出来的社员（农民）一起收集整理、散发和张贴W县“12.6”惨案的材料，一起向军区文革接待站、7335部队文革接待站上访。有时候又跟随住在水工实验馆的运输公司的职工，搭乘他们停放在八农院里的汽车到人民广场参加“三新”战友的游行示威。到了晚上，八农大礼堂总有兄弟单位演出文艺节目，要不就是播放受到批判的电影。文艺演出时， 歌曲自然都是语录歌和歌颂毛主席的歌曲。舞蹈则是在《革命造反歌》舞蹈的基础上，配合革命音乐的节奏，紧握拳头，大挥胳膊，高踢腿、猛跺脚来完成舞蹈动作的。在看到红二司战歌的《血洗广场》时，联系到我们当前的处境，又不免悲从中来…… 到水工实验馆来住的人越来越多，说明各地对“三新”战友的迫害并没有减轻。每逢星期天，家在乌鲁木齐的职工家属们来探视，整个大厅几百人嘁嘁喳喳，却是一番凄凄切切的景象……倘若我们对面的女宿舍的来自全疆各地的女同胞们又低着头默默地扎花圈的话，那就是说又有兄弟单位的战友被打死了，我们也不免黯然神伤。 水工实验馆北面的一座大平房挂着“战地医院住院部”的牌子，住着二十来个缺胳膊断腿的少年，他们都只有十来岁，一张张稚嫩的脸上并无忧伤的色彩，他们的伤残都是文革武斗造成的，他们的生活还没有开始呵！ 水工实验馆的路西面是母校的图书馆和阅览室，昔日在校读书时，这里是何等神圣的殿堂！而今图书馆已被洗劫一空，阅览室也破败不堪。 学院北面当年我们实习的农机实习工厂戒备森严，成了制造土枪土炮土火箭土坦克的兵工厂。 母校好几栋大楼都封堵了门窗，用天桥地道连成一体（7），楼顶悬挂着高音喇叭组合，每天不停地播放着北京来电、最新消息…… 母校大礼堂门口的花园里有几座新坟，那里埋葬着7月份母校遭到围攻时遇难的年青校友。 白发苍苍的涂治院长还常常被押到人民广场陪自治区的黑帮们挨批斗。 1968年4月，八农造后勤部和造反食堂先后通知我们，现在各单位都要搞大联合，造反食堂也要停伙了。——可是新疆两大派群众组织在京谈判，几个月来进展很慢。而W县打死十多个人的命案并没有人追究，杀人凶手依然逍遥法外，W县的白色恐怖并没有丝毫的松动。这时我们真是进退维谷，度日如年，大家一筹莫展，个个人心惶惶，纷纷自找出路，各奔东西…… 1968年5月初，我到新工总总部组织部开了一张赴京找“三新”谈判代表团、递交W县“12.6”惨案的材料的介绍信，离开乌鲁木齐，起程去北京上访。 注： （1）吴忠辉1969年10月入党，1971—1976任工宣队进驻W县中学的负责人。 （2）那时县委、县政府均已瘫痪，县武装部管理全县事务。 （3）新疆的一派群众组织即红卫兵促进会、工促会和农促会。 （4）以新疆红二司为首的群众组织，即新疆红二司、新工总和新农总。 （5）三促指的W县三大牛鬼蛇神：一位是前县办Z主任；一位是前县法院P院长；而我只是一名技术员。 （6）即“八一农学院革命造反兵团”。 （7）1967年7月，母校遭到围攻，300多人被抓，“八农造”的头头、农机系68级的学生张玉麒（6）指挥若定，绝地反击，“八农造”的学生通过地道突然出现，将现场指挥攻打八农的军区副参谋长马森等当场抓获。“八农造”威震新疆！因此，当时乌鲁木齐有“新大政府、八农军区”之说。 12、落难华县 我离开乌鲁木齐，打算先到哈密看看三弟正湘。火车缓缓驶入哈密，车站里上下的旅客很少，冷冷清清，一派肖杀气氛。我走出火车站，街道也是空空荡荡的。我很快就找到了街边到处拉满铁丝网、大楼的窗户全用砖块砌得严严实实、楼顶上挂着许多高音喇叭的哈密专员公署大楼。绕着铁丝网拐了几个弯，就在专员公署大楼院内的一栋平房里，我见到了六年没见面的三弟。三弟见了我，立即跳了起来，亲热地和我握手，问这问那，我注意到他那年轻英俊的脸显得面色青黄，目光沉郁，眼角有了细碎的皱纹。房间很大，有几个年轻人在拉提琴练二胡。正好开饭，人们都去食堂了。三弟端了饭来，我俩边吃边聊。湘弟说：“这里是‘红二司哈分部宣传队’，我在这里打洋琴，哪里缺人，我就在哪里顶替……我已经看透了，在当前的形势下，呆在宣传队里当个小角色，有碗饭吃，比较稳当。运动后期总会到来的吧？1962年我被分配到哈密农村当教员，我喜欢上了农村那些纯朴天真的孩子们，全身心扑在教学工作上，受到好评，还当上了小学负责人……‘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因为我是‘右派分子’的儿子，被打成‘小黑帮分子’关到‘黑帮队’里。后来上面下了文件，说是‘文革’初期被打成‘黑帮’‘反革命’的一般干部和知识分子通通平反，我又从‘黑帮队’里放了出来。我看社会动荡人心疯狂，就悄悄地苟活在农村，什么派别的活动也没参加……谁知到了1967年下半年武斗之风蔓延到我们那里，一个黑夜里，一群暴徒（1）闯进我们学校单身宿舍，挥起大头棒朝我乱打，我只记得一个暴徒一棒打在我的头顶上，我当场失去了知觉倒在地上……可能是打断了我头部的血管，鲜血直冒，暴徒们以为我被打死了，就都跑了……不知过了多少时间，我翻身一看，自己躺在血泊里，暴徒的凶残使我马上清醒过来，我自己把头包扎了一下，匆匆连夜向哈密县城跑去，一口气跑了七十多里路，这才留得一条性命！以后我就一直呆在‘红二司哈密分部宣传队’里……”我忧心忡忡地说：“你还是离开这里，也先到陕西去躲一躲吧，这里太危险！”三弟叹口气说：“你回家看看，可以的话写封信来，我就回来。”我说：“好，你等我的信。” 我离开哈密乘火车前往陕西华县。1961年暑假我回内地探亲，一路上都是要饭的；而这回沿途都在批斗牛鬼蛇神。 1967年11月，我刚逃到乌市就给母亲写了信，告诉她我被迫离开W县就没有工资和粮票了，不能按月给家里汇钱了。我从1963年9月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四年来每个月都按时给家里汇20元作为五弟和小妹上中学的伙食费（那时内地中学生的伙食费每人每月约10元，我的月工资是60元）。——1961年暑假我探亲到西安，家里一贫如洗的境况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全家被搬迁到华县Z村，只有四弟一个人插队在农村靠挣工分养家糊口。五弟和小妹都在读中学，家里的贫穷可想而知。 我在华县下了火车，很快就找到了还没来过的Z村的家。西安一别七年，弟妹们都长成大人了：个子都长高大了，脸上也都有了血色；不像1961年7月我在西安看到的脸色都是青黄色的。母亲依然那样瘦削，两鬓有了白发，腰也有些佝偻了。Z村家里的住处十分寒酸，比1961年我在西安韩森寨看到的家里的简陋的住房还差！一家五口住的仅仅是一间偏房，没有窗子，门也只是个门框，对着屋门安置着一张弟兄们睡的大床，屋的另一端则横向安置着一张床，是母亲和小妹睡的。两张床中间堆放了一些被褥衣物隔了一下。屋外搭了个棚子作厨房，安放着炉灶和一张吃饭的矮桌子，还有几条小板凳。我到家的时候正是吃早饭的时候。小妹把热好的以麸子为主的深棕色的馍馍端到小桌上，母亲从坛子里夹了些腌萝卜丝放在小盘里，早饭就准备好了。大家一边吃饭，一边谈华县两派武斗的情况。以麸子为主的馍馍吃起来口感还是挺新鲜的，只是数量太少，我没吃饱，大家显然也没吃饱。 吃过早饭，四弟、五弟和小妹都下地干活去了。母亲一边收拾房子一边跟我拉家常。她说，你大哥因“同情反动家庭”1962年被新疆K市D中“开除公职”后回来的，“文革”开始经常被批斗游街，他被迫四处流浪，才去了湖南老家。五弟和小妹从1966年就分别从高中和初中毕业了，可是现在还不算生产队的正式劳力，他们只是当队里有活儿干时临时挣工分。五弟还是县中文革的积极分子。全家只有四弟一人是生产队的全劳力，每天满勤出三响工，只能挣得五角钱。 一天，生产队没有五弟干的活儿，五弟说，县里保派想要单方面成立‘革委会’，他打算到省里了解一下情况。他背上小挎包，自言自语地说：“我要到西安去一趟……你们都没有钱……好，算了，就这样，我走啦——”，我当时心里非常难受和内疚，因为应该是我拿出钱和粮票来的。五弟走后，母亲突然埋怨起来：“这些年我们的日子过得多苦谁过问啦！” 我知道母亲是因为我没有给五弟一些钱和粮票而生气。我心里想，我是在钱尽粮绝走投无路才回家的呀！就凭我四年来每个月都给家里汇20元钱的份上，母亲也不该如此责备我的。 在当时恶劣的条件下，母亲的情绪不好，经常大发脾气，也从来没问过三弟。再加之我回家后就没吃过一顿饱饭。——我随时准备出走，怎么给三弟写信呢？ 后来，当地武斗，一伙暴徒误把我抓去差点枪毙。——我于是十分伤感地离开了华县。 注：（1）后来正湘的同事告知是哈密铁路系统的“红联”暴徒所为。 13、身陷囹圄 1968年5月初，我第一次到北京，来到中央文革接待站上访，我递交了W县“12、6”惨案的材料，并简要地叙述了十多名群众惨遭杀害，数百名群众被打伤、抄家、关押、游街、驱赶，而打人杀人的凶手无人追究等等。接待人只是淡淡地说，现在新疆两大派群众组织的代表还在北京继续谈判，现在要搞大联合了，都要回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在火车站维持秩序的民警宣讲并执行北京市革委会1968年1号通令，大意是禁止外地人员到北京上访，对上访者一律强制遣返原地。同时红卫兵们在光天化日下对证件不全的上访群众大打出手。 1968年7月17日，我再次到北京，想看看新疆两大派群众组织谈判进展如何，是否能解决上访群众的食宿困难。由于前车之鉴，即北京的民警和红卫兵，对外地来京上访的人员一律强制遣返的教训，我在丰台提前下了车。下得车来，已是早晨，我到白塔寺女三中找到高中同学赵铭善，本想向他借钱的，但由于他忙，仅匆匆客套了几句话。接着我就找到西苑旅社，也就是新疆“三新”代表团的住处，收发室说要到下午3点才能接见来访者，生活问题要上访者自己解决。当时只有12点，在返回城里吃完饭后，身上只剩下5角多钱了，我才想起关X（原W县的同事）曾说过：孙子清（原W县的职工）在W县办完了手续，到北京法国使馆开车去了。对此，我虽一直是将信将疑的，但在北京再没熟人可找，离“三新”代表团接见又还有三个钟头，才决定问路找找看。找到法国使馆后，我向在门口站岗的民警（门卫）询问：“这里是法国使馆吗？有没有叫孙子清的，开车的？”门卫随即向馆内一工作人员招手，叫我自己问他，我就向馆内那名工作人员问道：“请问，这里有个司机叫孙子清的吗？”那位工作人员略微想了一下，说：“没有这个人，你可以走了。”我就转身朝东走了。 不料，另一名民警(带班员)快步随后赶来，他矮小黑瘦，说山东土话，又把我叫回大门口，说是帮我找人，叫我站在大门东侧，他和门卫走进西侧岗亭。后来门卫过来问我的姓名时，我信口说叫王XX；再后来，“带班员”又来问时，我想关X跟孙子清更熟悉，就是关X对我说过孙子清在北京法国使馆开车的，就又信口说自己叫关X，——于是暴露了外地上访者的尴尬处境！ 两位民警站在大门西侧向站在东侧的我问话。大门有四、五米宽，可以同时进出汽车。民警们问话时，有进出的汽车和行人，当然也有外国人。可能是民警在岗亭打了电话，来了一位高个儿民警首长，我还独自一人站在大门东侧。他把我叫到一边，问我怎么改了自己的姓名？接着我被带到派出所问话，我立即原原本本交代了因为担心对外地来京上访的人员一律强制遣返的做法没有安全保障（1），而改了姓名地址等等。 这就是1968年7月17日，我到北京法国使馆找孙子清的过程。 此后我在北京朝阳分局派出所关押了40天、押送回新疆在新疆公安厅看守所关押了30天，共提讯了3次，都是问找孙子清的过程，和跟孙子清的关系，甚至出示孙子清的照片暗示他已出了问题等。押送到W县看守所后，共提讯了2次，问题也与前面类似，竟又关了近500天！ 我一直以为是孙子清出了问题连累了我。孙子清当时有三十来岁，大高个儿，棕色卷发，高鼻梁，大脸庞，褐色皮肤。说话带有云南、四川口音。据说，他的生父是法国人，生母是印度人。五十年代他在旅顺给苏联专家开车，以后又在空军工作过。我是在1964年春耕开拖拉机时跟他相识的，当时他在县委赵书记坐镇的春耕生产指挥部工作，他跟生产队的蒙族哈族妇女可以用蒙语哈语谈笑风生。后来他又调到县农机供应站工作，他平日看的都是大学教材《机械原理》等书。听说中法建交后，他找到失散多年的父亲，在W县农机供应站办了手续到北京去了。有人说，他到北京法国使馆开车去了。平反后，我询问了县农机供应站的有关同志，他们所知道的孙子清竟跟上述我知道的差不多。直到1980年，也就是我平反5年后在某公社担任农机站长时，新疆公安厅的两个警官在公社党委塔书记的陪同下，问我孙子清是否来过？我当即回答道，这么多年了，政府都不知道，我怎么知道！两个警官连忙表示，他们只是问问，没有别的意思。——孙子清其人可见一斑！ 1970年2月5日，我在军管的公安机关关押了569天，在没有出庭、没有对证、没有答辩的情况下，以“叛国投敌”罪判刑13年！ W县公安机关军管组判决书[W公军<70>刑判字第1号]的关键词是：程以找“孙XX”为名，要进入法国大使馆，并且不听警卫人员的多次劝阻，想方设法与出入的外国人打招呼，取得联系，企图混入大使馆。 1973年6月23日，W县公安邹局长对上访的我母说：“我亲自找到那位带班员进行了复查，带班员发现程在法国使馆对面向一个外国行人招手示意……” 1973年12月7日，北京市公安局李科长对上访的五弟正洲说：“我亲自找到那位带班员进行了复查，带班员说，程XX在法国大使馆门口跟一位外国女人打招呼……” 北京市公安局李科长的答复，竟然跟W县公安局邹局长的答复如出一辙：都只找那位“带班员”进行复查！现场还有门卫、工作人员和后来的民警首长呢？ 幸亏在现场还有其他人，显然他们不是没有证词，只是他们如实陈述了而已。——否则，我怎么可能在粉碎“四人帮”之前就平反了呢！ 把一位民警（带班员）诬我“跟外国人打招呼”的不实之词，当做定案的唯一依据，总归是站不住脚的！——文革期间如此断案是何等荒唐，何等贻笑大方呵！ 这“带班员”为了立功对我构陷，扯谎，前言不搭后语。——在事实面前不值一驳！他显然没能立功，因为他仍被复原回山东了；可我却坐了六年半牢，看守所一年半（相当预科班），劳改队五年(相当于我读大学本科的时间)！ 也是在1968年以反革命罪入狱的章诒和女士后来写道：“如果没有反右派，我不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没有狱中十年，我也不知道我是否真能懂得社会。”——我深有同感。狱中这些年就当又上了一次大学，学的是社会学和人学吧。 在监狱里，我见到了社会的阴暗面：形形色色的案件；各种各样的犯人；被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卷入牢狱的人们…… 在监狱里，我如同掉进了幽深的枯井里，呼天不应叫地不灵…… 那时正是文革砸烂公检法时期，正如我的判决书顶头的最高指示所说，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 看守所的犯人每天只给两个小窝头；十多平米的房间关十多个人；我在看守所一年半，从没给洗过脸，更别说洗脚、洗澡了。 进了看守所的人，关上一年半载无人过问是很普遍的现象。 我在看守所就多次无缘无故遭到看管军人的捆绑吊打。 1969年因为逃苏和东突活动猖獗，W县看守所人满为患…… 1970年初，我进劳改队正值“一打三反”运动，面对拷打式批斗“反革命集团”（2）的政治高压，加上在饥寒交加条件下干重活的摧残，——在入监队人人自危，时时与死神相伴。 后来，因为我是农机技术人员，被调到机耕队从事机修工作，成了“自由劳改犯”，并当上了“值星员”（大组长），借晚上两小时雷打不动的政治学习时间，我阅读了苏联大百科全书的《哲学史》《反杜林论》《控诉法西斯》等书，以及自由犯搞到的一些文学书籍；我还抄录了许多诗文，准备在调往塔里木时藏在被褥里…… 注： （1）事实表明，直到1968年10月新疆革委会成立后，回到W县的人仍遭到毒打。 （2）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北戈壁农场“反革命集团”案9人被判死刑。1978年平反。 14、父子同在一个劳改队 1970年我刚刚到北戈壁农场不久，一次随入监队的黑色队列在大墙外准备出工的时候，蓦然看见穿着一身旧兰布制服，挑着一担空桶，独自在公路边迈着八字步深一脚浅一脚行走的父亲！ 自从1958年5月父亲被以“右派兼历史反革命”的罪名被抓走后，我已经12年没见过他了！——世界上就有这么巧的事：全新疆有几十个劳改农场，我们父子俩却殊途同归，恰恰在同一个劳改农场服刑！“反右”时被判重刑的、曾是交大学子的父亲刚刚在北戈壁刑满；而在“文革”中被判更重刑期的、也是大学学子的儿子竟也来到这北戈壁！——这或许是我们父子两代知识分子的宿命！ 当年父亲被抓走后，学校团组织立刻给我们弟兄们做工作：要跟“右派兼历史革命”的父亲划清界线，要背叛剥削阶级家庭——此后，我们弟兄们不约而同地断绝了跟父亲的来往，以此表示跟“右派”父亲划清界线的决心。——这就是当年的严酷的现实！ 我身陷囹圄后，从没打算跟家人联系。我清楚自己没有犯法，我相信通过自己的上诉能够自救。当然，我也从来没有考虑跟近在咫尺的父亲会面。 1970年2月初，接到判决书后，我当即写了上诉；到了劳改队，我依然每隔一段时间就递一回上诉。——都如石沉大海，得不到任何回应！ 1971年11月，入狱三年多以后，由于偶然的机遇，母亲找到了在北戈壁劳改农场服刑的我。母亲含着泪讲述了1968年10月3日三弟正湘在哈密一小排练节目庆祝革委会成立，遭到暴徒从对面粮食局用迫击炮吊炸药包的袭击而遇难的经过。 啊，三年前在W县看守所，我梦见三弟正湘飘然来到号子里，浑身是血，腾空而立，沉痛地对我说：“龙龙，我走了，我们说过写书的事，……”说罢，冉冉飞升而去——竟然真是三弟正湘的灵魂飞升来与我诀别！ 三弟遇难的噩耗使我悲痛不已，三弟的音容笑貌时时出现在我面前。我总想为三弟写点什么……每晚政治学习时，我坐在“红宝书台”旁唸完两篇《新疆日报》的有关文件后，大家讨论发言时，我断断续续写完对三弟的回忆，题作《缅怀三弟正湘》。 此后，全家通力为我打官司，在家庭极度贫穷的情况下，母亲、五弟多次到新疆、北京上访。 1972年3月，母亲来到乌鲁木齐八楼，打听到自治区首长在此开会的契机，趁会议结束，赛福鼎（1）走出大厅准备上车的时候，头发花白、衣着素净的母亲突然出现，拦路喊冤，向赛福鼎本人递交了申诉状！上演了惊心动魄的古已有之的拦路喊冤的一幕！体现了母亲的大智大勇！——从此，我的冤案才有人过问。 五弟后来回忆说，1972年9月到W县上访，从B州到W县中途在S公社停车就餐，那家公社食堂免费给旅客供应热面汤，是我遇到的最好的一家食堂，我要了一大缸热面汤，泡上自己带的干馍馍和咸菜，美美地吃了一顿！——由此可见，在那贫穷的岁月，五弟和母亲为我打官司，多次长途奔波上访，为了节约每一分钱，是多么的艰难和辛酸呀！ 在1975年初，我终于得到平反。——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 注：（1）赛福鼎时任新疆自治区革委会主任 后记——人生翻开新的一页 平反后我仍回W县农机厂（前身是县拖拉机站）任技术员。1975年6月，经人介绍，我跟刘桂英结婚，组建了小家庭。刘桂英从某农场调到县农机厂后成为厂里当时唯一的女党员，她又是基干民兵，还给她发了一把冲锋枪挂在屋里。——连想起文革初期“革命派”背着枪查抄我的住处的情景，真是感慨良多呵。 人生翻开了新的一页。 我平反一年多以后，“四人帮”被粉碎了，此后，我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父母得到了改正、平反，并回到新疆外贸局。 1985年5月，我的父母专程到北京看望秦德君女士，她已是八十高龄，但依然思路敏锐，气度非凡。我父向秦德君女士诉说：1951年“镇反”运动时，我们在解放前加入民革、参加中共领导下的地下革命活动不被承认，我反被列为“镇反”的对象——从此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清算、被批斗，直到1958年被以“右派兼历史反革命”判刑，全家受到株连。秦德君女士听了之后，说：“怎么会是这样？你们为什么不早来找我！……我会把你俩在1948年加入民革并投身中共领导下的地下革命工作的情况，向政协领导和有关部门反映的。”此后不久，我的父母接到组织部门的通知，办理了老干部离休手续。 五弟正洲在1977年12月参加了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全国高考，在华县列第二名，仍被家庭出身干扰，后被某师院数学系补录！他这位“老三届”学子，1966年高中毕业后，被迫下乡在农村蹉跎了11年的岁月，终于走进了大学的殿堂。后来被评为高级教师。 四弟正潭直到1980年35岁时，也就是下乡当了近20年农民之后，才以下乡知青的身份，回城到县建筑公司当学徒。凭着自己的努力，由瓦工进而当上了施工员、技术员、工程师、队长、经理，并于20世纪90年代被陕西省建筑部门委派出国考察。 小妹下乡当了十多年农民后，回城当了工人；在80年代初参加转干考试后，当上了国家干部；后来通过自学考试取得本科文凭，并晋升为副处级干部。 大哥正海1980年平反回到K市D中任教；后来晋升为高级教师；因为他所执教的历届高三年级学生的语文课高考成绩优异，被K市评为特别有贡献的教师。 大姐正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晋升为某师范学院的教授。 只可惜我们弟兄姐妹中最有天赋、最全面发展的三弟正湘，在1968年10月初，迎接新疆“革委会”成立之际，仍遭暴徒袭击而遇难！ 尤其令人感慨不已的是，当年高悬在我们家庭上方，高悬在我们弟兄们头顶上的那柄达摩克利斯剑——父亲是右派份子，在改正时是这样描述的：“程元宇在座谈会上的发言主要是对领导提意见，不应划为右派”。 好个举重若轻的右派改正的结论啊！ 可就是这柄达摩克利斯剑——程元宇是“右派分子”——高悬在我们的头顶，整得我们程家几代人几十年来抬不起头直不起腰，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剥夺工作的剥夺工作，不准升学的不准升学，坐牢的坐牢，丧命的丧命！ 但愿我们的后人不要把这当作二十世纪的天方夜谭。 1978年我调任某公社农机站站长。1980年我调到州技校任教时已届不惑之年了。在州技校任教期间，曾兼任教务副主任、实习厂厂长。1982年，也就是大学毕业近20年后，我们这批文革前的大学生才得以晋升工程师；1988年，我任职州技校首批唯一的高级讲师。 1995年，我按照“在新疆工作30年以上、在文革中受过冲击的可以退休”而办了退休手续，打算实现年轻时的写作梦——如实撰写回忆录。 2019年3月定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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