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平生最受感动的一件事 |
| 正文 | 平生最受感动的一件事 ——记1983年的民意测验 程正渝 目录 1、 臭老九也吃得开了 2、 调到州技校当教员 3、 从没进过学校的校长 4、 仗义执言埋下祸根 5、 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6、 1983年，民意测验 7、 虎头蛇尾不了了之 8、 又空降了一位校长 1、 臭老九也吃得开了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气象更新，臭老九也渐渐吃得开了。 首先是1977年12月恢复了全国统一高考。我的五弟正洲，这位老三届的学子，在农村蹉跎了十一年的岁月后，终于走进了大学的殿堂。文革期间，因为父亲是右派，所有升学就业的机会都被公社大队的政审堵死了。 1978年中国又恢复了研究生制度，当年就通过考试录取了一万多名研究生。邻县农机局的Z技术员是七十年代初毕业的工科大学生，竟然考取了文科研究生，到西安某大学专修古典文学去了。——得知这个消息我后悔不迭，因为我那时也想报考文科研究生的，只是自己的年龄已三十八岁超过了三十五岁的界限，只得作罢；如果当时谎报三十五岁，是很可能蒙混过关的。我自幼就爱好文学。高中毕业前，在当时全新疆唯一的高中学校乌鲁木齐高级中学语文统考时，全年级二百三十多人中只有两个人得满分，我是其中之一。高中毕业那年恰恰赶上大跃进，新疆毕业的高中生规定只能考新疆的大学，而唯一有文科设置的新疆大学当年只开设维语翻译班，我只得选择上八一农学院的农机系，目的还是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深入生活将来写出好的文学作品来。上农机系的五年我同时自学了中文系的有关课程，还阅读了许多文学名著。在工作中也没有中断阅读和记日记。Z技术员没有学过外语，临时找老师学的日语；而我上学时英语俄语成绩都很好。 现在想来虽然当时没能报考研究生有点遗憾，但也可见粉碎四人帮以后知识分子的处境已宽松多了。 1979年我在偏远的A公社任农机站长时参加了全疆“出国培训预备人员”的选拔。当时要求的条件是：大学本科毕业，参加工作五年以上，车间主任以上职务；通过县委组织部一级批准。出乎我的意料县委组织部L部长很爽快地签章批准了。准备了几个月后，在州城郑重其事地参加了英语考试。后来却杳无音信。我到自治区有关部门询问，查了半天，答复是，我英语考了79分，成绩不错，可是全疆只录取了4名。 就在这个期间，自治区农机校的一位友人来信告诉我，他们学校需要教员，校长郅玉洁老师正是我上八一农学院农机系时的系党总支书记，了解我，叫我尽快去。而我却因等待“出国培训”的结果耽搁了时间。友人又来信说，叫你来怎么不来，你原来的同学从南疆从伊犁翻墙爬窗子都来了，教员的名额已经满了…… 还好，这一年自治州成立农机校，州农机局的两位局长亲自到W县人事局点名要把调我到州农机校当教员；并且派人来跟我谈好，把我们夫妻俩同时调到州上去。——我既高兴又感慨，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也。想当年文革开始，我这位县拖拉机站仅有的大学生，尽管老老实实地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开拖拉机，当技术员，县拖拉机站的胡书记，一位被国民党抓壮丁的贫苦农民、在淮海战役被解放的战士，却用山东腔说，“文化大革命就是革有文化的人的命”，于是我一夜之间成了“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白专道路的典型”……遭到围攻批斗。 1979年10月16日，我接到通知到州农机校报到，结果并非如事前讲好的同时调我的妻子到州上。这时我的女儿不到两岁，儿子就要出生，夫妻分居肯定不行，于是我又办了手续回到A公社，恰恰儿子出生了。 1980年4月，按照中央文件的规定，县职升办将我套改为助理工程师——我从大学本科毕业工作17年了终于还套改了一个助理工程师！ 1980年10月，县职升办又直接给我提升了一级工资。——也是颇出意料的。 此前，政府在1977年和1979年两次在全国范围内调整工资，每次增加工资的范围为职工总人数的40%。由于没有具体的标准和措施，调资升级不但没有促进生产，増进团结，反而产生了不良影响。在后一次的调资中，A公社的多数干部按照上级规定的条件提议我应当增资，公社杨书记，一位胖大的中年男子，用陕西土腔说，我从乡通信员干起，工作二十多年才24级，他都22级（1）了，就不要提他了吧。 A公社调资自然没有我的份了。 县上却直接给我提升了一级工资——对我是多么大的鼓励呵！ “臭老九”的确吃得开了。 2、 调到州技校当教员 就在我回到A公社不久，州技工学校的黄校长给我来信，请我到州技校任教。后来他又亲自到偏远的A公社我家里相邀，我当场诉说因为两个孩子幼小，必须连妻子一起调动才行。 黄校长是个中等个头额阔脸方慈眉善目的人，年龄比我大几岁，共产党员，中专毕业。他和我是老同事了。1963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州拖拉机管理总站时，他是总站的人事干事；我调到某县拖拉机站后，他主持州拖拉机手培训班（州拖训班）的工作，曾多次想调我到州拖训班当教员。 1980年8月，黄校长通知我，州人事局已同意调动我和妻子到州技校工作。叫我作好准备。 1980年11月，我们全家搬到州城，我成了州技校的一名教员，妻子是一名行政工作人员。 1963年我从大学毕业从事农机工作已17年了。这17年我当过拖拉机手、县农机厂（县拖拉机站）的技术员和公社农机站的站长；甚至在文革期间进了劳改队也从事农机工作。而在此前我又恰恰上了17年学：小学6年，中学6年，大学5年。 这时我刚过四十岁，人到中年了。 州技校的前身是1974年州工交局成立的州汽车驾驶员培训班，由黄校长负责创办的。那时黄校长已从州农机局调到州工交局了。到了1979年，又增加了汽车维修、机电等专业，改称州技工学校，划归州劳动局管理。黄校长依然是负责人，却没有得到正式任命——大家习惯地称他黄校长。 州技校位于B市南郊B河北岸的荒滩上，东边隔一条便道是州车队（学校的围墙从南到北360米），北边是东西走向的沿河路（学校的围墙从东到西500米）。走进校门是一幢坐北朝南东西走向砖木结构的大平房，有4间40平米的教室。教室西面隔一条便道是民、汉两座伙房。伙房西边有一栋南北走向的平房，是办公室教研室会议室。学校东边挨着沿河路朝南是三排学生宿舍。学校南边是河滩，除了沼泽芦苇外，还有一亩半稻田。学校西边是荒滩，长约500米沿着沿河路直到北京路口，也属技校。西南边是红岩山包，原是料石场。州技校西边沿河路的北边有一个大院是州技校的家属院，有两排土木结构的房屋可住10家人。 据黄校长介绍，现在学校的学生只有一百多人，教职工有二十几个。教员只有7人，其中2人是才毕业的工农兵大学生，1名师范毕业生，1名驾驶员自学成才的专业课老师，还有2名是从兵团聘来的电工等；另外还从第二批学员中选派了5人送到外地去进修了。教学设施比较简陋。学校的一些围墙、厕所、菜窖、林带、道路等都是历届学员和教职工勤工俭学修建的，教职工还种了一亩半水稻。 黄校长对我说，学校刚成立校务委员会，你也是成员，负责搞教务工作、搞教学大纲，同时担任82汽车维修班的《金属工艺学》和81汽车驾驶班的《汽车修理》课。…… 尽管大学农机系5年我学的主课就是汽车拖拉机的构造、原理、运用、维修等等，实习课首先也是汽车拖拉机的驾驶实习等等，但是当教员毕竟不同于当学生。于是我回忆当年老师们是如何讲课的，怎样讲课最受学生们欢迎、学生们最容易接受……同时，我提前准备实物教具(学校有一辆报废的汽车可以拆下一些零部件当教具，邻近州车队的废品堆上也可以检到一些报废的零件)；准备汽车构造的有关挂图；绘制一些相关机构的工作原理图。上课时模仿过去老师条理清晰的板书；讲课时先点名；讲课中常用启发式提问，调动同学们的注意力……努力讲好每一堂课。 后来学校又增设了锅炉班、机修班等，我又担任过《机械制图》《机械常识》等课。在讲课中，我充分发挥本人生产实践经验丰富、知识面广的长处，使教材既结合生产实际，又与相邻学科沟通，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同时，我又继续学习新知识，学习教育学、心理学，努力使自己成为一名合格的教员。 3、从没进过学校的校长 1981年2月底，全校教职工在会议室集合开会。 等大家都到齐坐好后，黄校长带着一位白发苍苍的瘦削老头和一位身材胖大穿着旧干部服的五十岁左右的男子走进会议室在前面就坐。 黄校长主持会议，说，现在请州党委组织部王部长讲话。那位满头白发佝偻着腰的老者站了起来，只见他长脸上满是老人斑，嘴有些歪，用锐利的目光朝会场扫了一下，说，我宣布，州技工学校正式成立并升格为副县级单位。说完带头鼓掌，大家也跟着鼓掌。接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叠纸来，照着一份干部任命通知书唸了一遍，然后指指坐在一旁的身材胖大的干部说，他就是G同志，今后就是州技校的主持工作的副校长了。上级派G同志来州技校，是为了加强党的领导。现在请G副校长讲几句话。说完王部长坐了下来。 G副校长并没有站起来，脸色凝重，说一口河北话却朴实自然：我五十一岁了，从小就放羊，从没进过学校，是个大老粗，是个外行，今天进学校了。B市的老人都了解我，我从中央警卫团转业到B市二十多年了，在某公社、外贸局、公安局都工作过…… 王部长接着说，州党委组织部任命黄XX同志为州技校教务处主任。我们正考虑州技校的机构和编制。…… 此后，大家都称G副校长为G校长；同时又都改口叫黄校长为黄主任了。 G校长来校两个月了，还没开过校务委员会呢？我问黄主任。黄主任说，我对他讲了，学校有个校务委员会，重要事项都是通过校务委员会讨论决定的，G校长没有吭声。 1981年5月，黄主任召集教务处的老师开会，传达州革委会《关于维护学校正常秩序的几项规定》。 黄主任说，州革委会四月份召开了有关会议，要求各学校把上述规定传达到全体师生员工。会议还通报了一段时间以来社会秩序较乱，影响到我州一些学校的风气和秩序：州师范有学生集体乱搞男女关系；州农机校有人以辅导为名奸污多名女生；州三中学生私下传阅《少女的心》，致使有女同学私奔了；州技校常有外来的二流子私闯女生宿舍；州医院常有女生堕胎刮宫…… 讨论时大家畅所欲言。 丁老师（就是1979年毕业分配来校的工农兵大学生，身材高大，讲话声音却很低）说，现在社会治安较差影响到学校，一到晚上常有二流子来学校骚扰，学生里也有喝酒打架的——学校是该加强管理工作了。 S老师（就是自学成才的那位水平很高的汽车专业课老师，他年富力强，身材魁梧）说，我值班时，半夜里学生们抓到一名来敲女生宿舍窗户的军人，我派几个学生到G校长家请示怎么处理，学生们回来说G校长家的人说G校长不在家。我只得叫学生们把那军人放了。后来证明G校长那晚是在家的，他是故意推脱。 权老师（师范毕业生，个头不高、身体稍胖、须眉浓鸷）说，G校长来学校不久，瞿会计（一位从兵团调过来的上海知青，三十多岁，个头不高，身体稍胖，戴着一副近视眼镜，是校总务处的实际负责人）就把他熟悉的某团场基建队介绍来校，而把在学校搞基建的建筑队撇在一边，这基建队马上就给G校长和瞿会计两家盖小房子、砌院墙——做得也太露骨了。 …… 后来或许是黄主任的一再要求，G校长还是召开了几次校务委员会会议，不过，在会上主要是G校长一个人讲话，作指示。 1981年7月，到了学期结束，全校教职工学习讨论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定》。大家对胡耀邦任中共中央主席、邓小平任中央军委主席以及对文革的评价讨论得很热烈。后来会场变成三五成群的自由讨论了。 G校长也坐在一旁跟年纪大些的柳管理员（才从南疆调来的转业军人）几个聊了起来： 前几年，一批转业来疆的军人，因不愿下到农X师的某团场而不肯下车，农X师的张师长赶到现场，先大声问：“谁是军长？”自然无人应答。张师长接着说：“那么好，没有军长，我是师长，都得听我的。”然后问：“你们谁打仗受过伤？”也无人应答。说着他把衣裳一脱：“我身上有七处伤！”最后问：“谁是党员、团员？” ……这批转业军人全都悄悄地下了车，后来还都成了那个团场的骨干力量。 G校长感慨地说，但是现在张师长的办法也没有用了，因为那时候人人头上都有个紧箍咒。 常有人劝G校长，把他在中央警卫团的工作经历讲述出来写成回忆录，是很有价值的，还可以在报上刊登。然而，G校长对此却一直非常低调，总是摇摇头说：都是些平平常常的事，没有必要…… 4、 仗义执言埋下祸根 1981年9月，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州技校除了过去的汽车驾驶、维修等专业外，又增加了机电、锅炉、建筑等专业，学生人数大增，教职工人数也增加了。州党校的阿副校长和某小学的章干事也将调到我校任职。G校长得知此消息，不满地说：“调那么多人来干什么？”当然，他们还是都调来了。阿副校长是一位五十多岁的维族干部，待人和善。章干事则是一位三十岁的漂亮女人，原是河北知青支边到兵团，后来嫁了个军人，已在州上调了好几个单位了。 州技校西边一大片荒滩原来也是上级划拨给技校的，G校长一句话就不要了，就被其他单位占用了。 学生勤工俭学盖的菜窖和厕所值6000元，G校长一句话就扒掉了。 1982年4月，G校长去杭州参加“技工学校校长会议”，阿校长主持全校工作。有教职工反映，某团场基建队去年在我校承包的基建工程质量太差，例如，三栋学生宿舍和办公室的上瓦工程，瓦下面都没有座泥；有的房间上土过多屋面已有下沉现象等。阿校长请来州计委、州建行的专家共同检查，确认上述工程不符合国家规定，需要返工，双方并签订《返工合同》。G校长回校后，某牧场基建队公然不履行《返工合同》（2），反而承包了我校盖新教室、新学生宿舍的工程。为此，阿校长要我帮他写了一份向州党委领导反映情况的报告。 1982年8月，新学期开始前，全校教职工开大会。在G校长和阿校长讲话之后，他们分别在教务处和总务处两个大组参加讨论。 教务处的讨论非常热烈。 S老师说，有的人自家的小院墙修好了，可是学生宿舍附近校院的围墙塌了却没人修。学生半夜抓到外来骚扰人员找校领导也没人管…… 赵老师（一位正在读电大的青年教师）说，某团场基建队怎么能不履行《返工合同》，反而承包我校新的工程？ 丁老师说，有老师建议用不多的钱装备一下钳工间，机电班实习必需的二百多元教具费，领导都不批准；而锅炉、汽车缸体冻裂却无人过问，汽车修理费高达一千七百元却不经技术鉴定就批准了。 卡老师（中专毕业，也是二十来岁的维族青年）说，瞿会计和章干事几个私自用公车拉瓜几家人分，却不给教职工大家分。还说谁拉上谁吃…… 权老师说，汉族食堂一角四分一个二两的包子只有粉条，没有一点肉。炊事员几个人天天是大米饭、拉条子，学生们只有冷馍馍。还有人拿私人的瘦羊换公家的肥羊…… 艾尼老师（留校进修教师，一位二十来岁的维族青年）说，民族食堂学生顿顿是茶和干馕，炊事员自己烤羊肉吃…… 听到这里，我义愤填膺，激动地发言：学生食堂都什么样了，总务处为什么不管？实习教具费为什么不批？学生宿舍附近的院墙塌了怎么不修？夜晚有人到学生宿舍骚扰校领导怎能不管？公车拉瓜怎么只给几家分？…… 我的话还没说完，G校长板着脸站起来气鼓鼓地走了。 会场哗然。 在乱哄哄中听到教师们你一句我一句地说，赞成程老师的发言。 卡老师悄悄对我说，“谁拉上瓜谁吃”就是G校长说的。 赵老师说，G校长从杭州回来听瞿会计说有人对基建队给他们两家盖小房子、砌院墙有意见。G校长说：“外单位给私人盖小房院墙公家得多出二三百元，我只私人买几瓶酒，他们还有意见!” 再加上我帮阿校长写了一份向州党委领导反映基建情况的报告，上面又转回学校处理了（正如那时报刊上的一张漫画上画的：秦香莲的状子转给陈世美同志处理），G校长自然不爽。 从此，G校长跟我结下了梁子。 由于州技校招生规模不断扩大，上级拨专款盖教学楼，G校长竟然坚决不同意盖楼，坚持盖平房教室。——这自然跟不上形势的发展，没过几年，由于平房教室占据了最好的地段，只得拆去费了大力盖好的平房教室，重新盖教学楼。 同样，学校的教育经费也是他一个人说了算。有一年，上级共拨了28万元教育经费，每个学生平均650元，而实际每个学生只花了300元。黄主任对此愤愤不平。——这些都是后话了。 G校长后来还是不召开校务委员会会议了，干脆自己说了算。 G校长提拔瞿会计为总务处副主任。 G校长直接指定校工会的五名成员：G校长、阿副校长、黄主任、瞿副主任和民族食堂的米师傅。 ——既没有组织大家学习工会章程，也没有进行选举。其中竟没有一名教员。米师傅还只是一名临时工。 5、 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1981年3月，州党委召开落实政策工作座谈会。会议传达了自治区落实政策工作座谈会的精神，检查了全州三年来落实政策的情况。我受邀参加了座谈会并发了言：虽然在文革中被查抄的书籍日记一直 没有下落，但是县落办的同志一直很认真地查办，并作了象征性的补偿，我还是很感激的。 1981年4月，州上开始评定技术职称工作，我参加了农机系统工程师晋升的有关过程，并在1982年取得了国务院科学技术干部局授予的工程师称号。 1982年5月，阿校长叫我填写了一份《知识分子政策检查表》，检查范围是1959年以前中专毕业、1966年以前大学毕业的人员。其中一栏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写过入党申请没有？被提拔过没有？ 1982年12月，从州X中调到技校当校办室主任不久的赵主任，在会上传达了国务院关于行政单位等调资文件的精神：1966年前的大学毕业生或1982年7月1日前取得工程师等职称的知识分子均可升到行政19级（与县团级同）。同时州科委发文件，要求尽量给中年知识分子70平米的住房。——技校只有我一个人够得上这个杠杠。 到了1983年，赵主任又传达贯彻自治区《关于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条件的暂行规定》，其中规定工程师一级住房面积为70—80平米，书报费每月30元，技术津贴每月10元，每月供应大米5斤，可以阅读县团级文件等。 可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对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是很重视的。 1983年新盖好的一栋家属宿舍竣工，共5套，每套约60平米，听说学校已作了分配。我们一家4口住的是一套30平米的房子，按照上面文件照顾知识分子的要求，我符合分房的条件。我妻子找赵主任询问学校分房的情况，赵主任推说这事由G校长管他不清楚。我妻子又问G校长，他说，新房子已经分了，主要是照顾多子女家庭：两个维族炊事员和一个汉族炊事员，子女都是三四个；另外两套，一套分给了柳管理员，他年龄比你大，又是转业军人；一套分给了穆老师，因为他是新婚；考虑到你家也有两个子女，你们可以和新婚的穆老师商量，看谁家住更合适—— 我妻说，赵主任不是说有文件照顾中年知识分子吗？ G校长说，我没见过这个文件。 我妻子回来和我商量此事，我们当然不会和新婚的穆老师争房子，那就还住30平米的老房子呗。 6、1983年，民意测验 1983年1月上旬，在教务处作年终个人总结时，几乎所有教师都热烈发言，说我教学认真，学生反映好，钻研精神强，为人正直，有正义感，敢对不良现象提出批评，跟同事和少数民族教职工团结好，值班认真负责……使我非常感动。 我发言说，我只是做了一位教师应当作的事。有许多方面还做的很不够，例如，我用了很多时间参加农机系统晋升工程师的工作，农机系统想让我归队，我也曾准备走。一双儿女体弱多病常常住院也影响到教学工作。我唯有更加努力工作，提高教学质量，不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 接着，全体教师一致选举我为出席自治区先进教师代表大会的代表。 然而，G校长拒不上报我的材料。 同时，瞿主任和章干事也到处散布（也向上级反映）：程XX文革中犯过错误，出身有问题，狂妄自大，不尊重老干部，以为自己多读了几年书就了不起了，凭什么工资那么高，还想要住大房子，等等。——教职工们纷纷向我反馈。 那时G校长指定的校务委员会成员是：G、阿、黄、赵、瞿、章。跟校工会一样没有一名教师。 后来赵主任向我解释，他按程序把全体教师选举我为出席自治区先进教师代表大会的代表的材料提交给校务委员会讨论，阿校长和黄主任发言表示同意全体教师的意见上报我的材料，瞿、章则发言杯葛，G校长坚持不上报。 于是，州技校全体教师选举我为出席自治区先进教师代表大会的代表（全疆仅5名技校的代表）终被压制不上报。 对于G校长打击报复的做法，我本想向上级反映的，但是，向上级反映的材料还是会转到本单位处理，如同前面讲的阿校长向上级反映基建问题的报告一样是陡劳的。 我又细细一想，像G校长这样的领导难道遇到的还少吗？县拖拉机站的胡书记，在文革开始时用山东腔说，“文化大革命就是革有文化的人的命”，于是我被批斗被迫害；A公社杨书记用陕西土腔说，“我从乡通信员干起，工作二十多年才24级，他都22级了，就不要提他了吧。”于是我工作十七年都没能增加工资…… 那时我看了电影《人到中年》，产生了深深的共鸣：人生坎坷，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是相似的。 那时我也听了曲啸的演讲《心底无私天地宽》：“党就是妈妈，妈妈打错了孩子，孩子是不会也不应该记仇的。” ——我也借此来安慰自己那颗伤痕累累的心。 同时，我一如既往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工作中…… 1983年11月19日下午，州党委派李主任等二人来我校主持州劳动人事局机构改革的正副局长人选的民意测验工作（因为州劳动人事局是我校的主管局）。 李主任是一位老知识分子，瘦削，戴眼镜，衣着朴素。他说：“州机构改革人事安排领导小组诚心诚意听取广大群众的意见，不走过场，不带框框。中央要求领导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请大家在机构改革中发表各自的意见。”接着，一人发了一张表格，要求在正局长和副局长人选上各填一名。 会场气氛静穆严肃。 民意测验的结果立刻传开了：我校大多数教职工在表格中填写了我的名字，而且不少是填写在正局长一栏！——其实我不是中共党员，只是个非党群众根本不可能担任正职的，——这是群众对我的信赖和鼓励呵。 1983年11月30日下午，全校教职工再次在会议室集合开会，依然由州党委派的李主任等二人主持，首先由李主任讲话：州党委最近规定，各单位所有要配备的领导干部都需要采取民主推荐与组织考察相结合的方法……每个单位的主要领导应首先从熟悉本部门本行业业务、有一定组织能力的大中专（含相当大中专）程度的专业干部中选配。中等学校的校长及管理教务的副校长应配备大学本科程度的干部。…… 接着李主任宣布对州技校的领导班子进行民意测验。每人发一张表格，表格上正校长填写1人、副校长可填写2人，其中必须有一人是少数民族同志。 填表过程不是完全公开的，但也不是完全封闭保密的。大多数教职工就在会议室填写，有单独填写的，也有三五成堆填写的；也有走出会议室到办公室填写的；两个食堂的人员都在食堂填好后送到会议室来。 教职工群众对民意测验的填表积极踊跃，情绪高涨，很有些像投票选举似的。 虽然前些日子对州劳动人事局的领导班子搞过一次民意测验，但这一次直接对本校领导班子搞民意测验还是出乎大家的意料，也比较突然，都没有思想准备。 表格填写完之后交给李主任他们二人就可以离开会议室了。我在表格上校长写的是黄主任，副校长写的是阿校长。大家陆陆续续交上表格，全过程大约用了半个多小时。 我们回到家里不久，天完全黑了，李主任他们二人在章干事陪同下来到我家。 我家20平米的大房间既是客厅餐厅也是卧室：两张床、一张书桌、一个简陋的书架、一张就餐用的矮圆桌、几把高高低低的凳子，60瓦灯泡的光也显得暗淡，两个四五岁的儿女在床边爬上爬下。 李主任坐在书桌旁的高凳上笑嘻嘻地问长问短：原来在哪里上学？从哪里调到技校的？生活上还有什么困难？……接着说，技校的教职工对你很信任，这是对你的鼓励和鞭策。还说，州党委最近研究了知识分子的入党问题…… 我真有些受宠若惊，诺诺应答。 坐了一会儿他们就走了，我送出门来，他们乘坐的北京吉普就停在外面路边。 又过了一会儿，几个老师到我家来，说，他们当场作了间接的统计（李主任他们并没有干涉）：程得了33票，黄得了18票，阿得了17票，G只得了7票。实到40人，另有8人出差或学习没在学校而缺席。在程的33票中大多填的是“正校长”。 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教师，只是做了自己分内应该做的事情：忠于教师的职责。爱护学生。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对不良现象提出批评。平时能搞好师生间、同事间和各民族间的团结。仅此而已。 可是同事们、教职工们真诚地给予我最崇高的信任，最崇高的荣誉，——我确实受之有愧。 我是一位非党群众。我的家庭出身、我的坎坷经历始终是我沉重的包袱，挥之不去的梦魇。 教职工们是了解我的，是明白非党群众是不可能成为领导人，尤其是不可能成为正职领导人的。但是他们还是毫无顾忌一再推举我——这件事使我终生刻骨铭心，鞭策我，激励我，努力为社会做奉献，努力成为一个对社会、对大众有益的人。 ——因此，1983年的民意测验是我平生最受感动的一件事！ 许多年后，我重读1983年民意测验这段时间的日记和资料，思考那段历史。所谓“民意测验”，在内容上应是舆论调查，在方法上属抽样调查。但是，1983年的民意测验，却是每人都发了一张表格，并不是抽样，倒有点像选票；但整个过程又不是选举，只是个民意调查。也可以说，群众似乎看作选举，领导则看作民意调查，怕作了群众的尾巴。——这种做法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试行的，在思想解放的年代很有些民主的色彩。此后虽然也有形形色色的“民意测验”，但都有太多的条条框框，已经不能和那时的“民意测验”同日而语了。 7、虎头蛇尾不了了之 1983年11月州党委李主任等在我校主持机构改革的民意测验之后，G校长、瞿主任和章干事等一面向上面告我的黑状，一面在下面对我制造流言蜚语。几乎是明火执仗地对我抹黑。比在褫夺我“先进教师”资格时更为激烈：什么程某人历史有问题，政治有问题，在文革中受了刺激精神有问题，甚至说我反对党的领导，不仅现在反对G校长、过去也反对黄校长，…… 一些教职工向我作了反馈，原来反对黄校长是指过去我对黄校长在搞勤工俭学时学生劳动时间过长、教职工都要种水稻提出了不同看法。 “反对党的领导”——置人于死地的杀手锏！ 我忽然想起《竞选州长》里马克吐温的对手无所不用其极的种种手段。 我忍无可忍，到州党委找到李主任向他诉说了我的苦恼：一场民意测验下来，像是我犯了什么错误似的。可见我作为一名非党知识分子干部在政治上受到歧视。 李主任说，我只知道G校长对你在技校这几年有些反映，但具体是些什么反映我也不清楚，他们已越过我，直接书面反映给州领导了。…… 于是，我也只得向州领导书面反映G校长对我的打压抹黑。 州党委新的领导班子是1983年4月组成的。W书记是一位从外地调来的知识分子，听说也当过教师。州党委组织部年迈的王部长已经退休了，新任组织部L部长正是1979年我参加“出国培训”考试时很爽快地给我签章放行的某县委组织部长。我向W书记和L部长写了一封信，诉说我自评先进教师和机构改革民意测验以来受到G校长的打压的情况。 1984年4月9日，州人事安排领导小组派人来我校调查，教职工群众的反映跟机构改革民意测验时是差不多的。他们还特地跟我进行了交谈，我诉说了在评先进教师和机构改革民意测验中谬承教职工群众的热情举荐，却屡屡遭到G校长的打压抹黑，竟成了罪人似的…… 1984年5月下旬，我校将调来一位新校长的消息已传开，而且，据说这位新校长正是某县农机科的B副科长！我们是相识的，当时我们都是技术员，同病相怜，还很谈得来，关系不错。他是七十年代末兵团合并到地方时从兵团某团场调到县上的农机技术员，党员；1980年提为农机科副科长；1981年在全州评定农机工程师技术职称时，因为他大专毕业的XX农学院已无从查考，还很费了一翻周折。他曾亲自对我讲过，他家在农村，十岁才上学，初中毕业考入一所农业学校，1958年大跃进也套了个农学院，算大专毕业的。 很巧，在出席全州首次科学技术大会吃午饭时，恰好跟李主任同桌，我问起我校将调来新校长时，他竟躲躲闪闪支吾其词：一会儿说我可以找L部长，一会儿又说我如果要调离州技校他可以帮着说话。——态度大变，令人费解。 （又过了些年月，我才知道，当年新来的B校长竟是李主任的近老乡和远亲。） 1984年5月底，州党委组织部L部长亲自找我谈话。他还像过去那样穿一身深灰色的制服，脸方，肤黑，浓眉细眼，面带微笑。他态度和蔼地说，你的信我看到了。你在W县工作这个阶段我了解情况，有人说你文革中如何如何，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你是属于受冲击的，已作过结论，没有尾巴，更谈不上什么“三种人”（3）。至于你来州上以后的情况我就不太了解了，可是据说有些反映。……你可以归于愿意搞好业务工作的知识分子。 我接着郑重声明：那些所谓“有些反映”，不过是我对学校存在的一些不正之风提出批评之后遭到的报复。全体教师选举我为出席自治区先进教师代表大会的代表、全校大多数教职工在机构改革的民意测验中推举我，——这些情况上级应当了解吧——难道不比“有些反映”更能说明我这几年的作为吗？一场民意测验下来，我反而成了罪人——被抹黑、被中伤、被歧视！ 上级应当就民意测验的问题对州技校的教职工有一个说法。 L部长说，我可以把你的意见反映一下。这责任在州人事安排领导小组，不在他本人。 （后来才知道，L部长和新来的B校长两家关系非同一般，不久就结为亲家了。） L部长的谈话算是给这场严肃的民意测验画的句号吗？倘若我不给州党委写信反映G校长对我的打压抹黑，L部长会接见我吗？这场严肃的民意测验就这样虎头蛇尾不了了之了吗？为什么不给热情参加民意测验的群众一个说法？ G校长对我的所谓“有些反映”，为什么不敢公开呢？ 这场严肃的民意测验的结果，它的板子本应打在群众认为不称职的G校长身上，结果却打在了群众举荐的我的身上，也给热情的群众泼了凉水，公平吗？ 许多年后我反思这件事：你一个大学生工程师，在一所技校受到大多数教职工们的举荐又能怎样？那些著名学者又有几个被选为名牌大学校长的？ 8、 又空降了一位校长 1984年6月12日，州劳动人事局的S局长、E副局长来校宣布新校长的任命。G校长主持会议。当S局长宣读了B副校长的任命书之后，并宣布今后州技校由B副校长主持工作。G校长随即宣布散会。竟未给B副校长等表态留时间。 于是，州技校又空降了一位新校长。 之前不久，G校长已被免去副校长，任命为副县级调研员；阿校长则仍调回州党校任副校长。 G校长退居二线、当了“调研员”之后，就不再来上班了。他办公室门口挂着的“校长室”牌子换做“调研员室”之后，门上上了锁就再没打开过。 G校长并不甘寂寞，他也凑热闹在街上摆了个地摊，卖袜子鞋垫针头线脑之类的小商品。后来竟然摆到了市党委、市政府大门口。他穿一身旧干部服，戴一顶旧解放帽，颠着大腹便便的肚子，认认真真地跟顾客讨价还价，没有一点官架子了。这时候他话也多了，不像当校长时常是寡言少语的。不知为何，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一些顺口溜竟然常常先出自他的口： “现在是知识分子坐大堂，工农干部站两旁。” “宁要四人帮，不要胡耀邦。” “胡耀邦胡说，胡乔木胡写——二胡独奏。” “八十岁的老人召集一群六七十岁的老人开会，叫我们这些五十来岁的人退下来。” …… 据说，市党委的人实在看不过，他这样一位副县级的老干部竟然摆地摊摆到了市党委的门口——成何体统！市党委派人找他谈了话，他又心脏病复发差点丧命，在家人的一再劝阻下，他才不再上街摆地摊了。 后来，G校长又开始放羊，每天清早赶着一群羊到河的南面戈壁滩上去放牧，天黑才赶着羊群回来。他还是穿一身旧干部服，头戴一顶灰色的圆形布凉帽，挎一只小布袋，带着水和干粮，提着鞭子，吆喝着羊群。他常常笑着对人说：“我小时候放羊，老了又放羊。” G校长放了几年羊，先是十多只，后来到了四十多只。他原来胖得有些臃肿的身体变得结实了；原来有的心脏病、“三高”病也没有了，精神也开朗了。 （根据本人的日记如实整理。） 注： 1、1963年大学毕业实习转正后我的工资级别就是行政22级（或技术13级），这是国家规定的。 2、该《返工合同》未能履行造成1986年11月三间学生宿舍倒塌的重大事故。 3、“三种人”是指1982年《中共中央关于清理领导班子中“三种人”问题的通知》中文革中表现恶劣的一些人。 2015年2月整理完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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