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难已释怀的知青情结 |
| 正文 | 今年的3月11号，我的同学微信群里，有人发了一篇文章，是感慨下放45周年的纪念文章，这是一个很触动记忆的日子。45年前，我们是花一样年华的青年，离开父母，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到林场去，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开启了人生的第一课。 知青生活是一段不可复制的人生经历。有知青经历的人，现在基本上都是花甲年龄以上的老人了。我们现在来透视知青的金色年华，诠释着凄苦年代的美丽人生：知青一代，是青春的见证，是历史的见证，是时代的遗篇，我们承载了太多的岁月沧桑，我们用手掌托起了与我们年龄不相符的艰苦生活。那真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懵懂年少的我们，曾天真地认为：用我们赤诚与激烈，能燃烧山河的荒凉；曾执着地坚信，泥巴中能寻求出人生的理想；曾痴情地憧憬，理想之花能在广阔天地四处绽放。 现在回过头来，再审视那一段历史，作为过来人，我们无怨无悔。1700多万人的知青上山下乡，整整十年，声势浩大，有哪一个国家能有如此作为？她是上千万人用热血和青春浇筑的时代里程碑，是他们撑起共和国的脊梁!当年的风和雨、悲与壮、血和泪、思与情，都是一代知青说不完、道不尽的 跨世纪的话题；知青们经历了凤凰涅槃，苦难多于欢乐，蹉跎多于机遇，魂牵梦饶的共和国知青故园，是知青灵魂深处久久难以释怀的生命历程。 1972年3月11日，宜章城格外地热闹，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彩旗飞舞，这一天，春暖咋寒，天还下着毛毛细雨，宜章城首批知青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去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送亲的队伍将一中两旁的马路围了一里多长，我们的行李早就放在大卡车上了，我们一中的110名高初中毕业生，(其中男52人，女58人；高中生63人，初中生47人)集中在一中的坪上，十六七岁，十八九岁的我们，胸戴大红花，一个个兴高采烈，踌躇满志；县里的领导和四面向办公室主任都来了，上午9点多钟，开完宣誓大会，同学们一个个从一中鱼贯而出，朝着城西的方向走去，一阵阵的口号声，一面面的小彩旗飞舞，我们觉得自己好自豪，好崇高。我们一路说说笑笑走了六里路左右，到了罗家山包子铺，下到林场的必须与干校的分手了，我们才有些依依不舍，我发现不少同学眼里有了泪花，我们干校21人从马路右边插进去，只两里多路就到了目的地，可下到骑田林场的人，却还要从车上卸下行李，自己担着，顶着毛毛细雨，走曲曲弯弯五六里山路，才能到骑田林场场部。后听说他们到场部时，一身都湿透了，很多人都感冒了，女同学全部分到场部，男同学却还得继续爬涉到桐木山去进行大会战，住的却是毛棚。第二天，杨梅山，白石渡的高初中毕业生42人又到了林场，两批林场下放知青一共有131人。(其中男56人，女75人)。没想到我们这一下放，好多同学到1979年才返城。现实的残酷人让人有些始料未及，好多年以后，我们下放的同学的三十年和四十年知青聚会，很是感慨，但一提起1972年3月11日，当年下放时那一刻，在青涩稚嫩的心灵里涌动的崇高感是挥之不去的。 我不想历数五七干校生活的艰辛与不易，比起下到骑田林场的同学来说，我们21人(其中男14人，女7人；高中14人，初中7人)，境况不知要好多少倍。我分配到蔬菜班，还是两个人一间房，住在原来的铁厂，其他人则分到农业班、养猪班，劳动强度虽大了点，除了吃饭远点外，其它感觉都挺好的，最主要的是和县里的干部们在一起，是我们的荣幸，他们都有丰富社会锐历与经验。干校给我们配了一个干部叫邝超群，很有人情味，又懂我们知青的心思，下雨天也不要出工，就在一起学习，读书看报，又不要我们自己煮饭,每个星期还能吃上一餐肉，每个月还有10元的生活费，感到很满足，想想只要好好地锻炼三两个年，就有机会离开广阔天地，心里面还是挺开心的。 这种心态维持了大半年，有了一些变化，每天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有些寂寞，又听到一些传闻，说我们下放可能会延长，才有机会离开，便有些心灰意冷，有的人便唱起了黄色歌曲。真的要在农村干一辈子，我还真没有这个打算，虽然跟别人一样，口号喊的挺响亮的。这样的日子又过了几个月，我们又面临了一个更不好的消息，就是五七干校要撤销停办，我们下到干校的知青全部转到别处知青点去，心里有些五味杂陈。 1973年4月，我们21人全部转到了亚热带作物实验站，分到三队，有一个同学不久就转到农村去了，加上我们，有40多个人，亚作站还有场部、一队、二队。亚作站1964年在离县城沿线3—6公里骑田岭下投资建站，当时是一个有80多人编制的农业科研事业单位。1965年9月5日，长沙市六中57名高初中毕业生，因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大多数出身资本家、地主、官僚、专家教授、在押战犯和逃台现役将领子女)。也是因为出身问题，他们在那时就被打上了烙印，他们的毕业鉴定表上，都贴上了 “某某出身×××，该生不予录取”大学、高中的标签，当时他们有好些人都是能考北大、清华的尖子生。早已被贬低的人格，超出体能的劳动强度，在文革中受到摧残，生存在周边的农民，也经常组织威胁他们。文革初期前三年，他们中有的人当作小邓拓，实行监督改造，经常被批斗，有的被施以酷刑，大多数人被抄家，被挂牌游乡，被处罚，还有的人被公安逮捕，戴上反革命的帽子，搞得人精神上惶恐不安、人人自危、如履薄冰。他们自己也互相揭发交待文革中的问题，所谓的“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只不过是一种安慰剂罢了。还有“一年后转为正式农业职工”，是当时对他们下乡时的承诺，知青们通过正当途径向上级提起申诉时，各部门却互相推诿，不了了之。1967年夏秋，震惊世界的道县大屠杀，在五岭地区十县，被杀者九千余人，被杀的全部是地富反坏右及子女，执行者却是查无实处的“贫下中农最高法院”。1967年7月农历15日的前一天，刚刚被农民用梭镖棍棒冲击过的他们，得到确切消息，第二天会有大批农民组织进驻亚作站，大家互相传递消息并约定:实行“午夜大逃亡”。半夜十二点，趁农场老职工熟睡之机，亚作站知青，五六个人一组，分别翻越山中的无人小道，直向五十华里的京广线五岭车站方向集结，(离开宜章辖区)。这一夜月光如同白昼，老天有眼，57个人一个不少地走出险境，逃过一劫，安全返回长沙，这种历练谁人能及。1969年2月，刚休完春节假，他们又接到去五七干校学习的通知，主要是对文革中的所作所为进行审查，交待问题。通过隔离反审和自我批评，1971年大部分知青，解除了审查，重新回到了亚作站。当我们听到老知青跟我们讲这些故事时，一个个唏嘘不已。 比起我们的大哥哥大姐姐知青，我们不知道要好多少倍，最主要是我们在精神上不受歧视。我们在下放两年半后，每年都有读书、参军和工作的机会，他们则永远没有。除了极个别人，走出了亚作站，绝大多数人呆了整整14年；我们21人中，最久的也呆了7年。我们转到亚作站时，大哥哥大姐姐他们看不到前途，很多知青已结婚成家。想想我们的下放、有欢乐、有孤独，更多的是迷茫，只有经历过的人，打在心里的烙印，才这么地铭心刻骨。华丽的青春，在承受着共和国创伤与苦痛；花一样的年华，伴随着共和国的蹉跎成长。 下放的艰苦，我不想细细地表述，我们下放时，最小的不满十六岁，最大的年纪也就二十岁不到，又没有电灯，生活用水还得我们到半里远的井里一担担挑回来，我们从城里来到那么一个陌生的环境，艰苦困难可想而知。每逢下雨的时候，是我们最高兴的日子，也是想家的日子，这一天，我们大多数人会在一起剥花生，队长吿戒不准偷吃，但还是有人偷偷地吃。没有花生剥的日子，我们会看看书，写写家信，报报平安。实在无聊的时候，我们就在一起唱唱歌，歌声支撑慰及着我们，使我们那些艰辛的日子,有了一些色彩、生气与希望。我下放时间只有两年半，就被推荐去读书了，却没有留下一张照片，真是遗憾。 广阔天地的风风雨雨，吹硬了我们的筋骨，艳阳天的烈日晒黑了我们的肌肤，愚公移山般的劳作练就了我们非凡的意志与品质。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我们的青春年华，在憧憬未来，经受着艰苦的磨砺，任何时候我们都能直面人生、直面社会、直面生活的担当，有着奋斗进取坚强执着的信念，何尝不是人生的一笔宝贵财富。 45年花开花落，不知多少个轮回，多少事物已随风漂落,难以忘怀的知青情结，是我前行的标尺与动力。我不可能写出一本知青的回忆录，而只能是拾起那已零星的花瓣，粘贴在岁月的文档上，点击出亲历的曾经与自我，刷新每一个座标的视窗，唤醒那一段沉睡的历史。我们这一代人，我们这一代知青，已经淡出了时代的舞台，但时光滚滚向前留下的道道辙痕，牵进我的思念，刻进了我的心田——知青无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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