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我所经历的平反冤假冒错案 |
| 正文 | 我所经历的平反冤假错案 1978年到1979年是新中国历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两年。这两年，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带来了人的解放，一大批戴着“地富反坏右”帽子的人得到了平反昭雪或摘掉了帽子，解除了精神枷锁，获得了公民的权利和做人的尊严。在这次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中，我有幸参加并看到了他们劫后重生的幸福和喜悦。 1978年底，我刚从部队转业不久，在阜阳市第二人民医院上班才三个月，就被地区卫生局抽去参加落实政策工作，每天接待地直卫生系统的落实政策对象，查阅历史档案资料，撰写平反改正报告。那年我34岁，血气方刚，每当看到一些人因为1957年鸣放时或文革期间说了一些实话，被打成“右派”或“现行反革命”，蒙冤受屈几十年，有的遭受牢狱之灾，有的家破人亡，有的自杀，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常常百感交集，觉得如果不尽快把他们的事情办好，就对不起这些蒙冤受屈的人，就辜负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好政策。 由于事隔多年，许多涉案档案丢失了，有些当事人去世了，原始材料找不到了，在落实政策的过程中遇到不少困难。但我一想到他们的不幸遭遇，再大的困难，我也想尽办法去克服。 一次争吵换来十年牢狱之灾 记得1978年深冬的一天傍晚，我正准备下班，一位老人走进办公室，他高高的个子，一张国字脸，讲一口普通话，虽然年近花甲，仍然显现出年轻时的英俊和潇洒，显现出知识分子的气质。他说他原是专署医院口腔科医生，叫董海，1958年被打成“反革命”，判刑10年，在白湖农场劳改，1968年刑满释放时，正值文革，没有单位愿意接收他，他无处安身，只好又在白湖劳改农场就业10年。我问他，你被定为什么罪被打成“反革命”的？他还未开口就泪流满面，半天说不出话来。我给他倒了一杯水，劝他别激动，有话慢慢说。他的情绪稳定后，说：“就是因为跟院长吵了一架。”接着，一口气讲了两个多小时。 他早年毕业于天津一所大学，抗战时，他奔赴延安，参加革命。由于他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日语，曾给朱总司令当过翻译。可是在延安开展“抢救运动”时，因为他私下里说过“江青是上海的二流演员蓝苹”，被人告发，被“禁闭”了半年。 1958年，他又因其弟在香港经商的“海外关系”，转业安置到当时条件较差的阜阳专署医院。他性格开朗，说话比较随便。他到乡下参加征兵体检时，看到有的乡村干部对农民说话态度生硬、蛮横，他就说：“这些人怎么跟土皇帝一样。”当时印报纸的纸张质量差，印刷设备比较落后，印刷技术也比较差，常把新闻照片印得比较模糊。有一次，一张报纸上刊登着领袖会见外宾的照片，他看了后说：“怎么把领袖的照片印成这个样子，黑乎乎的。”他本来是批评议报纸印的不好，没想到这些平时说的话竟然埋下了祸根。 有一次，他的母亲和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的妻子同时患了重病，来信要他回去照顾，他心急如焚，向院领导请假，要求回北京看望亲人。院领导不批准。他一时性急，和院领导吵了起来，两个人都拍了桌子，他激动地说：“老子打鬼子时，你还穿开裆裤呢！”院领导十分恼火，立即安排人整理材料上报，把他平时说的话断章取义，上纲上线，一纸诉状，把他送进了大牢。 听了他的哭诉，我的心情很不平静，几乎一夜没有合眼，下决心尽快把他的平反材料整理出来，尽快把平反报告报上去。可是第二天，我到地区医院找他的档案材料时，管档案的人说，那些档案早就在文革时烧掉了，现在上哪找？我又到法院找档案，在档案室里，我翻遍了1958年的判决书，终于找到了当时对他的判决。判决书上列了他的三条“罪状”：1、参加革命前曾参加过三青团；2、在延安时诬蔑伟大领袖的妻子是二流演员；3、说乡村干部是“土皇帝”，并歪屈领袖形象。我看了他的判决书，不禁摇头叹息：就凭这三条能打成反革命，判刑10年？ 我连夜把为他把平反的报告写好，报到地委宣传部和地区法院，平反报告很快就批下来了。当他拿到地区法院撤销原判、宣告他无罪的判决书时，激动得失声痛哭。他把这一喜讯写信告诉远在北京的妻子和儿子，他的儿子在来信中第一句话就说：“爸爸，这是我第一次这样称呼您。因为过去我一直认为您是坏人，我恨您，恨您给妈妈和我们兄弟带来巨大灾难，万没想到您是蒙冤受屈的好爸爸……”他老泪纵横地看完了儿子的来信，并把他儿子的来信拿给我看，让我分享他的幸福。 这位老医生平反后，我到白湖劳改农场为他办理有关手续，并把从那里接回来，离开白湖劳改农场时，他腋下夹着一个用灯草席卷的包裹，里面包着他的衣物，可怜得形同一个乞丐，可是他却高兴得像个孩子，一张历经苍桑的脸上，挂满了笑容。看着他那高兴的样子，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20年啊，人生有几个20年，却在这样的地方度过。 失母的痛哭让他失去了学籍 1979年的春季，有一天，我正在写材料。从门外进来了一个农民着装的中年人，我问他有什么事？他说他是来申冤的。我放下手中的笔，听他“申冤”。他说他原是阜阳卫校的学生，1960年毕业分配前夕，接到母亲去世的噩耗。他回家为母亲送葬回来趴在课桌上哭，同学们问他哭啥，他说他妈饿死了。同学们听他讲得凄惨，也都跟着哭起来。教室里哭声一片。这件事不知道怎么让学校领导知道了，说这个学生散布对社会不满的言论，开除了他的学籍，毕业分配工作自然也就泡汤了。 听了他的申诉，我对他的遭遇也很同情。但按照当时落实政策的规定，这个人不属于落实政策的对象。因为当时落实政策的重点是为“右派”改正和文革中的冤案平反，他既不是“右派”，也不是文革期间的冤案。怎么办呢？我还是决心尽自己的努力为他争取一下。 按照规定，我让他先向卫校平反办公室反映一下，让卫校先写个平反材料报上来。卫校负责落实政策的同志也很支持我的意见。可是过了几天，他们说，事隔一二十年，当年的档案在文革中已荡然无存，连个处分决定和会议记录都找不到，为他平反没有文字依据。当年的老师也记不清这件事了，也找不到他当年的同学，连个知情人都没有，报告没法写。 后来，这位农民又来了，我就问他，当年处分你时有没有文件？他说：“有，但不知能不能找到了。”我让他回家仔细找找。三天后，他拿着处分他的文件来了。他回去后，翻箱倒柜，最后在他家的房梁上的一本旧书中找到了处分他的文件。文件的四周都被老鼠咬没了，但文件中处分他的理由和决定等主要内容还看得清楚，阜阳卫校的公章印痕还在。我看了很高兴，对他说：你别一趟一趟地跑了，有了这份文件，平反的希望很大。我为他写了平反报告，报到地委宣传部落实政策办公室，得到了当时的地委宣传部部长施培毅的支持，顺利地为这位中年人恢复了学籍，承认了学历，并安排了工作。 他看到枪毙自己的名单 1979年夏，有一天，来了一位60多岁的老人，他说他是来申请“右派”问题平反的。可是我查了他的档案材料，他没有什么右派言论，就是历史上有些问题，都是他自己交待的，其中有一件事，让我惊奇不已。 1949年初，他的老家颍上县解放前夕，共产党的工作队已经进驻在他的家乡。那时他是当地有名中医先生。有一天，区长请他到家里给夫人看病。他夫人病得很重，高烧不退，昏迷不醒。经过这位医生治疗后，康复得很快，烧退了，下床了，又能吃饭了，区长很高兴。没过几天，那位区长又请他到家里去。他为区长夫人诊过脉，认为他夫人的身体已基本康复，已无大碍，收拾药箱要走，他向区长告辞时，区长不在，但区长的桌子上放着一张“镇压反革命名单”，他瞅了一眼，吓得心里“格登”一下，两腿直打颤，那上面赫然写着他的名字，并且每个人的名字上都打了红杠。他背起药箱，落荒而逃。逃到外地一个亲戚家里，直到1953年，才回到家乡，参加工作。后来他了解到，他看到的那张名单上的人，全部枪毙了，而他侥幸逃脱。这在他的心里一直是个谜：不知是区长故意向他泄露的秘密，让他逃走，还是自己偶然间看到了那张名单。1956年肃反时，他把这段历史交待了出来，当时把他定为“历史反革命”，但“免于起诉”。1958年反右时，重提历史问题，将他打成“右派”，开除回家。这次落实政策时，为他平了反，并安排了工作。 短短两年间，地直卫生系统就为113人平反昭雪，其中有名老中医，也有普通员工，有建国前参加革命的老院长，也有当时刚参加工作的大学毕业生……。这些人及其亲属都无比感慨地说，要不是改革开放，解放思想，要不是邓小平、胡耀邦等中央领导的巨大魄力，他们的冤案是绝对难以平反的。 （安徽省阜阳市清河路阜阳日报社 闫振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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